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证罪是一种很古老的罪名，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它对于国家正常的司法秩序以及当事人的人身权利都有严重的危害，所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统治者都对它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是，国内外对于伪证罪的规定是不同的，就是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规定也不同。

构成要件

客体要件

伪证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与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是复杂客体。但也有人认为，并不是任何形式的伪证罪都必然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例如隐匿罪证的伪证犯罪行为就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但它必须侵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此认为，伪证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伪证罪妨碍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这是指司法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司法机关的民事诉讼活动、行政诉讼活动不能成为伪证罪的客体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员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以及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及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员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及威胁、阻止证人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15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行政诉讼性质不同，同是伪证行为妨碍诉讼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也有不同，以伪证方式妨碍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活动的，不能直接以伪证罪论处。

伪证罪侵犯的对象，可以是有罪的人，也可以是被怀疑有罪而实际上是无罪的人。

客观要件

伪证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刑事侦查、起诉、审判中，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作虚假的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行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所谓作虚假的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指证人作了虚假的证明，鉴定人作了不符合事实真相的鉴定，记录人作了不真实的记录，翻译人作了歪曲原意的翻译。所谓隐匿罪证，指掩盖歪曲事实真相、毁灭证据，将应该提供的证据予以隐匿。所谓与案件有重要关表的情节，主要是指对案件是杏构成犯罪、犯罪的性质或者对罪行轻重有重大影响的情节。如果伪证的事实无关紧要、对案件的处理影响不大，不能以伪证罪论处。至于伪证行为是否造成了错判，不影响定罪，可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

行为人伪造、变造、毁灭凭证、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不是发生在司法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中，而是在一般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或是在审计、监察等行政活动中发生的，不能以伪证罪论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26条规定，单位行政领导人、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伪造、变造、故意毁灭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也规定，对于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单位、单位直接责任人员、单位负责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审计机关可予以警告、通报批评，并可酌情处以罚款；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人员，移送监察或者有关部门处理；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审计机关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法律、法规中提及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隐瞒事实真相，毁灭、伪造、隐匿有关资料，但不是在刑事诉讼中，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不同于伪证罪，只能分别情况，以其他犯罪论处。

主体要件

伪证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在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是指根据司法机关的要求，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的人，“鉴定人”，是指司法机关为鉴别案件中某些情节的真伪和事实真相而指派或聘请的、具有专门知识或者特殊技能的人，“记录人”，是指为案件的调查取证，询问证人、被害人或审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作记录的人。“翻译人”，是指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为案件中的外籍、少数民族或聋哑人等诉讼参与人充当翻译的人员，也包括为案件中的法律文书或者证据材料等有关资料作翻译的人员。

主观要件

伪证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自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虚假陈述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但为了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而为之。如果行为人不是出于陷害他人的意图或者隐匿罪证，就不能以伪证罪论处。如行为人因粗心大意，工作不认真，或者学识、业务能力不高而作出了错误的鉴定结论、记录、翻译，或者因错记、漏记、错译、漏译等而不能反映原意，等等。

各国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第三百零五条【伪证罪】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美国和英国的规定

在美国，宣誓下作假证供是联邦罪行，成文法规定犯罪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5年。

宣誓下作假证供只有在证人宣誓或确认（affirm）过会说真话之后才可以成立。确认是给不愿或因宗教原因不能起誓的人使用的。在英国，证人可以手按圣经或其他宗教经籍发誓。如果证人没有宗教信仰，或不愿按圣经发誓，他可以确认自己会说真话，和宣誓在法律上效力相同。

宣誓下作假证供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成立，包括在签署由有刑事规定的法律赋予效力的文件时，不必经过宣誓程序和经适当公职人员监誓。例子包括美国国税局的报税表，报税者必须签署声明所报真实，法律规定谎报者会被视为宣誓下作假证供。联邦税务法规定违法者可入狱三年。

法国和德国的规定

在例如法国和德国的某些国家，疑犯在宣誓后说的话被定为不足采信，所以无论他们在审判上说什么，都不会被定本罪。

立案情形

伪证罪，是指在侦查、审判过程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意图陷害他人或为他人隐匿罪证，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的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或者是国家工作人员为严重经济犯罪分子销毁、隐匿罪证，制造伪证的行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伪证行为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轻罪重判的；

2、伪证行为足以使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处罚或者重罪轻判的；

3、伪证行为造成冤、假、错案的；

4、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为走私、套汇、投机倒把、贪污、贿赂、重大盗窃、贩毒、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等经济犯罪分子销毁、隐匿罪证或者制造伪证的；

5、由于伪证行为，致使他人自杀或精神失常的；

6、伪证行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我们接受涉嫌妨害作证罪一案的被告人黄某的委托，并受嘉合律师事务所及同望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本案被告人黄某一审阶段的辩护人，依法为被告人黄某进行辩护。接受委托后，我们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并会见了被告人黄某，对本案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阅卷工作，又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本案案情和案件定性有了更全面而客观的认识。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犯有妨害作证罪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被告人黄某依法不构成犯罪，应当宣告无罪释放。具体的理由与事实分析如下：

一、被告人黄某的行为不符合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依法不构成犯罪，应当宣告无罪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上述的法律规定，就确定了伪证罪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本案被告人黄某的行为并不符合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依法不构成犯罪，应当宣告无罪释放。

（一）从主体上来说，被告人黄某不是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的犯罪主体，控诉机关的指控是适用法律不当，是错误的。

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的犯罪主体，法律明确规定是四种人，即：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即只有这四种人才会构成伪证罪,其他参与刑事诉讼的主体均不构成本罪。而本案控诉机关正是指控被告人黄某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构成伪证罪。但是，黄某在莫铁军涉嫌盗窃一案当中，其诉讼地位就是莫铁军的辩护人，所以，假如构成犯罪，也只是构成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不可能构成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并且，从法律规定来说，刑法305条和306条规定伪证罪和辩护人妨害人作证罪，就明确了各自的犯罪主体，也就是，辩护人在刑事诉讼当中，只能构成辩护人妨害人作证罪，否则，就是无罪，而不可能构成其他罪名。如果他参与了伪造证据，就是构成了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如果他没有参与了伪造证据，就不构成犯罪；应当由相关证人来承担伪证罪的法律责任，对律师而言，就是证据失实的问题了，而不是构成伪证罪，所以，从法理上来说，在刑事诉讼当中，不存在辩护人与证人构成共同犯罪，共同构成伪证罪。故控诉机关的指控是适用法律不当，是错误的。

（二）从主观上来说，被告人黄某没有妨害作证的主观故意，控诉机关的指控是认定事实错误，是错误的。

根据法律的规定，无论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还是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的伪证罪，其主观要件，均是直接主观故意，不存在过失犯罪，也就是说，如果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不构成犯罪，不以犯罪论处的。本案当中，被告人黄某没有妨害作证的直接主观故意。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

1、从认识因素来说，被告人黄某并不是明知为假而作假。

被告人黄某对于莫铁军与相关证人在2006年8月到12月是不是在广东打工这一事实，是没有能力认识到真假的，当事人也没有提供出差费用让律师到广东去调查核实，他只是听莫铁军、莫水平与相关证人说到，2006年8月到12月莫铁军与相关证人是在广东打工，而事实上也有莫铁军与相关证人到广东打工的基础事实，只有时间长短的问题有出入，黄某没有到实地调查，就轻信了这一事实，并在相信了这一事实的基础上，让相关的证人出具证言，出庭作证。并不是明知2006年8月到12月莫铁军与相关证人不是在广东打工的前提下，再去伪造证据的。现在，控诉机关只有利害关系人的人所作的推却法律责任的证词，是无法证实被告人黄某明知为假，仍故意要证人作假。并且，从案件的材料来说，除了莫铁军、莫水平父子有利害关系人的陈述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说过黄某明知为假，仍故意要证人作假。

2、从意志因素来说，被告人黄某并不具备作假的动机和现实可能性。

本案当中，黄某与莫水平及莫铁军一家人没有亲属关系；且莫家生活困难，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一审也只收取了1000元的律师费，二审的律师费目前也无力交纳，双方也没有未来经济利益的约定，此所谓无利也；本案也只是一个很一般的刑事案件，并不是一个大案要案，律师即使辩护成功，也不能借此名声大噪，此所谓无名也。既然无亲无故，无名无利，律师何必冒风险去让证人作假，这不符合情理。并且，二审当中，在没有与证人进行沟通的前提下，黄某也通知证人出庭，以便能更好的让证人在法庭上进行作证，如果明知是假证，就没有必要证证人亲自出庭了，冒此风险了。所以说，黄某作假证的动机和现实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三）从客观上来说，被告人黄某没有实施妨害作证的犯罪行为。

1、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与莫水平合谋作假，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这是认定事实错误。

本案当中，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与莫水平合谋作假，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二人在何时，何地，如何商量作假的。并且，按照案件的事实，莫铁军提出他与相关的证人到广东去打工，被告人黄某自然想到，也只能想到去找莫铁军父亲了解是何人与莫铁军共同云广东打工的相关情况了，这也正是律师履行职责，进行调查的表现。所以，不能因为根据被告人黄某去找过莫水平，并让其了解是何人与莫铁军共同云广东打工的相关情况，就认定二人合谋作假。现实当中，不排除这一种可能，是莫水平找人作假，而证人愿意作假（事实上，证人禤恒峰与莫铁军是邻居，证人张火莲是莫铁军的堂姨），且被告人黄某并不知情，而让相关证人出具证词了。并且，在法庭上，证人禤恒峰明确说莫水平一人去找他的，律师并没有去找过他，也是莫水平告诉他，打工的时间是“2006年8月到12月”，同时，也就不排除莫水平事前与张火莲说明打工的时间是“2006年8月到12月”，所以，如果有合谋，合谋的并不是被告人黄某。所以，被告人黄某并不构成犯罪。

2、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二次拟稿行为，是作假行为，这是认定事实错误。

本案当中，被告人黄某确实给证人禤恒峰与张火莲作过底稿，但是，证人禤恒峰与张火莲向法庭提交的证人证词，并不是被告人黄某给证人禤恒峰与张火莲所作过的底稿内容，被告人黄某给证人禤恒峰所作底稿，关于到广东打工的时间：2006年8月到12月，原来是空白的，这个时间，也不是被告人黄某提出和确定的，关于证人禤恒峰的身份情况，也是原来也是空白的，因为黄某在2008年2月8日一审开庭之前没有见过证人禤恒峰，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情况。所以，控诉机关指控说照抄，也是错误的。被告人黄某给证人张火莲所作底稿，是根据其问话内容形成了。从现实情况和司法实践来说，本案的证人文化程度较低，法律知识不高，他们不知道证人证词如何出具，叫律师先写一个提纲或是草稿，再根据草稿出具证词，也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法律也是允许的，也是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和法律服务的表现，所以，不能因为根据被告人黄某给证人禤恒峰与张火莲作过底稿，就认定是被告人黄某故意让证人出具假证；并且，从证词本身内容来说，也明确的提示了证人作证的法律义务和作假证的法律责任，本案的证人也都是正常的成年人了，他们可以对证词内容进行修改的，也可以拒绝作假证的，而他们如果明知是假证，仍然出具、仍然出席法庭作假，显然就与被告人黄某的行为无关了，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作假证的法律责任。

3、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指使证人禤恒峰与张火莲出具证据和出庭作证，是作假行为，这是认定事实错误。

本案当中，证人禤恒峰与张火莲出具证据和出庭作证的行为，被控诉机关指控是被告人黄某所指使的作假行为，我们认为这是对行为性质定性的错误。被告人黄某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让证人禤恒峰与张火莲出具证据和出庭作证的行为，恰恰是律师履行辩护职责，提供法律帮助和法律服务的表现。并且，事前，被告人黄某与证人禤恒峰与张火莲并不谋面，何来指使之说。所以控诉机关的指控是认定事实错误。

4、控诉机关指控证人禤恒峰在莫铁军盗窃案一审出具的证据是虚假证明，这是认定事实错误。

本案当中，控诉机关在起诉书当中提出，对于证人禤恒峰在莫铁军盗窃案一审出具的证据是虚假证明，但是，根据一审判决，只是认定证人禤恒峰的证词没有佐证，不足以证实莫铁军没有作案时间，并没有明确认定这份证词是虚假证明。所以，起诉认定事实错误。

二、控诉机关认定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错误的，从证据分析和运用及采信上来说，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构成伪证罪的事实，由于其赖以认定的证据没有同时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个属性，因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构成伪证罪，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具体分析如下：

按照我国刑事法律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理论和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而，一份有效的证据必须同时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三者缺一不可。现结合刑事证据学的相关理论，对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构成伪证罪的几个方面的证据进行具体分析，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案当中，控诉机关提供的同案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由于没有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因而不能具有证据的证明效能和证明力，因而不能认定被告人黄某构成伪证罪。

本案当中，控诉机关主要的、重要的据以定案的证据有同案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这些都是当事人，因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产生的，这些证据从侦查的角度来说，只能算是一种纯粹的证据线索，仅仅是一种线索，唯此而已，而从证据学的角度来说，它们并不是证据本身，因而也就不具备应有的证明效能和证明力。也就是说，不能证实被告人黄某构成伪证罪。现分析如下：

（1）莫水平、禤恒峰的供述和张火莲的证词不足以采信。

莫水平、禤恒峰的供述和张火莲的证词不足以采信。理由有四点：一是三人当中，莫水平是莫铁军的父亲，张火莲是莫铁军的亲姨，禤恒峰是莫铁军的邻居，三人本身及与莫铁军有人身亲属上的利害关系，本能上也会为莫铁军作假证。二是其二人是本案的同案被告人，与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为了推却责任，可能将责任强加于被告人黄某。三是莫水平、禤恒峰和张火莲三人之间本身就有利害关系，其证词天然对被告人黄某不利。四是禤恒峰的供述和张火莲的证词在法庭上和公安机关相互矛盾。

（2）莫铁军的证词不足以采信。

莫铁军的证词不足以采信，理由有二点。一是程序违法(下面另作论述)，二是莫铁军在被告人黄某所作的四份笔录，特别在2008年1月2日的笔录当中，在被告人黄某没有了解相关的案情、阅读案卷和接触证人之前，莫铁军就明确的说明了其中的2006年的二笔没有进行盗窃，当时，其本人在广东打工，没有作案时间，也就是说，不存在被告人黄某先入为主，为莫铁军开脱，找人作假证的可能。

（3）姚焕佳、史伟明、禤华文、梁水生等其他人的证词不能证实被告人黄某所谓的实施伪证的行为。

本案当中，还有姚焕佳、史伟明、禤华文、梁水生几个证人，他们的证词只是证实了被告人黄某与证人的接触过程，并不能直接证实被告人黄某实施所谓的伪证的行为。也就是说，不能证实被告人黄某是事前明知是假证，又如何“指使”证人作假证的。

2、控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由于没有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在来源和形式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因而不具有证据的证据能力，不能对本案的证明对象进行完整而全面的证明。理由与事实如下：

（1）侦查机关在二审阶段对莫铁军进行讯问不符合法律程序，其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第一百二十九条：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本案当中，莫铁军盗窃案已在二审阶段，侦查已经终结，侦查机关在没有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况下，是不能对作为被告人的莫铁军进行讯问的，否则，就是违反法定程序的，所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作为将莫铁军的供述作为证人证词提供，作应当制作询问笔录，告知证人作证的法律责任，而不是讯问笔录，所以，这也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并且，从问话内容来说，基本上也是盗窃案的案件事实，也有大量诱供的痕迹的。所以，侦查机关在二审阶段对莫铁军进行讯问不符合法律程序，用讯问笔录作为证人证词使用，也是违反法定程序，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2）本案的立案、侦查和起诉不符合法定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本案当中，对于被告人黄某而言，是以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在侦查分段对其进行立案侦查的，直到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公安机关都没有变化罪名。但是，到了起诉阶段，控诉机关却以伪证罪对被告人黄某进行起诉，也就是说，对于被告人黄某的伪证罪，没有经过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却直接用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之名侦查的证据进行起诉了，这显然是违反法定程序的，以此侦查的证据当然不能作为被告人黄某涉嫌伪证罪一案的定案依据。

3、控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因而对本案案件事实没有证据力，没有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因而也不能认定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对犯罪事实的证明要求，也是作出有罪判决的具体标准，也就是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要求。本案当中，控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了上述的证据材料，而它们在证据学理论中属于间接证据的范畴，在证据效力上它们只是机械地证明某一事实的部分而不能证明事实的整体。即：有证人在本案中作伪证。而本案证人而对于本案控诉机关指控的关键事实和全部事实，即：伪证是被告人黄某和莫水平指使证人作出的虚假证明。对于这一整个过程和全部事实无法进行充分的、确实的证实。所以，本案现有的证据根本就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链条和证明体系，没有达到证据确凿、充分的刑事证明要求，不能证明被告人黄某构成伪证罪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故不能对被告人黄某定罪量刑。

4、莫铁军的问话笔录证实了被告人黄某没有作伪证的犯意和事实。

在2008年1月2日黄某对莫铁军的问话笔录当中，莫就已经明确提出2006年的二单盗窃不是他做的。这个时间之前，被告人黄某就没有就案情接触过莫水平或是其他证人，也不能存在与莫水平合谋，以作假证来为莫铁军进行开脱。也更不可能让莫铁军说在2006年6月到12月在广东打工，从而，没有作案时间。所以说，莫铁军的问话笔录证实了被告人黄某没有作伪证的犯意和事实。

所以，我们恳请人民法院根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宗旨，对控辩双方所提供的全部证据，依法审查，公正采信。

三、本案被告人黄某辩护工作疏忽，不应当以犯罪论处。

在刑事诉讼当中，辩护方与控诉方是对立统一关系，那就是尽管我们分别处在彼此对立的立场上，彼此观点不可避免地存在无法统一的分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所追求的刑法价值却是始终统一的，即是“三点一线”，也就是控诉方、辩护方、审判方，也就是检察院，辩护律师、法院这三个方面，在一切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前提下，在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的同时，更应当注重罪罚相当，保障犯罪的人受到法律规定的相应的刑事追究。保障不犯罪的人不被追究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这也是殊途同归，共同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法律的正确实施。这也是刑事辩护的全部意义和核心价值所在。本案当中，被告人黄某在收取微薄的律师费之后，尽职尽责，为被告人调查收集罪轻的证据，也是其履行辩护职责的充分体现。而他因为辩护工作疏忽，没有到实地去调查复核，导致证据失实，这也是与故意伪造证据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不应当以犯罪论处。请法庭明辨是与非，罪与无罪。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控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犯有妨害作证罪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本案被告人黄某的行为并不符合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依法不构成犯罪，应当宣告无罪释放。

保护律师的权利，就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对律师权利保护的越多、越好和越完善，就越给彰现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法律的文明和进步。本案的审判结果，将会对梧州市，及至整个广西的刑事辩护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同样作为一名律师，同样作为一名辩护人，在这庄严的法庭上，在这耀眼的国徽下，在这公正的天平下，我们满怀着崇敬法律尊严和期盼司法公正的心情，恳请人民法院详查明察，分清是非，及时处理，公正裁决，依法宣告被告人黄某无罪。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以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上述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时给予充分的考虑和采纳。

案例

“你应当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不得作虚假陈述，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案件证人在接受公检法机关询问时都会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并非只是口头警告。近日，长宁区检察院依法办理了一起情节曲折的醉驾案，被告人巫某醉酒驾车后企图逃避处罚，找来朋友“顶包”，还收买了两名目击证人为他作伪证。最终，法院以巫某犯危险驾驶罪、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为巫某“顶包”、作伪证的相关人员也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在外交部9日举行的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说，近年来，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炮制了所谓“新疆数据项目”“新疆受害者数据库”“维吾尔过渡期司法数据库”。这些所谓的涉疆“数据库”均由国际上一些反华组织、人员或“东突”分子建立，且背后都有美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子，大量证据表明，美西方反华势力炮制的所谓涉疆“数据库”，是彻头彻尾的“造假库”“谣言库”“伪证库”，编织着弥天大谎，充斥着污蔑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