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是指民工短缺现象。“民工荒”既包括“普工荒”，也包括“技工荒”，但无论哪种类型，其所反映出“荒”的特征都可以概括为一种结构性短缺。这是用工制度的一个不合理现象，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民工，适当地提高他们的各种待遇，是摆在用人单位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当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毕竟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述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工潮”成为描述中国农村劳动力城镇流动的专用名词。“民工荒”这个词汇，曾经因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而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关于“民工荒”现象的报道又开始占据各大媒体的版面。

2009年8月以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1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在温州，2009年8月份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

背景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其他省市也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用工制度的一个不合理现象。按理说，出现“民工荒”对民工是好事，说明市场对他们需求在乡村和城市间奔波的民工正变得越来越少增加了，但事情并不让人乐观。过低的工资待遇和一些歧视行为，让民工也寒心。他们逐渐意识到，城里的那份工作并不可靠，由当初的趋之若鹜变得理性起来，城市里就出现了招不到民工的现象，所谓的“民工荒”。

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民工，适当地提高他们的各种待遇，是摆在用人单位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当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毕竟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要让民工遇到困难时有法有据可依，才能吸引民工就业。“民工荒”还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一种现象——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这说明目前的经济运转非常好。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工潮”成为描述中国农村劳动力城镇流动的专用名词。

“民工荒”这个词汇，曾经因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而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关于“民工荒”现象的报道又开始占据各大媒体的版面。2009年8月以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1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在温州，2009年8月份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

实例

2009年初，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减速，大量农民工失岗返乡。2010年，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这一缺工比例，虽然不及“民工荒”说法最盛行时的水平，却显示出企业用工需求迅速回升的明显势头。比对以往用工情况，经济复苏是本轮“民工荒”的本质诱因。如果说过去20年，我国主要是通过农村廉价劳动力完成“原始积累”的话，那么“民工荒”则警示我们：要想在知识经济的挑战中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就必须转移经济发展战略，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真正的大规模民工回流潮起源2010年初，以浙江、广东等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为代表。其原因在于三点：

一、沿海地区受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较大，企业倒闭、拖欠工资现象严重，而内地企业多为内向型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

二、沿海地区犯罪率和农民工聚集区治安状况较差，低于内地众多特大城市的平均标准，且大多数受雇于中小企业主的工人得不到社会福利保障，工伤事故率居高不下，而内陆特大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城市发展开始健全，工人开始注重这方面福利待遇。

三、内地众多特大城市发展较快，如成都、重庆、武汉等南方内地核心特大城市无论是城市建设、特大型企业数量、福利待遇和生活水平已经和沿海特大城市相差无几，尤其重要的是底层操作工的工资待遇也与沿海城市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加之沿海加工企业和台资、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内迁，而就业机会较多，众多民工选择前往内地的这些特大城市务工。而众多多年未到过这些内地特大城市的农民工在2008年被辞退后在内地特大城市寻求工作时也逐渐意识到这些离原籍地不远的特大城市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输于沿海城市。

2010年4月初，一则四川企业在浙江招聘熟练工，甚至准备在浙江经济较落后的丽水、衢州招聘本地工人前往成都的大型广告刊登在杭州的报纸上，引起了浙江商界的轩然大波该报纸评论者则认为，这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大量内地农民工的离开也是促使沿海企业加快速度进行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力量。企业若想在行业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留住农民工便是重要的一步。因此，企业需要从人性化关爱、尊重的角度出发，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自身感受到一种成就感和尊重感。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才能增强农民工同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在企业工作的稳定性和积极性。

产生原因

首先，仔细地分析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人们不难发现，新一轮的“民工荒”并不是早期“民工荒”的简单延续，更多表现为因2008年金融危机不少企业减产停产从而大幅度裁员以后出现的用工反弹，这些企业忙活的大都是“短单”和“小单”，带有很强的季节性，这种情况究竟能够持续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万一后续订单无法跟上，这些农民工再度被裁减，这对他们的精力和感情都是一大打击。

其次，在媒体调查中发现，有些地方虽然一面在闹“民工荒”，但是还是有很多农民工无法就业，根本原因就是待遇太低。在温州，一个农民工一般的月薪期望为1500元，但实际上企业只能开出1000—1200元的工资，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企业利润下滑，使得很多企业把工资压得很低。现在虽然接到了订单，但是很多订单只是企业为了稳定客户而接下的“薄利单”，有的甚至是零利润，所以即使是缺人，也无助于提高农民工待遇。

再次，自2008年年底大量农民工返乡以来，各地为了稳定农民工就业采取了很多有利措施，比如扶助农民工创业、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等等，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缓解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的就业难题，而且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也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为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贮备实用型技术人才。

争论

2007年，对所谓的民工荒就有过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中，都从绝对数量短缺的层面对“民工荒”做出解释，认为在近75%的农村地区已经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可以转移了，“中国将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而且，“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全方位的，不单技术工人稀缺，就是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人也成为稀缺资源，并且在地理上蔓延全国”。

但在此后的2009年6月19日，在国务院扶贫办举办的全国雨露计划成果展上，国家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则表示：“所谓的‘民工荒’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2008年以来为了化解农民工就业难题所采取的措施必须继续坚持，尤其是一些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效应的措施，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信息服务，与劳动力输入地加强沟通与合作，及时为农民工发布就业信息，避免农民工盲目地流动。

对于劳动力输入地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及时发布信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保障制度，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以此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到沿海务工；同时更要从信贷、税收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提高他们的生存发展能力。只有企业发展了，农民工的工资待遇、“饭碗”的可持续性，才能有保障。

此外，还应配套改革、完善其他相关制度，比如：建立农民工教育培训制度；建立更符合实际需求、多层次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加强农民工群体所在企业的工会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加强劳动执法监督和劳动仲裁制度；制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健全、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建立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机制等。

思考

农民工荒为一些用工单位敲响了警钟。用工单位更应该思考应该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改善恶劣的工作条件，对农民工进行技术培训。虽然一段时期内，民工荒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也不是个坏事。反映对用工单位本身也要反思，我为什么招不到工，农民工的工资和劳动社会保障，她要考虑到善待农民工。另一面他要想到培养农民工，提高农民工的素质。这方面他能提高自身的诚信水平来吸引农民工，也能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不善待农民工，不给发工资等通过反思这种现象会减少。将来会更规范化，对企业本身的管理也会更现代化。

评论

“民工荒”现象的再度出现，被舆论认为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带来的效应，也成为市场一大利好消息。沿海的不少缺工企业纷纷来到内地招人，一些劳务租赁公司也忙碌了起来，在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市场上竖起了招人的大旗。据媒体报道，中国一些劳动力输出地的政府已经开始考虑组织当地劳动力外出打工，以缓解去年农民工返乡潮给当地带来的就业压力。

对于眼前的这些情况，实际是当下沿海地区农民工就业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以此来判断中国经济就此全面恢复显然还是有些论据不足。无论是劳动力输出地还是输入地，都应当冷静地看待新形势下的这一轮“民工荒”。

悲情注解

厚实的棉衣，结实的绑腿，棉质护膝，防风头盔，皮手套，或成群结队，或独马单骑……春节前，沿着国道，由佛山、东莞、广州等珠三角城市浩浩荡荡返乡的10万摩托大军，成为震撼无数国人归乡之情的悲壮图景。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对无数离开故土来到异乡打工的农民工来说，离开故乡，不过只是为了更好地回到故乡。但当归巢之路不仅不能完成国人最古老的“衣锦还乡”仪式，反而不得不以棉衣、绑腿、护膝加摩托的无奈方式悲壮进行时，回归故土，不再流浪，恐怕只能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

沿海出现用工荒，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与往年民工荒不同的是，以往的“荒”更多是一种用工市场供需结构错位的“荒”：一方面，企业对中高级技工求贤若渴，不惜重金招揽贤才，这是此前媒体频频报道“高级技工工资高过博士”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工又恰恰缺乏这种专业技能，只是属于一般熟练工，而企业对这种可替代性强的工种，又完全没有提升福利待遇的打算。于是，供需结构的鸿沟形成，企业想招高级技工招不到，为保持自身利润仍不断压缩用工成本；农民工想提升工资待遇提不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手上拿的工资几无差别——这样的错位最终导致了隔三岔五的“民工荒”。

在以往，这样的“民工荒”也许只要提提工资，打工潮就能如潮汐涨落般得以周期回归。可今时却注定不同于往日——在上海、江苏、福建等地，企业尽管集体提高薪水，有的工资加奖金甚至提到2800元，却仍难招到工人。这种场景就很让人觉得吊诡，联想到节前悲情返乡的摩托大军，此番“民工荒”恐怕不是仅“工资低”三个字就能解释的。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卸甲归田”，进入城市的第二代农民工早已脱离了老一辈“挣点钱回乡养老”的归根祈愿。他们的土地情结较上一辈人更为淡漠，反而更想融入城市生活，增长自己的见识和阅历，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享受和城市人平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权利。然而，这些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却注定只能游离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城市给了他们梦想，却拒绝给予其尊严；城市给了他们生活方式，却拒绝给予他们足够的生存的权利。

这样的一群人，每天匆匆穿梭于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却从来无缘与城市乃至企业的相应福利亲近。他们生活在城乡二元的剪刀差之下，遭受着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待遇。城市需要的只是他们低廉的价格，而他们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就业权利，却不过只是无根浮萍。在企业与社会的双重权利漠视下，农民工就这样基本处在“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浮萍漂泊状态——既没有可供衣锦而归的高额工资，又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权利保障，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城市生活几无意义。是以，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沿海众多企业毫不留情的民工裁员潮，更让农民工们被这种弃如敝履的城市生存所伤，并最终引致他们决绝离开这些城市的“民工荒”。

“荒”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权利自救，却也更似一种被城市惨痛掠夺后的无奈选择。如若不信，看看那些悲情返乡的摩托大军，看看那些贫富分化下，梦想早已被城市化所撕裂的农民工生活便知。在生存压力下，中国的农民工们早已被磨练成天然的生活经济学家，他们懂得，哪里可以为自己挣得更有尊严的生活，哪里可以安放自己追寻梦想的青春。当沿海制造产业向内地转移升级之后，当大城市依然固守着过往的权利掠夺意识之时，回归故乡，重新开始，只是他们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