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嘉言，明末清初医学家，喻本名喻昌，字嘉言。江西南昌府新建(今南昌市新建县)人。因新建古称西昌，故晚号西昌老人。

明代宗室宁献王朱权的后裔，与清代著名画家八大山人朱耷(约1626年-约1705年)同出一脉。

因祖上一代宁王朱宸濠于正德十四年(1589年)密谋造反，事败得祸，连累家庭，不得不变姓埋名，隐居民间。从“朱”姓改为“余”姓，又变“余”为“喻”字。

生于明代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卒于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终年八十六岁。

人物简介

喻嘉言，自小聪明，清史稿载，喻嘉言“幼能文不羁，与陈际泰游”。天启年间考中贡生。喻嘉言虽才高志远，但在仕途上却并不得意。崇祯年间，他以副榜贡生到京城就读时，仍然踌躇满志，希望因此而有所作为，曾以诸生名义上书朝廷，陈述辅国政见，要求“修整法治”。

但因人微言轻，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已经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的重视。喻嘉言在京城三年，郁郁不得志，只得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后值清兵入关，于是转而隐于禅，后又出禅攻医。往来于南昌、靖安等地。

50岁时，他削发为僧，遁人空门，潜心研究佛学和医学，苦读《黄帝内经》、《伤寒论》和其他医学著作。几年后，他终于选择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道路，蓄发下山，以行医为业。清代初期（公元1644~1661年间），喻氏又移居江苏常熟，医名卓著，冠绝一时，成为明末清初著名医家，与张路玉、吴谦齐名，号称清初三大家。著有《寓意草》、《尚论篇》、《尚论后篇》、《医门法律》等。

人物背景

喻嘉言出生于书香门第，喻嘉言只有一位同胞姐姐，嫁给新建邻县靖安的舒某为妻，姐弟感情深厚。他晚年当医生时，经常来往于南昌、新建、靖安之间。他在靖安时间最多，常为广大农民治病，据《靖安县志》记载：“嘉言居靖安最久，治疗多奇中，户外之履常满焉。”

人物生平

嘉言喜欢外出云游，生性洒脱，喜好游历。足迹遍及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数省。成年后习儒，攻举子业，精力过人，博览群书，自命不凡。虽才高志远，但仕途不顺。崇祯年间，以副榜贡生入京就读，在京3年，郁郁不得志，败兴而归，旋即削发遁入空门。

出家期间，苦读《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医著，为日后成名，打下良好基础。后出禅攻医，往来于南昌、靖安一带，足迹遍历赣、浙、苏、皖。1644年，应钱谦益先生之邀，终结庐定居于江苏常熟城北虞山脚下。江苏常熟的大文豪钱谦益是喻嘉言的好友，他挽留喻嘉言，于是喻嘉言便在常熟县城北门外虞山下定居下来，并开了一栋草庐医所，致力于为当地百姓治病。

喻嘉言的学生颇多。他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医学家，如徐忠可、程云等。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喻嘉言还大开讲堂，向来自各地的求学者及同仁讲解“瘟病”。

喻氏所到之处，皆以善医闻名。其治病不分贫富，审证用药反复推论，德高而术精，深为同道所敬。顺治年间，朝庭下诏征聘，奈何其早已绝意于仕途，力辞不就。

晚年不满足于其赫赫的临证医名，曰：“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里。”因之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先后撰写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论篇》和《医门法律》3种医书，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思想，并因之确立其医学史上的地位。

此外，喻氏尚撰有《尚论后篇》、《喻选古文试验》。在《伤寒论》研究史上，喻氏被认为是错简重订派的代表人物。喻氏认为《伤寒论》为四时感证诊治全书，提倡伤寒太阳三纲说，发展了方有执的认识；对《伤寒论》重加编次，这些皆是喻氏在《伤寒论》研究方面的主要工作。

其弟子徐彬、陈骥等，皆以医知名。喻氏生平善奕，据《常熟县志》记载：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八月，喻嘉言突然中风昏迷达200余日，直到第二年六月才开始好转。在病中，他还为自己最后的一部医书《会讲温证语录》题辞。

公元1664年(清康熙甲辰年)，80岁高龄的喻氏与围棋国手李兆远对奕，时达3昼夜，局终收子时，溘然逝世。因无子女，由外甥赴常熟扶柩而归，停柩于靖安萧寺达五十余年。

至雍正年间（1723—1735），始由医家曹必聘倡议，与众医迎柩至南昌百福寺中。后人在寺中立塑像和画像以祀。百福寺僧人又在寺旁建喻先生祠，并将其柩安葬在东汉徐稚墓侧，盖以喻征士配徐高士，相得益彰。

新建文人罗安在画像上题诗：“医国藏高手，床头寓意篇。成名宁在艺，萎地或疑仙。真像留荒寺，遗骸表古阡。行人识征士，瞻拜敬加虔。

”百福寺的僧人为了表达对喻嘉言的崇敬之情，又于寺旁建喻先生祀奉祠，并将其柩安葬在东汉高士徐孺子墓侧。著名文学家蒋士铨撰有《喻嘉言先生改葬告词》。1957年喻嘉言墓被定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墓被毁，现改葬于新建西山万寿宫之西。

主要著作

晚年，喻嘉言深感“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代”。因此，他除行医外，将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和教授生徒。他先后撰写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论篇》和《医门法律》三部书。

《寓意草》是喻嘉言的医学处女作，也是中国医学史中较早又较著名的一部个人自订医案，初刊于公元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它以笔记体裁写成，书前有医论二篇，强调“先议病，后用药”的诊疗程序，并自订议病格式。

然后记录了自己以内科杂病为主的疑难医案60余则，案中详录病因和病情，讨论辩证精辟明细，并指出每案的关键之处和疑难之点，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同时，该书还较早地记载了我国人工种痘以防治天花的病例。

《尚论篇》全称《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又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初刊于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本书主要是参考明代方有执《(伤寒论)条辨》编撰的，但编次有所不同，内容也有所补正。卷首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大意”等六篇医论。其后详论伤寒六经证治。

书中论述六经，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并认为《伤寒论》中的397条条文是397法，分隶于大纲之下。喻嘉言的这种见解，成为《伤寒论》研究中一个重要流派。

《医门法律》是一部综合性的医书，初刊于1658年。本书结合临床病证，正面阐述辨证论治的法则，谓之“法”；同时指出一般医生在临床辨证治疗上容易发生的错误，指示禁例，谓之“律”。以法和律的形式确立行医时的规范，故书名为《医门法律》。这三部书集中体现了喻嘉言的学术思想，也确立了他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

人际关系

喻嘉言还有过一段与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钱谦益鲜为人知的交往。钱谦益是明代崇祯年间的翰林编修、大学士。某日，钱赴朋友的家宴回家，当轿子路过迎恩桥时，因为轿夫跌跤，致使主人倒仆在地而受了惊吓，由此得了奇疾——站立时双眼上视，头眩晕像要倒翻于地，躺下时却无异于常人，多方医治不效。当时，喻嘉言就在城里。钱谦益立刻派人前往邀请。可是喻嘉言正好出诊。过了数日，喻得讯后立刻赶到钱府，得知致病的经过和原由，便让管家把府中强壮有力善于行走的轿夫叫几个来，命家人用酒饭款待，对他们说：“你们尽管吃饱喝足，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令你们快乐嬉戏一般。”轿夫吃饱后，他令轿夫分别站在庭院的四角，两人夹持主人，合力奔走，先由东奔西，再从南奔北。然后互相更换。轿夫可以休息，而主人无一刻停息。主人奔得上气不接下气，虽然疲备不堪，但是病已霍然而愈。

医学观点

1、倡导伤寒三纲学说，他是研究《伤寒论》的著名医学家之一。其伤寒太阳之纲说源于《千金翼方》，如太阳经篇，以风伤卫为一类(上篇)，寒伤营为一类(中篇)，风寒两伤营卫为一类(下篇)，即伤寒三纲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他认为，四时虽均有外感，但仲景独详于伤寒，治伤寒之法，可变化而用于其他外感，故伤寒为四时外感之大纲。而在“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这就形成了喻昌三纲学说的主要观点。

风伤卫用桂枝汤，寒伤营用麻黄汤，风寒两伤营卫用大青龙汤。用之得当，风寒立时解散，不劳余力。喻氏倡导三纲说的含义在于，麻黄、桂枝、青龙三方主治太阳表证。若表证辨治得法，则不会出现种种变证及传经之病，而能将伤寒病治愈于得病初期。

因此，喻氏之三纲学说体现了仲景早期治病的思想，虽然后世对此观点是否符合仲景原意，有无临床实际意义提出异议，但应当看到喻氏之说的积极意义。

2、提出秋燥论。他在《医门法律》一书中专列《秋燥论》一篇，对秋燥独加阐述。辨证《内经》“秋伤于湿”之误，颇有卓有见，特别对温病学秋燥之治，影响很大，被后世医家推崇。

至于燥气病机，喻氏认为，入秋并不遂燥，是大热之后，继以凉生，凉生而热解，渐至大凉，燥令乃行。虽然燥生于秋冷，但其性异于寒湿，却常偏于火热，这是因为“燥位之下，火气承之”，燥盛而兼火化之故。《内经》提出“燥胜则干”，故临床所见，干于外则皮肤皴揭，干于内则精血枯涸。

津液耗竭，出现种种变化。总之，燥之为病，火热为盛而致。燥为秋金主气，故易伤肺脏。早在《内经》中就有“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的认识。这是燥伤于肺的病症。对于燥病的治疗，喻氏创立了著名方剂清燥救肺汤，该方由桑叶、煨石膏、生甘草、人参、胡麻仁、阿胶、麦门冬、杏仁、枇杷叶等药组成，以治疗诸气膹郁，诸痿喘呕，肺之燥者。其用药的宗旨，强调治燥忌用辛香行气之品，以防伤津助燥。

总之，喻氏于燥之论述，从其邪气生成，病邪性质，致病特点，临床表现，治疗原则，临床用药一一加以论述，可谓对燥症深刻认识的一大家，其影响十分深远，被后世医家所推崇，至今仍有很大影响。

3、大气论，他于《医门法律》中撰写“大气论”一篇，对“大气”进行阐述，他认为，大气即胸中之气，包举于肺之周围而行治节。所谓“五脏六腑，大经小络，尽夜循环不息，必须胸中大气，斡旋其间。”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对后世很有影响。喻氏认为，人体之中存在有“大气”统摄于周身。

正是由于大气的作用，才使五脏六腑、大小经络发挥各自的功能活动。若大气一衰，则人身的气机运动无源，既不能升降，又不能出入，致使“神机化灭，气立孤危”，再甚者则危及生命。正由于大气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喻氏深刻加以研究。

他认为人身之大气，即胸中之气，其气包举于肺之周围。由于大气的作用，使脏腑经络功能得以发挥，营卫之气得以统摄。而大气充斥于周身上下内外，无处不到，环流不息，致使通体活动功能正常，生命活力旺盛。大气虽为胸中之气，然胸中还存在着膻中之气、宗气。喻氏认为，膻中之气、宗气与大气虽出于同一部位，但有所不同，应当加以区分。

4、治病必先议病。他认为，治病时必“先议病，后用药”，这里对辨证治论精神的很好发挥。怎样才能做到弄清病情，有的放矢的予以治疗，他认为“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识病是议药的前提和依据，并提出了识病的具体要求。膻中之气为臣使之官，有其职位，说明有其具体的作用。

大气则无可名象，没有具体作用，有如太虚之中包举地形一样，主持着整个自然界。宗气与营气、卫气分为三隧，虽为十二经之主，但有隧而言，说明有具体所指，而不同于大气之空洞无着落，二者亦不相同。

因此，大气高于宗气、膻中之气以及脏腑之气、经络之气。人身各种气均在大气的统摄之下，才能发挥各自的作用以维持全身的功能活动。此即喻氏论大气的主要观点。该观点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如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论大气，创立升陷汤等，均与该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文中论大气虽强调其对人身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而在治疗时仍停留在既往一般用药水平，理论与治疗似有不合拍之处。其将大气与宗气、膻中之气加以区分，但其如何运用于临床实际，尚未阐发十分深入，故而后人不采纳其说者亦有之。

历史评价

晚年，喻嘉言深感“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代”。因此，他除行医外，将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和教授生徒。他先后撰写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论篇》和《医门法律》三部书。

《寓意草》是喻嘉言的医学处女作，也是中国医学史中较早又较著名的一部个人自订医案，初刊于公元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它以笔记体裁写成，书前有医论二篇，强调“先议病，后用药”的诊疗程序，并自订议病格式。然后记录了自己以内科杂病为主的疑难医案60余则，案中详录病因和病情，讨论辩证精辟明细，并指出每案的关键之处和疑难之点，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同时，该书还较早地记载了我国人工种痘以防治天花的病例。《尚论篇》全称《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又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初刊于公元1648年(清顺治五年)。本书主要是参考明代方有执《(伤寒论)条辨》编撰的，但编次有所不同，内容也有所补正。卷首有“尚论张仲景(伤寒论)大意”等六篇医论。其后详论伤寒六经证治。

书中论述六经，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并认为《伤寒论》中的397条条文是397法，分隶于大纲之下。喻嘉言的这种见解，成为《伤寒论》研究中一个重要流派。《医门法律》是一部综合性的医书，初刊于1658年。

本书结合临床病证，正面阐述辨证论治的法则，谓之“法”；同时指出一般医生在临床辨证治疗上容易发生的错误，指示禁例，谓之“律”。以法和律的形式确立行医时的规范，故书名为《医门法律》。这三部书集中体现了喻嘉言的学术思想，也确立了他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

主要影响

喻昌在中医学理论研究方面颇有贡献，不仅于《伤寒论》的研究独有体会，倡导三纲学说，而且对于中医基础理论问题颇有建树。其大气论、秋燥论的观点亦为后世所称许。此外，其强调辨证施治，倡导诊治规范，亦很有学术价值。至于其临床经验亦十分丰富，治痢用活人败麦散以逆流挽舟，治关格用进退黄连汤升降阴阳等，都被后人所推崇。

总之，喻昌于中医学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于《伤寒论》研究独有体会，倡导三纲学说，而且于中医理论亦有建树，故此，被誉为清初三大著名医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