《蛙》是中国作家莫言创作于21世纪初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由四封长篇书信和一部九幕话剧组成。2009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部小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计划生育国策在高密东北乡艰难推行的过程；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万心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而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复杂的历史进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小说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小说秉承了作者乡土文学的一贯风格，结构新颖，节奏鲜明，笔触细腻，文字朴实，富有张力。

2011年，该小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内容梗概

《蛙》这部小说的叙事缘起是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到“我”（蝌蚪）的故乡与当地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在结识了“我”的姑姑之后，杉谷义人鼓励当地文学爱好者以姑姑为素材写出感人的作品。受杉谷义人启发，“我”决定向法国作家萨特看齐，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创作一部话剧。“我”遵照杉谷义人的嘱咐，先以书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写给杉谷义人。

“我”的故乡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的某个部位或器官起名字，孩子长大后有的会改换雅一点的名字，但也有的不改。姑姑的名字叫万心，她父亲，即“我”的大爷爷是胶东军区八路军地下医院的医生、革命烈士。姑姑因为她父亲的关系，曾和她的祖母、母亲被驻扎在当地的日军司令关押在大牢里。新中国成立后，姑姑继承父业，经过新法接生培训，成为乡里的一名医生。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凡是见过她接生或是被她接生过的女人，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的手在孕妇肚皮上一摸，就会让孕妇感受到一种力量，并对她产生信心。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姑姑接生过上万个孩子。姑姑用新法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陈鼻；“我”是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先出来一条，被姑姑拽着腿，像拔萝卜一样拔了出来。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姑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跑遍了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的街道和胡同，接生了1600多名婴儿；并且在接生第1000个婴儿的日子，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轻时的姑姑谈过一个对象，是一个空军飞行员，一家人曾为此自豪无比。但后来这个空军飞行员驾机叛逃到了台湾，曾经风光一时的姑姑深受打击，并因此差点自杀。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刚刚经历过三年大饥饿的农村出现生育高潮，姑姑也忙碌起来，并成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从1965年开始，急剧增长的人口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当上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的姑姑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全公社掀起轰轰烈烈的“男扎”行动。一些村民对政策不理解，到处闹事。一个叫王脚的被“男扎”后，说自己的神经被捅坏了；一个叫肖上唇的说自己的性功能被破坏了。“文革”开始后，姑姑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批斗。有一次批斗大会在滞洪区的冰面上举行。倔强的姑姑因为不驯服，被打趴在批斗台上，一个纠察队员还用一只脚踩住她的背。在批斗县委书记的时候，姑姑被拖起来与县委书记并排站着，脖子上还被女红卫兵挂了一只破鞋子。但姑姑昂着头，不肯屈服。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迎来了计划生育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姑姑身上的故事也更加多姿多彩，有感人肺腑的，有惊心动魄的，也有让人感慨万千的。一次为了动员一个生过三个女儿、怀了第四胎的女人去卫生院做人工流产，她被那个女人的丈夫打得头破血流；而那个女人则因为大出血而失去生命。

在部队立了三等功的“我”喜欢上了长着两条仙鹤般长腿的王仁美。举行婚礼的那天大雨倾盆，但王仁美一直嘻嘻哈哈的，表现出让人怜爱的性格。已经当上县政协常委的姑姑来参加婚礼，王仁美向姑姑要能生双胞胎的灵丹妙药，受到姑姑的严厉批评。姑姑不仅教育王仁美，告诉她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而且提醒“我”：“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两年后，“我”的女儿出生，但不甘心只生一胎的王仁美后来又怀上了。“我”从部队赶回来，发现王仁美之所以又怀上了，是因为她偷偷地找曾是“我”小学同学的袁腮把原来戴着的避孕环给取掉了。王仁美为了逃避做流产，藏在了自己的娘家。姑姑带着阵容庞大的计划生育工作队开进村里。“我”的岳母骂姑姑是妖魔，村里不理解姑姑行为的人骂姑姑是土匪。但姑姑为了计划生育，还是想法把王仁美逼了出来。“我”所在部队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也来到“我”所在的村，和姑姑一起劝说王仁美理解国家政策。深明大义的王仁美爽快地同意接受流产手术，却不幸因为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姑姑也因此被“我”的岳母用剪刀刺在大腿上，但姑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当时，随着国家市场经济搞活，“我”的小学同学陈鼻成了村里有名的万元户；他的老婆，小侏儒王胆怀了第二胎。王胆一直躲藏着，直到临产的时候，乘着一张竹筏想逃到外地去生下腹中的胎儿。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追逐后，姑姑的计划生育队在河上追上了逃跑的王胆。王胆羊水破裂，姑姑在竹筏上给她接生了一个女婴，但王胆却不幸死去。

王仁美不幸死后，姑姑做媒，我娶了姑姑的助手小狮子，但没再生育。岁月匆匆，时光荏苒。经过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国家终于控制住了人口暴增的局面。“我”和小狮子也退休回到了故乡。这时的故乡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走向城市化的巨变，高密东北乡胶河两岸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大开发：花园、大小超市、盲人按摩院、美容院、商场、农贸市场、中美合资妇婴医院等等大城市有的东西，在这里也都涌现出来。“我”的小学同学袁腮开办了牛蛙养殖场；王胆的哥哥王肝成了泥塑艺人秦河的助手；姑姑也嫁给了另一老实巴交的泥塑艺人郝大手。王肝送给我一套《高密东北乡奇人系列》DVD。通过这张DVD，“我”了解了姑姑之所以嫁给郝大手的原因。在姑姑被宣布退休的那天晚上，姑姑喝醉了，她摇摇晃晃地往回走，结果走到了一片洼地。在月光下，蛤蟆、青蛙呱呱地叫着。姑姑想逃离那些蛙叫声，但蛙声追逐着她；她一边嚎叫一边奔跑，最后遇上了郝大手。

退休之后，姑姑对生命，尤其是对婴儿和胎儿生命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晚年的姑姑对生命生发出了中国传统母亲式的大悲悯，并且表现出一个乡村医生对神秘生命的沉重思考。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通过丈夫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但与此同时，姑姑也用她那双善于接生的手参与着各种各样的接生。

在发生了巨变的故乡，“我”在一家名为“堂吉诃德”的餐馆遇到了落魄潦倒的陈鼻。当年英俊的陈鼻，此时头顶光秃，衣着古怪，装扮成了塞万提斯笔下的愁容骑士堂吉诃德，拿着话剧演员的腔调，在餐馆里招徕客人；但是因为有酒瘾和烟瘾，还带着一条寸步不离的癞皮狗，所以并不讨人喜欢。陈鼻的两个性情高洁的女儿——陈耳和陈眉——曾是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姐妹花，她们到南方一家毛绒玩具厂打工，结果在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中，陈耳被烧成焦炭，陈眉烧毁了面容。种种变故使陈鼻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甚至想带着他的狗扑倒车轮下面寻死。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突飞猛进，一些超生的方式也“与时俱进”，越来越令人惊叹。在高密东北乡，袁腮以牛蛙养殖公司为幌子，组织了一批“代孕女”为那些想要生男孩的人代孕。年逾五旬的小狮子耍花招把“我”的精液注入一个“代孕女”体内，并使其怀孕；而这个“代孕女”就是王胆在竹筏上给陈鼻生下了那个女儿，在南方那家毛绒玩具厂烧毁面容的陈眉。

“我”一下子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结中：五十五岁的“我”，糊里糊涂又要做父亲了；更何况，“我”和陈眉，这简直是乱伦啊；“我”想找出办法让怀孕数月的陈眉做药物引产，但“我”年轻时曾因此断送了妻子王仁美的性命，这是“我”心中最痛的地方，是“我”永难赎还的罪过。在跟一位老同学倾诉了这一切，并听了那位老同学的一番劝解后，“我”在心理上慢慢接受了现实；“我”甚至把陈眉所怀的孩子想象成王仁美曾经怀的那个在手术台上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并以老来得子的喜悦迎来了儿子的诞生。

在叙述从20世纪50年代到当下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作为小有名气剧作家的“我”，也为自己以姑姑一生为素材创作的话剧找到了灵感。当下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我”要创作的剧本中的故事纠缠在一起，使“我”已经分不清剧本中哪些是纪实，哪里些虚构。而且在与杉谷义人的通信交往中，“我”内心中的赎罪心理也日渐加重，“我”甚至把写作当成了一种赎罪的方式。在寄给杉谷义人的剧本中，“我”把前面的叙述延伸到了如梦如幻的话剧舞台上。这是一部具有荒诞色彩的，融合了诙谐、戏谑、调侃、反讽、嬉闹、灵魂独白、戏中戏等文体风格的话剧。在剧本中，生下孩子的陈眉因为孩子被抱走而精神失常，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甚至闯进公安派出所去诉冤。“我”一家子给代孕生的孩子“金娃”办满月宴席时，陈眉闯进来抢走“金娃”，跑进一个以民国时期县衙大堂为背景的电视戏剧片拍摄现场。经过“县长”一番颇具讽刺意味的断案后，“金娃”回到了小狮子的怀抱。在话剧的最后一幕，姑姑展开了内心的剖白：她经常回想起那些因计划生育而死去的女人和她接生过的孩子。

作品目录

创作背景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初版于2009年。莫言在2011年“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研讨会”上曾表示，《蛙》这部小说从2005年开始写作，中途因没有最终确定好结构问题而一度搁置，在完成《生死疲劳》之后，又重新开始创作该作品，历时四年，三易其稿才得以完成。

《蛙》选择的是乡村医生与计划生育题材，这不是莫言特意要写这个敏感的题材。莫言是被他姑姑接生到人间，所以他总想有一天把姑姑写到小说里，而写姑姑的从医经历必然涉及到在中国推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

人物形象

主要人物

姑姑（万心）

“姑姑”的父亲是当年八路军跟随白求恩的从军军医，在当地小有名气。“姑姑”继承衣钵，卫校毕业后在高密东北乡当起了妇产科医生。她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被当地人奉为“送子娘娘”。但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姑姑”也从万人敬仰的“送子娘娘”变成人人唾弃的“杀人妖魔”。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姑姑是有着一种为计划生育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信心。她手段极其强硬，变得六亲不认。步入晚年后，姑姑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开始寻求自我救赎之路。她对青蛙的恐惧、对泥娃娃的吊唁直到最后上吊自杀，都是对过往的一种忏悔，对自身的一种救赎。

“姑姑”这样一个角色在小说中的出现，不能用单纯的善恶来评价她。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个热血的时期。每个人都更像是机器的一部分而并非活生生的人。作者莫言借“姑姑”这个人物，表现出了作为亲历者对当时社会状态的分享和思考，对传统和愚昧的抗拒、抵抗。对“姑姑”这个人物，我们不能一味的厌恶和鄙视。作为一个计划生育的前线执行者和妇产科医生，我相信她也并非冷血无情，她也是对自己有过拷问和无数次的纠结。她对生命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就像她在文中的一句“我有什么办法呢。”一位受人敬爱的“送子娘娘”，在原则和时代的推搡下，逐步放下了自己善良的包袱，成为了王仁美口中“忠实的走狗”。人性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也变得相对扭曲。“姑姑”同时也是一个可怜可爱的人。她一只手托起生命，另一只手沾满了鲜血，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她对家人的爱、对生命的尊重在她生命的末期得以宣泄。用她自己特殊的方式，书写了那一代人的无奈和悲哀。

蝌蚪（万足）

蝌蚪就是小说叙述人“我”，为小说第二重要人物，剧作家，蝌蚪是他的笔名。原名万足，隐喻终其一生极力满足个人欲望。乳名小跑，是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婴儿。中学期间曾训练跑步想成为运动员，大学毕业之后参军立功被提拔成正排职军官。当兵时忠于国家，忠于党。第一任妻子因人流手术死在手术台上。退伍回家从事文学创作，迟迟没有作品交出。之后在姑姑的介绍下与姑姑的助理，自己同学王肝爱慕多年的对象——太多的小狮子结婚。或许因为小狮子与姑姑在一起扼杀了太多的婴儿，二人一直没有孩子，等到二人回乡已年近花甲时，竟然有了孩子。当然这是科技发达的妙处。小狮子由于太过于想要孩子，由于使用代孕的方式，让万足的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这个当年从姑姑的魔手下逃离出来的孩子，但后来经历一场大火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人代孕。在万足知道这一消息后先感到耻辱，后来在儿时好友李手的劝说下，释然接受并为之欣喜，年近花甲，竟老来得子。

从“我”的人生观的变化，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人生价值观。“我”的笔名“蝌蚪”，也就是青蛙发生变态反应之前的那个状态。“我”虽然没有参与那些变态的工作，但“我”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面对那样一个“残酷无情”的社会环境时，却没有拿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去劝止与抗争，而是默默地忍受，甚至消极地接受了那个没有天理“制度”，并且间接地成为了那些变态的人们的“帮凶”。这也更体现出了在一个强权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懦弱与卑微。“姑姑”强迫“我”的妻子王仁美引产，“我”为了自己的“前途”，不但没有反抗，而且还多方劝说妻子配合“姑姑”，最后造成自己的妻子死亡。妻子死亡后，“我”不但对那些人格变态的人没有产生仇恨的情绪，而且还在“姑姑”的劝说下，与崇拜“姑姑”的计生人员小狮子结婚，虽然受到了很多人的白眼，但“我”还是无视“世俗的眼光”，把自己的人格隐藏了起来，去顺应那个时代的潮流。

其他人物

作品鉴赏

内容结构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万心的一生。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构成。前四封信附有关于当了50多年妇科医生的姑姑的长篇叙事，当中也加入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信则附有一部关于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话剧。

第五部分九幕话剧虽然在前四部分书信之后，但是话剧却是整部作品最重要的一部分，莫言曾针对这部作品有过这样的言说：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个话剧，彻底的虚构，又推翻了前四章的真实性，是为了跟前面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互文关系。这也是小说里面蝌蚪和杉谷义人一直通信不断讨论的东西，他想把姑姑的故事写成一个话剧，他不断地把他姑姑的一切、包括他本人的一切告诉这个杉谷义人，他姑姑的故事讲完了，他自己的故事也差不多讲完了，话剧也就完成了。这个话剧的出现是从小说的编排过程中产生的，话剧的语言描写看似脱离轨迹，但却道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而与之相反的书信部分是作者虚构而成的。作家运用这种在往常作品中没有尝试过的结构形式来展现生命主体的内在精神，融合在作者心里的经历、记忆、情感等一些复杂的情绪。这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创作结构。

主题思想

小说《蛙》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这部小说的中心词是“计划生育”，但这只是浅层表象，在这一中心词背后，隐藏着的是莫言对生命（生殖、繁衍）的由衷敬畏和顶礼膜拜。

这是一部写实主义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计划生育国策当年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艰难推行过程。万心矛盾地拥有着两种身份：一种是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种是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人又称之“杀人妖魔”。对于万心来说，却必须做到统一，她的一生因而活在无法逃脱的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小说时不时会表现出残酷：一是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残酷，另一是莫言客观冷静地书写他人灵魂深处极致痛苦的残酷。

高密东北乡不仅仅是小说故事发生地，而且是一个泛指意义上的区域。在计划生育国策推行之初，中国有无数个东北乡，也有许多个万心这样的计划生育干部。莫言的书写因而有着广泛的代表意义和现实意义。

这部小说里的一切无不指向“生命”二字，主要人物的名字、故事情节，甚至刊物的名称都在为生命鸣唱。这一切寓言式以及象征式的经营手法，把小说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即关照生命、歌赞生命、敬畏生命。

艺术特色

《蛙》延续了《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等莫言其他重要长篇作品对小说结构、叙述语言、审美诉求、人物形象塑造、史诗般反映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执着探索，在整体上达到了极高艺术水准，也是中国当代原创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力作之一。

这部小说的特色，首先是它以书信的形式来叙述。全书以剧作家“我”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通信的方式，讲述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有关“姑姑”的故事。此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书中的人物的名字都是以人体的器官命名的，这个并不是莫言的独创，其实早在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系列故事里就已经有了这种命名法。

小说以“蛙”为名，寓意深刻。首先，“蛙”音同“娃”，计划生育本身就是要控制“娃”的出生率，所以说这也是一篇描写有关“娃”的一部小说。其次，“蛙”跟“哇”同音，“哇”是娃娃的哭声，计划生育扼杀了那些娃娃的生命，到处回荡着那凄惨的“哇哇”哭声，也是对那种惨无人道的非法引产的一种有力的控诉。再就是“蛙”跟“娲”同音，女娲是造人的女神，然而计划生育却要扼杀那些所造的人，也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严肃拷问。

全书由四封长信和一个剧本构成，属于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同时极富有萨特式样的荒诞派色彩，融合了诙谐、戏谑、调侃、反讽、嬉闹、灵魂独白、戏中戏等文体风格。全书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结尾以一个“九幕话剧”《蛙》结束故事，新颖奇特，并且这个话剧的内容也是对前面的故事情节的有力补充，通过几个场景来对那个时代的控诉与批判，引人入胜。

这部小说一反莫言作品语言不加节制的特点，语言干干净净，很少旁枝逸出。小说写作匠心独运：写信式的讲述不仅方便了作者的写作，也接近了时空的距离以及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话剧则是对信件部分另一种角度的重新叙述和有效补充，它把莫言对生命的敬畏与膜拜情结向更纵深处推进，整部小说也因之更加富有意味和张力。

社会评价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万森：莫言并未局限在对社会问题的描述，也不是用自己的小说手段去写去剖析社会问题，而是以现代性的反思去写计划生育的主题，并将对这一主题的思考放置在了与世界对话的层面上。作者在写作时具有深刻的写人性苦难的意识，采取了“以我入罪”的写法，并不是孤立的自我反思，而是和主人公、和读者、和历史以及我们的民族文化一起感受罪感，体现的是一种现代型的、焦虑的反思。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谭好哲：这是一部关于生命的叙述和追论的作品，很多场景都值得去思考其文化寓意，怎样看待生命，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孕育、生长的欢快和困顿，作品在特定的语境下都展现得畅汗淋漓。同时，这个作品有很强的多方面呈现的主体意识，比如反思意识和罪感意识，莫言是在替这段历史当中某些不能够让人性和人生正常发展的因素忏悔。

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掖平：这部作品是莫言是想尽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和良心，以文学的话语来审视和直面一段绕不过去的特定历史和情境。他选取了巧妙的叙述视角，虽然描写的是非常宏大的历史事件，采用的却是个人的、民间伦理的小切口进入。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奎英：《蛙》应该是心理型的作品，这和莫言选择的题材有关系，题材的敏感性要求作家必须要有很好的掌控力，而莫言也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莫言在《蛙》里高超地运用了叙事修辞学。美国的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分析过两种小说叙事修辞方式——讲述的方式和展示的方式，前者是用非个人性的、客观化的、戏剧化的讲述方式来呈现故事，作家不出面；后者是以作家的或者隐含作家的可靠叙述者的方式出现在所讲述的故事之中，作家可以自由地在作品中进行评论。在《蛙》里，莫言非常巧妙地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先讲述故事，又引入话剧而转为展示的方式，在叙事技巧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衍柱：主人公万心是一个像爱摩福斯特所说的那种给人以新奇而又令人信服具有强烈艺木感染力量的圆形人物。这个人物在极其激烈矛盾性的外部环境中，一方面表现出一个身上流贯着革命传统血液的农村女医生的高度自觉的党性和责任感，一方面又作为一个无限热爱生命的女医生在践行国策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深刻的负罪的潜意识，她将乡土性、民族性、人类性、党性与个性统一于一身，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学军：《蛙》很有创新性地把一个剧本拿来与四篇书信共同结构成一部小说，剧本是作品的重要组成分，是前四部分的补充，与前面的内容既有联系，又有相悖论，相互指涉，有互文方式，还有话语狂欢。莫言选取的这种方式非常适合于表达他深切的内心体验和感受。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间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盟山东省委副主委仪平策：《蛙》的题目和选材表明莫言具有人类学的视野和眼光，而且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生殖崇拜和母性崇拜有自己的感悟。莫言始终保持着创新和前进的活力，不断超越自我。他坚守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故乡的符号和文化阵地，从关注他生长的故乡下的这块土地，以又爱又恨的情怀写出《透明的红萝卜》，到超越具体的生活场景和现实，以一种浪漫情怀追求生命本身的能量和人性自由的表达写作《红高粱家族》，然后又走向传统和历史以《丰乳肥臀》等作品从现实追溯本源，现在开始转向人类学视野，有了《蛙》的问世。莫言的作品的表达总是感性的，汪洋恣肆的，但是作家内心是理性的，思索着历史、民族、人类不断转移、提升、扩大其文学视野，因而拥有了不竭的创作活力。

日本评论家加藤修《挑战独生子女政策的禁忌一一莫言的〈蛙〉》：莫言的这部小说通过一位女妇产科医生的形象展现了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混乱。莫言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敢于触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这一忌讳题材。

日本翻译家饭塚荣《描写顽强生存的平民》：《蛙》关注的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功与过这一争议性主题。

马来西亚作家欧大旭（TashAw）：在对小说人物的描写上，莫言充分展现了作为一个长篇小说家的高超技艺。姑姑是一个怪诞却又有着热心肠的角色；小说中的叙事人“蝌蚪”对他所见的纷争不表明自己的立场，这种“疏离”叫人感觉心酸……莫言对小说的框架的谋篇布局——书信和怪异短小的剧本——强化了人们的感知，去体会“蝌蚪”经历过的恐怖和惊心动魄。（《金融时报》）

法国记者哈斯基：莫言的确只是在小说中谈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一话题，他没有直接表述过自己的观点。文学是超越现实的。与莫言此前的作品风格相比，《蛙》的亮点要少一些，但人物对话很鲜活。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局外人的口吻更加明显，叙述者同主人公的关系也拉开一定的距离。主人公的形象也较为抽象，作者没有对她进行细致的形体描写。作品中有些描述奇异而荒诞，但恰如其分。

英国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Hilton）：很遗憾莫言的作品被以政治划线。若读者能够带着开放的思维去读《蛙》，就会发现一个虽略显臃肿却不乏精彩微妙之处的文本，而这一文本的意义远远超越了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政治话题。（《卫报》）

英国记者MaxLiu：莫言小说里的一些女性角色可谓惨痛，比如一些场面叫人肝肠寸断，像“蝌蚪”的妻子堕胎而死，还有表现出的僵化的“平庸之恶”，比如拥护独生子女政策的姑姑坚信“中国为全人类作贡献”。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却执迷于现状的社会，其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女人的身体成为了社会的战场。一旦妻子生下女儿，男人就如受重创，因此他们孤注一掷，藐视法律，迫使妻子要生儿子。（《独立报》）

爱尔兰作家DarraghMcManus：在一定程度上，《蛙》写得非常好。它是一部广阔的、迷人的政治文化史，巧妙地把荒诞的闹剧和争议的舆论、中国的国情和深刻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小说里存在着有趣的部分，也蕴含着哀伤和感动。读者会直观地体会到从毛主席时代到经济腾飞的当下，高密以及整个中国的变迁。可是小说最后的部分有点“栽”了，里面有个叫人难以置信的、粗糙的代孕和偷精子的愚蠢桥段。虚构的编剧写了一个自我写照的剧本，象征着后现代的繁荣，但却没有为故事“增色”。（《爱尔兰独立报》）

美国评论家珍妮特·麦斯琳（JanetMaslin）：这不是一本描写黑客或思想家的小说，而是寓意丰富却令人不安的史诗级作品，讲述了一个与人类密切相关的故事：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认为了解这一政策的西方读者恐怕要大错特错了。《蛙》是一本惊人地充满戏剧性的小说，准父母们与计划生育工作者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这些受命于政府的工作者深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而不仅仅是听从命令。（《纽约时报》）

作品影响

2010年，《蛙》被《南方周末》评选为2009年“文化原创榜年度图书虚构类致敬作品”。

2011年，《蛙》成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作者简介

莫言，中国当代作家。原名管谟业，生于1955年2月17日，山东高密人。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潍坊学院名誉院长。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十一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欢乐》等二十余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等八十余篇。还创作了《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等话剧、电影、电视文学剧本等。主要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外文。曾获得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美国诺曼华语文学奖、中国茅盾文学奖、韩国万海大奖等国内外多种奖项。2012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