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式袭击（suicide-bombingattack）是一种将自杀扩大为伤害自己也伤害目标者的武力行为，是在武力不平衡的情况下，弱者对抗强者的不对称打击手段之一。自身携带大量武器（多为炸药），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为目的的进攻。当代自杀性恐怖袭击采取的是自我爆炸方式，即袭击者使用炸药、炸弹等爆炸物以及其他易爆物品与被袭击目标同归于尽，近年来发生在中东、高加索和南亚等地区的恐怖袭击均属于此类。

产生原因

德国《明星》周刊记者克里斯托夫·罗伊特在《我的生命就是武器：自杀性袭击现代史》一书中说，自杀式袭击制造者可能受过教育，也可能没受过教育；可能信教，也可能不信教；可能生活宽裕，也可能一贫如洗。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他们下定决心将自己从无能为力变成力量非凡。对那些抱定必死信念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威胁可以打消他们的念头。

罗伊特认为，那些为了杀死别人不惜结束自己生命的男女并没有受到邪恶力量的操纵。他认为，他们所在的团体只不过强化了一种业已存在的思想倾向。对大多数袭击者来说，不需要花衣魔笛手诱骗他们。但是也有例外，如二战中实施自杀式飞行攻击的日本神风队队员是奉命行事的；20世纪80年代，越过雷区进入伊拉克火力范围的一万名伊朗儿童是被强行招募或诱拐来的。

代表组织

神风敢死队

又称为“神风特攻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在中途岛失败后，为了抵御美国空军强大的优势，挽救其战败的局面，利用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按照“一人、一机、一弹换一舰”的要求，对美国舰艇编队、登陆部队及固定的集群目标实施的自杀式袭击的敢死队。

猛虎组织

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英语：LiberationTigersofTamilEelam，简写为LTTE），常简称为泰米尔猛虎组织，又称猛虎组织、泰米尔之虎，是斯里兰卡泰米尔族的反政府武装组织，擅长游击战术。1976年成立，最高领导人为普拉巴卡兰，为了建立一个在斯里兰卡东部和北部的独立的泰米尔国家而一直和斯里兰卡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它目前被30个国家列为恐怖组织。

基地组织

1988年，本-拉丹在阿富汗建立了“基地”组织(又译卡达或凯达)。成立之初，其目的是为了训练和指挥与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队战斗的阿富汗义勇军，但是从苏军撤退后的1991年前后开始，该组织将目标转为打倒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腐败政权”。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有10多处训练基地，对从各国来到阿富汗的成员进行恐怖活动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学习原教旨主义教义，学习使用轻型武器、发射迫击炮和火箭筒、使用电脑和因特网。据估计，从80年代初迄今，在“基地”接受过训练的人有3万之众，他们被称为“阿富汗的阿拉伯人”。据悉，“基地”组织核心成员约4000∽5000人，主要由“阿富汗的阿拉伯人”组成。拉丹通过传真、移动电话、因特网或信使遥控指挥其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

基地和其它几个恐怖组织有联系，包括黎巴嫩南部、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菲律宾、埃塞俄比亚和要脱离俄罗斯的车臣共和国内的组织。

相关报道

太平洋战争后期，负隅顽抗的日本孤注一掷地组织“神风特攻队”实施自杀式攻击。日本南九州市知览町是当年日本陆军航空兵特攻队的主要基地。上千名狂热信奉军国主义思想的日本青年从这里出发，作为“神风特攻队”的成员，驾驶着只装载单程燃料的战机，冲向美军舰船……

众所周知，“神风特攻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化身，是日本侵略战争中难以回避的一页，应当被真实记录下来。只是，缺了“承认侵略历史、真诚反省责任”这个前提，它只会沦为日本右翼给民众洗脑的工具。

位于南九州的“知览特攻和平会馆”收集了大约1.4万份“神风”特攻队员遗物。但引起多国强烈反感的是，这家“和平会馆”连续两年为这些充斥着“玉碎”“忠君”等字眼的材料申请“世界记忆遗产”。

13日，南九州市长霜出勘平、“知览会馆”馆长兼南九州世界记忆遗产推进室室长上野胜郎、“知览会馆”管理主任桑代睦雄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试图再次说明他们“申遗”行动是为了“单纯向世人传递战争惨烈程度，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不过，他们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想的效果，因为现场记者强烈质疑日方申遗动机。

“70年过去，留存关于那段惨痛记忆的人越来越少。为了与世界分享记录这段特别历史的文献资料，让它能永远提醒世界各国、子孙后代战争的惨痛，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决定为其申请登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项目，而绝对不是为了美化、合理化神风特攻队的历史，”新闻发布会一开始，霜出这样辩解说。

随后，霜出和上野不断重复上述内容，并希望国际媒体帮助打消战争受害国的疑虑和担忧。

新华社记者在现场看到，霜出、上野等人看上去态度谦逊、言辞恳切，但一面对媒体记者的犀利提问，他们或者陷入沉默，或者搬出千篇一律的说辞应对。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首先提问。他说他参观过“知览会馆”，但是印象与主办方宣传的不同。“参观完毕，我确实感觉到这（神风特攻队）是一个悲剧。我记得纪念馆的文字说明里没有一处提及战争的恐怖，反而给人留下（‘神风’队员）‘高尚’甚至‘崇高死亡’的印象。”他要求主办方解释产生两种印象偏差的原因，但日方回答十分牵强。日方说，“知览会馆”希望向人们传达“和平可贵”的信息，展出说明着重表现这一点。

一名德国记者问：“为了避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应该搞清战争的起因、谁应当为战争负责，并且真诚地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战争。为什么在‘知览会馆’里却没有体现出来呢？”对此，日方生硬地回答说：“我们并不合适回答你关于战争责任的问题。”

一名英国记者问：“位于日本大阪的国际和平中心迫于大阪市长桥下彻的政治压力，撤下了记录日本侵略历史的展品，改写了展示说明。面对日本右倾化趋势和政府的压力，既然‘知览会馆’不想美化战争，那怎样保证不会变成政府的工具？”日方则回答说：“这是我们的和平会馆，这是我们的原则，即使我们面对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也一定会坚持初衷。”

美联社记者问：“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了解危险，即‘知览会馆’会被一些人利用，成为美化战争的工具。那么，为什么面对这样的质疑和风险，坚持为其申请世界记忆遗产？现在宣传的方式这么多，社交网络也很发达，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平台宣传。”日方则振振有词地说，他们能够控制事态走向。他们之所以坚持申遗，是希望“获得更多人认可”，“让更多人了解‘知览会馆’”。

一名日本自由撰稿人问：“‘知览会馆’每年接待很多修学旅行的学生，怎么能保证他们不被‘神风特攻队’队员留下的充满煽动性的话语鼓动，这样的展览真能起到传递和平信息的效果吗？”日方则以外交辞令回答说，希望对方到纪念馆看一下。

新华社记者了解到，参观过“知览会馆”的人大都会得到相似印象：它打着和平的旗号，干的却是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事，居心叵测。在这个“和平会馆”里，“神风特攻队员”被塑造成“悲情英雄”。他们的“事迹”非但不能激发民众反思战争，反而有可能引发对“神风特攻队”的同情甚至崇拜。究其根本，就在于日方混淆视听，强化自己战争受害者的形象，淡化甚至逃避发动战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