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长篇白话小说)

乐无异 — Tue, 22 Nov 2022 07:34:28 +0000

《醒世姻缘传》是明、清时期以世情为主题的长篇白话小说，写了一个两世姻缘、轮回报应的故事。前22回写晁源携妓女珍哥打猎，射死一只仙狐，后娶珍哥为妾，虐待妻子计氏，使之自缢而死，此是前生故事。23回以后是后世：晁源托生为狄希陈，仙狐托生为其妻薛素姐，计氏托生为其妾童寄姐，此时狄希陈成了个极端怕老婆的人，而薛、童则变成极端悍泼的女人，用种种残忍的办法来折磨丈夫。本书描写了封建社会里夫妻、家庭生活的真实面貌；对当时士绅、官吏、奸商、奴仆等各色人物皆有通达的观照，真实反映出宽广的市井百态。

基本简介

《醒世姻缘传》明末清初小说。一名《恶姻缘》。“西周生”辑著，“燃藜子”校定。100回。卷首有瓌碧主人序、凡例八则及东岭学道人题记,大抵说明编写宗旨，在于借稗官野史，“以昭鉴戒”。同时说明书中“凡懿行淑举，皆用本名，至于荡检败德之夫，名姓皆从捏造”。

有说西周生即蒲松龄，此书内容情节和《聊斋志异》中的《江城》《邵女》等篇有许多相同之外，且本书中多山东方言土语，所写大半是山东淄川、章邱一带风俗习惯，因此蒲松龄作说比较可信。若非蒲松龄，这位作者当也曾在这些地方生活过。这书所记多顺治康熙间事，写作年代不会晚于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

《醒世姻缘传》是继《金瓶梅》之后问世的一部长篇世情小说，风格也相近，其中的人物还引经据典式地引用了“西门庆家的潘金莲”的话语（第三回），受《金瓶梅》的影响是明显的。但这部小说的创作没有借用旧的故事框架，没有较多地采用或改制已有的作品，而是完全取材于现实生活，虚构出全新的小说人物和生活图画，而且还有一个明确的要解释社会人生的基本问题（夫妻关系恶劣的原因）的题旨，小说的情节结构也是由此而设计的。从这个角度说，《醒世姻缘传》是最早的一部作家独创的长篇世情小说。

《醒世姻缘传》有清刻本、1936年世界书局排印足本，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附有胡适、孙楷第等考证文字等10种，颇便使用。

写作手法

作者的笔触转向现实人生，相当清醒，体察得很深切，在他主观编造的因果报应的故事框架的内外，描绘出相当丰富的真实而鲜活的世态人情。顽劣子弟私通关节便成了秀才，三年赃私十多万两的赃官罢职时还要“脱靴遗爱”，逼死人命的女囚使了银子在狱中依然养尊处优摆生日宴席，狱吏为了占有美貌的女囚不惜纵火烧死另一名女囚，无文无行的塾师榨取学生就像官府追比钱粮，江湖医生故意下毒药加重病情进行勒索，尼姑、道婆搬神弄鬼骗取钱物，媒婆花言巧语哄骗人家女儿为人作妾，乡村无赖瞅着族人只剩下孤儿寡母便谋夺人家的家产，新发户转眼就嫌弃亲戚家“穷相”。这部声称主旨在于明因果的小说，倒是全景式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吏治腐败、世风浇薄的面貌。

小说对作为因果关系的两个家庭、两种恶姻缘的描写也是有具体的生活内容的。晁家的计氏原本并非是不幸的，当初计家比较富裕，嫁到较贫寒的晁家时，除了丰厚的妆奁，还带来一顷田地，公婆欢心，丈夫也有几分惧怕，曾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后来公公夤缘钻营，做了知县，晁家富贵了，晁源更加浪荡，娶了小妾，喜新厌旧，计氏才逐渐陷入了等于被遗弃的境地。她很苦恼，孤寂无聊，被尼姑钻了空子，经常来她房里走动，便成了被珍哥诬陷的根据和晁源要“休了她，好离门离户”的借口。这一切都写得很实际，没有羼入任何神秘的成分。作为因果链条上今世的狄家，尽管交代出与前世人物的对应关系，荒诞的内容添加了许多，但还是写出了现实的生活内容。

薛素姐是带有几分神秘性的，写她超常的乖戾，虐待丈夫狄希陈，棒打、鞭笞、针刺，乃至神差鬼使地射丈夫一箭，是由于神人给她换了一颗恶心，但也写出了造成她那种虐待狂的现实原因。薛素姐出嫁前已闻知狄希陈性情浮浪，却只能听命于家长结成没有爱情的婚姻。临出阁时，母亲谆谆叮嘱：夫主是女人的终身依靠，不得违拗，丈夫即使偷丫头、嫖妓女，也要容忍，丈夫弃妻宠爱都是那做女人的量窄心偏激出来的。这就使薛素姐对男人先有了一种敌意。婚后，狄希陈果然是不本分，薛素姐发现妓女孙兰姬送给狄希陈的汗巾子、红绣鞋，对他扭打拷问，便招致了婆婆的不满。狄婆子说：“汉子嫖老婆，犯什么法？”“没帐，咱还有几顷地，我卖两顷你嫖，问不出这针眵的罪来！”（第五十二回）在那种男子可以纳妾、嫖妓女．而女子却必须谨守“不妒之德”的社会里，薛素姐对不忠实的丈夫越来越严厉、凶悍的惩罚，实则是出自女性本能的妒情和对男性放纵的反抗。小说中还写了薛亲姐不顾父母的阻拦出去逛庙会的情节，她事后得意地说：“你们不许我去，我怎么也自己去了！”（第五十六回）这也反映着妇女对现实的清规戒律的反抗意识。薛素姐的乖戾、凶悍是由那种社会所造成的人性的变态，虽然有作者的歪曲成分，但也有真实的社会内容，而且比其他小说中的悍妇形象更深刻地透露出“悍”的原因。

就小说开头作为缘起的一段议论和小说以晁家为前世、狄家为今世的结构看，作者显然是出于男性的立场有憾于世间家庭“阴阳倒置，刚柔失调”意即丈夫受妻妾的辖制、欺凌的现象而发作的。作者独将薛素姐写成狐精转世的一个心肠极恶的悍妇，更表现出男权主义的立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展现出来的人生图画却超越了作者的思想，且不说纵妾虐妻的晁源，即便是受妻凌辱的狄希陈也有咎由自取的现实因素，他的轻浮，对薛家的背义，也是导致薛素姐敌视、虐待他的原因。小说为揭示男性被女性欺凌的原因，追究到了男性压迫女性的人生悲剧，表现为一个循环相因的生活过程，在这个因果报应的荒谬逻辑中，也正蕴含着一个现实逻辑的内核：女性对男性的欺凌，也就是对男性压迫的反抗。小说在以因果报应警世功人的思想躯壳里，包孕着呼吁尊重女性、夫妻应当“相敬如宾”的现实意义。这就是《醒世姻缘传》超越一般写悍妇而旨在维持所谓夫纲的地方。

作品优缺点

《醒世姻缘传》最突出的成就是语言的生动形象。叙述语言生动中饱含着调理和风趣，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配世姻缘传》的缺陷在于结构散乱，作者缺乏裁剪组织的能力，经常横生枝节。作者本意务求多写些人物，因而很多人物一晃而过，刻画失之于浅，也影响了对主要人物的刻画。语言方面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欠含蓄蕴藉，因为作者以劝善为目的，只想痛快淋漓地指斥世情，因而失于偏、失于浅，而且有时失于腐。因此《醒世姻缘传》未能成为像《红楼梦》、《金瓶梅》那样的一流作品。

作品评价

《醒世姻缘传》是写两世姻缘。小说中的晁源，由于射杀仙狐，宠幸爱妾，逼死妻子计氏，死后托生为狄希陈，按照作者的安排，“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于是让死狐托生为薛素姐，计氏托生为童寄姐，成为狄希陈的妻妾。她们肆意凌虐狄希陈，报冤雪恨。以因果报应的方式，写出了地主阶级生活中的阴暗冷酷。作品广泛描写了封建社会里的城镇和都市的世情风俗，并尽情地刻画了地主官僚阶级的官场和家庭生活，把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的污秽、欺诈、罪恶作了比较充分的暴露。作者观察细致，把地主阶级各色人物生活惟妙惟肖地如实刻绘出来,有时于轻描淡写之中，显得十分冷隽而幽默。

《醒世姻缘传》受《金瓶梅》的影响，写社会家庭间的寻常细事，真切、细致，贴近生活原貌，对城乡下层社会的描绘更富有鲜活的生活气息。作者对人情世态，揣摩得深切，在写实的基调上，往往加些夸张之笔，显示出其人其事的滑稽可笑，形成讽刺艺术的效果。小说中出现的各类人物，无论是官员、乡绅、塾师、乡约、媒婆、江湖医生、市侩商人、尼姑道婆、农村无赖，大都写出各自独具的那种卑陋的势利嘴脸，可说是写尽众生相。小说用方言俗语描摹人物情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诙谐幽默的情趣。

作者考证

浙江学者陈明达先生继推出《(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考》系列论文，考证出《金瓶梅》真正的作者是明朝黄岩人氏蔡荣名后，今又推出另一篇突破性论文《寻觅文学世界的香格里拉(玉娇丽)——(醒世姻缘传)作者蔡荣名考》，考证出《醒世姻缘传》是《金瓶梅》作者蔡荣名所写的另一部言情小说，而且推断出《醒世姻缘传》就是久佚的《玉娇丽》。

蔡荣名(1559–？)字去疾，别字簸凡，明黄岩人。出身书香门第，习研古诗文。曾祖父蔡余庆，进士出身，曾任汀州知府。祖父蔡绍科，举人，曾任大理知府。叔父蔡宗明，进士出身，官至礼部郎中。蔡荣名少小聪慧异常，17岁时考中头名秀才。但他我行我素，偏激狂傲，不耐繁文缛节，多次赴省试均未中举。于是就纵情诗酒，醉中成诗。著有《太极注》、《芙蓉亭诗钞》。蔡荣名于24岁北上拜谒王世贞，深受赏识，延为上宾。留住在府。

据明朝人日记记载，《金瓶梅》作者还写了《金瓶梅》的姐妹篇《玉娇丽》。因为《金瓶梅》的影响力，被称为“后金瓶梅”的《玉娇丽》也特别为人们注目。《玉娇丽》这部可与《金瓶梅》相媲美的长篇世情书，世人均认为已佚，只有这部小说美丽的传说。

陈明达的新论文分为八个部分：《醒世姻缘传》的创作时间；出神入化的黄岩特别土语；维妙维肖的黄岩方言谐音名字；为蔡荣名祖先树碑立传；书中两个故事在黄岩流传很久很广，故事的主人公正是蔡荣名；学术界公认《醒世姻缘传》是模仿《金瓶梅》；两本书共同的遗传基因；署名西周生的破译。

陈明达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根据以上各部分的综合考证，最后确定《醒世姻缘传》是《金瓶梅》作者蔡荣名写的另外一部言情小说。而且，《醒世姻缘传》就是久佚的《玉娇丽》。所以说，《玉娇丽》从来没有失传，只是在流传过程中改了书名，换了一件“马甲”而已。这就是署名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西周生和兰陵笑笑生是同一个作者的两件“马甲”，他就是明朝黄岩人氏蔡荣名。

陈明达先生和浙江台州地区一批草根学者的金学研究和考证，已经越来越为海外汉学界和媒体的重视，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国际作家书局、美国浙江研究会等机构已经为此在美国出版专著《(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说》，并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以推动中国文学的研究。

艺术评价

《红楼梦》与《醒世姻缘传》的“合而不同”

百回长篇巨制《醒世姻缘传》是对《金瓶梅》的直接继承与发展，并且是《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的纽带与桥梁。全书以果报轮回为线索,贯穿冤仇相报的两世姻缘,在恩怨的产生中拉开序幕,由矛盾的彼此消长达到高潮,后随着复仇的终结而渐趋平静。它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的因果轮回报应的思想，劝谕世人远离酒色财气，戒作恶杀生，崇尚父慈子孝、忠君爱民的儒家理想。

《醒世姻缘传》继承了《金瓶梅》的写实精神，直接反映现实人生，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社会史料价值。其次，与它的蓝本《金瓶梅》是个人创作还是世代累积型著作的激烈争论不同，《醒世姻缘传》虽然作者不明，但学界基本认同这是一部个人独立创作的作品，甚至有学者认为《醒世姻缘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独立创作的开始。因此，在作者个人的创作意图与整体构思方面，讨论《红楼梦》与《醒世姻缘传》的关系显然是宏观上讨论《红楼梦》与《金瓶梅》的关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一理想世界的构建

所谓“理想世界”的概念，是著名学者余英时在评论《红楼梦》时提出的。余英时先生独具慧眼地指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们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 无独有偶，在《醒世姻缘传》中，作者西周生也描绘了一个他心中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绣江县明水镇：“这绣江县是济南府的外县，离府城一百一十里路，是山东有数的大地方，四境多有名山胜水。……离这绣江县四十里一个明水镇，有座龙王庙。这庙基底下发源出来滔滔滚滚极清极美的甘泉，也灌在白云湖内。有了如此的灵地，怎得不生杰人？……大家小户都不晓得甚么是念佛吃素，叫佛烧香；四时八节止知道祭了祖宗便是孝顺父母，虽也没有象大舜、曾闵的这样奇行，若说那“忤逆”二字，这耳内是绝不闻见的。……这个明水离了县里四十里路，越发成了个避世的桃源一般。这一村的人更是质朴，个个通是前代的古人。” 这一段的集中描写，突出地体现了作者的治世理想。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两部小说中，水源都是作为作者所构建的理想世界的灵魂而存在——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地灵人杰”的传统观念息息相关，同时水源也作为理想世界的虚无与脆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象征。《红楼梦》大观园中的沁芳闸之水由宁府旧园会芳园引来，这象征着理想世界是在现实元素的基础上构建的。沁芳闸之水最终流出大观园，也预示着一切美好的理想终归不能永恒，最终难免要在现实的不断冲击下陷于肮脏的泥淖之中。大观园作为一个理想的幻梦，它的所有特征都可以归结为“美”的，这包括女孩子们无瑕的美好青春、真挚的友情爱情乃至作为理想世界物质载体的大观园本身。大观园的衰落是作者美学理想的幻灭：他深知大观园从兴起的一天就因为与现实世界相互渗透的关系而潜伏着灭亡的危机，这也使他看清了美好事物稍纵即逝正是宇宙人间最为深沉的悲剧：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永远活在追求与幻灭的焦灼之中无法自拔。这正如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引用叔本华的一个精辟比喻：人生之苦痛，如钟摆之两极。

　　与《红楼梦》中个体乌托邦世界的失落不同，《醒世姻缘传》中理想世界的消失是一个儒者的“大同”理想遭到的严重挫折，这反映的是一个群体——儒士阶层的价值观念的迷失与困惑。随着近世的绣江由于受到现实世界中恶浊风气的污染，淳厚民德不复存在，到处呈现出世风日下、道德失范的景象。无奈中的作者安排了一场滔天洪水来宣告理想世界的倾覆，于是这场水灾成为统领全书的一个象征：成为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行将崩溃的前兆。

　　由此可见，同样描绘了理想世界的失落，《红楼梦》体现的是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个人美学理想的幻灭；《醒世姻缘传》体现的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观念的群体政治理想的流产。同为理想世界却指向了不同的向度。

二写实主义的特色

《红楼梦》与《醒世姻缘传》都可谓继承了《金瓶梅》的写实主义传统，但却把这种现实主义的风格发挥到相反方向的两个极致。

《红楼梦》进一步把这种写实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社会背景、宗教活动、生活方式、娱乐享受、恋爱婚姻都更加逼近现实生活的状态，特别是人物刻划上完全摆脱了《金瓶梅》中残留的演义体小说和通俗讲唱文学中作者过于主观的描写，从而使整部作品里的人物上至少爷小姐下至小厮仆妇无不闪现出可贵的人性光芒。比如，我们读到《金瓶梅》中潘金莲因李瓶儿而失去西门庆宠爱时在房内深夜弹琵琶唱思妇之曲，恐怕没有多少读者会为之感动，甚至觉得和潘金莲泼辣的性格有些抵牾；然而当处于怅惘情绪中的少女林黛玉悲悲切切地吟出《葬花吟》时，不知多少善感的读者会为之唏嘘落泪。此外正因为《红楼梦》具有高度的写实性，它的悲剧不是来自“一二小人挑拨其间”而是来自现实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每个人物处于自己的位置“不得已而为之”，才使之更加令人感同身受，余恨悠悠。

《醒世姻缘传》把《金瓶梅》的写实主义传统引向了另外一个极致，即王德威先生在评价晚清谴责小说（novels of exposure）时提出的所谓的“丑怪写实主义” ，《醒世姻缘传》有许多看似与两世姻缘题材不相干的段落着重描写丑恶的耸人听闻的人物和情节，如薛素姐气死生父婆婆，医生为敲诈病家用药使病情恶化，无耻塾师汪为露威逼迫害学生等种种看似夸张的描写，正像英国学者杜德桥所指出的，“作者通过一系列缩影般的事件表现道德败坏和社会失调的主题。……但他的主题则给同一个故事带来对于邪恶的‘战栗的快感’。他喜欢令人震惊和恶心，作为一个纯洁道德的提倡者，他却对邪恶行径抱有一种病态的兴趣。……” 《醒世姻缘传》就此可以说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它通过夸张，扭曲，反笔来表现所要表达的主题。在小说所反映的危机深重的晚明社会，这种不失夸张的叙述方式更能体现整个社会秩序和身处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价值观念的紊乱和濒于崩溃，不管作者是否本身意识到与否，这种扭曲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是这个扭曲的社会环境的一种戏仿和批判。徐朔方先生认为《醒世姻缘传》中的某些描写已经“开后来谴责小说的风气之先” ，可谓的评。

综上所述，《红楼梦》和《醒世姻缘传》作为《金瓶梅》世情小说描写传统的承继者，在作者的构思和艺术手法上却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由于两位作家的主观写作意图上的差别造成了两部小说思想艺术上的本质区别，使两部小说面目迥然不同，也奠定了它们各自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特别是描绘世态人情小说无发展史上法取代的独特地位。

《醒世姻缘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