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化，中国龙文化上下8000年，源远而流长。龙的形象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龙的影响波及了文化的各个层面，多彩多姿。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因此，“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龙是华夏民族的代表。

文化概况

中国龙文化起源及龙文化对中国的现实意义。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五千年来已深深扎根于所有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的龙文化，龙文化在历史上曾为中国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仍为中国的统一和繁荣发挥着自己独有的作用。

《龙和中华》记载：一直以龙的传人自居的中国人，逢年过节都要举行一些如舞龙灯、祭龙王、赛龙舟之类的喜庆活动，祈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丰衣足食。

炎黄时期就以龙为图腾，对神异动物龙的崇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早在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雕刻各种“C”形玉龙、玉猪龙等作为礼器，拜祭天地山川。据记载，在炎黄时代，龙就成为中华民族各部落联盟的共同图腾。以后，夏朝以黄龙为图腾，商周时期龙文化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各种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中，龙的形象经常出现。

秦汉以后，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皇帝睡的床称为龙床等。

在古人心目中，龙是一种神秘的宝物，不易见到，即使显现了也见首不见尾，或只见到只鳞片爪。而龙的出现，是天下太平的征兆，所以龙被人们视为天下间最大的吉祥物。

虽然神秘莫测、变化多端的龙难得一见，但自古以来人们对龙的形象描述得很清楚。汉代学者王充指出，龙自首至膊，自膊至腰，自腰至尾，三部分长度都相等；龙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龙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龙还能显能藏、能巨能细、能长能短。春分时飞上天，秋分时潜于渊。

在神话传说中，龙的种类有很多，有鳞者为蛟龙，有翼者为应龙，有角者为虬龙，无角者为螭龙，未升天者为蟠龙，好水者为晴龙，好火者为火龙，善吼者为鸣龙，好斗者为蜥龙。

在堪舆学著作中，“龙”是最常见的术语之一。由于自然界的山和水在形态上变化多端，与传说中的龙相似，所以古人将山和水都比喻作龙，把山脉直呼作“龙脉”，把曲折的流水呼作“水龙”。这样，龙就成为山和水的象征，各种龙的塑像和图案大量出现在宫殿衙署、大户人家乃至寻常百姓家中。北京故宫的九龙壁、太和殿的龙椅、龙柱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

因为相信龙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许多现代人也喜爱用龙作为装饰物或摆设。如果住宅的外环境缺乏真山真水，可以在客厅摆放龙的塑像，作为山水的象征。如果周围环境和室内环境不够藏风聚气，也可运用龙的塑像或图案使室内形成良好的气场。在堪舆学“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中，青龙是东方的代表，所以龙的塑像适宜摆放在东方；龙又与水密切相关，北方属水，所以龙的塑像也适宜摆放在北方。

文化本质

中国原龙最早曾一度起源于原始图腾文化，但本质与主流却不能简单归结为原始图腾文化。从“时代背景——具体内容——文化涵义——社会功能”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国的龙都与原始图腾有重大差异，因而表现出以下本质特征：

1.源于图腾，超越图腾

中国的龙文化在现代中国绝非仅仅存在个别遗迹，而是依然保持强大生机，扬弃掉封建主义、神秘主义、专制主义的消极因素，中国龙文化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中虽不能起到历史上的那种主导作用、主流文化作用，但仍对中华民族有强大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

2.不是实物崇拜，而是文化创造

图腾文化本质上是原始社会的氏族文化，而中国的龙，最初形态的原龙，即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是中国原始社会的解体期，中华文明时代的起源期，后来是中华文明中国的龙，固然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某种原型，但本质上并不是自然界中的现有实物，而是基于民族文化观念的文化创造、文化符号。时代的形成期。

文化内涵

中国的龙以东方神秘主义的特有形式，通过复杂多变的艺术造型，蕴涵着中国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基本观念：

第一层，龙的观念 从中国龙的形象中蕴涵着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四大观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互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观。

第二层，龙的理念 在中国龙的形象、龙的观念后面，包含着中国人处理四大主体关系时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追求天人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阴阳矛盾关系的和谐，多元文化关系的和谐。

第三层，龙的精神 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这是中国龙形象、龙文化的最深层文化底蕴。王东认为，发掘中国龙文化的深层内涵，有助于解决当代世界的一些文明冲突。

文化起源

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离今天的时间不会少于八千年。这个时期，原始先民已不单纯地、被动地依靠上天的赏赐了，他们把猎获的野马野牛野猪等等畜养起来；也不单吃那些采拾得来的野果了，而是有选择地种植谷物以求收获。他们能够熟练地取火用火，学会了用木头搭简单的房子，开始磨制石器、骨器，手工制作陶器，逐渐定居下来，从事生产活动了。生产活动使人们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宽泛，自然界作为人之外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撞击也越来越大。

他们模糊地猜测到，应当有那么一个力大无穷的，与“水”相关的“神物”主宰着指挥着操纵着管理着这些动物和天象，像一个氏族必有一个头领那样；或者说，这些动物和自然天象是这个“神物”的品性体现，像人要说话，要呼叫，要吃喝拉撒睡，要嘻笑怒骂一样。

龙，作为一种崇拜现象，一种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一种“理解”，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它的“模糊集合”。

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查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两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有文章称，山西省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有一幅距今达一万年的鱼尾鹿龙岩画，当是龙的最早的雏形。这幅岩画未见发表，其面目如何，还不得而知。)

接下来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达七八千年的陶器龙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蚌塑龙纹等。

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起点在新石器时代，经过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长足发展，到秦汉时便基本成形了。这个“基本”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构成龙的框架、要素、样式，秦汉时都基本具备了；二是说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系统，它并不满足秦汉时的基本成形，之后的历朝历代，直到今天，还都在不断地加减、变衍和发展。

龙的图腾形象自商代形成后，随着悠悠岁月的流转，其形象也在变化和发展，政治的兴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历史的一流一脉都在龙的形象塑造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商代，龙被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它那令人可怖的、幻想的形象给人强烈的神密感和一种狞厉的美，显示出龙有超越世间的神的权威。商代的龙主要铸造刻饰在青铜礼器上，线条错落凸突，深沉雄健，再加上青铜礼器那厚重沉稳的造型，使龙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折射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宗教理念。

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纪被周王朝取代。周人的原始宗教中，人文的色彩较为浓烈，这是因为周伐商并推翻商王朝的理由是商王朝无德害民，周人是代表天来对商进行惩罚。因周人有“德”，得以配天，夺取了天下。周人打败商人后，不但夺取了体现商人通天权力（实际上是统治权力）的鼎器，而且在新铸的礼器中，突出了自己的宗教观念。

据说周人伐商之时，曾有一巨大的赤色的凤，口衔玉硅（也有记载说是口衔丹书）落在周的社庙，代表上天降瑞应给周，所以在周代的礼器上，凤的形象更为突出，龙的形象趋于弱化，甚至在一些图案中，将凤的冠状物安到了龙的头上，龙的体态少了那种张扬和狞厉，失去了商代龙的摄人气势，变得比较平和，更趋于艺术化与图案化。

从本世纪初到现在，面世的有关龙的起源和本质的论著、论文已超过百余种，观点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这里简要的介绍：

神异动物说

这是以《辞源》和《辞海》为代表的最普遍的一种观点。前者说“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鳞虫之长”；后者说“龙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

相近的说法还有：“龙是具有很多神性、很神秘的动物神”，“是中国古人幻想出来的动物，”（朱天顺）“龙是出现于中国文化中的一种长身、大口、大多数有角和足的具有莫测变化的世间所没有的神性动物，”（刘志雄、杨静荣）“神异动物”是以“动物神异”为基础的，前者来源于后者，那么，是哪些动物通过“神异”而变成“龙”了呢？这一点，《辞源》和《辞海》没有讲清楚，学者们的探讨则多种多样。

图腾合并说

此说以闻一多在《伏羲考》中的观点为代表。闻氏认为，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何星亮亦认为，“龙原是一种图腾，但它又与其他图腾有区别。它最初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图腾，后来演变为超部落、越民族的神，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敬奉的、延续时间最长的图腾神。”

天象树神说

何新曾认为“龙的真相和实体是云”，“龙就是云神的生命格”；“最初的龙形不过是抽象的旋卷状的云纹。而后来逐渐趋于具体化、生物化，并且展开而接近于现实生物界中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的形象。”朱大顺指出，“幻想龙这一动物神的契机或起点，可能不是因为古人看到了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而是看到天空中闪电的现象引起的。因为，如果把闪电作为基础来把它幻想成一种动物的话，它很容易被幻想是一条细长的、有四个脚的动物。”赵天吏认为雷电龙“三位一体”，龙就是雷电的形象。

胡昌健说，“龙的原型来自春天的自然景观–蛰雷闪电的勾曲之状、蠢动的冬虫、勾曲萌生的草木、三月始现的雨后彩虹，等等……其中虹是龙的最直接的原型，因为虹有美丽、具体的可视形象。”

尹荣方的看法别致一些，他认为，“中国人传说中的龙，原是树神的化身。中国人对龙的崇拜，是树神崇拜的曲折反映，龙是树神，是植物之神。龙的原型是四季常青的松、柏（主要是松）一类乔木。”“松、龙不仅在外部形象上惊人地相似，而且龙的其他属性，与松也同样惊人地相似。”

恐龙遗记说

叶玉森、徐知白及美国学者海斯等主张龙的观念应是远古先民对于巨大的爬行动物恐龙的记忆，或主张先民因对恐龙的恐惧而产生龙崇拜，王大有说，“龙，被古人公认为最原始的祖型，可能还是恐龙。古人以具有四足、细颈、长尾，类蛇、牛、虎头的爬行动物为龙，这可能是古人当时见到并描绘下来的某种恐龙形象……或许古人见到的龙，真的就是恐龙，后来它们渐渐见不到了，才把它的同类海鳄、湾鳄或扬子鳄与其视为一类，加以崇拜。”

外邦传入说

章鸿钊认为中国的龙就是西方文化中的毒龙，约在黄帝时期传人中土，英国学者史密斯认为世界上的各大文明皆有龙，而且所有的龙都出于同一个文化发源地–巴比伦，中国的龙同样也是巴比伦古龙的后裔。

模糊集合说　

对于龙的起源和本质，庞进提出了“模糊集合说”，即认为龙是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雾、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中国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是原始先民对身外异己力量模糊崇拜的产物，是以现实生物和自然天象为基础，贯穿着、体现着模糊思维的艺术创造。

评述

作为古生物的恐龙，灭绝于距今七千万年左右的中生代，最早的猿人生活于三百万年以前的更新世，中间相差了六千多万年，因此，猿人是不可能看到恐龙的，也就更谈不上对恐龙的记忆和恐惧，显然，龙为恐龙遗记说，是站不往脚的。

对龙为图腾合并说也有比较大的争议，否定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刘志雄、杨静荣）

学者们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几乎所有图腾都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具体的生物或无生物，而龙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神物”；图腾是氏族群体成员崇敬的对象，是不得损害、毁伤或杀害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龙、辱龙、斗龙、斩龙的载述。

服饰文化

内蒙古翁牛特旗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五千多年前的龙形玉器。这说明龙作为自然界的生物，作为作用于人的感官知觉引起美感的客体，早已进入先民文化生活中。

《礼•明堂位》说：“夏后氏以龙勺，殷以疏勺”，“有虞氏服韨，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从夏朝装饰有龙的图象的勺子和周朝装饰有龙的花纹的服装来看，当时生物界能引起人们瞩目的首先是龙。无论是图腾崇拜的残余，或者是出于宗教的需要，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龙的崇仰心理，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美感。

《诗•商颂•玄鸟》说：龙旂十乘，大糦是承；《周礼•秋官•小行人》有“达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的记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部落或者一个氏族集团军事力量的标志的旗帜，作为朝廷使官用的符节，装饰着龙的图象，在客观上都显示了龙的威力，体现了人们对其威力的崇拜，以及统治者、社会领袖借以显示自身价值和权威的意图。因此，《礼•礼器》说：“礼有以文为贵者，王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

自汉代以后，随着龙的日趋神圣化，从宫庭到民间，服装、首饰、用具、屋宇和其它建筑物，饰有龙的图案的就更为普遍，直到近代仍历久不衰。现今保存的全国各地的古代建筑，特别是帝王的宫殿，如北京故宫、沈阳故宫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龙作为一种长期被神圣化的生物，作为一种被确认的审美对象，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目中，从古至今，一直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生物界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匹敌。

民俗文化

龙民俗，中国的民俗节日中，有不少与龙相关者。这些节日的活动丰富多彩，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散发着清新的乡土气息。

农历正月十五日汉族的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正月十五元宵本与龙无关，我们所要谈的是灯节必要进行的舞龙灯。宋代吴自牧在《梦梁录》中有关于南宋龙灯的记述：“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蜿如双龙之状。”吴氏所说的似乎的静止观赏的龙灯。南宋龙灯亦有由人舞弄者，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即有“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诗句。明清两代，舞龙灯之风更盛。

据清道光年间《沪城岁事》载：“游手环竹箔作笼状，蒙以绤，绘龙鳞于上，有首有尾，下承以木柄旋舞，街巷前导为灯牌，必书‘五谷丰登，官清民乐’。”

舞龙灯的前身是汉代的“鱼龙漫衍”之戏。据《汉书·西域传赞》载：“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之。”山东沂南北寨村东汉晚期画像石墓中室东壁上的乐舞百戏石刻为我们提供了汉代鱼龙之戏的形象资料。

画面的场面与颜师古注所云有所不同，可能属于另外一种形式。戏中之鱼形体硕大，明显系人工制作；鱼左侧有人单腿跪地，以右肩负鱼，鱼右侧有二人站立，均以右手举鼗鼓摇动，后面一人的左手似在持鱼的尾部。鱼的前面为一四足奔跑之龙。友双角、鳞身、双翼、长尾，背上负一大圆口双耳瓶；瓶上立着一份扮演羽人的小孩，双手持一带羽葆的长幢耍弄。龙前一人，左手持短梃，右手持鼗鼓向龙摇动；龙后一人，左手持鞭，右手亦持鼗鼓举摇，气氛热烈异常。

农历二月初二为汉族的“龙抬头节”。此时正值惊蛰、春分时节，大地逐渐转暖，民俗认为蛰伏一冬的龙正是在这一天抬头活动的，以后雨水也就多了起来。寻根求源，“龙抬头节”可能是从上古的“龙见而雩”演化而来的。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有关于“二月引龙，熏百虫”的记载：“宛人呼二月二日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蜿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用面摊煎饼。熏床炕令百虫不生。”

很明显，所谓“引龙回”的方工带有强烈的巫术色彩。中国北方多旱少雨，将龙引入家中图的是风调雨顺，于是也就产生了“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北方一些人家在这一天还用彩纸、草节、细秫稭等穿成串悬于房梁之上，称“穿龙尾”，也是留龙在家之意。民俗认为这一天人们的食物都为龙身上之物，如：面条是龙须、烙饼是龙鳞、饺子是龙耳等等。于是人们在二月二多吃面条、烙饼，因食龙之须、鳞对龙无多大伤害；最忌的是吃米饭，因为米饭是龙子，一顿米饭要伤害多少龙的性命。闺中妇女还忌用针线，以免不小心扎伤龙目。以上活动体现了龙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特点。

端午节的历史极其悠久，节日风俗也极为丰富，其中一些活动与龙有关，闻一多先生曾将端午节称为“龙的节日”。赛龙舟是端阳节最重要的活动。古时皇家龙舟的制作极为奢华，如南宋画院待诏李嵩所画《中天戏水册》中的大龙舟，头、尾、鳞、鬣皆雕镂金饰，舟上建层楼台观，槛曲安设御座，两舷各三桨，气势雄伟，金碧辉煌。龙舟竞渡规模亦宏大壮观，官员、百姓以至深闺少女都要临水观看。唐代诗人张建封有《竞渡歌》写其精彩场面：“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翰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端午节的真正起因应是辟邪消灾。

“五”（午）是天干中中间的数字，因而被古人认为具有极盛的含义；盛极而衰，因而它又包含着不祥的因素。因此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汉代的很多古籍都有“不举五月子”的记载。五月初五更是不祥，旧俗在这一天要将未满周岁的幼儿带到外婆家躲藏，称“躲午”，这显然具有躲避灾难的含义。端午节的一系列活动，如洒香汤（以艾叶、菖蒲煮水沐浴）、悬艾老虎素（用彩绸缝扎成粽子、辣椒、扫帚、布老虎等串以彩线挂于胸前）、饮雄黄酒、挂钟馗像等等，都以辟邪除祟为主旨。至于龙舟竞渡，当是祭神娱神祈获保佑的一种形式。

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也有许多与龙有关的节日，不同民族节日的时间、内容与活动亦不尽相同。主要分布于中国中南地区的壮族、瑶族和西南地区的哈尼族均有“祭龙节”。壮族的祭龙节在农历二月间。祭时，由村中两户或数户人家轮流负担祭祀用的鸡、猪等祭品。壮族人认为，每年杀猪“祭龙”，可保人畜平安。祭祀之日，外寨人骑马或戴斗笠者均不得通过寨心。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普米族有“龙潭祭节”，兰坪普米特的龙潭祭节在农历正月、二月，宁蒗普米族则在农历三月、七月。

普米簇人各家均有自己的“龙潭”，大都在深山密林或山涧峡谷中。祭龙潭节时，全家同往自己的龙潭歇宿三日，用木棍、木板搭成高台称“龙塔”，龙塔前树百尺标竿，上挂7个用鸡毛麻线拴成的七角斗架，为龙神住处；然后以酒、牛奶、酥油、乳饼、茶叶、鸡蛋等食物祭于龙塔之上；请巫师登坛祭祀，求龙神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祷毕，将涂有酥油的50个面偶投入龙潭。云南河口大瑶山瑶族尚有“龙公、龙母上天节”。龙公上天节为农历八月二十日，龙母上天节为农历七月二十日。是日，当地瑶族百姓祭龙之后，还要举行龙公、龙母的升天仪式。中国民族众多，与龙有关的节日不胜枚举故不再赘述。上述各民族的与龙有关的节日虽各具特色，但其本质含义却是一致的，即以龙为兴云布雨、掌管福祸之神。

神话传说

《淮南子•览冥篇》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洲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滛水。”

由于全新世冰后期出现的高温期，导致“火爁炎而不灭”的原始森林大火灾，以及因冰川融化，海面上升，又形成数千年的“水浩洋而不息”的海侵。人类正处于水深火热的时代，恰又是龙这种动物繁盛和称霸于水域的时代，“杀黑龙以济冀州”也就成为人类生存竞争的愿望和必要的措施。故至今仍有龙年不吉多灾的传说。

既然龙的种群繁盛，又凶猛可怖，其它动物和人类随时都可能遭受袭击，那么，由于梦寐或条件反射泛化而产生的附会和类似联想，自然应运而生。故《三皇本纪》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女，少典之妃，感神龙而生炎帝。”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既反映出龙的威慑性；也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利用人们的恐惧和崇拜心理，对龙和帝王的神化。

由于黄帝这个氏族集团的祖先也是以龙作图腾，故《史记•天官书》说：“轩辕，黄龙体”，进而将帝王和龙两位一体化，增加了帝王的威严。

之后对龙和帝王一体化的神化越来越盛行。如《史记•高祖纪》说“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开筮》说：“鲧死三岁不离，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拾遗记》说，“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泥于后”。

唐代以后，龙的神话与小说结合形成神话小说，龙的观念又向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和民俗文化场渗透，如唐朝李威的小说《柳毅》中柳毅为龙女传书，根据这个故事，又演化出唐末的《灵应传》，五代的《异录记》、《续玄怪录》、《博异志》等类似神话故事来。而北宋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卷418条又据以引出《梁四公记》说：“震泽中，洞庭山南有洞六，深有百余尺……盖东海龙王第七女掌龙珠藏，小龙千数卫护此珠。”于是，龙王称谓开始载入古籍。

《异录记》卷五说：“海龙王宅……四面海水粘浊，此水清。无风而浪高数丈，舟船不敢辄进……夜中远望此水上，红光如日，方百余里，上与天连，船人相传龙王宫在此下矣。”又把原生态神话与现实结合起来，构成新的次生态神话。

大概是受《柳毅》的故事和《太平广记》等的启发，明朝吴承恩的《西游记》又演变出：孙悟空大闹东海，龙王敖广被迫献出定海神珍(如意金箍棒)；魏征梦斩泾海龙王；祭赛国碧波潭万圣龙王盗舍利等故事来。《封神演义》又提到哪吒闹海，打死小龙王敖炳，抽出龙筋作腰带；大败老龙王敖光，拔其龙鳞。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的演变，是对自汉朝以来象征皇权的神龙的蔑视，实质上是对封建帝王的蔑视和贬斥。于是龙又被分为善龙与恶龙两种，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与怨忿。

诗词文化

黑潭龙

【唐】白居易

黑潭水深黑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

潭上驾屋官立祠，龙不能神人神之。

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

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

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

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盆冷。

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

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

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喂狐。

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

龙移

【唐】韩愈

天昏地黑蛟龙移，雷惊电激雄雌随。

清泉百丈化为土，鱼鳖枯死吁可悲。

龙

【唐】李峤

衔烛耀幽都，含章拟凤雏。西秦饮渭水，东洛荐河图。

带火移星陆，升云出鼎湖。希逢圣人步，庭阙正晨趋。

骊龙

【唐】唐无名氏

有美为鳞族，潜蟠得所从。标奇初韫宝，表智即称龙。

大壑长千里，深泉固九重。奋髯云乍起，矫首浪还冲。

荀氏传高誉，庄生冀绝踪。仍知流泪在，何幸此相逢。

龙潭

【唐】应物

石激悬流雪满湾，五龙潜处野云闲。

暂收雷电九峰下，且饮溪潭一水间。

浪引浮槎依北岸，波分晓日浸东山。

回瞻四面如看画，须信游人不欲还。

《咏龙》

亦知清戒守仙规，燕血尘埃岂嗜宜。

自许身躯脱梭木，淹从螭蛟困拳池。

为虚化实是何日，弃甲成林会有时。

已笑痴儿执凡铁，驱云驾雾奈何之。

现实意义

⒈民族团结、和平统一的象征

龙文化具有兼容并蓄性，使中华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它作为中国和平统一的象征，在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问题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自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有分合离乱，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这是因为，中国各民族对龙都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形成了很强的民族凝聚力，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民族共同繁荣、交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力地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自治权利，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繁荣，并增进了国家的集中统一和富强。然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却将中国这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说成是中国侵略压迫境内的少数民族，这在西藏问题上尤为明显。美国国会不止一次抛出所谓“西藏修正案”，把中国对西藏的合法管辖说成是中国侵略占领，诬蔑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极其困苦”，“存在政治宗教迫害”，并声称汉人进入西藏是要把西藏逐渐汉化。事实上，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发展了汉藏友谊，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就是这友谊最好的见证；元朝中央政府设立宣政院，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今天的西藏，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庙宇林立，宗教事业不断发展。这一切都有力地驳斥了“西藏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存在政治、宗教迫害”的谬论。至于汉人进入西藏问题，正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协作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体现。事实上，众多的在藏汉人为西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孔繁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也是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实基石。西藏人民早已和中国其他各族人民融为一体，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种由相同的龙文化、民族认同感所缔造成的民族团结友爱关系，是任何外来势力所不能破坏掉的——这是龙文化的一大现实意义。

1.龙文化的另一大现实意义，便是它对中国统一的促进作用。

中国要统一，是所有龙的传人的呼声，但由于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因而很难用一种社会制度统一中国。为此，中国共产党从现实情况出发，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其实质是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搁置一边，依靠各地华人所具有的民族认同感来统一中国，以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

其中，大家对龙文化的认同感起了关键性作用：首先，它促进了“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生。大家都是中国人，就有可能抛弃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依靠大家所具有的民族认同感来统一中国。在这里，统一中国已主要不是靠同一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是靠双方都具有的民族认同感。这就为“一国两制”在实践上的可行性铺平了道路。其次，它促进了港、澳、台地区与大陆的经济往来，而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往来成了港、澳地区平稳过渡和中国和平统一的有力保障。可以说，大陆、香港、澳门等地区的经济已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港、澳回归创造了良好条件。

2.经济腾飞的精神支柱

中国的经济腾飞，一靠改革，二靠开放，而龙文化在这两者之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一大精神支柱。

龙文化在改革中的作用主要是利用其对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为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的步子迈得大，但却始终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乱，就是因为龙文化强大凝聚力的作用。

龙文化在开放中的作用主要是利用其对海外华人的强大民族凝聚力，吸引了众多海外华人来大陆投资，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这首先是由于富有的海外华人企业家愿意在大陆投资。身为炎黄子孙，拥有着共同的文化、语言、家庭关系和历史渊源使海外华人在大陆投资很容易。同时，作为龙的传人，他们也想借助这种方式帮助祖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其次，是由于海外华人掌握着巨额资产。“根据较保守的估计，海外华人的流动资金高达2万亿美元，若将这些华人放在一个国家里，那么其国民生产总值至少达到5000亿美元。”另外，中国政府的态度也起了重要作用，大陆欢迎发展外贸和投资的态度刺激了跨国华人经济的形成。“龙的传人”的信念在海外华人对大陆投资中，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更为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然，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腐败、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等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经济。但应该看到，在龙文化的熏陶下，这些问题不是不可克服的。

世界上，都习惯把中国称为“东方巨龙”。这条巨龙已经真正苏醒，开始腾飞，而中国人民也以巨龙腾飞作为经济发展的象征。有人说，“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而中国作为环太平洋经济圈的经济增长中心，将成为新世纪的“龙头”！

宗教与龙

道教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是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形成的，集巫术、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及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于一身，并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一门宗教。早期的道学家已经意识到龙来自于蛇。《黄白篇》有："蛇之成龙，亦与自生者无异也。然其根源之缘由，皆自然之感致。

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倡导的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逐小形成办有教理、教义、教规的一种人为宗教形式。道教自形成之初，便与龙崇拜有不解之缘。先秦时代的乘龙周洲四海、乘龙升天，以及以龙沟通天人的信仰，被道教全盘继承。

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子孙都继承其业，均称"天师"，并传达室说与龙有缘。传说第三代天师名鲁，传说他有十个儿子，号"张氏十龙"。另有一则传说称：张鲁的女儿在山下洗衣，忽有白雾绕身，因此竟未婚而孕，感到羞耻，便自杀身亡。死前留下遗言，务必剖尸看腹中为何物。结果，腹中有两条双胞胎小龙，婢女把它们放进汉水。其后的许多道教代表人物都被说成与龙有神秘的关系，如南朝时的道教代表人物陶弘景，传说其母梦龙而生，他是一个龙种。

龙在道教中最主要的作用是助道士上天入地，沟通鬼神。龙被认为是"三轿"之一。这里所指的"三轿"，一曰龙轿，二曰虎轿，三曰鹿轿。道教的三轿主要是作为其上天入地的乘骑工具。张光直先生认为："濮阳第45号墓的墓主是个仰韶文化社会中的原始道士或是巫师，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乃是他能召唤使用的三轿的艺术形象。"他把蚌壳龙、虎、鹿与古代原始道教上三轿相联系，认为二者有渊源关系。

传说有法力道行的天师、真君还能召龙、驱龙。《酉阳杂俎。怪术》称：在一个名叫云安的地主，江边有十五里险滩，舟楫若不靠人拉纤，无法通过。瘦代天师翟乾佑念商旅之劳，结坛作法，召来群龙，共14条，均化作老人。翟天师让它们夷平险滩，以利舟行。群龙领命而去，一夜之间，风雷震击，十四里险滩都变成平潭，惟独剩一里依旧如故。翟天师一看便知是一条龙昨日未到，于是再次登坛作法，严敕神吏召它前来。

三日之后，方有一女女子来到，原来是一条雌龙。好申辩说：乘船过这条江的，都有是富商大贾，给他们拉纤的，都是云安的贫穷百姓，他们一向靠拉纤过活。倘若险滩没了，舟船通行无阻，他们靠什么吃穿呢？宁可要险滩以赡纤夫，不愿利舟楫以安富商。翟天师听后连连点头，于是又召诸龙一切恢复原样。

佛教

在佛经中，龙王Nāgarāja名目繁多，如《妙法莲华经》称：龙王有八，一为难陀龙王，二为跋难陀龙王，三为娑伽罗龙王，四为和修吉龙王，五为德义迦龙王，六为阿那婆达多龙王，七为摩那斯龙王，八为伏钵罗龙王。

龙和佛教的关系目前在学术界还有争议，一说中国的“龙王”崇拜是随佛教从印度传入的。理由是在中国本土的龙崇拜中，原无"龙王"崇拜。在汉代之前，只有”龙神”，而无“龙王”。隋唐之后，佛教信仰传入中国，龙王信仰遍及中土。

另一种说法则是印度佛教中的龙是由中国传去的，经过印度人的再创造，成为“龙王”。随着佛教的东传，龙王崇拜又随之回传至中国。其理由有七：

其一，中华民族的龙文化源远流长，据有条有理发掘，最早的龙形象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一条距今七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其次是举世瞩目的河南西水坡的蚌壳龙。第三是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焦墩遗址发现的用卵石摆塑的一条巨龙。第四是众所周知的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龙等。这些都充分证明龙崇拜早在六七千年前在中国便十分普遍，同时也证明龙文化是中国的本土文化，而不是外来文化。

其二，据目前所见印度龙的最早考古资料，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壁画《龙王及其家族》，和纪元前后的《龙族向菩提树礼拜》，晚于中国的辽宁查海石块龙约五千年。

其三，在文字记载方面，据目前所知的史料来看，印度有关龙的文字记载，最早是龙树于公元二世纪左右所写的《智度论》，这一记载距今仅1800年左右。而中国有关龙的记载较印度早得多，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少“龙”字以及崇拜龙的一些记载，这说明在3500年前中国的龙崇拜已十分普遍。

其四，中国龙文化自形成之后，不仅在国内迅速传播，而且很快传到国外。印度佛教中的龙当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传播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是经中国西南地区传入。据考古资料，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石器文化便传到西藏及其以南地区；在秦汉早期中国西南地区就和印度之间有了频繁的商品贸易。因此中国的龙崇拜经由这条途径传入印度是完全有可能的。

龙文化传播的另一条路线是西域丝绸之路。中原王朝早在三千多年前便与西域有接触，传说周代早期已有移民到达葱岭以东地方。商灭夏之后，夏部落有一部分人徙往西北地区，到达甘肃等地之后，继续向西迁徙，进入西域的焉耆国。后来，这些迁入焉耆国的龙氏族部落至晋代时成为该国的统治者，并以"龙"为姓。他们把自己的龙文化带入西域是肯定无疑的。

其五，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古印度的梵文中本没有“龙”的专用词，“龙”是和“蛇”合用一个词来表示的。在古印度神话中，雷电是骑白象的大神因陀罗手持雷凿造成的。中国龙传入印度之后，龙神很快取代了因陀罗，成为风雨雷电的主宰神。因而，表示“蛇”的词又来表示“龙”了。

其六，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的传说约有20则，其中西域五则，北印度五则，中印度十则，而南印度一则也没有。从内容来年，龟兹、于阗的龙传说与中国古代的龙传说很相似，有乘龙及龙与妇女交合而生龙种的传达室说，而与佛教毫无关系。而《大唐西域记》中关于葱岭以南、邻近印度的龙神话传说，其内容则与佛教中的人物有关。这也可说明西域是中国龙文化传入印度的一条路线。

其七，中国原始的龙，具有较多的蛇形象和属性，印度龙也一样，与蛇有密切的关系。在佛教的绘画雕刻艺术中，龙王的头部后面一般都有一个展开的有三五个或七个头状物的眼镜蛇冠子。另外，佛经还常有“毒龙形状如蛇”的说法，也说明印度龙具有蛇的属性。

中国本土的龙具有马、牛、鱼、鹿、蛇等动物特征；佛教中的龙王也相似，具有象、蛇、马、鱼、虾等多动物的特性，据上，有理由认为，佛教中的龙是由中国传入的。

佛教中的龙与中国龙也存在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中国龙与印度龙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在中国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特别是龙崇拜与政治结合起来之后，龙成为帝王的象征。而印度龙则是一般的神灵，如佛经中的天龙八部之“龙”，不过是普通的护法神而已，无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印度的动物崇拜中，金翅鸟受到最高的崇拜，而龙经常是金翅鸟的猎物。

在佛典中，龙的“三患”之一便是金翅鸟。传说金翅鸟每天以龙为食，一天需要一条大龙王，五百条小龙。这说明龙的地位远在金翅鸟之下，而中国则相反，龙的地位远在凤鸟之上。

其二，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能够升天入地，沟通天人；能为神仙乘驭，来往于天地之间。如黄帝乘龙升天，颛顼、帝喾、启亦乘龙往来。而印度佛教中的龙则没有这种神性。大神乘骑的是金翅鸟，如古印度人的天神毗湿奴常骑在金翅鸟上飞行。佛教中的文殊菩萨乘的是狮子或坐白莲台；普贤菩萨乘的是六牙白象或坐青莲台。

其三，在佛教中的龙王崇拜传入之前，中国的龙没有地域性，龙被奉为主宰雨水之神，受到各地各民族的普遍崇拜，龙的形象基本上也相同的，只有颜色的区别，分为青、赤、白、黑、黄五种。印度人虽然封龙为“王”，给龙造“宫”，但印度龙的地方神特性较明显，龙王的种类繁多，各水域都有龙王、龙宫，说明龙只不过是某一水域的主宰神。

其四，在印度，龙王是佛的信徒、供养者或守护神，而中国因受道教和儒教的影响，龙王信仰也发生了种种变化。在道教的影响下，中国的龙王成为玉皇大帝的部下；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的龙王传说强调仁、信、义，强调夫妇、弟兄、父女之情，并有善恶之分。此外，中原各地的龙王一般有姓、名和封号，这也是中国特有的。

从以上差异来看，龙文化传入印度在秦汉之前，因为龙在秦汉开始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在此之前，龙的主神性是主宰雨水，而印度的龙王也一样，主宰大海、湖泊和水潭等水域。龙崇拜传入印度之后，经过再创造，与本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印度特色的龙文化。

同时印度佛教艺术的传入，对中国龙形像也有较大的影响。从汉晋到唐宋时期，龙的形像在演变过程中，明显地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如敦煌北魏壁画上的龙，其动态是在奔腾，却给人以一种安详、宁静的感觉，这种造型显然来源于同时代佛教中的飞天。印度佛教中的狮子对中国龙形像的演变影响也很大，唐宋时期的龙吸收狮子的形像。头圆而丰满，脑后披鬣，鼻子也近似狮鼻。江西江宁南唐要升墓中壁画上的龙，不但头部像狮子，就连整个身体也有点近似于狮子。龙吸收狮子形像，主要是为了言其神威，增加它的神通。

小结

中国的龙王信仰是随着佛教的兴起而产生的，但是又与印度佛教中的龙王有很大差异。可以说中国的龙王是佛教道教杂糅的产物。道教引进佛教龙王并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龙王体系，称诸天龙王、四海龙王、五方龙王等。具体例子：

《太上洞渊神咒经》中的“龙王品”列有以方位为区分的“五帝龙王”，以海洋为区分的“四海龙王”，以天地万物为区分的54名龙王名字和62名神龙王名字

《西游记》中的四海龙王（东海敖广、西海敖钦、南海敖润、北海敖顺）

唐玄宗时，诏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

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诏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

清同治二年（1863年）又封运河龙神为“延庥显应分水龙王之神”，令河道总督以时致祭。

由于龙为司水之神，凡有水之处，无论江河湖海，渊潭塘井均有龙王，职司该地水旱丰歉。于是大江南北龙王庙林立，成为中国龙崇拜的重要一部分。

龙的精神

龙的精神，龙的足，为九州列土封疆，龙的心，为民族寄托希望；龙的魂，为华夏谱写篇章，龙的骨，为中国铸造脊梁！滔滔黄河，滚滚长江，是龙的血脉潺潺流淌；夏商周汉，魏晋隋唐，是龙的翅膀振振翱翔。五湖四海，三山五岳，百万里方圆锦绣一方；元明清后，建共和国，五千年上下源远流长……

悠久的文明，令人神往，美丽的传说，凄婉感伤，不朽的精神，深沉悲壮，不败的斗志，奋发激昂！盘古开天，女娲孕养，龙的传人代代成长，后羿射日，夸父逐阳，龙的子孙世世流芳！八百里长城，阻不住孟姜，阻不住那百转柔肠，三千尺天河，隔不断牛郎，隔不断那万仞刚强！

动人的故事，源于质朴善良，善良的民族，无愧礼仪之邦，民族的传统，皆为温良检让，民族的性格，方为无畏刀枪！龙的故乡，龙的精神万众传扬，龙的精神，龙的儿女熔铸身上——无论是百年沧桑，无论是万里远航，谁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祖上炎黄！晨风飒爽，夜雨潇湘，精心雕琢龙的模样，冬雪融融，春雷朗朗，洒落飘扬人间万象！历尽了无数雨雪风霜，不断谱写着沁人篇章，巨龙昂首于新的曙光，世纪的钟声也为之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