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户，顾名思义是指存款或者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家庭民户。万元户这个词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的。那个年代万元户是个相当了得的人家。“万元户年代”的1万元可以买到很多的东西了。米价0.14元，肉价0.95元，走亲戚送礼2元左右，压岁钱（0.1-0.2元）可以想到1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并且那个年代存款有1000元的就比较少了。工人工资一般是每个月28元左右。家庭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称之为万元户。不过因为时代好了，人均收入增加，这个词已经成了历史概念。

概念由来

改革开放初期，当大多数人还在为填饱肚子忙碌时，极少数农民通过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并成为那个时代先富农民的代名词。随着中国农村的不断发展，“万元户”很快成为时代的一个记忆。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民的家庭收入已总体越过了“万元”线。

第一万元户

现在很少有人还记得“黄新文”这个名字。但改革开放之初的年代，他可是全中国数亿农民艳羡的对象。1979年2月，人民日报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1978年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1.07万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为5900多元。

这是新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农民“万元户”。一时间，全国各地或亲临、或来函，向黄新文请教致富经的络绎不绝。

山东省临清县八岔路公社赵塔头大队社员赵汝兰带领全家勤劳致富，当年家庭纯收入10239元，盖起新房，还添置了自行车和缝纫机。赵汝兰一家成为山东省首个见诸报端的“万元户”。

1979年冬天，村里把地承包到各户，她老两口，光泽他兄弟4个，还有两个妹妹，再加两个刚过门的媳妇，共10个劳力，承包了21亩地，第二年又开垦了9亩荒地，总共种了30亩“鲁棉1号”。当年，每亩地收棉花110多公斤，30亩地一共产棉花3300多公斤，每公斤棉花平均卖到5块2毛钱、总共卖了17000多块。除去棉种、农药、化肥、柴油等投入，净落1万多块钱。从那年起，她家不愁吃不愁穿了，添了5辆自行车、3台缝纫机、2块手表、1个座钟、2台收音机，1982年，又盖了6间新房。后来直到现在2008年，她还一直用着28年前买的“北极星”牌座钟。

赵汝兰是村里有名的“老上访”，初包产到户时顾虑重重。28年前新华社记者采访他时，他说：“过去上访尽是为政策的事，轮到上河工，年年都有俺爷儿们的事，可没见一分钱工资，有时连饭也不管。集体欠老百姓的钱，一分钱也要不回。今年春天闹分田单干，俺儿媳还哭了一场，她不是想捆在大堆里过，就像黄豆芽似的，一个个长得又瘦又长，没有好样子。她愁的是队里欠的多年结余款400多元。队分了，这钱不就随黄河水淌了没处要了。我找公社上访，公社说包产是你自个村愿意搞的，又不是上级逼迫的。

回到村里，俺儿劝俺超支能超上天，盈余只划个圈。搞集体有啥可留恋的。你住院看病，到队里支个50块钱也拿不到，那个400元就当大水漂走了。俺一家人10个劳力只要公家真的让包产到户，说不定年底就能挣个千儿八百的。从头过日子，管保比捆大堆强。听俺儿这么一讲，我也通了，不上访了。可不，一入秋，钱就像流水似的，10个800元也来。俺现在啥也不稀罕，只盼望上头这政策能多行几年，让老百姓有吃有喝。”

走进赵汝兰的老三赵光思家中，地面铺设着地板砖，屋顶精装修，崭新的沙发，洁净的茶几，新潮的家具。旁边的偏房是厨房和洗澡间，院内种着月季和冬青，有花有草，生机盎然，显示着如今农民富足的生活。

1981年徐金生成为了南京市浦口区第一个“万元户”。泉东村的村民韩孝忠还记得当时徐金生的风光：中央的人都过来参观，在全市的致富会议上讲话，拍了数不清的照片，每个星期都收到慕名者写来的信。韩孝忠在一旁说：“拿出来拍，这是荣誉，你是我们江浦带头致富的人。”谚云“30年河东30年河西”，一个时代的变迁，可能根本用不着30年。

徐金生老人在记者面前，隐隐是往事不愿意再提。从他低矮的小杂货店里出来，四下绿油油的苗木簇拥新楼。“万元户”的时代已成了过往，或者说已经被放大，路上所遇皆是“万元户”。这可能让老一代“万元户”感到落寞，却让我们听到了一个时代的高歌。

新兴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在农村给予农民更多的灵活政策。推行大包干，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恢复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出卖自己的农副产品；鼓励能人冒尖，号召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

在农村，一些对政策接受快、行动早、有一定经营管理经验的农村干部，一些文化科学水平相对较高的复转军人、回乡职工和回乡青年，一些有传统技艺的能工巧匠以及善于经营、敢闯敢干的精明人，他们首先从亿万农民中脱颖而出，成为农村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家庭收入超过万元，社会上并将这些农村先富起来的农户称为万元户。

改革早期，家庭年收入上万元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件。当时，每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00元左右。如果按照每户农村居民5人计算，每户收入也只有1000元。实际上，当时一般农户每年只能赚到500元左右。即使是城市居民，改革早期阶段每个家庭每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只有大约2000元。

每年能够赚到万元，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万元户在中国农村改革早期的出现，在社会上曾引起广泛的讨论。

由于当时人们受传统思想和左倾思想影响较大，少数人认为农村万元户都是一些“奸商”，甚至也有人把农村万元户的出现同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的出现画上等号。

对万元户的消极评价，与我国传统社会人们惧富思想相对应。如何客观地评价万元户确实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决。

经过一番社会上的激烈争论，特别是邓小平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理论的提出，人们逐渐地认识到农村万元户的出现，正是改革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万元户已经逐步成为农村致富能人的代名词。各个地方不但充分肯定万元户的时代意义，而且为了鼓励更多的农民脱贫致富，还召开表彰会，给万元户戴红花，号召广大农民向那些致富能人学习，尽快富裕起来。这样，农村中的万元户在社会中取得了良好的形象和较高的地位，受到广大农民的尊敬。

在万元户成为了社会上的典型之后，一些地方的农民夸大个人家庭的收入，希望也能够走上颁奖台，于是社会上接着就出现了造假万元户，打“假”万元户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也希望多报万元户数量。为此，相关部门还专门出台政策，规范万元户的标准，纠正不实上报万元户的错误做法。

过去的万元户，一部分已经“消逝“，但是，他们中多数有了启动资本以后，在农村创办乡镇企业，或者到城市经商，逐步地发展成为民营企业。

概念消失

万元户消失时间是在1997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有极少数的农民通过各种努力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在当时，全国人民普遍不富裕，万元户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体。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根据1997年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农村人均收入2999.20元，按照户均4.35人计算，平均户收入已超过万元，家家都成为万元户。万元户在失去原有的标杆作用后，成为历史名词。

虽然在现在的人看来，万元不算什么。但是，在当年，“万元户”是很多人追逐的梦想。在当时，很多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很快就突破了万元，甚至十万元，但“万元户”已深入人心，也印证了人们致富的强烈渴望。

“万元不算富，十万刚起步，百万才是真正富。”也许这句流行语，才是现在中国人拥有财富的真正写照。

影响

“万元户”消失的时间是1997年。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分配结构出现了明显调整，基本实现了由平均主义突出、收入渠道单一，向以劳动报酬为主、资本和技术等收入为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转变。

2007年，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收入中，工薪收入占68.6%，比1990年下降7.2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占6．3%，财产性收入占2．3%，转移性收入占22.7%，分别比1990年提高4.8、1.3和1.0个百分点。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占到3．1%。

在新中国早期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曾走过一条效仿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子；中国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认为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从积贫积弱到人民生活迈向总体小康，从封闭半封闭到直接关系全球经济复苏，60年间，中国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将继续创造令世界瞩目的“东方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