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报》于1947年7月开始出刊。《挺进报》的前身叫《彷徨》，是一种由南方局四川省委领导下，在重庆市出版的“灰皮红心”的杂志，主要的编辑和有关工作人员有蒋一苇、刘熔铸、陈然、吴子见等。庚即，重庆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宪、特进行全市性的，大规模的逮捕，妄图把中共地下组织、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一网打尽，重庆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四张腊纸印完，才勉强凑足六十多份，远远没有达到市委要求的300多份，陈然心里一阵难过。

创刊背景

近代史上的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全国抗日军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把野蛮、残忍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国门。而安居在陪都重庆的国民党蒋介石，却忙着撷取胜利果实，妄图挑起内战消灭共产党。战后的中国伤痕累累，人民希望安定、和平、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代表战后人民的强烈愿望，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毛泽东亲赴重庆，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是国统区革命舆论的中心。它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系进步群众的重要渠道。1946年6月，蒋介石全面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在全国范围内挑起了内战，中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悍然封闭了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社。3月5日，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被迫撤回延安。

庚即，重庆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宪、特进行全市性的，大规模的逮捕，妄图把中共地下组织、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一网打尽，重庆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由于《新华日报》的撤离，重庆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政治空气沉闷，许多人感到苦闷焦虑，甚至悲观失望。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渴望听到党的声音，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挺进报》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它的诞生，象黎明的一道曙光，为浓雾弥漫的山城带来了一线希望。

《挺进报》的前身叫《彷徨》，是一种由南方局四川省委领导下，在重庆市出版的“灰皮红心”的杂志，主要的编辑和有关工作人员有蒋一苇、刘熔铸、陈然、吴子见等。省委和《新华日报》突然被迫撤走后，《彷徨》失去了领导，但几个同志决定继续按“灰皮红心”的方针办下去，隐蔽下来，以待时机，同时积极寻找党的关系。1947年4月，他们无意中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编的《新华通讯稿》，上面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

他们极为兴奋，如获至宝。就把《新华通讯稿》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以后每收到《新华通讯稿》，他们都有如此办理。这份没有取名的油印小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深受欢迎，引起了重庆市委的重视。1947年7月，市委委员彭咏梧与刘熔铸接上了关系。市委根据当时的需要，决定以这份“无名小报”为基础，出版市委的地下机关报。

并决定《彷徨》停刊，由蒋一苇、陈然、刘熔铸、吴子见几人分别负责地下机关报的出版工作，经他们商议，将这张小报定名为《挺进报》。先后由彭永梧、李维嘉领导《挺进报》的工作。1947年11月，《挺进报》成立特支，由刘熔铸任书记，后刘调走，由陈然担任《挺进报》特支书记。

简单介绍

《挺进报》的“机关”就设在南岸野猫溪“中粮”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也就是陈然的家里。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下是车间，楼上住着陈然的母亲、妹妹、姐夫、保母等一大家人。这里，地点偏僻，背靠山坡，三面有围墙，厂大门侧对江面，隔江远离市区，人员单纯。楼下车间七、八个工人，由陈然任该车间的管理员，平时全靠他在外接点机修活路，维持大家的生活，工人们都尊称他为“陈先生”。陈然也常常尽自已所能接济工人师傅们。

《挺进报》的编、刻、印工作在这里进行，显然就比较合适。1947年6月，《挺进报》的第二期编印工作在陈然的家里加紧进行。《挺进报》的工作室在楼上陈然住房傍边，原是一间堆放杂物的储藏室。蒋一苇的刻版工作是在白天进行，而陈然的印刷工作是在夜间进行，需要非常的隐蔽。陈然见房间的木板壁有许多缝隙，就用一层厚纸糊住，关上窗户，挂上一床毯子，电灯用黑纸做了一个灯罩，就避免了因通宵开灯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为防敌人的搜查，陈然不用油印机,他采用一个简易安全的办法。

他用图钉把刻好的腊纸一方钉牢在桌子上,用光滑打磨过的竹片带替滚筒,蘸上油墨在腊纸上刮印,印完后烧掉了竹片,就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了。重庆的7月，气温炎热。陈然戴着手套精心地印着腊纸，十几张下来，纸上就出现许多小麻点，已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了。四张腊纸印完，才勉强凑足六十多份，远远没有达到市委要求的300多份，陈然心里一阵难过。一傍的老苇一面安慰他，一面重新刻写腊纸，直到重新刻三次，终于凑足200多份。

第一期《挺进报》出版后，为了提高印刷质量，陈然在小屋里一遍又一遍的试验、改进。由于天气热腊纸易熔化，他跑遍市内各家文具店，买来不同牌号的腊纸、油墨、纸张，反复的琢磨，试验。最后，他终于将一张腊纸印了一千份。1948年1月，陈然接到印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章时，特别兴奋。他连续工作了三个夜晚，才把毛主席的讲话印完。他还精心地套印了有毛主席形象的双色封面。一本精致的32开的小册子，展现在他的眼前，一点数，足足有2500份。

陈然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挺进报》的发行，最初采取“对内发行”为主。依靠党组织的地下交通传递或邮寄，使《挺进报》象一股地下热流，从长江南岸把党的声音传到了学校、工厂、社会。它成为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团结群众进行反蒋斗争的有力武器，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人们争相传阅，先睹为快，把它看成是“小《新华日报》”。有的地区，如合川、垫江等地，还专门组织力量翻印再版。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挺进报》象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匕首，起到了教育人民、鼓舞斗志的作用。1948年，《挺进报》特支，根据上级的指示，将发行方针改变为“对敌攻心”为主。内容除报导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外，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敌特人员的内容。发表了《重庆市战犯特务调查委员会严重警告蒋方人员》、毛主席《论大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文章。

1948年第44期上这样写着：“……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解放的钟声已经响彻全国，人民进军的号角已在四川边境吹起，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挺身而起的时候了，我们以坚决的行动，迎接胜利的解放！”

《挺进报》被破坏

《挺进报》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敌人大小头目的手里。《挺进报》的声音，震得敌人惊惶、恐惧，动摇和沮丧。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追踪、搜寻、捕杀办《挺进报》的共产党人。有一天，一个叫刘胡子的地下党员，来到国民党行辕门口，对卫兵说要找行辕主任朱绍良。卫兵打电话后说：“不在”，刘胡子从身上摸出信，让卫兵转交给他，并要其打了收条。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

当朱绍良打开这封“亲启”信，看见是一份《挺进报》时，气得暴跳如雷地说：“共产党在重庆这样嚣张，搞到我头上来了，这还了得！”盛怒之下，他把二处徐远举狠狠训斥了一顿。并命令他立即会同军统、中统、宪兵、警察等特务机关限期破案。徐远举拿着手令，组织了二百多个侦破小组，犹如蜘蛛网一般，条条丝都伸向《挺进报》。1948年4月初，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市委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敌人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顿时重庆上空布满了乌云。

1948年4月19日，陈然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彭云。”陈然不认识写信人的笔记，但他意识到这是地下党的报警信，要他迅速离开重庆。他对姐姐（佩韦）说：“我的工作还没有谁来接替，我不能走。”他冷静而又气愤地说：“看来我们内部出了叛徒。叛徒比敌人更凶恶，更可恨！因为他知道我们地下党的一些情况。”陈然准备迅速和负责编刻《挺进报》的蒋一苇联系，商量后再定。

就这样，陈然仍然坚守在岗位上。四月22日的傍晚六点多钟，几个声称是查户口的人闯进了工厂。工人吴树华看来势不妙，就拦住他们，并故意大声地向楼上喊道：“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在家吗？查户口的来了！”特务恶狠狠地揪住吴师傅问：“你这鬼老头，在这里叫什么？”“少罗唆，跟老子快滚开！”特务把吴师傅赶跑了。陈然的妈妈在楼上首先听见，并会意地往下回答说：“他过江去了，还没有回来呢！”正在楼上印《挺进报》第23期的陈然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急忙收拾“纸张”等物品。

他迅速关上灯，拉开窗户，欲跳楼逃走。不料，特务已包围了围墙四周。10余名特务拥上楼梯，见陈然这边的门关着，就去敲门。陈然的妈妈说：“里面没人。”特务不信，凶狠地吼道：“房门是闩着的，里面怎么没有人！”特务使劲地砸门。只听下面的特务拉枪栓，并大声喊道：“你要跳窗子，我就要开枪！”房间里的陈然，回过身来，打开了房门。特务们一拥而入，狰狞地看着那一叠叠墨迹未干的《挺进报》，如获至宝。特务们扭住了陈然，推出门外。

陈然的妈妈怒声嚷辨着。陈然对特务厉声说：“你们慌啥，走就走嘛！可我得和娘说几句话！”陈然让妈妈到屋里给他拿些换洗衣服，他又把手表、钱包、钢笔等物送给娘，从桌上拿了两个馒头，用开水送着吃完。然后他昂首挺胸，跨向门边，蔑视地朝特务们大呵一声：“走！”在茫茫的夜色中，陈然被特务们拥着，渐渐地消失在野猫溪的石溪路上。夜幕下的长江，仍在静静地流淌。小楼里，母亲对儿子的呼唤在河畔回荡着。而陈然从此再也未能回到他日夜操劳的工作室，未能回到他的母亲身边。

在“渣滓洞”的刑训室里，敌人面对这个神情安定的年轻人，无以为计。徐远举怒不可遏。刽子手们轮番使用酷刑折磨陈然，威逼他交出自已的党组织和同志。陈然一次次的昏死过去，醒来面对敌人的狂吠和狰狞的面目，仍是坚决地把头摇一摇，就是不交组织和自已的同志。年仅26岁的陈然，意志如此坚不可摧，让敌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不明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是中国无数英雄儿女的傲然正气。陈然崇尚这真正伟大的气节。

他早在1947年的《彷徨》新五期“小论坛”杂志上就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他大谈革命的气节，颂扬民族英雄文天祥，赞美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哥伯尼、伽利略等。他不仅是用笔墨畅扬了一篇“正气歌”而且是用自已短短26年人生历程去实践他所确立的人格高度。最后，他用生命和鲜血展现了“临难勿苟免，以身殉真理”的崇高气节，不愧为坚贞刚毅之高尚节操的典范，就连敌人也誉他为“慷慨悲歌之士”。陈然年轻的身影，随着共和国黎明的到来而消失了。

他于1949年10月28日牺牲在重庆大坪刑场。他和难友们临牺牲前高亢的国际歌声，震颤了山城。他们正义的呐喊，让行刑的刽子手双手发抖。人们深深地记住了那身中数弹仍巍然屹立的青年陈然；记住了那为山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送去一道曙光的《挺进报》。烈士故居的南岸人更记住了那长江边上的小楼。为了这难以忘却的纪念，我们把烈士的故事代代相传，为宏扬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为中华的振兴而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