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

历史

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了农业税条例，并实施至今。这一古老的税种，已延续了2600年的历史。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牵动着中国的兴衰。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改革，以扩大纳税面，让有地产、有钱财的人多纳税，但由于吏治腐败，负担最终转嫁到农民头上。即使是屡被提起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是短暂的轻徭薄赋，历代封建统治者始终未能跳出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黄宗羲定律”。

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农民用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小推车，“推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几十年来，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据统计，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农业税也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支柱。

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左右，到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2005年岁末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

特点

1. 以农业收入为征税对象。凡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农业税的纳税人。
2. 以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按常年产量（而不是按每年的实际产量）计算的农业收入，主要针对粮食、薯类、棉花、麻类、烟叶、油料和糖料作物等作物。二是按产品收入计算的农业收入，主要是针对农林牧产品征收的农业特产税。
3. 实行由国家统一控制下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由国务院根据全国平均税率，结合各地区的不同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
4. 地方政府具有相对较多的管理自主权。纳税人缴纳农业税的土地亩数、农业收入等情况由乡级政府统计确定。农业税征收的具体办法由省级政府制定。

计税依据与计算方法

计税依据

农业税的计税依据是农业收入，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1. 按常年产量计算的农业收入。它是农业税的计税产量，不是实际产量，是中国农业税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农业税行之有效的征收方法。
2. 按产品收入计算的农业收入，是农林牧产品的计税依据，对列举的农林牧产品，按产品的收入计算确定农业收入。

计算方法

农业收入的计算标准如下：

（一）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按照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

（二）种植薯类作物的收入，按照同等土地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

（三）种植棉花、麻类、烟叶、油料和糖料作物的收入，参照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

（四）园艺作物的收入、其他经济作物的收入和经国务院规定或者批准征收农业税的其他收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计算标准。（一）、（二）、（三）项所列各种农业收入，一律折合当地的主要粮食，以市斤为单位计算；折合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

常年产量应当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和当地的一般经营情况，按照正常年景的产量评定。对于因积极采取增产措施和采用先进经验而使产量提高特别显著的，评定常年产量不宣过高。在评定常年产量的时候，对于纳税人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土地，受益未满三年的，应当参照受益前的正常年景的产量评定常年产量。常年产量评定以后，在五年以内，因勤劳耕作、改善经营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常年产量不予提高；因怠于耕作而降低单位面积产量的，常年产量不予降低。

纳税地点

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将应缴纳的粮食或者其他农产品和现款，送交指定的机关；征收机关收到以后，应当发给收据。

纳税人有运送他们应缴纳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义务。义务运送的里程，一般以当日能够往返为原则，具体里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规定。超过义务运送里程的，其超过的里程，应当按照当地的一般运价发给运费。

优待与减免

纳税人从下列土地上所得到的农业收入，免征农业税：

1. 农业科学研究机关和农业学校进行农业试验的土地；
2. 零星种植农作物的宅旁隙地。

下列地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可以减征农业税：

1.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还有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
2. 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
3. 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50多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税所占比例已大幅下降。1950年，农业税占当时财政收入的39％，可以说是财政的重要支柱。1979年，这一比例降至5．5％。从2004年开始，中央决定免征除烟叶税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农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进一步降至1％。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取消过程

“十五”（2000－2005）之初，中国开始了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取消“三提五统”等税外收费、改革农业税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

2000年起从安徽开始，通过逐步扩大试点省份，到2003年在全国全面铺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从2004年开始，改革进入深化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清理化解乡村不良债务；取消牧业税和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实行取消农业税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对种粮农户实行直接补贴、对粮食主产区的农户实行良种补贴和对购买大型农机具户的农户给予补贴；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吉林、黑龙江8个省份全部或部分免征了农业税，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区降低农业税税率三个百分点，其他地方降低农业税税率一个百分点。

2005年，全国有28个省份全面免征了农业税，河北、山东、云南也按中央要求将农业税税率降到2%以下。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１月１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中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将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全面取消农业税表明中国在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从2006年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比原定用五年时间取消农业税的时间表，整整提前了三年。2001至2004年，全国共减免农业税234亿元，免征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68亿元，核定农业税灾歉减免16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负担了85亿元，各级农业税征收机关共落实社会减免50亿元，落实种粮大户等其他减免9亿元。2005年全国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220亿元。

这是中国农业发展与世界惯例接轨的标志性事件。从国际上看，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无一例外地要对农业实行零税制，并给予相当的财政补贴。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取消农业税，采取“少取、多予、放活”的政策，无疑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适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势。

这是中国农民命运开始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废止农业税条例，标志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开启了一个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崭新阶段。

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农业税条例，只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落实“以工促农”，主要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补贴方式、农民职业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入。

至于构建“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一是加快城市化进程，让更多农民转变为市民；二是加快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三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废除农业税条例，虽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毕竟已经迈出了这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关键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但毕竟已经开始破题，并向“深水区”挺进。

取消意义

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在中国，农业征税、缴税成本太大，这种成本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税收本身。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的税费的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农业税的取消，使这种到处向农民伸手的体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农村税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设立的。这种两线并行的税制结构，再加上城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对中国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中国由7%的主税及其20%的附加合成的农业税税率达8.4%。据了解，对特定人群进行税收，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存在。

因此，取消农业税政策的提出，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变化，是中央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是对农民在税负上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位的恢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四百亿的农业税虽然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二点几，但今后这笔税收不但没有了，国家还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农村基层的财政开支，这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难以做到的。

农业税的取消，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农业的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目前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力。对小区域经济中的财政税收结构的影响是最大的，特别是县域经济。对于许多农业县、农业区域来说，财政税收中的农业税仍然是很大的比重。

农业税的取消，使得这些地方的财政税收结构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并进而将影响到更大的区域甚至是国家财政税收结构的变革。因此，取消农业税，实际上是对财政税收结构、小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是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的开始，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已开始走向最艰巨的领域。

取消农业税以及中央政策向“三农”倾斜，并不损害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利益。相反，还将最终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浅显的道理：全国13亿人中的9亿多农民增收了，消费水平提高了，必将促进城乡市场的畅旺，拉动内需，城镇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环节也将随之步入良性循环，进而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同时，城乡差距的缩小，还会促使农村社会更加稳定，并有助于全社会的稳定。一句话，中国的改革，都是从解放农民开始的。没有富裕的农民，就没有富裕的中国；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中国社会。

相关评论

农业税取消后提高了农产品成本。降低了国际竞争力。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仍然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总税率为8.4％。国家税务总局法规处处长王道树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竞争对国内农产品市场压力明显加大。中国农业本来就是弱势产业，农业税则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大打折扣。

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对本国农产品的补贴是我们远远做不到的。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可使用‘绿箱’‘黄箱’政策补贴农民，说可以补到8％，可现在实际能达到的大约也就是2％。这迫使我们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积极政策，支持农业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农村税负高于城市。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也是减免农业税的重要原因。2003年，这个差距已达到3.3：1。“怎么提高农民收入？”王道树说，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增收，另一方面就要给他们减负，而农业税是农民负担中最大的一块。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的税负远高于城市居民。王道树分析，同样作为纳税人，城市居民交个人所得税时，先要把起征点以下的收入扣除，而农民交农业税却从没有起征点。如果征农业税也像征个税那样扣除，至少有9成以上农民达不到纳税人水平，应该不交税或者少交税。

作为生产者和经营者，城市工商业者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才交税，而农民无论实际产量和成本消耗多大，都必须按定额交税，这使得农业税几乎变成了“地租”。根据换算，农产品增值税的税率比工业品增值税的税率要高出5至8个百分点。城市和农村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反映之一。这不仅显失公平，更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