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之礼”通俗指夫妻同房，行房事，发生性关系。“周公之礼”是汉语中关于性关系的一种委婉说法。

相传西周初年男女滥情，但是周公发现这样不行，于是规定：男女在结婚前不能随便发生性关系，除非到了结婚当天才行。后来人们管这个叫“周公之礼”。

历史记载

行周公之礼，敦睦夫妇之伦

西周初年，世风日下，民间婚俗混乱不堪。

为明德新民，周公亲自制定礼仪。周公从婚礼入手，对当时男女交接混乱的状况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他把男女从说亲到嫁娶成婚，分为了七个环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并且对每个环节都进行了细化，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这些合称“婚义七礼”。

这第七礼——敦伦，即敦睦夫妇之伦，含有指导新婚夫妇依礼行事的用意。其仪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载之理，於是阴阳和谐，乾坤有序，维纲常而多子孙。

敦伦：交配的文雅代称。原为儒家用语，后为佛家借用，再后转为男女交合。

儒家：《论语·八佾第三》：学儒必须敦伦尽分，始能希圣希贤。

佛家：求子三要：第一保身节欲，以培先天、第二敦伦积德，以立福基。第三胎幼善教，以克随流。（印光大师）

虽然说敦伦是性交的意思，但是专用于夫妻之间，只有有夫妻名分的男女交合才能用敦伦二字，情人间是不能用这词的。

详细释义

相传西周初年，世风硗薄，婚俗混乱。辅佐天子执政的周公为整饬民风，亲自制礼教民。周公格外重视婚礼，从男女说亲到嫁娶成婚，共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合称“婚义七礼”、“士婚义七礼”，为让“士”人理解如何执行“七礼”，周公遂与妻子一起演礼，现身说法。可演试到“敦伦”一节时，周公之妻拒绝了。敦伦，即敦睦夫妇之伦，含有指导新婚夫妇依礼行事的用意。但妻子不同意演试“敦伦”。踌躇间，周公见到儿子伯禽摆弄的几个葫芦瓢，试合两爿能重新合为一个葫芦，他灵感顿生。次日，周公把“士”人子弟召到辟雍（学校），讲解“婚义七礼”，说到“敦伦”时，他拿出一对原配的葫芦瓢来，以此为喻：未分之前如混沌一体，剖开之后如男女有别，敦夫妇之伦，就如同把葫芦瓢重新合为一体，其仪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载的万物推原之理，于是阴阳合谐，乾坤有序，维纲常而多子孙。从此新婚夫妇均据“七礼”行事，原本的教具葫芦瓢也在婚礼上被奉为礼器：用根绳子拴住两个瓢柄，表示夫妇二体合一；又得一仰一合地摆在新房内，象征男俯女仰及子孙繁衍。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周公制定的婚仪亦渐废弛，孔子遂重修礼典。修到“士婚义”中“敦伦”一节时，他认为时过境迁，可以省掉。“六礼”于是产生。不过民间照旧把世代相传的葫芦瓢置于婚仪中。孔子又顺遂民意收葫芦瓢入礼书，称为“合卺”，不算婚仪中的正规礼器，而是夫妇“共牢而食”（即共吃祭祀肉食）后以酒漱口的器具。时间一久，不少人认为这是喝“同心酒”的器具；也有人仍学前辈的做法将其一仰一合地放着，哪里还知晓它的本义呢?

传承历史

结合初民婚配的发展史实来考察这类民间传说，似乎不无道理。考古发现，如半坡和马家窑类型的文化遗存中，都有模拟葫芦整体和纵剖面的陶制器物，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原始的交媾符号；而在漫长的风俗实践中，葫芦也经常扮演男女结合象征物的角色，如有些地区在男女新婚之夜，婆婆要向媳妇赠送葫芦形状的“礼馔”，上面既有莲花一朵暗示女性，又有突起物一个表示男性；有些地区姑娘出嫁时，要佩戴绣有葫芦的织物；还有些地区流行着在洞房梁上悬挂木勺的习俗，也可看作是葫芦瓢的演变。此外，后人常称夫妇同房为“周公之礼”，虽然带有戏谑意味，但也能说明古人对此事之伦理性质的看重。

考究意义

周公始创了中国式的法律思想和政治制度体系，完成了“礼”的第三次变革。他从禁酒到制礼，确立了“形而上之礼”的“礼制”理论，他假“祭礼”为“人礼”，用以规范人们的社会地位、等级、行为、人域间的社会关系，他变原始意识中法自然、法天观念为人法法则，由形式规定本质，用结果掩盖原因，寻找到并确定了西周社会阶级统治的理论原则，还因之创立了西周“形而上之礼”的礼制政治法律制度。这种制度我称之为“礼法”规范。

周公之礼，是物质力量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统治的工具。作为阶级的意志，它超越于平民百姓之上，服务于姬周宗法统治，具有强烈的强制力。他把姬周集团的意志和利益全部融合于礼之中，以尊尊、亲亲、贤贤、嫡长世袭、男女有别构成礼之本体。由之者，谓之“民彝”，非之者，谓之“非彝”。结果是“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其本质特征是“保护”与“限制”。

周公之礼，就其组成部分言，主要包括假定、处理两个部分，而很少明确规定制裁（现代法理学用语）。这说明西周的“刑”与“礼”是分离的。“刑”、“礼”之辩，很早就成为法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据我认为，二者不是同一概念，但二者也不是对立概念。如果说法应该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部分组成的话，那么，春秋以前，中国历史上的礼、刑实是一致的，二者是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先后关系，是同一范畴的两个组成部分（和刑相平列的还有“兵”）。

刑、礼分离的法律特征，在西周史籍中表现特别明显。《周礼》、《仪礼》是有关假定、处理的专门规范，一般不涉及制裁。而另外，西周的《刑书》（即《九刑》）（已失传，可从《吕刑》中见端倪），则专门规定了刑罚制度。刑、礼分离，是周公“德治”、“礼制”政策的重要内涵。礼的目的在于“强化”和“保护”，为此，防止犯罪，应是周公“礼制”的创新。一方面，他以怀柔的强化性规范——“礼”掩盖着残酷的强制性规范——刑罚、兵伐；另一方面，他利用人们普遍存在的虚荣、自尊心理，根据宗法亲宗的宗法制度，强行划分了人的阶级等级，并引伸出了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原则。即，礼是对贵族阶级的抬高，而刑则是施于平民阶级的耻辱。在法律的意义上讲，礼是对“民彝”的保护，而刑则是对“非彝”的耻辱。

周公之礼根据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有关人身行为、生活方式和政体、组织机构及其附属的实体规范，是治标而非治本的“法人则圣”的人身法法则。

周公简介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子，武王的弟弟，中国西周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天下大治。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

在周文王时，他就很孝顺，仁爱，辅佐武王伐纣，封于鲁。周公没有到封国去而是留在王朝，辅佐武王，为周安定社会，建立制度。武王崩，又佐成王摄政。据《曲阜县志》记载："武王十三年定天下，封公于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相武王，成王即位，命世子伯禽就封于鲁"。

新建立的周王朝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商朝旧贵族们准备复辟，而周公辅政，又有违于王位世袭制中父死子继的原则，引起周室集团内部的矛盾。结果残余势力即与周室内部的反叛势力勾结起来，他们的代表是纣王子武庚与「三监」管叔、蔡叔等人。结果周公东征平定三叔之乱，灭五十国，奠定东南，归而制礼作乐。

周公自幼笃行仁孝，多才多艺。文王在时，他以孝仁而异于群子；武王即位，则以忠诚辅翼武王，一次，武王有疾，群臣忧惧，卜求先王救助。“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愿以自身替武王之身，且称曰：“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及武王死，成王在襁褓中，周公毅然挑起了“摄行政当国”的重担，并且教诲开导成王，以其终生辅国安邦。

周公“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儒家思想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礼”，也源于周公。《周公解梦》一般相传为周公所作，人们也就不可避免将周公与梦直接联系起来。这也就是梦经常被称为“周公之梦”或“梦见周公”的原因。

周公惟恐失去天下贤人，洗一次头时，曾多回握着尚未洗完的头发；吃一顿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这就是成语「握发吐脯」典故。周公无微不至地关怀年幼的成王，有一次，成王病得厉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对河神祈祷说：“今成王还不懂事，有什么错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让我死吧！”成王果然病好了。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

后来，有人在成王面前进谗言，周公害怕了，就逃到楚地躲避。不久，成王翻阅库府中收藏的文书，发现在自己生病时周公的祷辞，为周公忠心为国的品质感动得流下眼泪，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周公回周以后，仍忠心为王朝操劳。周公辅佐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受成王冤屈以后，仍忠心耿耿，为周王朝的发展呕心沥血，直至逝世，终天下大治。周公临终时要求把他葬在成周，以明不离开成王的意思。成王心怀谦让，把他葬在毕邑，在文王墓的旁边，以示对周公的无比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