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生洪，江苏南通人，我国著名教育家，科学家，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等奖。

王生洪，复旦大学荣休校长。复旦发展研究院院董会主席。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上海市第六、第七次党代会代表，中共上海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七届、第十届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青联委员，第五届上海市青联副主席，第五届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会副会长，香港特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委员，新加坡教育部国际学术咨询组成员，中国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

个人简介

王生洪1965年8月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工程力学系。

1981年3月至1982年8月在美国普度大学土木系、机械工程系进修，1982年8月至1983年2月在美国亚里桑拿大学航空机械系进修，1983年2月至1983年6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天文系合作研究。

曾任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主任、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委统战部长（期间又先后兼任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高教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上海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会长等职）、上海海外联谊会会长。

1995年起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98年12月后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

1984年为王生洪中国国家教育部特批教授，曾担任中国电子机械学会副主任委员（1980年-1990年），长期从事精密跟踪雷达、射电天文望远镜和大型天线系统结构设计和计算力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主持“K.C.频段20米卫星天线系统”、“6米口径长基线干涉仪射电望远镜”、“大型天线结构优化设计”、“大型结构可靠性分析”等课题。

个人荣誉

1984年中国国家教育部特批教授，曾担任中国电子机械学会副主任委员（1980年-1990年）。长期从事精密跟踪雷达、射电天文望远镜和大型天线系统结构设计和计算力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

主持“K.C.频段20米卫星天线系统”、“6米口径长基线干涉仪射电望远镜”、“大型天线结构优化设计”、“大型结构可靠性分析”等课题，先后获得上海市科研成果三等奖（1978年）、中国科学院六五科技攻关成果奖（1986年）、中国国家科技进步－等奖（1987年）、上海科技进步－等奖（1990年）、中国教育科研成果－等奖（1990年）等。

著有《电子设备结构设计》、《有限元方法及其应用》等，发表论文四十余篇。王生洪曾获“上海市青年突击手”、“上海科技大学校先进工作者”、“上海市科技战线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等称号。专于电子设备结构设计和计算结构力学研究。撰有论文《天线结构的可靠性》、《大型天线结构的保型优化设计》等，主编《电子设备机械设计》。

王生洪先后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全南大学名誉博士，并曾获“上海市科技战线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校长奖”等荣誉。

王生洪曾多次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作为上海市府代表团赴美国访问留学生，多次应日本政府邀请访问东京、大阪等城市；应德国赛德尔基金会邀请访问德国巴伐利亚州；作为上海政府友好访问团成员访问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多次赴比利时访问参加中欧国际学院董事会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会；应法国上海总会邀请，访问法国。

教育生涯

1931年王生洪当校长以后，提出教育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抗战时期，王生洪发表了《大学一解》，更加鲜明地提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通重于专”。当时王生洪将这些理念付诸了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王生洪为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培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大批人才，满足了中国国家工业化对科技人才的要求；对院系作出调整，行业化办学、高度专业化培养成为办学的基本形式，但是，高度专业化的培养模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狭隘的功利主义忽视人的全面发展，不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高度专业化培养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知识创新不断加速、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王生洪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通识教育的意义，使大学教育回归本然的价值追求。

曾任职务

曾任复旦大学校长。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上海市第六、第七次党代会代表，中共上海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七届、第十届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青联委员，第五届上海市青联副主席，第五届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会副会长，香港特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委员，新加坡教育部国际学术咨询组成员。

1995年起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98年12月后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

1984年为国家教育部特批教授，曾担任中国电子机械学会副主任委员（1980－1990），长期从事精密跟踪雷达、射电天文望远镜和大型天线系统结构设计和计算力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

主持“K.C.频段20米卫星天线系统”等课题，先后获得上海市科研成果三等奖（1978年）、中国科学院六五科技攻关成果奖（1986）、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上海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全国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1990）等多项奖励。著有《电子设备结构设计》、《有限元方法及其应用》等，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治学思想

王生洪认为，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大学教育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第一，人文精神缺失。

王生洪认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重技术轻人文、重知识轻心智、重物质轻思想的倾向，很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发育和生长。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这种社会弊病很容易发生。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观念中“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思想根深蒂固，近代“唯科学主义”也很有市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曾经广为接受。加之社会市场转型所带来的功利价值追求，使得人文精神被严重漠视。

第二，创新动力不足。

王生洪认为通识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必然要求。创造性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独立的思考、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和博大的胸襟抱负等素质，都是在通识教育的坚实基础上方才能够得以造就的。

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指出，无论学习什么专业，都应该对专业以外的学科具备必要的常识，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做一个完整的现代人，并具备综合判断的能力”，而传统考试与教育制度的流弊则是“造成一种所谓‘对很多事情知道得很少，对很少事情知道得很多’的‘专家’。

这种专家只有很狭隘的专业或纯技术观点，却无法妥善处理专业以外的重要问题，甚至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样的“专家”，当然不可能是创造性人才。

第三，素质结构失调

王生洪认为大学生占人口比来，国家的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但是，这几年就业形势却不太乐观，问题出在哪里，因素很多。

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不适应。大学是要培养专业人才的，但是，社会发展瞬息万变，大学专业培养不可能完全跟着跑，我们要培养的是学生的基本素质，使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的能力、健全的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通识教育应当大力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