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符（symbol）是一种由其解释者产生的符号，作为它与之同义的某个别的符号的替代品。象征符不仅从形式上讲是一种替代物，而且从内涵上讲由于具有“意义”而获得一种解释。人类区别于动物信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类能够使用象征符来传达象征意义，因此，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也可以作为象征性社会互动来把握。

介绍

人类传播是一个以信息为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社会信息是由符号和意义构成的，而人类区别于动物信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类能够利用使用象征符来传达象征意义。因此，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也可以作为象征性社会互动来把握。

象征能力是人类独有的能力。象征行为，指的是用具体事物来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的行为。在文学中，作家们经常通过某种具体形象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观念和思想，或寄托某种特定的情感，采用的就是象征手法。

这种象征行为，是通过使用象征符来传达象征意义来实现的。象征符是具有双层意义的符号，第一层是符号的字面意义，第二层则是符号的类比或联想意义。象征行为的特点，就是使象征符的第一层意义向第二层意义发生转化，这种转化取决于两者之间的类比关系，即它们之间必须有某种类似性。这种类似性并不是直接的和绝对的，而是基于社会生活的联想或想象。象征行为具有智慧性、社会性和约定性，在许多场合同时也具有价值性、动机性和行为取向性。

象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化、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机制。关于人的象征行为和象征能力的考察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诗学或文学创作领域，这种探讨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是，关于象征与现实社会生活、象征与人类传播的关系的研究，却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开始的，这些研究与象征性互动理论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类的象征行为：用具体事物来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的行为。

通过使用象征符来传达象征意义的：“人”佩带的饰物、月饼、鞭炮……

传播

象征性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的倡始人是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H·米德，他去世后出版的论文和讲稿集《精神、社会与自我》（1934年出版）对这一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H·R·布鲁默、T·西布塔尼、R·H·特纳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象征性互动理论把人看做是具有象征行为的社会动物，把人类的象征活动看做是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过程，是人类创造出广泛的文化的一种活力，认为研究象征行为不仅对揭示人的本质，而且对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布鲁默的说明，象征性互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考察以象征符（尤其是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有三个基本前提：（1）人是根据“意义”（关于对象事物的认识）来从事活动的；（2）意义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3）意义是由人来“解释”的。因此，意义、社会互动、解释，是象征性互动理论的三个主概念。

象征性社会互动，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和意义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由于象征符与意义是一个统一体，所以有的学者将象征性社会互动称为符号互动，也有的学者称为意义互动。象征性互动是揭示传播这一社会过程的一个基本概念。

象征性社会互动，首先是一个互动双方通过象征符来交流或交换意义的活动，被交流或交换的意义，对传播者而言是他为发出的符号赋予的含义和对符号可能引起的反应的预想；对受传者而言是他对传来的符号的理解、解释和反应。因此，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在本质上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立，才能产生社会互动的效应。象征性社会互动通常具有赋予行为动机和确定行为取向的功能。

意义的交换有一个前提，即交换的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共通的理解，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作为社会互动过程的传播，意义交换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扩大传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加深对方的了解和相互了解。

意义交换作为互动性传播活动，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库利认为它是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米德认为它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纽带。根据米德的观点，人的“自我”意识就是伴随着意义的传播活动而形成的。

他认为，自我是“主我”（I）与“客我”（Me）的统一，前者是个人的主体意识，后者是从周围观察到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客我”意识只有通过与他人的意义交换（即传播）才能得到的，“客我”和“主我”的对话和互动形成统一的社会自我。

自我的形成是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即个人适应社会的过程，但形成后的自我反过来也会积极地作用于社会。换句话说，即“个人一旦参加了保障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的协作性社会关系，就可以作为能动的主体参与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创造”。个人必须适应社会，同时又是社会创造的主体，这一点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制约关系。

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象征性社会互动虽然交换的是精神内容，但它是建立在人类丰富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生产劳动，没有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社会实践，人们也就无从抽象出意义，更谈不上意义互动。意义互动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它既是社会关系形成的纽带，又反过来体现了社会关系。

文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C·吉尔兹曾经给文化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文化，即“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来表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C·吉尔兹《文化的解释学》）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文化的符号性和象征性。

文化的象征化并不仅局限于消费领域，现代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生活与娱乐领域也都充满了新的象征符以及新的象征意义。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寻找。第一，追求新事物、新意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价值。“新”意味着“创造性”、“时代性”和“个性化”，而这些永远是人们追求的价值和目标。第二，现代传播媒介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为众多的人参与象征符创造和传播提供了条件和手段。

象征符的不断创造和更新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与活力，但象征符过滥提供和过频变动也会造成意义、价值和规范的流动化和无序化，使社会成员的认知、判断和行为产生混乱。日本传播学者林进认为，象征体系的改造以渐进的方式为宜，过激的变动或完全的更新会导致“传播过程的断裂”，引起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符号是人所创制的，因而对符号的选择与使用是随意且主观的。正如古地库恩斯特和金（Gudy kunst and Kim）所说：“在符号与所指物间并没有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人们主观赋予的，并且因文化而异”。这里首先对“文化”的概念做个界定。“文化”一词，在不同的科学领域有不同的解释。文化是符号化的，且具有象征性。在人类传播活动中，不同文化的人们可以借助不同符号的组合与交叉运用，形成不同的符号系统，传递符号与所指，表达与内容之间的不同关系。

中国人过西方节日更注重符号层面的东西，而过中国传统节日更注重仪式层面的东西。相对于仪式而言，符号更易于跨越空间进行传播。这是因为符号易于复制，并且大量复制时每一次复制的边际成本非常低。另一方面，符号相对简单，便于辨识和记忆，易于认知和理解。就拿圣诞老人这一圣诞象征符来说，白胡子、红衣服、胖乎乎的、坐着驯鹿拉的雪橇，这一形象很容易记忆。一个从没有听说过圣诞节的中国人，在接触一两次之后也会印象深刻。

象征符的便于传播性还表现在符号的可延展性。就像一个企业的logo，可以印刷在产品包装上，可以放在电视广告中，可以用于胸卡、信封、名片……等等。西方节日丰富的象征符也被用于各种场合，例如圣诞节的符号体现在灯饰、玩具、贺卡、flash动画、软件的圣诞皮肤、个人空间的圣诞背景等。

符号

从理论上讲，按照任何确定的标准都可以对符号进行分类。在符号学思想史上，符号学家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对符号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分类。

其中皮尔斯关于符号的三分法思想，影响最为深远。虽然他所运用的分类标准前后曾多次改变，而且他的符号分类系统也没有最终完成，但这并不能抹杀他对符号学尤其是符号分类理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中，最重要的还是把符号分为图像符、指索符和象征符三大类。由于这一分类体现了符号的不同表征方式，因而最有价值、最为实用，影响也最为深远。

象征符的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之间没有肖似性或因果相承的关系，它们的表征方式仅仅建立在社会约定的基础之上。例如语言就是典型的象征符。语言与它所表征的对象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用什么样的语言符号来表征什么事物，仅仅建立在一定社会团体的任意约定的基础之亡。不同民族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约定，从而形成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例如汉语、英语、阿拉伯语、爱斯基摩语，等等。

与之相关的文字、手语、旗语、鼓语等也都属于象征符。一些抽象的概念、情感等，本来就很难找到可以模仿或直接联系的感性特征，因此也多用象征符来表征。例如玫瑰花是爱倩的象征，鸽子是和平的象征，红色是喜庆的象征，白色是纯洁的象征，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城徽是城市的象征，图腾是氏族的象征等。其他诸如姿势、表情、动作、衣着、服饰，以及方位、数字等，只要把它们与另一事物人为地约定在一起，并得到一定社会群体的认可，它们都有可能成为象征符。

在人类的符号活动中，对象征符的运用和讨论最为普遍，以至许多人把“符号”（sign）一词狭义地理解为“象征符”。

示例

2004年中国亚洲杯的官方会徽：以龙为象征符。

亚洲杯会徽是以龙为象征符，寓意了与时俱进的古老中国在新世纪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

龙代表了力量、活力、热情、无惧，以及专注，正体现了亚洲杯这一亚足联顶级赛事所应有的特征。

作为亚洲最重要的足球赛事举办国，中国采用龙作为亚洲杯赛的图标，龙象征一个成长着的伟大国度的民族传统和抱负。勇猛、精力充沛、富有活力、无所畏惧与专注都是龙的本色，象征着亚洲杯精神，也是有资格进入这次赛事总决赛的每个国家队所具备的特质。

图标时飞舞着的龙捕捉火球的形象，这个动作代表每个亚洲国家的梦想——经过一场又一场的拼搏后，最后骄傲的举起代表无限光荣的亚洲杯。图标的圆周动感设计象征不朽的信念：无论赛场内外，平衡、和睦、永恒恶化目标都是成功的关键。

整个会徽的结构显示了亚足联对其新的品牌标示的高度重视，为了全面提升亚足联的品牌知名度，该会徽包括了亚足联的英文缩写，以强调亚足联对其各项赛事的会徽的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