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大食堂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的产物。在公社化运动中，各村生产队都成立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花钱”的宗旨得到空前发展，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试点“向共产主义过渡”。但这一试验型的“共产主义大锅饭”没过两三年便宣告终结。

简介

1958年，全国农村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成了那时的主旋律。在公社化运动中，各村生产队都成立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花钱”的宗旨得到空前发展，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试点“向共产主义过渡”。但这一试验型的“共产主义大锅饭”没过两三年便宣告终结。那时武清县各村队也普遍办起了“吃饭不花钱”、一日三餐集体统做统吃的大食堂。图为1958年11月，武清县大顿邱公社某大队的食堂里，社员们正在吃早饭的情景。

十二条提出

1959年，全国遭受大面积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1960年，又有五六亿亩农田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风灾、涝灾。雪上加霜，全国粮食产量再度大幅度下降。国家为了保证城镇居民最低限度粮食供应，不得不在农村实行高征购。这样，农民的留粮便难以保证其最低生存需要。此时，公共食堂也时停时办。为了便于生产，方便社员，公共食堂的规模得到调整，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并允许采取各种灵活办食堂的办法。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除了提出坚决要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之外，还提出“农村人民公社的粮食，应当由基本核算单位统收统支，统一管理，全面管好。积极办好食堂，坚持计划用粮，反对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对浪费；继续实行口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奖励社员节约粮食。”

显然，“大跃进”带来的弊端已露端倪，农村政策必须重新调控。为此，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制订《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并经毛泽东审阅后，于1960年11月3日立即下发。“十二条”的核心，就是尽最大努力制止“共产风”，但对公共食堂，却提出“应该积极办好”。

据解密的开放档案显示，“十二条”专门设章节谈“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问题。

其中第九条在谈到虽然当年粮食大面积歉收，但国家征购任务必须完成，种子必须按计划留足，口粮和饲料的留量也必须按低标准落实之后，特别辟出段落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

食堂一定要由在食堂入伙的人民主管理。管理员、炊事员应该由品质好、作风好、成分好、办事公平的人担任，必须民主选举，并且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食堂账目必须按月公布。坚决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个人节余的粮食，愿意要粮的发粮，愿意要钱的发钱，坚决兑现。”

“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在北方，在严寒季节和燃料缺乏的地方，经过县委批准，可以允许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适应社员家庭取暖的需要。”

“食堂必须自己种菜，自己养猪，大搞副食品的生产，逐步做到：粮食由生产队供应，油盐柴菜从食堂自己生产和经营的副业收入中解决。食堂还必须大搞瓜菜和各种代食品，实行粮菜混吃，既节约粮食，又保证吃饱。”

“食堂种的菜、养的猪和打的柴草等等，不能在食堂与食堂之间无偿调拨。必须进行调剂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愿两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办事。食堂自给有余的蔬菜和柴草，可以到市场出售。”

研究之风

1961年是中国的辛丑年，也就是牛年。牛年好耕田，中央也确实将这一年的中心任务锁定于农业问题。新年刚过，中央就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李富春在作关于国民经济状况报告时强调，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并从这一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重新提出调查研究，事出有因。“十二条”下发以后，基层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反响很热烈，也出现了一些对公共食堂的负面反应。有人说，现在吃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做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更有激烈的言辞说，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

究竟农村的实际情况如何，只靠听汇报、看报表显然了解不到真相，只有下到农村调查研究，走进社员家里，才能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

而恰在此时，有一篇毛泽东在30年前写的文章失而复得。对自己的文章，毛泽东并不是篇篇都喜欢，但这一篇他却格外偏爱。1930年春季，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刚刚召开，针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下了这篇《调查工作》。但之后，这篇文章却不见了踪影，到处找也找不到，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像丢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后来，中国革命博物馆到福建龙岩地委收集资料，找到了这篇文章，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看到这篇失散多年的文章，毛泽东喜出望外。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毛泽东说，“这些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情况不明。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正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找到这篇文章，真是恰逢其时。

于是，毛泽东马上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让田家英和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各带一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做农村调查。毛泽东本人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身体力行，亲自深入各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61年3月11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负责人要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称三北会议，后者称三南会议。

1961年3月13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并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为了让三北会议和三南会议口径一致，两会最终合并，于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并提出要将此草案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在讨论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人民公社中的问题。

调研

邓小平到北京郊区顺义县调研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小平、彭真同志率五个调查小组分赴北京郊区农村进行调研。其中，公共食堂问题是重要的调查内容。

1961年4月，杨柳刚刚吐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一行，便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短短一个月，小平同志先后召开了五次座谈会，分别与县委、公社以及大队书记、生产队干部和手工业、供销社干部等进行了交流座谈。每次座谈会之后，当时的工作人员都对谈话录音包括小平同志的插话进行了系统整理，再现了当时座谈会的原貌。录音稿现保存在顺义县（已改为顺义区）档案馆。

第一个座谈会是召集县委领导开的，1961年4月8日上午9∶00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13∶30。小平同志希望大家能够敞开思想，把对“六十条”的意见都充分发表出来，当然也包括公共食堂问题。

“六十条”已经定了调子，按照其中对公共食堂确定的“积极办好”的方向，小平同志最初的指导方针还是要按照文件规定去办。“公共食堂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群众的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正是困难时候，不能一哄而散。总的方针还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

他还特别指明：“‘六十条’关于这个问题写得很灵活，从办到不办，形式也允许多样。总之要把食堂办好，把优越性体现出来。要把食堂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管理，这是一门学问。可否单独搞经济核算？食堂占用的劳力（包括食堂种菜、养猪、磨面等劳力）不能多了，多了就不上算，强劳力多了也不上算，不能超过总劳力的10%。”

随后，他又提醒大家：“在考虑公共食堂时，还要注意到这样两个新条件，一是贯彻‘六十条’后，工分值钱了，一是食堂已有自己的菜地，这两个条件都会影响到人们对食堂的态度。总的是把生产搞好，将来生活富裕了，食堂可能比现在更好办些。”

1961年4月12日，小平同志又召集八个公社和大队书记座谈了整整一上午。涉及食堂问题时，木林公社书记王心田汇报：群众对食堂问题议论很多，念“六十条”时，念到这一条就念不下去了。主要是大伙吃不到实足定量，成本高，占用劳动力多。小平同志对此很能理解：“由原粮搞成熟食，增加成本50%，这样群众是不会赞成，有很大的剥夺。一个五六十户的食堂，占用十几个劳动力太多了。粮食加工是否可以采用半机械化呢？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和劳力。一个县用五吨煤，有没有办法不烧煤？一堂多灶怎么样？”

牛山公社书记王志儒接过话茬说：我们也研究过，一个作业组二三十户，建一个食堂。但这样又有了新问题，炊管人员占的更多了，炊具也不足，烧柴成本高，因此还是赞成办四五十户的食堂。小平同志听了点点头表示赞同：“这也有道理。看起来农忙办食堂，冬天分家吃好，要不群众也得烧火。”

办农忙食堂的办法，在1961年4月15日下午召开的木林公社五个生产队干部座谈会上，又被重点提了出来。

座谈会从下午3∶00开始，持续了四个小时。在谈完生产问题后，小平同志专门提出“议论一下食堂”。上辇生产队支部书记孙举说：“群众对食堂议论较多，大多愿意办季节食堂。也就是从9月15日开始办，办到11月底，等开春4月再开始办，办到7月中旬，一年共办六个半月。”孙举接着分析，这样办符合农村的特点。

因为冬天冷，老百姓从食堂打回来的饭都凉了，还得热了才能吃。再说，冬天老百姓要烧炕，反正都得生火。如果冬天让老百姓回家自己做，也能为大队节省燃料开支。而到了7月中旬，新麦子下来了，想吃细粮、新粮的群众可以自己在家里做。

小平同志马上追问了一句：“还有五个半月，办食堂的管理员和炊事员干什么去？”孙举说，管理员可以留下，炊事员可以参加生产第一线。小平同志接着问：“如果这样办，群众能满意吗？”孙举说，这样的话，一部分富裕户可能会在家吃。小平同志问：“如果一部分人出去，一部分人留在食堂，那菜地怎么样？”孙举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不过目前还没有人出去，他们还拿不定主意。”

小平同志很理解地说：“恐怕他们是怕别人议论他，怕不在食堂，有便宜占不着，想法是不是很多？”同去调研的卓琳同志接过话：“干部在食堂，社员出去就会不放心。”小平同志沉思了一会又说：“现在工业用煤不足，火车都没有煤，食堂用煤更是问题。办农忙食堂，可以解决六个半月的问题，那五个半月的烧煤问题就节省了。”

木林公社仇家店生产队支书仇配忠接着说：“我们有一个想法还没有跟社员商量。社员都愿意吃热饭，办五六十户的大食堂卖饭就得一个钟头，后面来买的饭菜都凉了。可以试办三四个小食堂，每处十五六户的规模，配两个炊事员，一个做饭，一个辅助，并且都由一个管理员统一管理。这样，社员随来随吃，打饭回家也可以，就能吃到热饭了。但这样用煤就更多了，很矛盾。”

小平同志考虑了一下说：“食堂多种多样，方针是办好，办得更节约。食堂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吃，一个住。将来我们富裕了，就好办了。”

通过几天的调查，小平同志对现阶段办食堂有了一定的想法，在相隔几天的县委汇报会上，他明确提出：“搞农忙食堂是定下来了，搞六个月，食堂要办好。搞好食堂家底是个关键问题。但有人入食堂，有人不入食堂，养猪、菜地怎么分配还要研究一下。”小平同志还特别提到白庙生产队的一个八九十户的食堂，“太大了，不容易办好。”“食堂巩固的道路就是企业化，把食堂办成一个大核算单位中的小核算单位，自负盈亏。

食堂要种好菜地，养好猪，搞好家底，支付养猪、种菜、炊管人员的工资。开始，大队要帮助食堂搞家底、搞积累、创造条件，食堂搞成企业化。食堂做饭的、养猪的、种菜的也都要实行定额，超额奖励。食堂家底大了，积累多了，还可以少量补贴入伙人员。这样食堂就能巩固了，不愿意在食堂入伙的就可以不摊工分了。食堂怎样实行企业化管理，有什么新问题，怎么解决，要定出办法，交由社员很好讨论，搞出典型经验来。

总之，要使吃食堂的人，占点便宜。这样，就能办好食堂，巩固好食堂。现在是食堂过渡时期，可以自由一下。积极办好一批食堂。农忙食堂搞六个月或六个半月，其余的时间，社员回家做饭吃，可以解决社员取暖、烧炕，可以节省一些煤。农闲不办食堂，粮食也要管起来，由食堂负责分粮。”

成立制度

公共食堂办与不办由社员讨论决定

这次调查，小平同志了解了很多情况。在当时情况下，要把食堂办下去并且办好，虽然可以想一些办法，但是问题还是很多。他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要让群众满意，提高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办不办食堂、入不入食堂都要由社员自己决定，决不能强加于人。

1961年5月18日，根据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调研的结果，中共北京市委就农村食堂问题的调查，给中央和华北局上报了一份内容详细、分析透彻的调查报告。

据北京市档案馆解密档案显示，这份报告起笔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北京郊区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对公共食堂议论纷纷，情况相当复杂。

过去的公共食堂大多是几天之内一哄而起的，并没有经过社员的充分酝酿，所以许多人吃食堂都很勉强。“六十条”出台后，已经解散了一批，全郊区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个食堂，解散了一千二百四十五个，占11%。各区县情况各有不同：近郊收入多、食堂办得好并且允许一些小自由的生产队，愿意入伙吃食堂的社员就多一些。社员们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收入高、工分值钱的生产队，大伙愿意入食堂，可以节省时间多出工，多挣工分。

那些单身汉或家里没人做饭的也愿意入伙。还有的社员自家缺煤少柴，又担心在家做饭，用粮不能控制，孩子们多吃了干活的大人的定量，所以，他们入伙也有一些积极性。而那些家里有老人或半劳力可以做饭，家境不错想吃好一点的，担心食堂给的分量不足又没有泔水和糠粃可供养猪的，就不大愿意加入食堂。

报告在详细谈了这些现象之后，提出建议：当前的关键是，必须彻底走群众路线，一切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和讨论，完全按照群众自愿的原则办事。

报告最后，还附上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食堂问题给农村党员的一封信。信中表明了市委在食堂问题上的态度：吃不吃食堂完全是社员自己的事情，应该完全由社员自由选择，一点也不能勉强。吃食堂合算不合算，要让农民自己充分考虑。要反复解除群众的顾虑，充分向社员说明，吃不吃食堂都完全自愿，都好，都光荣，都给予便利。只要入了社，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吃不吃食堂都是拥护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完全自愿的原则，这样，才能让群众满意，心情舒畅。

北京方面的意见与其他领导人在各地的调查结果完全一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也分别向毛泽东汇报，提出解决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的意见。

为此，中央在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对“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

第三十六条明确指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些食堂，都要单独核算，同生产队的财务分开。生产队对于社员办的食堂，应该给予可能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经济上不应该有特殊的待遇。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

显然，这样的决定大得人心，社员们广泛拥护。随着文件的贯彻，在全国农村勉强维持三年之久的公共食堂，按照农民的意愿相继解散。

结果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有它的由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

这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的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部分实际成果。但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它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积累的过程。

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初步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也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在过去的斗争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党内骄傲情绪明显增长。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难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