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烈（1902年12月9日-1994年3月27日），出生在湖北枣阳县一个书香世家。1918年夏，杨子烈进入位于武昌黄土坡（即现在的首义路）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受到陈潭秋等的教育，秘密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逐步成长为自觉革命者。来自黄陂的陈碧兰（彭述之夫人）、来自应山的庄有义（陆沉夫人）、来自汉阳的徐全直（陈潭秋夫人）、来自武汉的夏之栩（赵世炎夫人）为同班同学，并同时在1922年4月由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同在1922年10月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1年（1922年）秋，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陈碧兰、庄有义等在女师掀起了一场震撼湖北的学潮。

早期活动

杨子烈，女，1902年12月生于枣阳城关大南街一个地主家庭。1917年高小毕业后，到武昌报考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她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运动。在1922年4月由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同在1922年10月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1年(1922年)秋，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陈碧兰、庄有义等在女师掀起了一场震撼湖北的学潮。

1923年2月杨子烈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在北京期间与张国焘相识，1924年2月与张国焘结婚。曾两次赴莫斯科深造，从此就成为早期中共妇女运动活跃人物。

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

丈夫脱党后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接到枣阳家书，说张国焘已给家中写信，叫她速去延安。恰在这时，获悉南京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她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奔赴南京‘八办’驻地见到了秦邦宪、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激动得泪如泉涌，像党倾诉了自己的坎坷遭遇。张国焘因在长征中犯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曾受到党的批评。1938年4月5日，张国焘以清明节祭扫黄帝陵之名，与国民党西安行营住人蒋鼎文秘密勾结，叛逃武汉，投入蒋介石的怀抱。

杨子烈得知这一情况后，一面向党中央痛骂张国焘无耻，一面哭哭啼啼，再三要求：‘一定到武汉把张国焘找回延安’;毛泽东主席批准了她的请求说;‘你能把张国焘找回来，就是共产党大大的功臣！’并批给500元法币为她到武汉旅费。从此她却一去杳无音讯自绝于党。1949年1月平津战役后，中国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她同张国焘举家逃往台湾。1949年6月怕台湾孤岛难保，又举家迁往香港。五十年代，张国焘在香港做黄金买卖生意，老本亏光，一贫如洗，杨子烈仅靠大儿子张海威教书维持生活。

在延安的周折遭遇

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利用祭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脱离他亲自参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踏上一条不归路。脱党是一件严重的事，所以他做得很机密，连妻子杨子烈都不知道。杨子烈回忆，最初还以为他受命去西安或其他地方从事机密工作去了，心中还责怪他不对自己讲，又不好意思去问任何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丈夫会脱离千辛万苦参与创立的党，就是张国焘本人恐怕也是始料不及的。

杨子烈说：“过了差不多快一个月，并未见到国焘回来，也未有只字给我。我心中虽难过，也羞于去问谁。这是两种心理在作祟：第一，因为共产党在秘密工作时代，谁未负责该项工作，谁就不应知道该项工作的秘密，何况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同志们知道党的工作秘密越少越好，十数年来我就养成了这种习惯。第二，国焘是我的爱人，最亲爱的人。他走向何处去，竟不对自己讲，问别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别人还能讲吗？离别将近七年了，才相聚数月，竟又不告而别？我在盛气之下，更不愿去问他人了。”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中组部来电话要杨子烈速去一趟，她还以为是恢复她的党籍，心中异常欣喜。她在上海与党失去了多年联系，好不容易到了延安，组织不信任她，没有恢复她的党籍。到了中组部，陈云将她请到一个房间，低声说：“子烈同志，你知道吗？最近党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党的大事。”她惊奇地表示自己一点也不知道。

陈云紧皱双眉、低着头告诉她：“国焘走了！”随后，陈云交给她一封信：“国焘有一封信给你，他在汉口等你，你去不去？”她满心想去找张国焘，恨不得马上能看见他，一时不好意思出口，只低声说：“我考虑一下。”陈云看她大腹便便，问她有几个月身孕了，她说六个月。陈云异常关切地说：“那你要好好当心！如果有同志们闲言闲语，你来告诉我好了。”

张国焘的信很简单，大意是：“子烈贤妻吾爱吾妹：不告而别，请妹原谅。我在延安苦闷，现到汉口等你，希望妹携爱儿海威来汉口……”信是4月初在西安写的，那一天是5月16日，也就是信到延安已有一个多月。她突然发现，过去熟悉的同志见到她变得冷淡，从前的笑容不见了。她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次日上午她去见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都在，她还没开口，知道内情的人热烈地走近她，很和蔼地轻轻在她肩上一拍，似认真又诙谐地大声笑着说：“好呀！子烈，国焘把你丢下，跑了！”她好半天才强自镇静地说：“他为什么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汉口找他，问个明白，把他找回来。”“好呀！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共产党的大大功臣。”毛泽东高兴得伸出右手大拇指。刘少奇亲切地对她说：“子烈！到我那里来玩嘛。”她回忆，张闻天紧绷着一张“布尔什维克”的脸，好像没看见她一样，昂着头，站起身，一声不响地走了。

过了数日，她见到李富春，正式提出去汉口找张国焘，请组织部批准。李富春回答：“让中央开会决定，然后再通知你。”那些日子，怀有身孕的她忧心忡忡，常常茶饭不思，暗自流泪，在人前还要强忍泪水。终于等来了李富春的答复：“中央已经开过会，决议你不去汉口，小孩子将来仍然可以送到莫斯科读书。”她再也忍不住泪水，双手掩面痛哭，“不，我要去！我要到汉口去看看国焘！”

她给中央写信，声称自己要回故乡湖北乡下去生孩子。三四天了杳无回音，她于是去中组部找陈云、李富春问，李富春“铁青着脸粗声粗气地说”：“中央开会时，毛主席决定不要你走!组织部不管。”陈云“温和地轻声问”：“孩子有几个月了？”她说七个月了，陈云低声说：“要走，就快走！”

杨子烈立即爬了几个土坡去找毛泽东，说：“毛主席，我想回家养孩子，你批准我吧！”毛的声音很低：“那是组织部管，你去找他们。”她恳切地说：“不，我刚才从组织部来，富春同志说是你决定的！你们两处，你推他，他推你！那怎么行？你看我大着个肚皮，跑来跑去，实在跑不动了！你现在就干脆写张条子给我吧！”正在写文章的毛泽东提笔在白纸上写了“让子烈同志回家吧！”一面写一面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现在国焘已被戴笠捉去了。

戴笠是什么人，你知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呀！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靠了这张纸条，杨子烈带着孩子还有妹妹离开延安。

凄凉晚年

1972年，全家由香港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市，和长子张海威住在一起。1977年12月张国焘患中风，右手脚瘫痪卧床不起。1979年12月2日，多伦多市下大雪，老人病院无暖气设备，夜里也无护士值班，张国焘翻身时，被子毛毯掉在床下，叫人无人，自己又动不了，至次日晨冻死。5日，埋葬于多伦多市公墓。77岁的杨子烈，在墓前哭得死去活来，呜呜咽咽地诉说40年的生活折磨的下场。自此，杨子烈过着更加凄凉、忧伤和无限忏悔的暮年生活。

1994年3月27日，在张国焘去世15年后，杨子烈以92岁高龄故去。夫妇二人合葬于多伦多松山墓园。

著作

著有《往事如烟》一书，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1970年由香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辑，自联出版社印行。

后代

杨子烈与张国焘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上世纪五十年代，张湘楚曾回国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1968年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时，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