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里科夫，是契诃夫小说《套中人》（又名《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主要角色，沙皇俄国时期社会中层的一个小人物。他胆小怕事，却又爱管闲事，为人保守顽固，对社会变革极度恐惧，总是穿着一身大衣将全身包裹起来，所以被称为“套中人”。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乱子来”。别里科夫死了，人们应该解放了，自由了，然而死了一个别里科夫，还有许多别里科夫存在着，因为这是一个僵死、腐朽的社会。别里科夫的可悲之处还在于，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隐藏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套子，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隐藏，反而将他醒目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当他已经被异化成套子的时候，这件套子却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异类，被身边的人所挤压所排斥，直到最终走向坟墓——一个永远的套子。

角色介绍

《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就是一个海鸟与企鹅式的害怕变革，苟且偷安，甚至甘心充当沙皇鹰犬的知识分子形象。《套中人》写于19世纪90年代末，此时，俄国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面对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沙皇当局便以强化国家机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因此，此时的俄国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身处这一恐怖环境中的俄国知识分子，正如高尔基《海燕》中所描写的，有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勇敢地”“自由自在地”“高傲地飞翔”的海燕，但也有被“那轰隆隆的雷声吓坏了”“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岩底下”的海鸟与企鹅

人物分析

纵观全篇，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是一个可恶可憎，然而又可悲可怜的人物。他的最大特点是把一切都装在套子里。首先，在生活上，他用各式各样的套子把自己里里外外裹得紧紧的，包得严严的。他常常晴天穿靴子、带雨伞，坐车支车篷，房子不管怎样闷热，他也不开门窗。睡觉时，除带上睡帽、穿上睡衣，还要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不仅要将自己的躯体和物品用套子套起来，而且连自己的思想、精神也要“套”起来。政府告示、法令和保守报刊的文章，是他思想的惟一准则。凡是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与他无关，他也很不高兴。

这个别里科夫不仅把自己的一切都藏到套子里，令人生厌的是，他连周围的一切也不放过。城里新设一个茶馆、一个阅览室、一个戏剧小组，他便惊恐不已：“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听到中学生顽皮闹事的流言，他心慌意乱：“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十多年来，教师、校长、甚至全城的人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整个城市死气沉沉。人们之所以怕他，是因为他有着沙皇政府作后盾。他扮演的也正是旧制度、旧秩序、旧传统的卫道士的角色。

因此，作为这一角色的别里科夫是可憎可恶的。然而，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别里科夫，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者，“套子”在危害别人的同时，也毁坏和扭曲了他正常的人性。因此，纵观他的一生，又是可悲可怜的。通过他在婚姻事件引起的冲突中，我们足可以看到他悲剧性的一面。对于四十多岁还没成家的别里科夫来说，恋爱结婚实在是一大乐事，可他迟迟不敢求婚，是因为害怕结婚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当他被柯瓦连科从楼上推下来，他最害怕的是“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因此，他实际上是死于惊恐和担忧。真是可恶、可悲的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死了，人们应该解放了，自由了，然而死了一个别里科夫，还有许多别里科夫存在着，因为这是一个僵死、腐朽的社会。“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契诃夫借兽医的口表达了对消灭沙俄专制制度、创建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别里科夫的可悲之处还在于，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隐藏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套子，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隐藏，反而将他醒目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当他已经被异化成套子的时候，这件套子却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异类，被身边的人所挤压所排斥，直到最终走向坟墓——一个永远的套子。

主题思想

《套中人》除了具有契诃夫一般短篇小说的客观、含蓄、简练、朴素及幽默、讽刺的风格外，还在结构上采用了故事套故事形式。作者将别里科夫的故事放在猎人月下闲谈的大故事中进行叙述，这种形式，不仅使内容更真实，也使结构更加紧凑。

作品译文

故事背景

在米罗诺西茨村边，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误了归时的猎人们正安顿下来过夜。他们只有二人：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员布尔金。伊凡·伊凡内奇有个相当古怪的复姓：奇木沙－喜马拉雅斯基，这个姓跟他很不相称，所以省城里的人通常只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他住在城郊的养马场，现在出来打猎是想呼吸点新鲜空气。中学教员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П姓伯爵家里做客，所以在这一带早已不算外人了。

人物登场

暂时没有睡觉。伊凡·伊凡内奇，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留着长长的胡子，坐在门外月光下吸着烟斗，布尔金躺在里面的干草上，在黑暗中看不见他。他们天南海北地闲聊着。顺便提起村长的老婆玛芙拉，说这女人身体结实，人也不蠢，就是一辈子没有走出自己的村子，从来没有见过城市，没有见过铁路，最近十年间更是成天守着炉灶，只有到夜里才出来走动走动。

“这有什么奇怪的！”布尔金说，“有些人生性孤僻，他们像寄居蟹或蜗牛那样，总想缩进自己的壳里，这种人世上还不少哩。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即返回太古时代，那时候人的祖先还不成其为群居的动物，而是独自居住在自己的洞穴里；也许这仅仅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异──谁知道呢。我不是搞自然科学的，这类问题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想说，像玛芙拉这类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哦，不必去远处找，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一个人，他姓别利科夫，希腊语教员，我的同事。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只要出门，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有时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把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就是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每当他坐上出租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总而言之，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也许是为自己的胆怯、为自己对现实的厌恶辩护吧，他总是赞扬过去，赞扬不曾有过的东西。就连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也相当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他可以躲在里面逃避现实。

“‘啊，古希腊语是多么响亮动听，多么美妙！’他说时露出甜美愉快的表情。仿佛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眯细眼睛，竖起一个手指头，念道：‘安特罗波斯！’

“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既然规定晚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带有可疑的成分，带有某种言犹未尽，令人不安的因素。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着头小声说：

“‘这个嘛，当然也对，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故事发展

“任何违犯、偏离、背弃所谓规章的行为，虽说跟他毫不相干，也总让他忧心忡忡。比如说有个同事做祷告时迟到了，或者听说中学生调皮捣乱了，或者有人看到女学监很晚还和军官在一起，他就会非常激动，总是说：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顾虑重重、疑神疑鬼的作风和一套纯粹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

他说什么某某男子中学、女子中学的年轻人行为不轨，教室里乱哄哄的──唉，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又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出校，那么情况就会好转。后来怎么样呢？他不住地唉声叹气，老是发牢骚，苍白的小脸上架一副墨镜──您知道，那张小尖脸跟黄鼠狼的一样──他就这样逼迫我们，我们只好让步，把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压下去，关他们的禁闭，最后把他们开除了事。他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到同事家串门。他到一个教员家里，坐下后一言不发，像是在监视什么。就这样不声不响坐上个把钟头就走了。他把这叫做‘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

显然，他上同事家闷坐并不轻松，可他照样挨家挨户串门，只因为他认为这是尽到同事应尽的义务。我们这些教员都怕他。连校长也怕他三分。您想想看，我们这些教员都是些有头脑、极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良好教育，可是我们的学校却让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小人把持了整整十五年！何止一所中学呢？全城都捏在他的掌心里！我们的太太小姐们到星期六不敢安排家庭演出，害怕让他知道；神职人员在他面前不好意思吃荤和打牌。在别利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事事都怕。怕大声说话，怕写信，怕交朋友，怕读书，怕周济穷人，怕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想说点什么，嗽了嗽喉咙，但他先抽起烟斗来，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一字一顿地说：“是的，我们都是有头脑的正派人，我们读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作品，以及巴克莱等人的着作，可是我们又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一再忍让……问题就在这儿。”

“别利科夫跟我住在同一幢房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一层楼，门对门，我们经常见面，所以了解他的家庭生活。在家里也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无数清规戒律，还有那句口头掸：‘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斋期吃素不利健康，可是又不能吃荤，因为怕人说别利科夫不守斋戒。于是他就吃牛油煎鲈鱼──这当然不是素食，可也不是斋期禁止的食品。他不用女仆，害怕别人背后说他的坏话。他雇了个厨子阿法纳西，老头子六十岁上下，成天醉醺醺的，还有点痴呆。他当过勤务兵，好歹能弄几个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房门口，交叉抱着胳膊，老是叹一口长气，嘟哝那么一句话：

“‘如今他们这种人多得很呢！’

“别利科夫的卧室小得像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睡觉的时候，他总用被子蒙着头。房间里又热又闷，风敲打着关着的门，炉子里像有人呜呜地哭，厨房里传来声声叹息，不祥的叹息……

“他躺在被子里恐怖之极。他生怕会出什么事情，生怕阿法纳西会宰了他，生怕窃贼溜进家来，这之后就通宵做着噩梦。到早晨我们一道去学校的时候，他无精打采，脸色苍白。看得出来，他要进去的这所学生很多的学校令他全身心感到恐慌和厌恶，而他这个生性孤僻的人觉得与我同行也很别扭。

“‘我们班上总是闹哄哄的，’他说，似乎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心情沉重，‘真不像话！’“可是这个希腊语教员，这个套中人，您能想象吗，差一点还结婚了呢！”

伊凡·伊凡内奇很快回头瞧瞧堆房，说：“您开玩笑！”

“没惜，他差一点结婚了，尽管这是多么令人奇怪。我们学校新调来了一位史地课教员，叫米哈伊尔·萨维奇·柯瓦连科，小俄罗斯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姐姐瓦莲卡。他年轻，高个子，肤色黝黑，一双大手，看模样就知道他说话声音低沉，果真没错，他的声音像从木桶里发出来的：卜，卜，卜……他姐姐年纪已经不轻，三十岁上下，个子高挑，身材匀称，黑黑的眉毛，红红的脸蛋──一句话，不是姑娘，而是果冻，她那样活跃，吵吵嚷嚷，不停地哼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高声大笑，动不动就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们初次正经结识科瓦连科姐弟，我记得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

在一群神态严肃、闷闷不乐、把参加校长命名日宴会也当作例行公事的教员中间，我们忽地看到，一位新的阿佛洛狄忒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了：她双手叉腰走来走去，又笑又唱，翩翩起舞……她动情地唱起一首《风飘飘》，随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接着再唱一曲，我们大家都让她迷住了──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别利科夫。他在她身旁坐下，甜蜜地微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柔和，动听，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

“这番奉承使她感到得意，于是她用令人信服的语气动情地告诉他，说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处田庄，现在妈妈还住在那里。那里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小俄罗斯人把南瓜叫‘卡巴克’，把酒馆叫‘申克’。他们做的西红柿加紫甜菜浓汤‘可美味啦，可美味啦，简直好吃得──要命！’

故事高潮

“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大家不约而同冒出一个念头：

“‘把他们撮合成一对，那才好哩’，校长太太悄悄对我说。

“我们大家不知怎么都记起来，我们的别利科夫还没有结婚。我们这时都感到奇怪，对他的终身大事我们竟一直没有注意，完全给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持什么态度？他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以前我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甚至不能设想，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挂着帐子的人还能爱上什么人。

“‘他早过了四十，她也三十多了……’校长太太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是愿意嫁给他的。’

“在我们省，人们出于无聊，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干了无数不必要的蠢事！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却没人去做。哦，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既然我们很难设想别利科夫会结婚，我们又为什么突然之间头脑发热要给他做媒呢？校长太太，督学太太，以及全体教员太太全都兴致勃勃，甚至连模样都变好看了，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目标。校长太太订了一个剧院包厢，我们一看──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莲卡，拿着这么小的一把扇子，眉开眼笑，喜气洋洋。身旁坐着别利科夫，瘦小，佝偻，倒像是让人用钳子夹到这里来的。我有时在家里请朋友聚会，太太们便要我一定邀上别利科夫和瓦莲卡。总而言之，机器开动起来了。原来瓦莲卡本人也不反对出嫁。她跟弟弟生活在一起不大愉快，大家只知道，他们成天争吵不休，还互相对骂。我来跟您说一段插曲：柯瓦连科在街上走着，一个壮实的大高个子，穿着绣花衬衫，一给头发从制帽里耷拉到额头上。他一手抱着一包书，一手拿一根多疖的粗手杖。她姐姐跟在后面，也拿着书。

“‘你啊，米哈伊里克，这本书就没有读过！’她大声嚷道，‘我对你说，我可以起誓，你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柯瓦连科也大声嚷道，还用手杖敲得人行道咚咚响。

“‘哎呀，我的天哪，明契克！你干吗发脾气，要知道我们的谈话带原则性。”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这本书！’他嚷得更响了。

“在家里，即使有外人在场，他们也照样争吵不休。这种生活多半让她厌倦了，她一心想有个自己的窝，再说也该考虑到年龄了。现在已经不是挑挑拣拣的时候，嫁谁都可以，哪怕希腊语教员也凑合。可也是，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小姐只要能嫁出去就行，嫁给谁是无所谓的。不管怎么说，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利科夫表露出明显的好感。

“那么，别利科夫呢，他也去柯瓦连科家，就像上我们家一样。他到他家，坐下来就一言不发。他默默坐着，瓦莲卡就为他唱《风飘飘》，或者用那双乌黑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他，或者突然发出一串朗朗大笑：

“‘哈哈哈！’

“在恋爱问题上，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撮合起着很大的作用。于是全体同事和太太们都去劝说别利科夫，说他应当结婚了，说他的生活中没有别的欠缺，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向他表示祝贺，一本正经地重复着那些老生常谈，比如说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又说瓦莲卡相貌不错，招人喜欢，是五品文官的女儿，又有田庄，最主要的，她是头一个待他这么温存又真心诚意的女人。结果说得他晕头转向，他认定自己当真该结婚了。”

“这下该有人夺走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凡·伊凡内奇说。

“您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他把瓦莲卡的相片放在自己桌子上，还老来找我谈论瓦莲卡，谈论家庭生活，也说婚姻是人生大事，虽然他也常去柯瓦连科家，但他的生活方式却丝毫没有改变。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使他像得了一场大病：他消瘦了，脸色煞白，似乎更深地藏进自己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萨维什娜我是中意的，’他说道，勉强地淡淡一笑，‘我也知道，每个人都该结婚的，但是……这一切，您知道吗，来得有点突然……需要考虑考虑。’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对他说，‘您结婚就是了。”

“‘不，结婚是一件大事，首先应当掂量一下将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惹出什么麻烦。这件事弄得我不得安宁，现在天天夜里都睡不着觉。老实说吧，我心里害怕：他们姐弟俩的思想方法有点古怪，他们的言谈，您知道吗，也有点古怪。她的性格太活泼。真要结了婚，恐怕日后会遇上什么麻烦。’

“就这样他一直没有求婚，老是拖着，这使校长太太和我们那里所有太太们大为恼火。他反反复复掂量着面临的义务和责任，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跟瓦莲卡一道散步，也许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必须这样做。他还常来我家谈论家庭生活，若不是后来出了一件荒唐的事，很可能他最终会去求婚的，那样的话，一门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就完成了在我们这里，由于无聊，由于无事可做，这样的婚姻可以说成千上万。这里须要说明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利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不能容忍他。

“‘我不明白’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容忍这个爱告密的家伙，这个卑鄙的小人。哎呀，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你们这里的空气污浊，能把人活活憋死。难道你们是教育家、师长？不，你们是一群官吏，你们这里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城市警察局，有一股酸臭味，跟警察亭子里一样。不，诸位同事，我再跟你们待上一阵，不久就回到自己的田庄去。我宁愿在那里捉捉虾，教小俄罗斯的孩子们读书认字。我一定要走，你们跟你们的犹太就留在这里吧，叫他见鬼去！’

“有时他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笑声时而低沉，时而尖细。他双手一摊，问我：

“‘他干什么来我家坐着？他要什么？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的！’

“他甚至给别利科夫起了个绰号叫‘毒蜘蛛’。自然，我们当着他的面从来不提他的姐姐要嫁给‘毒蜘蛛’的事。有一天，校长太太暗示他，说如果把他的姐姐嫁给像别利科夫这样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倒是不错的。他皱起眉头，埋怨道：

“‘这不关我的事。她哪怕嫁一条毒蛇也由她去，我可不爱管别人的闲事。’

“现在您听我说下去。有个好恶作剧的人画了一幅漫画：别利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打着雨伞在走路，身边的瓦莲卡挽着他的胳臂，下面的题词是：‘堕人情网的安特罗波斯’。那副神态，您知道吗，简直惟妙惟肖。这位画家想必画了不止一夜，因为全体男中女中的教员、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员和全体文官居然人手一张。别利科夫也收到一份。漫画使他的心情极其沉重。

“我们一道走出家门──这一天刚好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我们全体师生约好在校门口集合，然后一道步行去城外树林里郊游。我们一道走出家门，他的脸色铁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底下竟有这样坏、这样恶毒的人！’他说时嘴唇在发抖。

“我甚至可怜起他来了。我们走着，突然，您能想象吗，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赶上来了，后面跟着瓦莲卡，也骑着自行车。她满脸通红，很累的样子，但兴高采烈，快活得很。

“‘我们先走啦！’她大声嚷道，‘天气多好啊，多好啊，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走远了，不见了。我的别利科夫脸色由青变白，像是吓呆了。他站住，望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还是我的眼睛看错了？中学教员和女人都能骑自行车，这成何体统？’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愿意骑就由他们骑好了。’

“‘那怎么行呢？’他喊起来，对我的平静感到吃惊，‘您这是什么话？！’

“他像受到致命的一击，不愿再往前走，转身独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神经质地搓着手，不住地打颤，看脸色他像是病了。没上完课就走了，这在他还是平生第一次。也没有吃午饭。傍晚，他穿上暖和的衣服，尽管这时已经是夏天了，步履蹒跚地朝柯瓦连科家走去。瓦莲卡不在家，他只碰到了她的弟弟。

“‘请坐吧，’柯瓦连科皱起眉头，冷冷地说。他午睡后刚醒，睡眼惺忪，心情极坏。

“别利科夫默默坐了十来分钟才开口说：

“‘我到府上来，是想解解胸中的烦闷。现在我的心情非常非常沉重。有人恶意诽谤，把我和另一位你我都亲近的女士画成一幅可笑的漫画。我认为有责任向您保证，这事与我毫不相干……我并没有给人任何口实，可以招致这种嘲笑，恰恰相反，我的言行举止表明我是一个极其正派的人。’

“柯瓦连科坐在那里生闷气，一言不发。别利科夫等了片刻，然后忧心忡忡地小声说：

“‘我对您还有一言相告。我已任教多年，您只是刚开始工作，因此，作为一个年长的同事，我认为有责任向您提出忠告。您骑自行车，可是这种玩闹对身为青年的师表来说，是有伤大雅的！’

“‘那为什么？’柯瓦连科粗声粗气地问。

“‘这难道还须要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还不明白吗？如果教员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们该做什么呢？恐怕他们只好用头走路了！既然这事未经正式批准，那就不能做。昨天我吓了一大跳！我一看到您的姐姐，我的眼前就发黑。一个女人或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本人到底有什么事？’

“‘我只有一件事──对您提出忠告，米哈伊尔·萨维奇。您还年轻，前程远大，所以您的举止行为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您太随便了，哎呀，太随便了！您经常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上街时老拿着什么书，现在还骑自行车。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事会传到校长那里，再传到督学那里……那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的事，跟谁都没有关系！”柯瓦连科说时涨红了脸，‘谁来干涉我个人的和家庭的私事，我就叫他──滚蛋！’

“别利科夫脸色煞白，站起身来。

“‘既然您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他说，‘我请您注意，往后在我的面前千万别这样谈论上司。对当局您应当尊敬才是。’

“‘怎么，难道我刚才说了当局的坏话了吗？’柯瓦连科责问，愤恨地瞧着他，‘劳驾了，请别来打扰我。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跟您这样的先生根本就不想交谈。我不喜欢告密分子。’

“别利科夫神经紧张地忙乱起来，很快穿上衣服，一脸惊骇的神色。他这是平生第一回听见这么粗鲁的话。

“‘您尽可以随便说去，’他说着从前室走到楼梯口，‘只是我得警告您：我们刚才的谈话也许有人听见了，为了避免别人歪曲谈话的内容，惹出什么事端，我必须把这次谈话内容的要点向校长报告。我有责任这样做。’

“‘告密吗？走吧，告密去吧！’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只一推，别利科夫就滚下楼去，套鞋碰着楼梯啪啪地响。楼梯又高又陡，他滚到楼下却平安无事，他站起来，摸摸鼻子，看眼镜摔破了没有？正当他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时候，瓦莲卡和两位太太刚好走进来；她们站在下面看着──对别利科夫来说这比什么都可怕。看来，他宁可摔断脖子，摔断两条腿，也不愿成为别人的笑柄：这下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还会传到校长和督学那里──哎呀，千万别惹出麻烦来！──有人会画一幅新的漫画，这事闹到后来校方会勒令他退职……

“他爬起来后，瓦莲卡才认出他来。她瞧着他那可笑的脸，皱巴巴的大衣和套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她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响彻全楼：

“‘哈哈哈！’

“这一连串清脆响亮的‘哈哈哈’断送了一切：断送了别利科夫的婚事和他的尘世生活。他已经听不见瓦莲卡说的话，也看不见眼前的一切。他回到家里，首先收走桌上瓦莲卡的相片，然后在床上躺下，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三天后，阿法纳西来找我，问要不要去请医生，因为他家老爷‘出事’了。我去看望别利科夫。他躺在帐子里，蒙着被子，一声不响。问他什么，除了‘是’‘不是’外，什么话也没有。他躺在床上，阿法纳西在一旁转来转去。他脸色阴沉，紧皱眉头，不住地唉声叹气。他浑身酒气，那气味跟小酒馆里的一样。

“一个月后别利科夫去世了。我们大家，也就是男中、女中和师范专科学校的人，都去为他送葬。当时，他躺在棺木里，面容温和，愉快，甚至有几分喜色，仿佛很高兴他终于被装进套子，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是的，他实现了他的理想！连老天爷也表示对他的敬意，下葬的那一天，天色阴沉，下着细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莲卡也来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棺木下了墓穴时，她大声哭了一阵。我发现，小俄罗斯女人不是哭就是笑，介于二者之间的情绪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利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是一副端庄持重、愁眉不展的面容，谁也不愿意流露出这份喜悦的心情──它很像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还在童年时代体验过的一种感情：等大人们出了家门，我们就在花园里跑来跑去，玩上一两个钟头，享受一番充分自由的欢乐。啊，自由呀自由！哪怕有它的半点迹象，哪怕有它的一丝希望，它也会给我们的心灵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地回来，感到心情愉快。可是，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依旧那样严酷，令人厌倦，毫无理性。这是一种虽没有明令禁止、但也没有充分开戒的生活。情况不见好转。的确，我们埋葬了别利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类套中人留在世上，而且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

“问题就在这儿，”伊凡·伊凡内奇说着，点起了烟斗。

“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布尔金重复道。中学教员走出板棚。这人身材不高，很胖，秃顶，留着几乎齐腰的大胡子。两条狗也跟了出来。

“好月色，好月色！”他说着，抬头望着天空。已是午夜。向右边望去，可以看到整个村子，一条长街伸向远处，足有四五俄里。万物都进入寂静而深沉的梦乡。没有一丝动静，没有，一丝声息，甚至叫人难以置信，大自然竟能这般沉寂。在这月色溶溶的深夜里，望着那宽阔的街道、街道两侧的农舍、草垛和睡去的杨柳，内心会感到分外平静。摆脱了一切辛劳、忧虑和不幸，隐藏在膝陇夜色的庇护下，村子在安然歇息，显得那么温柔、凄清、美丽。似乎天上的繁星都亲切地、深情地望着它，似乎在这片土地上邪恶已不复存在，一切都十分美好。向左边望去，村子尽头处便是田野。田野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沐浴在月光中的这片广表土地，同样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问题就在这儿，”伊凡·伊凡内奇重复道，“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拥挤不堪的城市里，写些没用的公文，玩‘文特’牌戏──难道这不是套子？至于我们在游手好闲的懒汉、图谋私利的讼棍和愚蠢无聊的女人们中间消磨了我们的一生，说着并听着各种各样的废话──难道这不是套子？哦，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现在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故事结局

“不用了，该睡觉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两人回到板棚里，在干草上躺下。他们盖上被子，正要朦胧入睡，忽然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堆房附近走动：走了一会儿，站住了，不多久又吧嗒吧嗒走起来……狗唔唔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动，”布尔金说。脚步声听不见了。

“看别人作假，听别人说谎，”伊凡·伊凡内奇翻了一个身说，“如若你容忍这种虚伪，别人就管你叫傻瓜。你只好忍气吞声，任人侮辱，不敢公开声称你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们一边，你只好说谎，陪笑，凡此种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有个温暖的小窝，捞个分文不值的一官半职！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哦，您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伊凡·伊凡内奇，”教员说，“我们睡觉吧。”十分钟后，布尔金已经睡着了。伊凡·伊凡内奇却还在不断地翻身叹气。后来他索性爬起来，走到外面，在门口坐下，点起了烟斗。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五日

注： 安特罗波斯：anthropos,希腊语“人”的意思

作者信息

全名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he）夫（俄语：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是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和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他被认为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