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研究领域两大分科之一。它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使用考古学、人种志、人种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概念、资料，对全世界不同民族做出描述和分析。

概念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对于人类的全貌视野研究)的其中四或五个分支之一。这个学科分支将文化视为有意义的科学概念。它主要在研究比较人类各个社会或部落的文化，借此找出人类文化的特殊现象和通则性。

不同于研究对象类似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弱势族群和少数团体，以及较为蛮荒的部落。而研究方式大都注重“质”而非“量”，现象的观察多是“特例”而非“通识”。

现代文化人类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说，始于大发现年代（the Age of Discovery），当时技术先进的欧洲文化和各种「传统」文化接触频繁而广泛，欧洲人对那些「传统文化」的绝大部分都毫无区别地贴上「未开化」或「原始」的标签。

到19世纪中期，世界不同文化的起源及世界不同民族及其语言的分布、渊源等问题，成为西欧学者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达尔文在此之前提出的进化概念以及他的《物种源始》一书在1859年的出版，都对这一项有关许多社会和文化长期发展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历史

19世纪晚期

人类学的研究中以直线连续性的历史发展概念占主导作用，认为所有人类群体都经过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的各个特定阶段，自“蛮荒阶段”（savagery）到“野蛮阶段”（barbarism），最后达到“文明阶段”，亦即西欧人的状态。

20世纪初期

这种西欧、北美早期人类学者的强烈文化偏见逐渐被抛弃，而选择了一种更富于多元论和相对论色彩的观点，把每种人类文化都看作一项独特的产物，是由自然环境、文化接触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所制约的。由这种研究方向便引出一些新的侧重点，即特定文化环境中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实验数据、实地考察、确切证据等等（参阅人种志“ethnography”条）。

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第一位学者是德国出生的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Franz Boas），被学术界公认为人类学研究领域文化史学派的奠基人。鲍亚士及其追随者——著名者有潘乃德（Ruth Benedict）、米德（Margaret Mead）、萨丕尔（Edward Sapir）——支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界达数十年之久。

文化史学派对于文化资料采取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力图在某一特定文化的诸种不同图案、特征及风习之间，找出一个统一的表现方式。

在法国则有莫斯（Marcel Mauss）创办巴黎大学人种学研究所，把人类各个社会作为各个全面而完整的体制进行研究，认为这些社会都以保持其体制之完整性的种种方法，实行自身调节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莫斯对一些观点各异的学者影响颇大，其中有法国的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芮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等人。

其后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一种严密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而芮德克利夫-布朗和李维-史陀则提出了结构主义研究方面的各项原则。功能论者强调，分析社会各种现象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解释这些现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显示的功能。

相形之下，结构论者则力求论证特定诸文化中那种处于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体系或结构，因为一个社会的普通成员，往往透过使用各种语言和符号而对该体系仅仅保着着一种模糊的意识。

1930年代

潘乃德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诸部落的研究，催生了文化人类学一个分支学科的诞生，即文化心理学。潘乃德提出，各种文化在其缓慢发展中都会对其成员强加一种独特的“心理趋向”作用，使他们在解释现实时都要沿着该文化所确定的方向来做，对于环境诸因素则不予理会。

这种文化和人的个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成为广泛研究的课题，而此种相互关系，既可以在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找出例证，也可以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得到验证。文化人类学者们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家庭生活及其结构、婚姻、血族关系及地方群体、魔法及巫术等。

20世纪后期

在20世纪后期，血族关系的研究仍为一中心课题，而当研究者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来调查研究不同社会的政治及法律制度时，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问题就引起了人们更多关注。

同时，他们对于宗教概念及礼仪等方面也开始认真思考。研究兴趣也从文化人类学者们曾花费二十多年深入研究的非洲诸民族，转向了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居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开始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各种项目，有关社会变化的分析便成为一个突出的研究领域。自那时起，电脑的应用已使大量数据之广泛使用成为可能。在家庭及家族关系、婚姻、离异现象以及在经济交往的研究中，都因电脑的应用而效果显着。

划分

狭义

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即指民族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以美国的文化相对学派和法国的文化社会学派影响最大。法、英、美等国均建立了民族学会,出版发行了一些民族学专业刊物。

广义

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含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三个分支学科。

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这专业名称的开始，是在1901年，文化人类学在美国大学作为广义人类学属下与体质人类学相对应的分支被划分出来。当时，它仅是狭义的文化人类学。以美国特有的”历史-相对文化学“为代表，《菊与刀》就是美国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范围的深入和扩大，文化人类学才形成包括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分支的学科。在文化人类学属下，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发掘、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遗存来复原人类无文字记载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

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与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的关系，同时把语言当做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察它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民族学则主要研究各民族和各地区、社区的文化，比较其异同，分析这种异同的产生原因，认识这种异同存在的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探讨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

社会学

社会学几乎是与人类学同时诞生的。1836年，法国学者孔德领导创立了社会学。然而，关于社会学的定义，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一般地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和社会问题的学科。因此，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关于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区别，有些人类学家从对象和方法上来加以区分。在内容上，文化人类学倾向于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化，并做比较研究社会学一般研究本民族的东西。在方法上，社会学有一整套社会调查方法，而人类学则要到一个民族那里去住一段时间。即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法与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存在着差异。

然而，从两方面来区分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则未免太简单了。事实上，这两大学科群的从那时起根体现在文化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差异上。社会学研究更侧重于研究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文化人类学则侧重于研究人与群体的行为。当然，这两大学科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差别越来越小，现代社会学的发展日益重视文化问题的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则开始更多地研究社会问题。不言而喻，社会人类学同社会学的研究更加相近，以至于许多社会人类学家干脆称自己的理论是“比较社会学”。

人类学更注重于研究各个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差异。由于文化人类学发源于西方，因此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非西方社会和地区的文化。

文化人类学有许多学派，包括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新进化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心理人类学、生态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等。它以人们自己创造出来，又受它濡染、规束的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比较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异同，分析其成因，研究其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

历史学

文化人类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文化史的研究，它追溯人类起源及其发展的整个历史，因此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主要区别可以概括为：

1、历史学的对象往往偏重特殊性；而文化人类学是关于全人类生活形式的比较研究，侧重于普遍性。

2、历史学注重事件和人物的记载，其研究有时极为详尽和具体；主义传统注重的文化规范研究，视野很少局限于某件事或某个人，比较抽象。

3、历史学涉及的领域极广，甚至细到某个显赫人物的浪漫史；而文化人类学则研究史前社会和当代文化，试图探寻社会间文化差异的根源。

然而，从研究内容上看，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同点远多于不同点。而且从发展趋势上看，历史学正愈来愈从局部事件的研究向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及至更为综合的文化史方向发展。历史学的文化意识逐渐增强使之与文化人类学愈来愈接近。

因此，可以说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最显着的差异恐怕仍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工作者研究历史，主要是靠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他们对于时间先后顺序和卸货问题，非常重视。

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则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家亲自到所在的地方去观察、访问和直接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根据现有的活的事实、情况和情节，尽可能地记录、保存下来，然后再用各种方法和技术，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并得出理论评价。简言之，历史学是研究“文化化石”，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活的文化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