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组建了大批生化武器的研究、生产和作战部队，在惨无人道的兽行实验中，那些踏上“死亡之旅”的中国战俘们被抹去了姓名，一律被称为“原木”

故事

赵玉英，笔名梅欧，时任八路军《晋察冀日报》记者。1941年秋，在敌人的一次扫荡中，不幸被俘。

现年92岁的刘平是赵玉英的丈夫，他告诉我们说，最后，敌人包围她们了，想跑跑不出来了，赵玉英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被俘的。

刚被俘的赵玉英，谎称自己是一名农妇，竟瞒过了日本人的审讯，然而，一次小小的疏忽，却让日本鬼子看出了破绽，她的处境陡然凶险起来。

人物

现年82岁的原八路军干部王铭三回忆说，王风坐月子，叫赵玉英照顾的，别人给她送的鞋子，赵玉英给打了个收条，日本人一看收条，写的字好像特别好，日本人就怀疑这不是普通妇女，一定是八路军干部，后来把赵玉英就弄到小监狱里面，那就打、灌凉水，赵玉英说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口气，我们还要归队的。

赵玉英写下了她在集中营里的所见所闻。

在书中，她讴歌了共产党人的坚贞，见证了日本鬼子的残暴，同时也忠实记述了自己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情况。她不畏敌人的威逼、利诱，最终在难友们的帮助下，赵玉英终于走出了集中营，成为一名幸存者。

王铭三回忆说：到了木屋，赵玉英把我抱到怀里，说你叫我亲姐姐，我没有弟弟，我们就是亲姐姐、亲弟弟。

历经磨难的赵玉英出狱后毅然返回到革命队伍中。解放后她辗转祖国南北，继续着革命工作，2000年9月，78岁的赵玉英因病在北京去世。

随着战争进程的延续和“以战养战”政策的实施，日寇对战俘劳工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石家庄这个华北的战略要冲，也就日益成为日寇人力资源调配的集结地和中转站。

随之而来的，则是战俘们的境遇越来越恶劣。

战俘劳工问题研究者何天义介绍说，因为这个战俘集中营条件恶劣，在这个集中营里死的人很多，最多的时候一天死几百个人，特别是到1944年洛阳战役以后，好多战俘在来集中营里面的路上，受伤的、有病的，到集中营就死掉了。从1944年开始，往日本送劳工，很多战俘看到在集中营里面是死，送到日本、东北去也是死。

据幸存者的回忆，在集中营的厕所里、墙头上，经常可以看到写着抗议日军统治的口号，“苏武牧羊”、“岳飞抗金”、“戚继光驱逐倭寇”等坚持民族气节、反对外敌侵略的故事，在集中营里常常是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而消极怠工、破坏工具的事，也时有发生。

日军为了奴役中国人民，要求战俘每天向日本天皇牌位朝拜，为了抵制这种精神摧残，战俘们想出了办法。

现年82岁的原八路军干部王铭三回忆说：日本鬼子召集我们点名以后，给日本天皇敬礼，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给他日本天皇敬礼呢，我就不服了，咱们想法盖个关公庙，关公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点完名以后，我们就给关公鞠躬。关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要学关公，我们是中国人，就要这么干。

1936年，日本天皇密令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在中国建立细菌部队，其中代号为满洲第731部队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由细菌武器的代表人物石井四郎为部队长。

没有幸存者的揭露，只能从缴获的档案和一些老兵的披露中寻找真相。

从1937年至1945年，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在这里进行了几乎所有令人谈之色变的细菌研究，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菌等烈性传染病。

战俘们被抹去姓名，一律称为“原木”，他们一个个被注射了各种细菌后痛苦地死去，有的甚至被拖上手术台，活活被解剖。

战后据日本战犯供称，从1940年到1945年，仅“731”部队就杀害了至少3000人。

1937年12月济南沦陷后，泉城的儿女就生活在日寇铁血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日寇为了强化法西斯统治，于1940年在千佛山脚下建立了“救国训练所”，专门关押被俘的中国军人和无辜百姓。

《中国战俘》的作者朱建信介绍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步伐的不断加大，对山东广大地区进行的“扫荡”频率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它俘获的战俘还有一部分军政人员，数量越来越多，这个救国训练所的容量非常有限，1943年3月，日军又在济南西北郊官扎营附近，建起了一座大型集中营，取名“新华院”。

“新华院”是个迷惑视听的名称。当年的“新华院”壕沟环绕、电网林立，荷枪实弹的日军遍布其中，无数的警犬日夜嚎叫，令人毛骨悚然，这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杀人魔窟。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新华院”日寇迫害战俘的罪恶，我们来到山东潍坊的寒亭，寻访一位1940年参加抗日游击队的老战士，他于1943年10月被日寇抓进“新华院”。

在一排简陋的平房前，我们敲开了老人的家门。

现年89岁的原抗日游击队队员朱文斌告诉我们说：“新华院”确实是阎王殿，墙3米多高，墙顶上安着电网，墙外边安着铁丝网。我在里头待了100多天，死亡人数过千，“新华院”停尸房周围的地方，老鼠太多、太大，我是身体比较好的，经常去抬死尸，老鼠不怕人，你去抬死尸它躲开，你走了，它过来。

有位老人叫乔苏，当年在泰安的泰山中学教书，1944年9月，21岁的他被日本宪兵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抓了起来，一个月后，被押送到济南“新华院”。

现年82岁的原泰山中学教师乔苏回忆说：如果你不好好劳动，或者你有点病，稍微的身子不好，“他妈的！”他就骂人啊，就送你进“病栋”里去，谁都害怕，送到“病栋”里去的人很快就会死掉。“病栋”里边我倒没有去过，但每天你能看到“病栋”里往外拉死人。那年严冬，死人特别多，一个马车拉6个人，12只脚，拉出去就埋到万人坑。

在济南市档案馆，我们查到了日军进行细菌实验的档案。济南的日军细菌部队先设在济南市经6路大纬6路，1942年迁至经6路纬9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又称“日本陆军防疫处”，代号为第1875部队，日本陆军防疫处的这座大楼曾是日军的陆军医院，当年，1875部队曾在这里多次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实验。

朱建信介绍说，“新华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在济南的另一支细菌部队提供活体研究标本，注射细菌，而最惨无人道的就是活体解剖。

一个当年在这支部队担任军医的日本人竹内丰交代，在侵华期间，他主要从事霍乱、伤寒菌的研究，并多次用活人进行实验。

竹内丰说：“1943年8月，我从日本济南陆军医院内科调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从事制造作战用的恶疫生菌工作。这是上级的命令。在我去前，他们就要来八路军俘虏11人，用9人接种感染伤寒菌。我去后对另外两名俘虏接种了鼠疫菌，为观察他们内脏感染病理反应，我们就对他们进行活体解剖。”

仅仅一个月不到，竹内丰就与另一个叫木村的军医活体解剖了11名八路军战俘。

据调查，日军在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除了鲁西霍乱作战，另外4次是1939年的中蒙边境的诺门罕细菌战，1940年的浙江衢县、金华鼠疫战，1941年的湖南常德鼠疫战和1942年的内蒙五原的鼠疫战。

石井四郎多次说过：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只能依靠细菌战。因此，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作战时，就频频使用这些细菌武器投入实战。

细菌战问题研究者秦一心介绍说，日军1875部队旧址是同731部队齐名的一个细菌部队，它曾经用新华院的八路军战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做活体解剖，用来生产细菌武器，它产生的细菌武器，在山东的卫河流域，馆陶、临清一线大量释放，造成了我抗日根据地的20万军民的惨遭无辜伤害。

地处卫河流域的临清和馆陶，是当时山东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日军为了消灭这里的抗日力量，决计从这里下手。

1943年8月，鲁西作战正式打响，日军将这次作战代号为“霍乱作战”。

日军在济南的1875细菌部队，是实施这次细菌战的部队之一，日军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细菌武器的效力，使出了毒辣的一招。

此时，正值汛期，鲁西普降大雨。卫河、漳河、滹沱河的水位迅猛上涨。8月下旬，日军第59师团的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扒开卫河大堤，霎时，汹涌的河水如脱缰的野马咆哮着冲向河西的低洼地带，随水而来的霍乱菌幽灵般地潜入千家万户。

此次“霍乱作战”是日军在山东也是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造成山东、河北、河南数十县洪水泛滥，霍乱流行，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共有22万多名中国军民被夺去性命。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常德不仅是陪都重庆等地区的战略门户，也是大后方粮食供应的中转基地，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摧毁常德，日军阴谋用细菌战来达到目的。

1941年11月4日拂晓，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飞抵常德上空，带有鼠疫菌的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等杂物被撒下。

一场大难就这样降临了。

现年72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何英珍回忆说：在1941年秋末冬初的时候，我家里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投下的鼠疫细菌，使家里18口人的大家庭，在18天的时间当中，就死掉了6口亲人。

有一张老照片，照片的主人叫张礼忠，在他左边的是怀着他未出生弟弟的母亲。张礼忠万万没想到，这张全家福，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照片中的8口人，在日军发动的鼠疫战中，一下子失去了5个。

常德细菌战殃及周边10个县，30个乡，150多个村。

鼠疫的流行，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日军细菌战的牺牲品。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多达2000余次。

1944年，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月1日，日军第6方面军集中134000人，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分北、东、南三路向广西桂林、柳州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四战区12万人死守两地，11月4日，日军猛攻桂林，与桂林守军发生激战，战至11日，日军使用毒气弹，遂攻占桂林。

战斗进行当中，国民革命军第131师391团的指挥所和伤员转移到七星岩，在这里构筑工事，阻击日军，日军久攻不下，丧心病狂地释放了毒气弹，战斗结束后，人们从七星岩内抬出823具尸骨，后来合葬于普陀山的霸王坪，在他们的墓前，建有“纪忠亭”，警示后人不忘日军的罪恶。

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期，辽宁本溪的柳塘煤矿发生了特大瓦斯爆炸，这次爆炸事故夺去了1549名矿工的生命，是世界煤炭工业史上最为惨重的一次矿难……

1942年4月26日，星期天，绵绵的春雨下了一整天，矿上管事的日本人大都在家休息，而1000多名矿工却在二把头吼叫漫骂声中进入井下。

下午2点10分，一声巨响突然从井口传来，接着，滚滚浓烟同时由茨沟、仕仁沟、柳塘等5个井口向外冒。

直到下午3点多后，管事的日本人才陆续来到矿上。

他们的到来，非但没给困在井下的矿工带来希望，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悲剧，当时的斜井采炭所长藤田渡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尚在运转的老三坑和柳塘上层矿的两部主风扇停止运转，阻止氧气进入矿井。

只是为了保存矿井，以防更大的连锁爆炸发生，他就做出了这个惨无人道的决定，造成了井下大多数矿工的窒息死亡。

2005年4月23日，在这场伤亡惊人的矿难发生整整63年以后，由本溪矿务局原副矿长、柳塘惨案调查者任成玺带领，我们深入到1000多米的地下，寻找当年事故发生的现场。

这些死难者，都是些什么身份呢？

当年19岁的张洪昆是茨沟矿见习技术员。事故发生的那一天，他在井上的办公室值班，瓦斯爆炸后，他下井参与了事故的调查，成为矿难现场的第一位中国见证人。

现年82岁的张洪昆回忆说：按人数算，这次矿难在世界煤炭史上是最大的一次，是最惨重的，而且这个情况也太可恨了，下令停风，关闭了风机，没风状态了，人本来当时没有死，逃生走到半路，走不了了，倒在那儿，又上来一个，又倒那儿，所以一路200多人摞在那地方！死了之后，这些人无家可归，连个名字都不能记录。

极少数当地有家属的遇难矿工尸体被认领安葬了，更多的血肉模糊的遇难者躯体，被集中掩埋在四坑口山脚下，当地人称之为“肉丘坟”。

据统计，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共强制役使中国劳工2000余万人，仅从华北地区骗抓强掳到伪满洲国的劳工及家属就达900万人，其中有数十万是战俘劳工，被日本侵略者称为“特殊工人”。

日本是一个资源严重缺乏的岛国，从1905年起，日本就开始有计划地搜集中国土地上的各种矿产储藏与分布的情报。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东北的经济资源，修筑军事工程，首先在东北地区采用招征等多种形式，强掳中国劳工，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于是日军又从华北、华东地区，骗抓、强掳中国劳工。

满铁问题研究者解学诗介绍说，“特殊工人”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日本把中国的战俘强制劳工化，日本侵略者把他称之叫“特种工人”，或者说成“特殊工人”。

伪满最早使用华北战俘劳工是1937年。日军占领平津后，把29军的战俘押往热河修建承古铁路，把解除武装的冀东保安队押往吉林丰满水电站工地服苦役，而大规模地强迫战俘当劳工，则是1941年。

为了把伪满建成扩大战争的军事基地，日军接连制定第一次产业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第二次产业五年计划，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急需大批劳工输入。

日本关东军请华北方面军紧急强征劳工，并于1941年4月5日，达成《关于入满劳工的协议》。

从此，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就成批地把中国战俘卖给伪满的日本财阀，每送一个“特殊工人”，华北日军当局就可以得到50元的报酬，因此，每当华北集中营的战俘快要送完时，日军又到处抓捕无辜民众，扣上“八路军嫌疑”的帽子，关进集中营再送往伪满。

生化武器

生化武器，即细菌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是严重违反人类的生物性的武器。但是，日本法西斯却公然违反国际法规，在中国以及日本国内组建了大批生化武器的研究、生产和作战部门，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生化武器，进行残酷的细菌战与化学战。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因遭受日军细菌战和细菌实验而死亡的人数至少在10万以上；日军使用化学武器多达2000余次，中国军民直接中毒伤亡人数近10万人。战后，至今还遗弃在中国的200万发毒气弹，继续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