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英文:Africa),全称阿非利加洲，位于东半球西部,欧洲以南，亚洲之西，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纵跨赤道南北，面积大约为3020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占全球总陆地面积的20.4%，是世界第二大洲，同时也是人口第二大洲(约12亿)。

地理位置

位于东半球西部，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与亚洲以苏伊士运河为界。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欧洲相望。赤道穿过非洲中部，大部分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

地形

高原大陆

地形以高原为主。地势东南高、西北低。

“非洲屋脊”埃塞俄比亚高原、刚果盆地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盆地。

东非大裂谷是世界上最长的裂谷带。

气候

热带大陆

赤道穿过非洲中部，大部分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绝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因而被称为“热带大陆”。

物产丰饶的非洲

富饶大陆

矿产:黄金、金刚石、铬铁矿、磷酸盐等动植物资源。大型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居世界之冠。

非洲农业发展不佳的原因

(一)不利的地理环境

这种观点认为，不利的地理因素条件不仅阻碍了非洲农业的发展，而且也使其难以产生合适的技术创新(Collinson,1989;Anderson,1992;Sachs et al.,2004)。低人口密度提高了运输成本，并使得为每个人的服务费用十分昂贵(Lipton,1989;Platteau,1990)。绿色革命作物育种的最初进展在非洲几乎没有应用,很多因为降雨无法种植改良品种脆弱的人口将会加强他们对已经过度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的使用，从而加剧环境的恶化和使得贫困日益加剧(Sinclair and Fryxell,1985;Morse,2007)。确实,非洲大部分地区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大部分地区全年高温,有“热带大陆”之称。

境内降水较少，其302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有1/3以上(1000多平方公里)为热带沙漠，干旱少雨，极不适合作物生长。热带雨林地区约占1/5(60多万平方公里)则终年高温多雨且雨量极大,对作物及对地面的袭击和冲刷严重,基本只能勉强进行刀耕火种式的迁移式农业生产,仅能满足人们最低限度的食物需要。至于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热带草原地区(占非洲面积的1/3),则终年高温，一年中有明显的干季和雨季，虽然雨季草木葱绿，有利于农业生产,但干季则万物凋零，容易发生旱灾，加之河流一般少而短，灌溉条件不佳，对农业生产不利。

例如，2015年，以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为代表的东部非洲国家，以南非、津巴布韦、莱索托、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等为代表的南部非洲国家，均遭受了厄尔尼诺灾害现象的不利影响。2017年上半年,东非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等遭遇旱灾，导致粮食歉收，200万以上百姓流离失所。可以发现，非洲适合粮食作物耕种、土地生产力较高的地区其实并不太多。此外，人类的疟疾和牲畜的河盲症(牛盲症)和家畜锥虫病等疾病缩短了寿命,减少了工作时间，增加了牲畜死亡。

(二)糟糕的国内政策

这种观点认为非洲的农业停滞是糟糕的国内政策特别是对农民的负向保护或高税负的结果。世界银行报告(World Bank,1981)的重点是分析和重新评估了非洲国家采取的政策，报告指出，许多非洲国家过分保护本国的工业而不惜损害农业，价格、税收和汇率政策都对农业有歧视。克鲁格等以科特迪瓦、加纳和赞比亚3个国家为基础，估计非洲农民的实际税率高达52%(Krueger.et al,1991)。

与之相对，安德森等创建的数据库显示,非洲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从20世纪60年代末显著恶化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出口作物的生产者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Anderson,2008)。这种负向保护很多并不是对农民直接征税的结果，而更多是汇率高估和工业保护的结果，使农民处于劣势,加上公共营销委员会等国家垄断机构的高运行成本也要转嫁给农民，农民实际上最后只能收到出口的小部分收益。对此，人们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农业通常是经济中最大的部门]和主要的出口收入来源，那么为什么政府会如此严重地剥夺他们的农民呢?

贝茨(Bates，1981)认为，非洲各国政府选择支持城市群而不是农村，因为前者的政治影响力更大，即使它们的数量较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非洲盛行的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Hardin,1968)或经济合作或分享风险的非正式制度(Hyden,1980;Binswanger & McIntire,1987)是非洲农业绩效不佳的主要原因。由于集体所有制带来的产权不清晰，难以保障投资安全及收益，使得农民既不愿意对土地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动力保护好他们经营的农田和牧场。尽管只有粗略的案例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人们普遍认为，集体所有制阻碍投资的观点已被长期以来的实践所证明，是客观存在的。

(三)外围国家以及非洲从殖民政府中继承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这种观点以依附论为突出代表，认为殖民主义通过将小农户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创造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一外围结构,其中欧洲和北美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中心国家通过对外围国家大宗商品生产商不利的贸易条款来获得盈余,使后者在产出相对价格下降和生产成本上升之间受到挤压，繁重的国际债务和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是非洲大陆可能被剥削的其他方式。虽然依附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80年代后影响趋于减弱，但这些观点在1980年代中期关于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争论中复苏(Maxwell& Fernando,1989)。在埃塞俄比亚和1984-1985年的非洲之角，一些人认为当时发生的粮食危机是由于土地和资源以牺牲粮食作物为代价分配到供出口的经济作物的结果。其中一些观点一直延续到现在对全球化的批评中(Raikes,1988;Jamal & Weeks,1993;Payne etal.,1997)。

(四)农村市场失灵

由于农村市场缺乏融资、保险和投入的渠道,农村的劳动力、土地和金融市场都存在失灵，这不仅阻碍了投资、技术的采用、资源的有效配置,还使得农民难以补偿由于耕种和侵蚀导致的土壤养分的流失，构成贫困陷阱(Sachs et al.,2004;Shiferaw,2008;CPRC,2008)。近年来,非洲国家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减少与价格波动相关的风险，提供稳定需求的来源采用的合同农业，常常由于交易一方的农民和交易另-方的城市供应商，在了解投入和产出需求方面面临着高昂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小农太穷难以买得起他们生产所需要的投入因此无法提高产量;另一方面,供应链上潜在的投资者由于所生产常常是专门的资产，而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用途，风险往往太高了，从而抑制了投资，导致一些合同农业最终归于失败(Poulton et al.,2006)。由于市场失灵，-个严重障碍是任何一方违约的可能性，这似乎是一个比人们经常认识到的更普遍的问题(Barrett et al.,2012)。一些学者使釕来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详细交易数据，以探索小农户组织的合同违约的驱动因素。他们发现，如果现货市场价格高于合同价格,农民组织违约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而这种偏差司空见惯的，导致违约率居高不下(Upton and Lentz,2017)。

解决方法

为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非洲及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努力,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提高生产率和粮食产量，把其巨大潜力转化为现实。目前，尽管非洲农业停滞的原因仍在争论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非洲农业发展演变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政府需要投资农村公共产品，征收可预见的、较低或温和的税收

农业的发展需要一些条件,除和平与秩序、宏观经济稳定、低通货膨胀等基本条件之外，还需要农村公共产品，可预见的、较低或温和的税收等。由于相对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非洲特别需要政府投资一些农村公共产品:道路、电力、灌溉设施、排水设施、农民教直、水、卫生设施、农业研究和推广方面的持续投资等。实践证明，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支出是有回报的，这可以从亚洲绿色革命期间的回报中看到。例如，印度在农业研究和道路基础设施方面获得了很高的回报，在教育和灌溉方面的回报也不错(Fan.S et al.,2000)。对中国、越南、泰国和乌干达进行的类似分析也表明了类似的趋势。研究发现，尽管各国在不同的公共产品上的回报有所不同，但可以发现，农业研究、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是促进农业增长和减少贫困的三种最有效的公共支出类型(Fan.S.et al.,2003)。此外,城市偏向的政策及对农业征收重税会极大地阻止农业的投资和创新，抑制农业的增长(Fan.S.et al.,2007)。

(二)尊重土地产权或使用权

非洲大陆不少地方盛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或部落所有制不利于减少投入和产出市场的扭曲和低效率,造成土地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在这种所有制下，农民(或牧民)常常无法独享劳动或风险收益，所以他们既不愿意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足够的动力保护他们的农田和牧场。只有尊重土地产权或使用权，使小农户能够看到机会和希望，他们才会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投资和创新，这可能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

(三)需要发展相关投入、金融、中介市场

近年来一些非洲国家出现的合同农业的经验教训表明，合同参与双方特别是农户的违约和机会主义行为是导致其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从违约中获得的短期收益可能会根据合同的规模增加，但随着市场联系、投入、保险、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违约的声誉成本和寻找替代买家的搜索成本将超过违约所带来的直接收益，从而有助于诱导合作伙伴履行合同协议，降低农民组织违约的可能性，进而推动非洲农业的结构转型。

最后，对于中国来说，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业,除了开展定期的中非农业和农村发展经验交流之外,我们可以在弥补非洲一些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发展农村公共产品、深化中非农产品加工合作等方面着手，可以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路”框架下，进一步重视非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目前我官方正式文件中迄今还仅仅包括了埃及、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四个国家，这与非洲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

利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比较优势，帮助非洲建设一些农村公共产品如道路、电力、灌溉设施、排水设施、农民的教育、水、卫生、网络通信等设施，同时充分利用或继续我在非洲的农业示范中心，结合当地地理及气候条件(通常，一套通用的农耕方法不像专门针对特定农作物、地区的方法那么高效)，量身打造相关作物(如水稻、玉米、木薯和小麦)种植，提高非洲当地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率，使非洲先天不利的地理条件得以改善，将其资源、劳动力及市场等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