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歌(音乐文化)

台湾民谣大约在16世纪初随闽南移民传入台湾。大致可以分为童谣、情歌、劳动歌、生活歌、故事传说歌、习俗歌、劝善歌和乞食歌等。

台湾民歌(音乐文化)

台湾民歌的定义

"台湾民谣"基本上应具备下列三个要素:

一、台湾风:必须附有台湾的本土气质和传统精神。

二、民俗性:必须是民众的集体创作,且具有在民间流传久远,沿袭成性的事实。

三、歌谣:必须是可咏唱的歌或念诵的谣,不包括仅用於演奏的乐曲。

是故,所谓"台湾民谣"指的是:由民众集体创作,作者无可考,在台湾民间流传久远,具有本土气质和传统精神,而可用以咏唱或念诵的歌谣。

民谣、创作民谣与流行歌

一般而言,台湾民谣可包括"传统自然民谣"、"创作民谣"与"流行歌曲"三类。民谣是作者无从考,初生年代和产生缘由亦甚难考究,经由代代口授相传下来,具有民族或乡土性的歌谣。而创作民谣,另称乡土歌谣是作曲家撷取传统自然民谣的风格和精神,所谱创之富有乡土风味的歌谣。又一般所谓之"台湾民俗歌谣"基本上应可包涵古老自然民谣及富有浓郁台湾乡土气息的创作歌谣。

流行歌是随著时代潮流,迎合群众喜好的歌曲。德国音乐学者赫尔兹费德(F.Herzfeld)说:"流行歌有如廉价的工业产品。"好的流行歌应该是价廉物美,被多数人喜爱的歌。流行歌基本上只为迎合时代需要而存在,不一定具有本土风味。是故,民谣和流行歌有如井水与河水互不侵犯,而有时代潮流效果的创作民谣,有时也会成为盛行一时的流行歌曲。

台湾民歌三十年

在今年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当侯主播用她那套招牌语气介绍胡德夫时,就已经标志着两个音乐时代发生了奇异的接触。在胡德夫演唱之后,梁静茹和梁咏琪这两位当红流行歌手演唱了一系列的民歌经典,不过我想,大多数的民歌手看到她们的演绎方式,总有百般滋味在心头。在那样一种氛围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民歌史已经成了史前史,胡德夫也成了“白垩纪的恐龙”,在新兴变换的商业音乐时代里,民歌成了被展示的古董,在一个角落里等待着被展示、被观赏,岁月的无情,可见一斑。

今年是台湾民歌运动30年的纪念年份,台湾民歌界也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如昔日的民歌手:杨弦、李建复、王海玲、王梦麟、苏来、胡德夫、杨祖珺等50余人将在7月举办大型的民歌嘉年华会,纪念民歌的青春岁月。但是不可争议的是,民歌运动作为大众音乐的黄金时代已经是过去式,今天的纪念似乎并不是预言未来,而是凭吊各自的青春回忆,这也未免让这场号称“夜未央”的音乐会增添了几份惆怅的情愫。

民歌在今天的被冷落,并非只是音乐形式的自然更替,而是一个大时代的消亡的文化遗留物。在1960年代,台湾岛上弥漫的都是西洋音乐,在杨德昌的经典名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猫王的最爱就是猫王,尽管不识一字英文,却把猫王的歌曲模仿得惟妙惟肖,“Areyoulonesometonight,Doyoumissmetonight?”唱得一腔愁怨,似是自己,似是他乡。

而1972年尼克松访华,让台湾的年轻人生出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孤独的仍旧是台湾。台湾民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被催生出来,1975年,由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中山堂演唱余光中作词的歌曲,掀起了台湾民歌运动的序幕。在这之后,民歌手和创作人大量涌现,是谓台湾民歌的黄金时期。经典名曲更是数不可数,内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大概对其中的很多歌曲都很熟悉,比如《橄榄树》、《雨中即景》、《龙的传人》、《恰似你的温柔》等等。

在我小时候,大我许多的哥姐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弄来的磁带和歌本,大多是台湾当年的民歌曲,那样一段台湾民歌史,不仅影响了台湾一岛,而且也让对岸的年轻人分享了很多共同的情绪。虽然那些姓名对于当年的我十分陌生,到了信息畅通的后来,当某天某时偶尔听到某位民歌手的作品,常常才知道,这段陪伴儿时的音乐物归何属。

这段台湾民歌史,了解者寥寥,远非后来台湾流行音乐的拥趸众多。尽管实际上,那一时期的民歌是后来商业流行音乐的母体,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前者却并未消失和退却,而和后者比肩而立。虽然前者最终回归一隅,在独自弹唱着自己的青春。

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

他是个原住民,唱歌写歌的,长得像流浪汉,唱得像吟游诗人,他是台湾文化史的一个标志。当所有的人都在学唱美国人唱的歌时,他开始和几个朋友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词,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个“自己”,指的是他脚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东西,他习惯的语言。人们因他的才华而特别“宝贝”他,但是他的艺术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现实生活特别坎坷,头都白了,才出第一张作品。

———龙应台《在一个文人的城市里》

余光中这样形容他———“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

7月17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六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颁奖礼上,这个大风箱,顶着满头白发,深情地歌唱。全场观众则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

在颁奖礼上,56岁的台湾民谣歌手胡德夫第一次获得内地的音乐奖,而且一得就是两个———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民谣艺人。

颁发最佳新人奖时,嘉宾席上有人打趣:“为什么最佳新人奖得主不是胡德夫呢?”

2005年发表的《匆匆》,是这位从艺近40年、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的老音乐人生平第一张个人专辑。

孩子白天上课父母晚上受训

50年前,台湾屏东大武山的卑南族小朋友胡德夫刚上小学。他爱哼哼父辈们常唱的卑南族民歌。但每当他开口唱歌,总会遭到老师无情的打击———“你唱的不是音乐!”

老师不止打击他,还打击他的爸爸妈妈。他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现在经常自称“卑排族”的由来。当地原住民热爱歌唱,除了胡德夫,还出过张惠妹。

但在当时,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想唱自己的歌都不容易。胡德夫对那时的教室留下这样的印象:白天给小孩子上课,晚上给爸爸妈妈上课———老师每晚把族群中的成年人拉到一起,让他们学国语、学音阶。

黑板上画着“哆来咪”的音阶,老师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教他们———“那时候有谱的东西才算音乐”,老师们从来不认为这些成年学生们其实是天生的世界级歌手。

“老师还要打分,还有人不及格”,这种音乐给胡德夫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他对“有谱的歌曲”产生了长达一生的抵触:“1980年代,有唱片公司想让我谱曲,找人帮我填词,一首歌给我2万元,我就是写不出来,我的歌就是没谱。”

但胡德夫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唱歌。在教会学校淡江中学读书时,他参加了唱诗班———那里对学生唱什么管得没那么严。

一直到1970年代,除了万沙浪在歌厅闯出了一点小名气,原住民民歌在台湾的发展一直不顺利。

1970年,胡德夫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进大学,他就爱上了英国民谣和西洋音乐。

当时,他的父亲准备开刀动手术。为了给父亲凑手术费,胡德夫四处找地方赚钱。恰好万沙浪服完兵役,重返歌坛,要在六福客栈酒吧重组乐队,需要一个合音的人。

“以前我只把音乐当兴趣,一想到音乐也能赚钱,当然再好不过了。”胡德夫前往应征,“万沙浪爸爸和我爸爸认识,大家都是卑南族的,他就说一起来唱吧。”

“万沙浪主唱,我在旁边弹电子琴给他合音。”工作很简单,听着听着胡德夫也想上台唱唱,他后来称这个时期为“预备歌手”。

“万沙浪的英文歌唱得非常好。”驻唱六福客栈几个月后,万沙浪凭《风从哪里来》一夜成名,成名的概念是,歌手一般一个月赚3000元,万沙浪赚3万元。“万沙浪的生活一下变了,路边吃鸭舌头的生活就没有了。”胡德夫回忆说。

万沙浪成名后,不继续弹唱,乐队正式解散,胡德夫得再找工作。

其实他已有了两份工作:白天在纺织厂当文书,负责撰写对外贸易信件;周五晚到朋友的铁板烧饭馆看店。

后来,他得到第三份工作———哥伦比亚驻台机构的咖啡厅驻唱。

这三份工作加起来,月收入约3000元,刚好够他父亲10天的医疗费。

咖啡厅请人每周一三五唱拉丁歌曲,反响不错,这个唱拉丁歌曲的也认识胡德夫,就推荐他每周二四六晚上来唱。没有人竞争,胡德夫顺利地拿到这份工作———在酒吧角落里哼唱一些美军电台常播的英文歌。

来喝咖啡的人很多,来听歌的艺术家更多,“洪小乔在整理歌谱,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张杰在画荷花,张艾嘉逃学过来听歌”,那时包括胡德夫在内,都是学生。

一筷子插出“校园民谣运动”

身兼三职的生活过了差不多5年,胡德夫认识了李双泽———跟他同岁的美术系学生。李双泽和胡德夫一见如故,他劝胡德夫少唱英文歌,多唱卑南族自己的歌。

“他让我唱卑南族的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们有什么歌。”从小一唱自己族群音乐就会不及格的胡德夫,终于想起了父亲小时候教的《美丽的稻穗》。那是他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唱“自己的歌”,得到别人赞扬。

“你会发现当时被教育制度否定的东西,被朋友那么喜欢和重视。于是,就找更多的歌。”胡德夫对音乐有了重新的认识,“原来不是哆来咪才是音乐。这个感觉很激励我。”

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厅越唱越火,电视台也赶来对他进行了报道。当时台湾只有几个电视频道,胡德夫顿时变得家喻户晓:“我到西门町逛街,总会遇到有人找我签名。”

1976年,电台DJ陶晓清在淡水文理学院组织了“民谣演唱会”,胡德夫是被邀请演唱嘉宾之一。偏又凑巧,胡德夫头天晚上跟女朋友一家吃火锅,遇到前来滋事的流氓。胡德夫跟流氓们大打出手,打架的结果是,他的背上被插了根筷子,由于失血过多,从楼上摔下来,牙也掉了、腰也伤了、脸也开花了。虽然性命没有大碍,但第二天是肯定无法上台了。胡德夫惟有求助于李双泽,让他上台代唱。

“那天演唱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唱西洋音乐,李双泽应该很窝火,他私下埋怨我们是早就知道的。”胡德夫回忆说,轮到李双泽上场,他拿着一瓶可口可乐,没有唱歌,而是质问台下的学生:“我们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现在,在台湾,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李双泽把可口可乐猛地砸在地上,“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

台下的人完全愣住了,没有人想出什么是“自己的歌”,李双泽就起了《国父纪念歌》的调子———这是台湾人小学课本第二页的曲目。

第二天,台湾大学校园爆发了“唱自己的歌”的大规模讨论,大家开始暗地笔战,乡土论战开始,学生开始自己写歌。这就是台湾民歌历史上有名的“可口可乐事件”———台湾校园民谣时代从此开始。

差点用炸药炸死自己

“绅士淑女、珠光宝气;牛排滋滋作响,刀叉杯盘交错;胡德夫在钢琴后,钢琴随着旋转台转……”李双泽用了很多形容词,来表达自己的痛心疾首———胡德夫居然沦落到安于在台湾骄奢淫逸的餐厅卖唱,虽然这个餐厅是全台湾最高档的。

1977年是胡德夫一生最富的一段时间。那时,李双泽去了国外,胡德夫也从咖啡厅转战到餐厅。当时高档餐厅的经理月薪是7000新台币,胡德夫一月至少能挣7万新台币,“那时,我6个月就可以买套房子。”胡德夫说。在唱片工业还没形成,现场演出是歌手主要谋生手段的年代,胡德夫得到的待遇算是顶级了。

李双泽回来后,胡德夫没有告诉他自己有多郁闷:“身边的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种郁闷持续到1977年9月10日———李双泽去世。

“李双泽在海边救了一个溺水的美国人,美国人救起来了,他却溺水身亡了。”胡德夫认为李双泽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首歌完全是一语成谶:“我从大山来,你从海边来,你为什么在海边醒不过来?”

李双泽死后,胡德夫彻底脱离了流行音乐,抛弃了富足的生活,加入到李双泽的师妹杨祖薥(“关怀台湾雏妓”的社会活动中,为被卖到城市当雏妓的原住民女孩募捐。这个杨祖薥(,也是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推手,她是第一个得到官方许可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台湾歌手。

1980年代蓬勃高涨的民主运动让胡德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创立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为原住民寻求权益———民谣一半成了运动的目的,一半成了手段。

1984年,民主运动告一段落,台湾经济蓬勃,再之后,卡拉OK热潮从日本刮到台湾,年轻人有了太多选择,台湾民谣到达最低潮。但在胡德夫看来,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运动之后,我发现我的家庭已经破碎了。”

“破碎”,不是妻离子散,而是濒临妻离子散。热心参与社会运动的那些年,他不但停掉了收录音乐的工作,还到处无偿唱歌。作为运动领袖,他还得负责提供场地给大学生开会、讨论。穷学生们经常吃住在他家,胡德夫的积蓄很快见底,没有收入来源,家里只能靠太太拉琴赚钱。

其实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到“体制内工作”——当时台湾政府为了笼络运动领袖,给他们安排了各种“休闲工作”。分派给胡德夫的,是到县市管原住民登记。“我跟他们说我不去,让那些学这些的人去吧。”骨气并没有给胡德夫带来任何好处,他的脊椎和脑部旧伤复发,得了脊椎炎,脊背上长了严重的骨刺,每走一步都要靠四角拐杖支撑,甚至医生都不敢开刀。

“我带两个小孩子投靠80岁的爸爸妈妈,心一下子就在漂泊了。”胡德夫住到了台东父母家。“中枢神经扎到末梢神经的时候是很痛的,那时有人开山造路,我甚至想让他把炸药拿来我帮他点——我真的想炸死自己。”

台东以含有多种矿物质的温泉出名,胡德夫就在家里挖坑泡温泉,在沙地上做伸展运动:“到了第三年,我终于把骨刺都治好了。还记得那年发大水,我把拐杖扔到水里,自己跳到水里,好多人都吓坏了,在岸上喊——胡德夫投河自杀了!水又黑又急,没有人能救我。他们不知道我那是高兴,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在那样的苦日子里,你根本不想再唱什么了。”恢复劳动能力之后,胡德夫没有心情唱歌,他找到了新的养家方法:卖水。既然台东水质好,胡德夫就把水装桶,一桶一桶运到台中,再一桶一桶搬到客户楼上,收入也还算不错。有时候,在回程经过屏东碰到那里的原住民聚在一起唱民歌,他就会停下来听他们唱。听歌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他发现屏东山上的水也不错,于是开始就近取水。

蓝绿在台下共同跟唱

多年杂工不能减轻胡德夫给家庭的沉重负担,孩子读小学他都没有办法管:“我记得那天还是中秋节,我把孩子从家里领出来,送到儿童之家。我知道那天之后我就要跟孩子分开了,送完之后,我跪在地上呼天抢地,我跟上苍说,给我一年时间,带我回去唱歌,一年之后我来接孩子。”

两天后,8年没有跟他联系的制作人王明辉打来了电话,让他回去录歌曲。那年是1994年,胡德夫录制了单曲《摇篮曲》。

胡德夫的运气很好,当他再次回到民谣的时候,两年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引发的Enigma事件,让台湾原住民音乐被动地“兴盛”起来。

1988年,台湾原住民音乐人郭英男受法国文化之家邀请到法国演唱。法国人听了他的歌非常感动,盛情邀请他到录音室把这些歌录制保存下来。不仅法国人喜欢,德国人、美国人也喜欢。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选用了德国Enigma乐团的《回归纯真》(Return To Innocence)作为主题曲。郭英男这才发觉,这首歌的旋律,就是自己1988年在法国录下的《老人饮酒歌》———Enigma乐团撷取了郭英男的原音,填上了歌词,就变成了自己的《回归纯真》。

等到郭英男发现时,距离《回归纯真》首发已经3年,唱片已经卖出上百万张。

“原住民歌很长时间都被娱乐观光化,他们很悲哀。”《匆匆》的制作人熊儒贤说。郭英男对Enigma的诉讼和奥运会的侧面鼓励,让台湾原住民音乐开始被全世界范围关注,台湾唱片公司也开始觉醒,他们把原住民集合起来,投入资金做“自己土地上的歌”———熊儒贤当时在魔岩唱片公司,负责的就是这件事。

唱片公司的确雄心勃勃,也很有使命感,但好景不长,2001年全世界唱片业遭遇滑坡,台湾很多唱片公司纷纷垮掉,“魔岩”再也没有人力物力去发掘原住民音乐了。

“我们都是那个时候被塑性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些原住民歌声不见了就太可惜了。”熊儒贤也没有钱,她的方法是:给阿杜做音乐企划,这边收到阿杜的企划费,那边就拿去补助原住民谣演唱会开销。

30年前,娱乐资讯不发达,人们习惯了到酒吧或者咖啡厅听音乐;30年后的今天,人们习惯了用耳塞听音乐,胡德夫和他的原住民朋友,没有出过专辑,当然不会被大众知道———他回到了50元都拿不出来的窘境。

即使这样,以胡德夫为首的原住民歌手仍然坚持到学校唱、到公园唱、到书店门口唱,并且分文不收。他们也要生活,“大部分原住民歌手都有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力”,养猪、种菜、卖水、打杂工———郭英男的本职依旧是种植槟榔的自耕农。

直到2005年4月15日,55岁的胡德夫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并在台北为此举办了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的盛况令很多人吃惊:除了大批名流赶来捧场外,台下更汇集了大量蓝绿两营政坛人物。这些几乎不会同场出现的人物,一起用手打着节拍,跟着台上哼唱——30年前,他们远不像今天这么势不两立,都是听着胡德夫及其朋友们的民谣成长的年轻学子。

《匆匆》收录了从他小时候开始唱的《美丽的稻穗》等12首歌——如果胡德夫答应录制一些近年来的歌,专辑早几年就出了,“这些歌不陈旧,它们从来没有出版过”胡德夫说。

专辑是在胡德夫母校淡江中学小教堂录制的。现在这个教堂已经废弃了,胡德夫带着录音设备和乐器,白天听着蝉声酝酿感情,夜阑人静的时候开始录制———没有一应俱全的录音间,每首歌都必须一气呵成录完,两天他们录完了20首歌。

2006年台湾金曲奖,胡德夫获得6项提名,并打败周杰伦,凭《匆匆》获得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作词奖。

胡德夫和他的原住民歌手朋友们,从每月一两场演出,变成了每星期两三场演出,印制的3万张专辑已经卖了2万张,基本达到收支平衡。

专辑出版后,台湾很多知识分子动用自己的“特权”,用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介绍胡德夫和《匆匆》。

《康熙来了》至今最不搞笑的一期就是胡德夫当嘉宾的那一集。“我惟一一次自己想做的就是原住民歌手胡德夫。我不要他好笑,我就是让他来把歌都唱了一遍,那是我用特权做了不适合‘康熙’的事情。”主持人蔡康永对本报记者说。节目播出后,收视率果然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但蔡康永并不后悔,“他已经快60岁了,再不做就真的迟了。”

台湾民歌—–福老系民谣

台湾的音乐文化,除山地音乐本具有原住土著音乐特色之外,汉族的音乐则移植自大陆,但由于三百余年来受本地语言、风俗民情、地理环境、社会背景、人文特质、土地情感浸染与影响,经过不断的滋长、再生和演化,遂孕育出了独具本土风格的音乐。

在国民党迁台之前,福佬人约占全台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而会说台湾话的人更多。由于福佬人占了绝大多数,且其民俗音乐的内涵亦颇为丰富而多采多姿,故以台语歌唱的福佬系民谣,自然成为台湾民谣中的最大主流和重心。而民间所指的“台湾民谣”亦大致针对“福佬系民谣”而言。

值的一提的,创作于台湾光复前后,流传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的创作乡土民谣。如光复前的“望春风”、“雨夜花”、“农村曲”、“白牡丹”等,光复后的“补破网”、“烧肉粽”、“安平追想曲”、“杯底不可饲金鱼”等。这些经的起考验的古老好歌,不但极富传统乡土音乐气息,又能反应台胞热爱中华民族的情操,且能道出在民风保守的时代里,儿女私情的心声,令人百听不厌。每唱起这些曲子,就有如饮啜醇酒,一口甘甚一口,欲罢不能。这些具有民谣风格的创作歌谣,因它们均有作者而不得列入所谓“民谣之林”。事实上,它们能否称得上民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一般群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地位,可能连正宗的民谣都要望尘莫及。这正是这些够味道、够水准的创作歌谣经常被认定为“台湾民谣”之理由,这里姑且可称它们为“准民谣”。

该文章由作者:【沃森和克里克】发布,本站仅提供存储、如有版权、错误、违法等相关信息请联系,本站会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整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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