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中国现代男作家。著有戏剧集的《布谷》，短篇小说《台湾姑娘》，短篇系列小说《矮凳桥风情》。

浙江温州人。上中学后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15岁离家独立生活。1945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解放后到北京市文联创作组写剧本，1956年出版第一本戏剧集的《布谷》。以后发表的作品大多为短篇小说，取材与农民或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讲究构思立意，风格清新隽永。短篇小说《台湾姑娘》的题材和写法新颖独到，曾引起读者注意。1962年春，由老舍主持，北京市文联举行了3次林斤澜创作座谈会，专题探讨他的风格特色。近年有以浙江农村为背景的短篇系列小说《矮凳桥风情》问世。语言凝练、含蓄，并试图把温州方言溶入作品。他用浓缩的结构，突兀跌宕的情节，白描出一系列人物形象。此外还有若干评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现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

人物经历

林斤澜同志，原名林庆澜，曾用名林杰、鲁林杰，1923年6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父亲是教员，兄弟姐妹十人，是个多子女的家庭。中学时代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5岁离家独立生活。1937年在温州中学初中部毕业，因抗日战争爆发，离开学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

1937年12月入伍，在粟裕担任校长的浙闽边抗日干部学校学习，1938年在抗日流动宣传队做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担任过过剧团团员、机关雇员、中学教员等。1943年至1945年在四川重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习电影戏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组从事专业写作。

1956年出版了第一本书——戏剧集《布谷》。以后发表的作品大多为短篇小说，一般取材于农民或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讲究构思立意，风格清新隽永，独树一帜。短篇小说《台湾姑娘》因在题材和写法上新颖独到，曾引起读者注意。1962年春，由老舍主持，北京市文联举行了三次“林斤澜创作座谈会”，专题讨论他作品的风格特色。近年写了一系列以浙江农村为背景的短篇小说，1987年结集为《矮凳桥风情》出版，一时为人传诵。

主要作品

1950年，他在《苏南日报》发表了第一个剧本——反映了抗美援朝的独幕剧《祖国在召唤》，1957年主要剧作结集为《布谷》出版。此后转为写小说、散文。第一部小说集《春雷》于1958年出版，其中的《春雷》和《台湾姑娘》因在题材和写法上新颖独到而在文坛崭露头角，被视为他早期创作的代表作品。还出版有《飞筐》(特写集)、《山里红》(小说集)等。1966～1977年辍笔。文化大革命后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力作《竹》曾改编为电影。1981年发表的《头像》获当年全国短篇小说奖。

《井亭》获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短篇小说佳作奖，《去不回门》获首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出版的小说集有《满城飞花》、《林斤澜小说选》、《矮凳桥风情》，文论集《小说说小》，散文集《舞伎》等。其小说多取材于北京郊区农村生活和知识分子的遭际，以散文的笔法，着力表现一种特殊的氛围，结构精巧多变。晚近的作品冷峻、深沉、尖刻，被称为“怪味小说”。曾任《北京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等。2009年4月11日，林斤澜因心脏和肺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

新时期林斤澜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十多部，代表作是描写浙江温州为背景的小说集《矮凳桥风情》和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集《十年十癔》，以及系列小说《门》和《去不回门》等。他还主编过《北京文学》，鼓励新锐，培养新人，回归文学本体。

个人生活

初露头角

林斤澜1923年出生于温州，1937年开始在粟裕任校长的闽浙抗日干部学校学习，不久便转入温台地区的地下斗争。他和北京文坛的缘分要从1950年起在北京人艺和北京文联工作开始。那时，他担任老舍的助手。“老舍委派他去农村搜集素材，协助采访。他也帮老舍先生誊写材料。”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李青说，当时老舍就非常看好他和汪曾祺。

代表作

林斤澜的成名作是发表于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姑娘》。北京作协主席刘恒记得，“我17岁时在当兵，正是文学意识萌芽的时候，在连队里一本《人民文学》上看到了这个作品，对我影响非常大。”刘恒说，《台湾姑娘》文笔细致，人物婉约动人，是灵感充沛之作。“这种精确细腻的手法，是林老文学的标志，渐入老迈之后又添了空灵之气，境界便越发旷达了。他的小说和杂文造诣极深，大家开玩笑，说他成精了。”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头像》、“矮凳桥风情系列”等当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代表作的问世，林斤澜被文学界誉为“短篇小说圣手”。他主张小说创作要“无事生非”“空穴来风”（强调小说的虚构性、想象力）；“有话则短”“无话则长”（现实中经常存在的就不要说了，因为有新闻等其他文体来说；如果别人常说，我就不说了，要创造）；“以小见大”“小说说小”（强调从小处着眼，强调小说的细节，切入点要小，强调小说艺术的特殊性）。

在北京晚报中，写了一篇《春风》。

大师性格

甘居文坛边缘，固守文人寂寞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林斤澜的创作别具一格。早期，他善于在短篇小说中表现深广的社会现实内容。新时期以来，小说潮流更迭变幻，林斤澜不合群、不跟风，坚持独树一帜地进行自己的小说创作。

林斤澜喜欢在创作中进行语言探索。不同风格的语言在他的笔下交融，锻造出简约凝练的语言。《十年十癔》京味较浓，文笔练达，而作为一名温州籍作家，他又把温州话化入文学语言之中。汪曾祺曾评价：“林斤澜不但能说温州话，且深知温州话的美。他把温州话融入文学语言，我以为是成功的。”

人们常把林斤澜与汪曾祺放在一起谈论。两者的创作风格其实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甘居文坛的边缘，固守文人的寂寞，在文学创作中诚挚地继承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作家何立伟曾写道：“对上一代作家，（叶）兆言与我有同好，惟特别喜欢汪曾祺老与林斤澜老。他们的作品皆是高品，而且极个人、极风格，少有人能比肩。”

名家情缘

林斤澜是众所周知的美男子，有“远看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之美誉，可是他一再说：“我一生只有一个女人，只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夫人谷叶。1997年，谷叶得了脑萎缩症、脑血管硬化症，中医、西医什么偏方都用过了，可仍然无济于事。林斤澜在与友人通电话时悲伤而泣。2004年，谷叶去世。夫人火化前，林斤澜掀开被子一角，全身一颤，但看了她很长时间。如今，他终于要在天堂与夫人相聚相伴了。

文人嗜好

林斤澜爱喝酒，爱喝高度白酒，这点文学圈内无人不知。

在林老家里，有两面格外“饱满”的墙。一面从上到下都是书，一面从上到下都是酒瓶。甚至卫生间的壁灯都是酒瓶形状的。这个家的设计者是林布谷，她也是父亲忠实的酒友之一。

“我上人大新闻系时，老师说得接近生活，让不想和你说话的人能和你聊天。我就跑到街上卖高粱烧酒的柜台边，一边喝一边和老大爷们聊天。”布谷说，父亲发现后来了一句，“回家喝吧，我陪你喝。”于是乎，爷俩几乎天天对酌。“爸爸说，真正的好酒要下到喉咙管，你在那转口才能体会到它的味道。”

林老和朋友聚会，和晚辈谈文学，也都是无酒不成书。好友汪曾祺晚年时医生不让沾酒，可林老还和陈建功一起拉他出来偷偷喝。

因为爱喝酒，进而喜爱收集酒瓶，这个爱好让很多朋友都记在心上，于是“酒瓶给斤澜留着”成了朋友们酒干席散时常说的一句话。刘庆邦本来约定昨天下午去看望林老，没想到晚了一步。“前阵子，我从河南带回一个酒瓶子，还没来得及捎给他，他就走了。

林斤澜一生爱酒。他身体健硕，极少醉酒，善饮在文学界是很出名的。他家中摆放着一整架子的酒瓶，常常与朋友开怀畅饮。很多人和他喝酒交往，但始终不知道他的酒量。陆文夫逝世后，林斤澜曾对程绍国说：“晓声走了，曾祺走了，现在文夫也走了。人说我们是文坛酒中四仙，咳，只剩下一个我了。”而如今，这剩下的一个文坛“酒仙”，也杳然而逝了……

心系青年

林斤澜的老乡、作家程绍国曾撰写了一本《林斤澜说》，记录了林斤澜生前的许多故事。林斤澜一生淡泊名利，创作却始终没有搁下。年届八十高龄，依然有文章问世。他的好友曾劝他不要写了，成就已经够了，该是爱惜身体、安享晚年的时候了，但是林斤澜放不下手中的笔。

“他并没有真正的‘老’。有的人是从脑袋衰败开始变老的，自大了，落后了，封闭了，守旧了，容不得新人新事物了。林斤澜完全不是这样的老人，他的手一直与青年握着。这样的老人是不多的。”程绍国表示。

何立伟谈及印象中的林斤澜时说道：“林老是个忠厚的长者，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追求他所能达到的文学高度，赢得了青年作家的尊敬。但他又极谦和、极低调、保持沉默，更多的是倾听青年人的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他面露和善的微笑，迎接各样的奇谈怪论，在内心里作出自己的评判，却从不轻易表达出来。”在很多读者心中，他就是这么一位低调的作家、和善的长者。

地下武装

林斤澜在温台交界发展地下武装，差不多是把头拎在手上。他做交通员步行多日，把丁奎梅接到温州做地下浙江省省委书记刘英的妻子。当时懵懵不清，这不是好玩的事。他在台湾“2·28”事件中坐牢一年多，共产党人被杀以万论，林斤澜侥幸释放，警察局刚一释放才发现错了，差一点又搜到躲在煤船暗仓中的林斤澜。这段经历使他终生难忘。我曾问他:“你这一生中，什么时候是最可怕、最难受的？”他脱口而出:“火烧岛！火烧岛！在台湾监狱的时候，不枪毙我，多次说要把我送到火烧岛去，火烧岛没有人烟，到火烧岛等于是死。不是吓吓，真有人常常被送到火烧岛。”

林斤澜对当年的经历并不以为怎么怎么光荣，林斤澜只说这是当年的人生。解放后，有要人去信要北京的林斤澜回温任职，大约是要林斤澜当温州的宣传部长，林斤澜拒绝了。杨沫在《自白——我的日记》（1971年6月31日）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最佩服的还有林斤澜和骆宾基。（他们二人还都是党外人士）”。多年同在北京市文联，杨沫居然不知道林斤澜是1937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林斤澜一般不谈自己的“革命经历”。

人生经历

人的经历能抹掉吗？作家不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又写什么？中国是个古怪的国家，知识分子如作家尤其臭苦，林斤澜在五六十年代只能唱些欢歌，他成名了，1962年北京连续三天召开“林斤澜创作座谈会”，全由老舍主持。但，这时的作品艺术意义的确不大。他只是比旁的作家写得聪明一些、出色一些而已。直到1979年末，他在《林斤澜小说选》前言中说:“这两年日逐怀念故乡，那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有人说:作家的宝藏，是小时候的记忆。

是否？我有些知觉，还没有真明白过来。”——林斤澜说话总是“留一手”，这时他应当已经“明白过来”。那时他的文学观是写“真情实感”，《林斤澜小说选》中已有《阳台》、《拳头》、《记录》等篇什。但政治气候常使人感冒，作家创作心灵还不得舒展。后来，《矮凳桥风情》系列出来了，找到了“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特别是《十年十癔》系列，和而后的小说比如《门》系列的诞生，中国一个匠心独运的小说大师，也就自我雕塑完成了。

对人对己

2001年，林斤澜老人就因肺部感染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记得，当时他已切开气管接上呼吸机，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家人连衣服都给准备好了。没想到，几天之后，他凭借顽强的生命力缓了过来。那之后，林老一如既往，坚持写作，直到去年9月27日再次住院。

这次住院后，林老对女儿说“精力没办法集中，写不了了”。此后林老在医院几进几出，几次被下了病危通知书，直到前天。

11日14时多，作家刘心武和从维熙相约来看林老。因为担心自己的感冒传染给林老，刘心武还戴着大口罩。“我先到了一会儿，他当时正坐着，我叫‘林大哥，我来看你’，他就瞪大眼睛笑，笑了好几下，笑完之后眼睛就不离开我。”刘心武没想到，正冲着他笑的林老却因心力衰竭不得不接受抢救。他赶忙躲到走廊里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大哭起来，意识到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15时多，从维熙赶到医院，刚刚的抢救已经奏效。从维熙大声说：“你记得吗，1955年我在《北京日报》当记者的时候，你在北京文联工作，我们一块儿去北大荒采访。从哈尔滨到佳木斯、再到北京青年垦荒队……”林老看着从维熙，嘴唇嚅动起来。女儿林布谷“翻译”道：“你们是一辈子交情了。”从维熙看着老人，慢慢竖起大拇指。昨天与记者说起林老，从维熙依然十分激动：“哪次政治运动中林斤澜先生做过坏事？没有！我向他伸出大拇指，是我对他人文行为的评价。他笑了。”

刘心武和从维熙成为林老临别前见的最后两个朋友。在他们离开医院后20分钟，林老就告别了人世。

林布谷回忆，最后的抢救不到10分钟。在此之前老人一直非常清醒，拉着她们夫妇俩的手断断续续嘱咐“要坚强”“要豁达”。女儿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淌，老人却说：“高高兴兴的嘛！”“游子要回去了！”

“每个人都是哭着来的，但应该要笑着走。这本来是我对自己说的，爸爸做到了。”林布谷说。

创作特色

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以故乡温州的家乡人和事为题材，融现实生活的变动和民间传说的叙说为一体，描绘了一幅幅梦幻般变化着的温州风俗画

面：千里地外都知道有个两三年里就发起来的矮凳桥全国纽扣集散市场，镇上有一条六百家商店三十家饭馆的街道和又绿又蓝非绿非蓝的如幔之溪，从憨憨跑供销扯到空心大好佬讲的黑胡须白胡须憨憨造楼的传说，鱼圆店女店主溪鳗与传说中的美丽水妖互相游移……。

1950年进北京，先在北京人艺，次年转入北京市文联。出版剧本集《布谷》。自己发现写剧本不合秉性，遂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春雷》、《山里红》、《飞筐》。《台湾姑娘》是林斤澜的成名作。

1962年北京三次召开“林斤澜作品讨论会”，全由老舍先生主持。冰心认为林斤澜“有心作杰”，对林斤澜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

写作手法

当代作家林斤澜老先生，经常活跃在故乡的江南和工作的北京两地之间，对江南春风和北国的春风有着不一样的情怀、感受和认识，在这篇文章里他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通过对比烘托，把自己对北国春风别样的体会和哲思，抒写的淋漓尽致。为我们描绘了北国春风的粗犷豪迈、猛烈迅疾、强劲有力的特点，歌颂了它的勃勃生机，竭力扫尽残冬，催生万物的可贵品质，写出了对春天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表达了对驱散严寒，带来春天的北国春风的无限怀念和深深敬意。

在写法上另鸣新声，不拘一格。

欲扬先抑

抒写怀念之情作者开门见山就用北京人的话说“春脖子短”和南方来的人觉得这个“脖子”有名无实，来说明北京春天时间之短暂，冬夏交接之迅速，人们无法感受“吹面不寒杨柳风”的美好，也无法欣赏“百花争春斗芳菲”的胜景，有的只是淡淡的哀愁和心灵的缺憾。接着用人们争论最激烈的意见：“哪里有什么春天，只是起风、起风，成天的刮土、刮土，眼睛都睁不开，桌子一天擦一百遍……”来贬斥春风的不是，埋怨春风的无情无意，极力诉说春风带给人们的是：遭糕透顶的漫天飞舞的尘土,黄沙飞扬，浑黄的天空,一片茫茫,遮挡了人们前进的视线;呜呜吹号,哄哄呼啸的寒风,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好一个北国春风之恶势，人们对它恨之入骨，骂之连天,怨声载道,叫苦不迭，似乎北国的春风是那么的令人厌恶,令人生畏,令人可恨。

然而不久,作者在对江南春风温馨宜人,滋润万物进行大肆褒扬时,突然笔锋一转,难道“北京的春风真的就是刮土吗?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那是下乡的好处。”用这么一个设问句引出下文感情的变化,表达自己对北国春风的喜爱和怀念之情。当北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冷森森、凉飕飕之时,一夜之间,春风忽然来了,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吹开了冰冻的河流,吹折了残枝病叶,吹醒了冬眠的生命.麦苗返青了,山桃鼓苞了，勤劳的山民们,背着羊粪，满怀喜悦地把粪肥抛撒在高高的梯田,用宽阔的胸襟,灿烂的笑容,迎接那粗犷豪放、迅猛强劲的春风,甚至连捎带来的粗暴,也令他们觉得解气,好一个北国春风之能势,怎能不令人欣喜,令人怀念呢?

对比烘托

突出春风的可爱本文两处对比非常强烈，一是作者起初无限怀念江南春风，觉得它抚摸大地，像柳丝的吹拂，体贴万物，像细雨的滋润。可后来多次下乡在京西的大山上，“看到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没有开化的意思”，坚冰顽固地驻守着北方的原野，没有想过要退出舞台。面对这样的坚冰，“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的南方的春风是无可奈何、无济于事的。而北国的春风却以摧枯拉朽的力量、不可遏制的气势，横扫整个北国，吹开了冰冻，吹醒了生命，催生了万物。

通过这一对比，北国春风的形象显得尤其可爱。二是作者回想江南的春天与春风，有的只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有的只是“淡淡的阳光”，“蒙蒙的细雨”。更不用说发霉的墙角散发出的“死耗子味儿”与“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形成鲜明对比，让北国的春风显得更加可爱，对北国春风的敬意也油然而生。

语言粗犷

透出春风的阳刚之美《春风》一文语言“粗犷豪放、贮满哲思”。全文散句中夹杂着许多急促的短句，运用一系列动宾短语，巧妙构成了排比与反问，使语言显得变化多姿，错落有致，读来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如：“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从关外扑过山头，漫过山梁，插山沟，灌山口，呜呜吹号，哄哄呼啸，飞沙走石，扑在窗户上，撒拉撒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这句用铺排的手法，辅之以拟人的写法，象声词的烘托，突出了北国春风不可遏制的气势。语言形象生动，真切感人。

再如：“要不，请想想，柳丝飘拂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贴，又怎么过草原、走沙漠、扑山梁？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这两句反问，将北国山民喜欢春风这种感情表达得充分透彻、淋漓尽致。此外，文中还运用了比喻、拟人、夸张、反复等修辞手法，写景状物极富表现力。读来语言质朴自然，音调铿锵，感情真切，气势宏魄，显示出了一种阳刚之美。

温州风味小说的特征

林斤澜这些温州风味小说的特征，首先是传说性。这些“并不是作者家乡改革开放的诸人事的实写，而是一种‘当代传说’，它在发生的一刹那已和其他传说一样，成为物换星移、沧海桑田的历史上的又一则故事”。其次是迷幻性，似散非散的旧梦和将信将疑的新梦纠合在一起，亦真亦幻的场面和时远时近的传说搅和在一起，给作品造成了奇异的迷幻境界。然而它却使人不仅能感觉到混沌体的生活和“模糊美”的存在，还能感觉到其中闪烁着的现实与历史双重复合的文化审视和思考，可以触及到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深层的某些东西。第三是寓言性，“矮凳桥世界是一个寓言的世界，它讲述着一个关于历史的过去与明天、关于认识过去与明天、关于拯救过去和走向明天的寓言。”

林斤澜同汪曾祺—样，是新时期里少有的专心致志于短篇小说创作且功力深厚的作家。他的小说，以结构和语言见长。就其结构而言，精致缜密而又奇巧多变。情节并不繁复，但往往奇峰突起，跌宕生姿，虚实相生，呈现出反正相符、表里烘托的审美特征。作者在具体组织和裁剪素材时，十分注意主次详略、疏密远近、高低藏露的艺术处理，细节也都精心筛选过。他的作品语言，无论人物的语言还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都很简洁凝练。在《十年十癔》里，“京味”较浓，颇为练达；而《矮凳桥风情》里，则有意融人了温州土话，似更喧腾。林斤澜的作品也的确有点涩，但耐人咀嚼。

人物评价

文坛双璧

当代的作家和评论家，经常把林斤澜与汪曾祺捆绑起来谈论。见诸文字我所看到的就很多，比如唐达成的、蓝翎的、邓友梅的、孙郁的。何为？我想一是两人非常紧密，出行形影不离；二是两人品行操守有口皆碑；三是两个都是已经“成精”的作家。我说的“成精”是艺术境界已入霄汉，和一般的作家不是一个档次。我就是这样认为。鲁迅、沈从文、曹禺、肖红、孙犁“成精”了，林斤澜与汪曾祺也“成精”了。

有的作家喧嚣，人气极旺，但我觉得还没“成精”。当然精怪也有大小之分，比如鲁迅是大精怪，孙犁就是小精怪；被人承认为精怪也有迟早之分，有的很快就有人喝彩，有的一下看不清，慢慢的才被人警觉，称为杰出的作家。精怪也分类，艺术风格也不一样，沈从文和曹禺区别甚大，就是例子。林斤澜与汪曾祺呢，区别也是太大太大。不光是艺术风格，他们的乡情家庭、少年经历、人生遭遇、学养素养、脾性气质……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会决定人生，决定性格，会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内容、美学风格。当然，我这并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同，倘若什么都不同，他们就不会成为至交莫逆。许多爱好兴趣、为人品质、对大是大非的看法，还是相当合拍的。这也会在文章中反映出来。大异小同，有着作为证。

社会评价

老舍1962年曾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王勇《著名剧作家汪曾祺传略》）老舍说话有分寸，但在这一点上也真叫英明。刘心武说:“汪曾祺得到了应得的荣誉，而林斤澜还没有。”

汪曾祺清澈和明媚自然是美的，林斤澜时刻不忘人间，放眼世界，文章多有一个沉重的主题，特别是他的小说，在溅血的天幕上撕裂丑恶，透出地狱冷光，同样也是美的。

林斤澜所说“汪曾祺是读万卷书，我就是走万里路啊！”我以为是一把打开林汪匣子的很好的钥匙。匣子中一是飘香四溢的醇酒，一是锋利无比的斩凌剑。从林斤澜平和的笑脸上，你看不出他的经历、经验和经受有多么曲折竦人。好像没有那把剑。好像林斤澜没有经受过惨酷的人生。当然是错了，林斤澜那声“?”，内容丰富。他的平和实是炼狱后的通脱，是涅?后的清明。——父亲死于非命，家人遭际悲苦，极聪明极可爱的弟弟解放前出航，70年代末眼看即将回乡团聚，却又猝死香港。尊者死于敌方就不用说了，如刘英，如林夫。

朋辈冤死于内部的就更叫人痛楚，或活埋，或刀捅，或绳勒。有的倾向革命，知情过多，即被追杀。有的无缘无故坐一辈子的牢。他自己呢，十几岁曾被党内诬为“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的一分子，背上第一口黑锅。他回忆:当年浙闽交界的“抗日干部学校”，校长粟裕管事不多，具体管事的是另两个人。一是地下中共温州地委书记，一是地下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两人地位相当。前者是贾宝玉，后者是西门庆，两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学生，结果前者得手。后者越过粟裕到上面告状，说学校里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上面听信，结果把林斤澜也给搭上啦，因为他比较接近前者。殃及池鱼，他是池中最小最小的鱼。

林斤澜是祖国观念、人民观念很强的作家。他对社会、对世界有话可讲，感情强烈。这种强烈的感情不是在面表上作愤世嫉恶地叫喊，而是隐藏在艺术的深处。世象混沌，世间污浊，世人多舛，或者困惑，或者警觉，或者惊愕，或者悚惧，都是给世人或后人的长远钟声。他采用的不是诉苦、愤悱和怨谤的方式，他不动声色，所多是在艺术中把“血淋淋”撕给人看，叫人感叹。“三寸鸣鼓，八方搞怪。”手挥五弦，前无古人。惨淡，痛楚，混沌，隐晦，雾气满天，与古今作家迥然不同。以小说的个性境界论，以小说杰作的篇数论，林斤澜是中国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大师。

大师足迹

很多林老的朋友，无论同辈还是晚辈，都把自己和林老的相识相知看作一种幸运和幸福。

刘心武说，林老对自己并无恩，但他却在相识林老的30年里，愿意涌泉相报。“就是因为他人性中的善，那种善的光芒会照耀我一生。”他说，林老甚至在“文革”中被批斗时，还在台上担心两个负责写材料的文弱女士因批得不够狠而完不成任务。

刘庆邦说，“林老是一个匠心独运的作家，并具有智慧之心。他有独立的人格、不屈的精神、高贵的灵魂。他认为作家应该坚持独立思考的底线。”

刘恒得知林老去世消息后，写下“林老不朽！他的文名和创作功绩将永载文学史。他的智慧、仁厚、谦谨和通达，是晚辈同仁永恒的精神财富。他的幽默感令人难忘，而他内心的深邃也令人肃然起敬。逝者永在，生者长思！愿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

后世纪念

读者心愿林老走好

2009年4月11日下午，当代著名小说家、有文坛“短篇圣手”之誉的林斤澜因肺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据悉，林斤澜遗体告别仪式定于4月17日举行。

林斤澜一生经历丰富，创作颇丰，曾与汪曾祺并称为“文坛双璧”。汪曾祺早已离世，林斤澜如今又离开了我们，让许多喜欢他们的读者不胜唏嘘。

这位被众多文坛晚辈看作慈父，被称作“远看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的潇洒老人，在弥留之际五六次对爱女、朋友绽放出无比纯真、无比阳光的笑容，最后一次传递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回报亲友无尽的敬爱和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