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私学的一种)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董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新中国成立后,私塾逐渐消失。

私塾(私学的一种)

定义

私塾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是东亚传统社会的教育机构,也叫私学、民学、书馆、私塾,或学堂;私塾大多由读书人、秀才等私人开办,由教书的人在自宅设立,入学者多系六岁至八岁孩童,由学生缴交束脩,富家门第则独力延师授课,或由乡井合赀开课,其教学宗旨主要是启蒙识字,读书内容多半与科考有关,包括四书,诗、书、易、和左传;年龄较大者,则读古文,习字,作诗文,修业年限视各人需要而定。

私塾通常教些人文的修养以及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学问,包括从以识字启蒙教育为主的三字经、千字文,人文基础以及考试必考的四书五经,生活修养方面的礼乐、以及能表现个人文学能力的诗文等等。

种类

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古代很少把“私”和“塾”两个字直接连起来使用。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等,这些字眼都带有几分文雅气或亲情味。私塾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义塾带有免费教育的性质,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族塾依靠族产支撑,属于宗族内部办学。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不招收外姓儿童。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这种私塾称为家塾。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过去,私塾多为蒙学程度,以自设馆为最多。塾师文化水平悬殊,他们当中既有像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源流发展

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

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隶经杂箸》甲编卷下)

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20世纪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从全国范围看,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这几段时间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

经馆受废科举的直接冲击,纷纷停闭。时间不长,社会上很少再有经馆,剩下的几乎都属于蒙馆。清末民初,义塾、族塾或者改办小学,或者停办。开办家塾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地方政府不便过问。自设馆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对象。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35年底,全国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经过改良的私塾称为改良私塾,办学介于新旧之间,是从传统私塾向近代小学过渡的教育机构。1915年,商务印书馆为改良私塾设计了一个课程表,其中有修身、国文、算术、读经、体操、游戏。国文、读经采取复式教学形式,其他课则私塾学生合上。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对全市私塾进行常识抽考,发现各塾平时对于常识课都不甚注意。其实,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这样的办学水平上:都开国文(后改为国语)课,不少加授算术;部分采用小学教科书,但没有完全放弃传统蒙学教材。国文、算术需要塾师加以讲解,改良私塾为此添置了黑板、粉笔。

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会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检点的地方:对私塾办学的特殊性缺乏考虑。私塾改良收效不大,农村的私塾还是以旧式私塾居多,鲜有改良者。每当私塾改良活动处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放松了对私塾的管理时,社会上就会冒出一批私塾来。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以及抗战期间,新开办的私塾比较多。中国古代有私人办学的传统,崇尚文化知识。遇到战乱,官学受到冲击,私学便趁机填补官学被破坏所造成的教育真空。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具体表现为私塾的反弹。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董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1949年夏秋间,江苏省仪征县对私塾的处理办法有:1.分区举行塾师甄别试验,合格者发给设塾准许证,不合格者劝其转业。2.组织塾师学习。3.组织少数塾师参加冬学研究会和冬学工作,成绩优良的帮助转为公办小学教师。这一年,仪征县有41名塾师转业,主要是回家务农。然而,受战争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无暇顾及整顿私塾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县还有私塾存在,多者达数百所;有些县私塾所剩无几,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了。教育部根据《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视为一种私立学校,当成了改造的对象。1949年12月,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一般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中国教育年鉴(49—81)》)逐步改造和突击消灭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暂时没有被完全取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办私立中小学:“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教育事业,以适应今后国家建设需要,本部已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同上)随后,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学,有的主动关门。到了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上在社会上绝迹了。

1964年9月,北京一处偷偷办学的私塾,被公安机关发现后取缔。私塾的主持人当时被定性为“非法开办私塾,宣扬封建礼教”。

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复苏。80年代初,湖南平江的农村悄然出现了私塾。老塾师朱执中在家中重操旧业,教授乡人读“四书五经”。朱执中让学生读老书、习诗文、练书法,教学因人而异,注重背诵和体悟,这些做法都没有超出传统私塾的范围。不过,朱执中不再体罚学生,比老私塾前进了一步。

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读经热”的升温,私塾补习班在社会上应时而生。2005年10月,张志义在苏州开设“菊斋私塾”,刻意追求古典情调。塾师身穿儒士长衫,室内悬挂孔子画像,儿童作揖打躬学习古代礼仪。张志义向学生讲授《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易经》、《老子》、《庄子》以及诗词韵文,中间穿插讲授古乐、书画、茶道。张志义是一个国学爱好者,“菊斋私塾”的办学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它与传统私塾的精神是一致的,尽管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教育方式

私塾乃中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学时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教材

中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教学方法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中国教育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这是极少数,只能教程度极低的蒙学,稍微高些就不成。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

教育方法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如《论语》开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老师在“子曰”边点一小点,领读“子曰”,学生也跟“子曰”,然后点读“学而时习之”,然后圈读“不亦悦乎”,学生均跟着照读。这就是老师教学生读书,也就是所谓句、逗之学。一般人如此读书,皇子也如此读书。福格《听雨丛谈》记“尚书房”,“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可见皇子和民间读书情况是一致的。

意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2000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承,并驾齐驱,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勤苦耕耘,不懈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私塾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私塾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无可否认,私塾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及传承发挥过较大的作用,对于今天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教学方法改革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仍然具有现代价值。

古代私塾的教育是以自学为主教学为辅的,特别重视学习主动性的培养,是一种自主性的学习,老师只起指导作用,不同于现行的“灌输”式教育。以德为先,品德教育被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这与当下学校教育过多做来上课,平时要花大量的时间为生存而工作。不像现在的大中小学生,几乎都是脱产教育,学到的很多知识,根本与现实不挂边。

教学的灵活性和个性化。不同的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安排都是不一样的,比较个性化,没有固定不变的教学模式,教学的灵活性也有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教育的低成本,老师选择的多样性。一般是就近学习,学生跟随本村本乡的私塾先生学习,还可以几家合请一个先生来家里教学,学费相对于现在比较低。对于不喜欢的先生可以马上不跟他求学另请高明,不想现在的学校里的课程安排,学生几乎没有发言权,学校怎么安排课程和老师,学生就得听从,学校教育成了一种教育垄断,别无选择。教师得通过口碑建立威望。没有我们现在学校里的职称评定制度,老师的好坏水平高低在学生们的口碑里,不是上级来认定的,教师向学生和家长负责而不是向教育部门的领导们负责。

而私塾教育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个房子,有个桌子,再有个学究就可以开办。农村的私塾教育功能当然首先是把个别的农村孩子教成读书人,或者说是主要的功能则是教众多的农家子弟认识几个字。除此以外,私塾还存在着另一种功能,即与传统农村的生活状况紧密相连的。我们都说,传统的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礼俗既是农村日常活动,也是农村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但是,无论是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还是年节庆典的各色风俗活动,都离不开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参与其间,既要主持喊礼,又要从事各种文字事务。显然,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都要靠私塾这种旧教育,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对生活并没有特别紧要的关系,实际则不然,农村人不仅日常调解和叙事话语要依赖它,而且乡村组织的活动,农村人的风俗行为没了它也无法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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