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褐色鸟群》是格非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它是一篇闪耀着博尔赫斯式的诡谲与自我指涉色彩的典型小说。其新颖的创作手法，对心理梦境般的描写中，对人类自身竭力隐藏的本性也有着十分透彻的分析。圆圈概括起来有三重：第一个圆圈，许多年前“我”蛰居在一个叫“水边”的地方，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叫“棋”的少女来到我的公寓，她说与“我”认识多年，我与她讲了一段我与一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往事;小说的最后，“我”看到棋又来到“我”的公寓，但是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我”。

内容介绍

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之一，选编了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王蒙的《来劲》、格非的《褐色鸟群》等小说。

作者简介

格非即刘勇（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勇，男，笔名“格非”，生于1964年，江苏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着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读者评论

《褐色鸟群》注定是一篇你读过就难以忘却的小说，当然不止因为它不好懂。这部小说曾号称当代中国最费解的一篇小说，但却很好看。

从最外在的方面说，《褐色鸟群》带给我的首先是语言上的快感。“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黎明和日暮仍像祖父的步履一样更替。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格非的语言从容而诗意，浸泡着丰富的回忆，勾起人的怀旧情绪。我的周围仿佛弥散升腾起茶色的烟雾，氤氲着歌谣湖畔的水汽。

而当这样的语言与这篇小说里扑朔迷离的叙事相遇时，语言就显得格外神秘，扣人心弦。“我想把它献给我从前的恋人。她在三十岁生日的烛光晚会上过于激动，患脑血栓，不幸逝世。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里的语言是诡异的，当故事还没有展开，当“我”还没有与“棋”相遇之时，语言已经为后面的叙事营造了绝好的氛围。对于一个看似没有逻辑的混乱的故事而言，也许，只有这样诗意而充满黑色幽默的语言，才能拽着读者，陪文中的“我”走到故事的末尾。

而当我们进入到故事本身时，我们发现，世界在被格非一点点颠复着。小说发表于1988年，而“我”讲述的1992年到“歌谣湖畔”再遇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回忆”，属于未来的时间。小说开头所写的“我”与“棋”的第一次相遇则是比1992年还要靠后的未来。小说的结尾，写到：“不知过去了几个寒暑春秋”，这样时间漫延到了更加不可知的地方。我们的时间被颠复了，回忆与现实，现在与未来，交错在“我”与“棋”混乱的叙述里，混成一潭。而当故事展开之后，我们发现，每一个故事都是前后两层的，不同的叙述视角在重复中交织着，以《罗生门》式的叙述方式，共同编织成一个故事。

令人费解的是，所有我们前面已知的事实，到后面都会被颠复，最终构成一串类似埃舍尔怪圈的系列圆圈。这一点评家们都有论及，郭宝亮将之比喻为俄罗斯套娃式结构。圆圈概括起来有三重：第一个圆圈，许多年前“我”蛰居在一个叫“水边”的地方，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叫“棋”的少女来到我的公寓，她说与“我”认识多年，我与她讲了一段我与一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往事;小说的最后，“我”看到棋又来到“我”的公寓，但是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我”。第二个圆圈，许多年前“我”从城里追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来到郊外;许多年之后我又遇见那个女人，她说她从十岁起就没有进过城。第三个圆圈，“我”在追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路上遇到的事与女人和“我”讲述的她丈夫遇到的事之间构成相似与矛盾。

这三个圆圈之间存在相互否定(矛盾)与肯定(相似)的多重关系。存在还是不存在?在这里，一切都难以确定。而故事的细微之处，前后矛盾就更多。比如“我”自称自己蛰居在“水边”，而棋则说“我”是住在“锯木厂旁边的臭水沟”;“我”跟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到断桥，看到她从桥上过去，而桥边“提马灯的老头”则否认女人从这桥上经过;更诡异的是，后来这个女人称当时在桥边的是她的丈夫;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丈夫淹死在粪池里，而“我”却看见棺材里男人的尸体似乎动了一下，而且真切地看见，那个尸体抬起右手解开了上衣领口的一个扣子……倘若我们可以《罗生门》中不同人的讲述归因于在一个罪案中对自身利益的保护，那么《褐色鸟群》中不同的叙述则显得荒诞得突兀——我们找不到原因，找不到动机，到小说的最后，都分不清黑白真假。

这样的叙事是完全符合先锋小说的特质的——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去找寻人物内心的奥秘和意识的流动。而格非的这篇小说尤甚。季红真先生认为《褐色鸟群》“由于过于抽象而丧失了叙事的本性，成为一种形式的哲学。”格非的确是在放纵着自己的文字，任它们在存在与虚无的混乱中冲击读者的意识，来完成自己的哲学思考，但是格非并没有忘记叙事的本性，只是《褐色鸟群》中的叙事，遵循了格非设定的哲学逻辑。格非明显受到了萨特等一拨人的影响。按照存在主义，所谓时间、空间和因果性、规定性、个体性、结构性，都是人在与世界接触时主动存在的产物，是人的存在状态的反映，属于“自为存在”的性质，但这些都不属于与人无关的“自在存在”。

《褐色鸟群》的叙事，就是在“自为存在”向“自在存在”的转换中，完成对存在与虚无的终极叩问。陈晓明论述得相当精辟：“格非把关于形而上的时间、实在、幻想、现实、永恒、重现等的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与重复性的叙述结构结合在一起。‘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本源性的问题随着叙事的进展无边无际地漫延开来，所有的存在都立即为另一种存在所代替，在回忆与历史之间，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存在，存在仅仅意味着不存在。”我认为，格非想要描绘的，是他眼中的存在与虚无混杂着的荒诞世间，而他将这世界的荒诞，浓缩在了一个关于“性、梦幻与感觉”这些人类最神秘领域的故事里。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我们都在质疑着这个世界的真实性，都在痛恨着这个世界的荒谬，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当我们在格非的故事中完全迷失了支配着的所谓“逻辑”月“定式”，迷失了时间与空间时，我们获得的也许是对这世界最真实的感悟，这就是阅读快感的由来吧，虽变态，但真实。

编辑推荐

这本《褐色鸟群》收录了格非1986～1993年上半年发表在各杂志上的文章，计有《追忆乌攸先生》、《迷舟》、《陷阱》、《褐色鸟群》等14篇，25万字，代表了格非创作从起步到发展的历程。从1990年代以来，格非中短篇小说选集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出版社先后出版过，计有七八种，但现在市场上已难寻觅。

目录

变与不变（代序言）

追忆乌攸先生

迷舟

陷阱

褐色鸟群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大年

青昔

风琴

蚌壳

夜郎之行

背景

唿哨

傻瓜的诗篇

锦瑟

格非中短篇小说年表

序言

变与不变

《江南三部曲》问世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和我商量，计划将我以前的作品也重新编辑出版，包括三部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和全部中短篇小说（分为三辑：取名《褐色鸟群》、《雨季的感觉》、《蒙娜丽莎的微笑》）。除了《戒指花》、《不过是垃圾》、《蒙娜丽莎的微笑》等作品写于2000年之后，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上个世纪的旧作。编订、翻阅这些旧作，虽说敝帚自珍，但多少有点陌生感了，也时时惊异于自己写作在几十年间的变化。

以前常有一种看法，以为作家的变与不变，主要是源于时代本身的急剧变化。列夫·托尔斯泰，詹姆斯·乔伊斯，威廉·福克纳，纳博科夫等等，都是如此。即以乔伊斯而论，若拿《都柏林人》跟《尤利西斯》比较一下，似乎有点让人不敢相信这两部作品出于同一个人之手。乔伊斯生活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对于时代的变革十分敏感，加之他本人也有强烈的革新小说技法的主观动机，这种变化，我们很容易理解。

顺便说一句，就算没有后期的《尤利西斯》等现代主义作品，乔伊斯也是世界一流作家。他的《都柏林人》在文学史上也形成了一个小传统。美国当代年轻作家耶茨所继承的，正是这个传统。至于纳博科夫，他一生辗转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和德国、法国、美国之间，生活动荡不宁，需时时适应新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小说风格不断出现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有不怎么爱变的作家。卡夫卡、霍桑、海明威等作家相对稳定，写作风格没有出现过剧烈的变化和调整。海明威是一个特例，尽管他的人生经历也很复杂，但一生只写一个主题，居然也写成了世界级的大师。雷蒙德·卡佛是海明威的追随者，和我们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也不怎么爱变。

说到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就可以算得上文风不断变化的代表。从《怀旧》这样的文言小说，到《狂人日记》，再到《呐喊·彷徨》和《野草》，一直在变。若不是去世较早，他往后的小说会有什么变化，今天已不好妄加猜测了。汪曾祺的例子也比较特别。我们所熟悉的汪曾祺，是写出过《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以及大量优美小品的那位作家。可汪先生写作《受戒》的那一年，他已经是60岁了。每念及此，总要无来由地为他老人家捏把汗：假如他活得与鲁迅先生一样长，也许《沙家浜》就要算他的代表作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有不那么爱变的人。张爱玲可以算一个，在不变方面，完全可以和海明威相媲美。看她的《小团圆》，不用说语言和基本修辞方法，就连题材、情感、观念也都没有什么变化。

有时候会对古典作家心生羡慕。变与不变，似乎是职业写作出现以来才会有的苦恼。对于那些一生只写一部作品的小说家（比如曹雪芹）而言，想变都没有机会，倒也踏实。安心于茅庐高卧，省了多少六出祁山的左冲右突！但转念一想，也不尽然。古代作家写作的大宗不是小说，而是文章和诗词，其实变化也是始终存在吧，否则就不会有“庾信文章老更成”这样著名的感慨了。

格 非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