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人的服装与在家人的服装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除了宗教上的原因外，还有历史、地域、民族、风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佛教传入中国已近两千年，在汉、藏、傣等民族间存在着不同的佛教系统，因此各族的僧人服装也不尽相同。特别是汉地佛教，流传时间久远，区域广阔，加之汉族服装在各时代中变化很大，以致影响到汉族僧人。他们的服装在颜色和形制上也变得复杂起来，与印度原始的僧人服装的差别就更大了。

历史简述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僧人们还是披着赤衣的。但是，汉地天气寒冷，仅仅三衣是不能御寒的。根据佛陀允许蓄百一长物的规定，在三衣之外再加上其他衣服，这就是衣的种类中的“听衣”。所以，汉地僧人的服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服，就是为了御寒对汉地原有的服装规定了颜色，稍微改变其式样而成为固定的僧服，这是僧人日常穿着的，另外一类是法服，就是三衣之类，只在社会佛事期间穿着。

佛教僧侣的衣服，根据佛的制度，限于三衣或五衣。三衣是安陀会、郁多罗和僧伽黎。安陀会是五条布缝成的衷衣，郁多罗是七条布缝成的上衣，僧伽黎是九条乃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五衣是于三表之外加上僧祗支和涅槃僧。僧祗支复肩衣，作为三衣的内衬。涅槃僧是裙子。《大唐西域记》卷二云：“沙门法服唯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缚些那。三衣裁制部执不同，或缘有宽狭、或叶有大小。僧却崎复左肩，掩两腋，左开右合，长裁过腰。

泥缚些那既无带袢，其将服也集衣为褶，束带以绦。褶则诸部各异，色亦黄赤不同。”这些衣的主要规定，特别是三衣，有两点：第一、颜色不许用上色或纯色，第二，所有新衣必须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以破坏衣色的整齐而免除贪着，这叫做“坏色”或“点净”。关于颜色的规定，在《毗尼母经》卷八中说：“诸比丘衣色脱，佛听用十种色。十种色者：（一）泥，（二）陀婆树皮，（三）婆陀树皮，（四）非草，（五）干陀，（六）胡桃根，（七）阿摩勒叶，（八）佉陀树皮，（九）施设婆树皮，（十）种种杂和用染。是等所应染者此十种色。是衣三点作净法，一用泥，二用青，三用不均色。用此三种三点净衣”。

又《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八中说：衣不得用黄赤青黑白五大色。又有纯色，如资蓝、郁金、落沙、青黛及一切青者不得着用。绀黑青作衣也不许用。只可用皂、木兰作衣。非纯青、浅青及碧，许存衣里。赤黄白色不纯大的，也许作衣里用。紫草、皮、蘖皮、地黄、红绯、黄栌木都是不如法色。《十诵律》卷十五中说，比丘得新衣，如青衣、泥衣、茜衣、黄衣、赤衣、白衣者，应以青、泥、茜三种色随一坏是衣色。

《五分律》卷二十中说：“不听着纯青黄赤白色衣。”并且说黑色衣是产母所着，犯者波逸提。其余四色犯者突吉罗。又《摩诃僧祇律》卷二十八中说：“比丘不听着上色衣，上色者，丘佉染，迦弥遮染、俱毗罗染、勒叉染、卢陀罗染、真绯、郁金染、红篮染、青染、皂色、华色、一切上色不听。应用根染、叶染、华染、树皮染、下至巨磨汁染。”

虽然在律中禁止用上色、纯色的衣服，而染衣也有多种不向的颜色可用，但是在习惯上是用赤色。例如释迦如来的衣色，在《魏志》卷三十裴松注中引《西戎传》说：“浮屠，太子也。父曰屠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但这是汉地人的记载，不必确实。《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那揭罗曷国有释迦如来的僧伽胝袈裟，是细毡所作，色黄赤。]

又《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九中说：佛的姨母大世主与五百释女，在劫比罗城多根树园，听佛说法，三请出家而佛不许。佛从劫比罗城去往贩苇聚落的时候，大世主与五百释女便自剃头发；着赤色僧伽胝衣，追随佛后，一直到相思林中因阿难的恳求，才得到佛的允许而出家。

又《大唐西域记》卷一中说：梵衍那国有阿难弟子商诺迦缚娑的九条僧伽胝衣是绛赤色：又《善见律毗婆沙》卷二中说：阿育王时大德末阐提到罽宾犍陀罗咤国教化在雪山边阿罗婆楼池水上行，身着赤衣。由这一些事实来看，在这一二百年中僧衣习惯是用赤色的。而且三衣总称为袈裟，袈裟是赤色的名称。用赤色的名称作为衣服的总号，这就说明在习惯上三衣总是赤色的。如《四分律》卷三十九衣犍度初云：”如是十种衣应染作袈裟色持。“《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云：”加沙字本从毛作（加毛）（沙毛）二形。葛洪作《字苑》，始改从衣。

按外国通称袈裟，此云不正色。……真谛三藏云：“袈裟此云赤血色衣”。“

后来印度的佛教，当佛灭后二百年至五百年之间，在教理上分为二十部，在戒律上分为五部。于是三衣颜色各有不同的规定，以标帜自己的宗派。如后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下述袈裟颜色时说：”萨和多部者，博通敏智，导利法化，应着绛袈裟。昙无德部者，奉执重戒，断当法律，应着皂袈裟。

迦叶维部者，精进勇决，弥护众生，应着木兰袈裟。弥沙塞部者，禅思入微，究畅玄幽，应着青袈裟。摩诃僧祇部者，勤学众经，敷演义理，应着黄袈裟。“《舍利弗问经》中叙五部律众的衣服与《大比丘三千威仪》所说大致相同，只是将萨和多部和昙无德部的衣色互易，说萨婆多部应着皂色，昙无屈多迦部应着赤色。虽然五部的衣色不同，而原来的赤续袈裟，却在五部中还通用。《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中引真谛三藏说云：”外国虽有五部不同并皆赤色。言青黑木兰者，但点之异耳。“从现在东南亚各国都用黄衣来看，正是摩诃僧祇部的流传，从原来点净的规定而发展成为衣色的规定的。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僧侣还是披赤衣的。《弘明集》载汉未牟融的《理惑论》说：”今沙门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直到现在近两千年，沙门的袈裟还是以赤色为主。但是汉地天气寒冷，仅仅三衣是不可能御寒的。因此根据佛制许蓄百一长物的规定，于三衣之外须有其他衣服。不但汉人不习惯仅着三衣，即是西来的大德高僧，在汉地居住数年以至数十年，或尽寿于此，也必须添着其他衣服。这些衣服究竟是什么形式，什么颜色呢？

佛法虽从后汉时传入中国，但是那时出家的人不多。到了东晋和石赵的时候才发达起来。而那时僧徒便有了”缁衣“或”缁流“的称号。有人以为缁衣是根据袈裟的颜色而起的。如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中说：”诸木中，若皮、若叶、若花等，不成五味，杂以为食者则名迦沙……天竺比丘多用此色。或言缁衣者，当是初译之时见其色浊，因以名也。“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引《考工记》云：”问：缁衣者色何状貌？答：紫而浅黑，非正色也。《考工记》中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以再染黑为緅、緅是雀头色。

又再染乃成缁矣，知缁本出緅。爵头紫赤色也。“又引《比丘尼传》卷四《净秀尼传》所记云：见二梵僧所着袈裟，色如熟桑椹。秀即以泥染衣色令如所见。

以为缁”乃浅赤深黑色“，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诚然”纁“是浅绛色，绛是青赤色。但这是染羽毛的次序，由绛而逐渐加深，乃至最后成为缁，已经是黑色之中微有赤意，如现在所谓”红青“色，决不是紫而浅黑。而缁色与披赤衣的说法显然相违，绝不能是袈裟的颜色。

至于净秀尼是梁时人，她初次改着熟桑椹色的衣，可见以前是不如此的。而黑色的缁衣却早已风行，如刘宋时孔凯称慧琳为黑衣宰相（见于通鉴）。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与玄畅，被称为黑衣二杰（见《高僧传·僧慧传》），缁衣久已成为沙门的专称了。缁衣和白衣是僧俗的对称。但是平民服尚白色是三国时的事。《汉书·成帝纪》：”承始四年诏：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汉书·龚胜传》师古注云：”白衣给官府趋走贱人，若今诸司亭长掌固之属“。此庶民不衣白的明证。而《吴志·吕蒙传》云：”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

《魏志·管宁传》云：”宁在辽东，所有白布单衣亲荐馔馈。“可见汉时平民习尚青绿，到了三国时，由于天下历年荒乱，人民更加困苦，所以穿白衣成为习尚。正在这时期，僧侣增多，衣服尚缁，才造成”缁素“的说法。所以汉地僧侣的服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服，就是为了御寒起见，就汉地原有的服装规定了颜色，稍微改变其式样而成为固定的僧服，如缁衣之类，这是僧人日常穿着的；一类是法服，就是三衣之类，只在法会佛事期间穿着的。

僧侣的常服在最初的时候是与俗人一样的，只是在颜色上有所分别，所以沙门有”缁衣“之称。《续高僧传》卷十《法上传》云：”自（法）上未任以前，仪服通混。一知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可见到东魏末年，法上任昭玄统以后，僧侣的常服，才在式样上有了特殊的规定。在此以前何以选用缁色，虽难考定，大约是从道士的服色来的。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六束水注云：”地有固活、女疏、铜艺、紫范之族也。是以缁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游焉。“称道家采药之辈为”缁服思玄之士“，可见缁色是中国古代宗教服色，因而沙门在常服上也选用此色。释道之分只在用冠、用巾之不同，结果黄冠成为道士之专称，缁衣成为沙门的别号，其后僧俗众多，缁衣者众，道士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服色，而缁服便成为僧侣的专门服色了。《北史》卷五十一《上党刚肃王焕传》云：”初术氏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后每出门不欲见桑门，为黑衣故也。“忌见沙门而不忌见道士，可见当时道士已经不是缁服了。周武帝更因此谶语，禁沙门服缁．令改服黄色（见《僧史略》）。从此以后，僧侣常服的颜色便多样起来了。但是在此以前沙门也不完全服缁。《法苑珠林》卷三十五云：”见一沙门着桃叶布裙，单黄小被。“是记刘宋泰始年间事，此其证也。经过隋未的丧乱，僧侣服装又与俗服混同起来。《续高僧传》十八《慧休传》云：”荒乱之后，法律不行，并用铜盂，身御俗服，同诸流俗。“当时慧休曾重定了钵盂的制度，而传中未曾说他重定衣服之制度，可能是恢复了法上的原制。

唐义净《南海寄归传》卷二《衣食所须章》云：”且如神州祗支偏袒，复膊方裙，禅裤袍襦，咸乖本制。“又云：”考其偏袒正背，元是踵斯（玄播）而作，剩加右畔，失本威仪“又云：”自余袍裤裈衫之类，咸悉决须遮断。严寒既谢，即是不合擐身，而复更着偏衫，实非开限。“又《尼衣丧制章》云：”东夏诸尼衣皆涉俗，所有着用并皆乖仪。“又云：”祗支偏袒衫裤之流，大圣亲遮。“从这些文句可看出唐时僧尼着用俗服，如禅袍襦衫裈裤等类。此外还有特制的、如偏袒（又名偏衫）和方裙二物，当时僧侣的常服是相当杂的。

颜色

根据印度佛教旧制，僧服的颜色是有严格规定的。

《毗尼母经》卷八中说：“诸比丘衣色脱，佛听用十种色。十种色者：一泥、二陀婆树皮、三婆陀树皮、四非草、五干陀、六胡桃根、七阿摩勒叶、八亻去陀树皮、九施设婆树皮、十种种杂和用染。如是等所应染者此十种色。是衣三点作净法，一用泥、二用青、三用不均色，用此三种三点净衣。”

《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八中说：衣不得用黄赤青黑的五上色。又有纯色，如黄蓝、郁金、落沙、青黛及一切青者不得着用。

《十诵律》卷十五中说：比丘得新衣，如青衣、泥衣、茜衣、黄衣、赤衣、白衣者，应以青、泥、茜三种色随一坏是衣色。

《摩诃僧祗律》卷二十八中说：“比丘不听着上色衣，应用根染、叶染、花染、树皮染、下至巨磨汁染。”

特点

以上的文字说明两点：一、僧服的颜色不许用上色或纯色：二、所有新衣必须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以破坏衣色的整齐而免除贪着，这叫作“坏色”或“点净”。

在佛教律制中，虽然禁止用上色、纯色的僧服，但是染僧服也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可用，用得最多的是赤色。例如《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释迦如来的袈裟色黄赤；《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十九说，佛的姨母大世主着赤色僧伽胝衣。《善见律毗婆沙》卷二中说，阿育王时，大德末阐提身着赤衣。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僧人还是披赤衣的。《弘明集》转引《理惑论》说：“今沙门被赤布。”但在一段时间的小范围内，僧人袈裟的颜色曾发生过紊乱现象，自从唐武后依唐代三品以上官员服紫的规定，赐给沙门法朗等九人紫袈裟，在唐宋时代一直都以赐紫衣为沙门的荣耀。因而引起忽视戒律的规定，随意选用袈裟的颜色，这在后来得到了纠正。当然，从汉代到现在，佛教僧人的袈裟还是以赤色为主，但太执着于“赤色”，而以朱红袈裟为最普遍。殊不知朱红色是戒律中所不允许的上色和纯色，而古代印度僧人所披的赤衣乃是红而兼黑或红而兼黄的。

由于汉地天气寒冷，中国的僧人们仅靠袈裟是不能御寒的。即使是西来的大德高僧，只披袈裟也过不了冬季，必须添着其他衣服。到了东晋时，便出现了不同于袈裟的僧服“缁衣”。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引《考工记》云：“问：缁衣者色何状貌?答：紫而浅黑，非正色也。”黑色的缁衣在僧人间很快风行，如南朝．宋时，孔凯称慧琳为“黑衣宰相”；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与玄畅被称为“黑衣二杰”。

郦道元《水经注》卷六束水注中，称道家采药之辈为“绍服思玄之土”，可见绍色本是中国古代宗教服色，因而佛教僧人在常服上也选用此色。佛道之分只在用冠、用巾之不同，结果黄冠成为道士的专称，缁衣成为僧人的别号。其后僧人增多，穿缁衣的也就更多，道士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服色。从此，缁衣便成为僧人的专称，而缁衣和白衣即成为僧人、俗入的对称。但据《僧史略》载，北周武帝禁沙门服缁，令改服黄色，从此，僧人常服的颜色便多样起来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北方偏于保守，所以在唐末宋初时，并部幽州还保持续衣之旧而尚黑色。

明代洪武初年，朝廷正式制定了僧人的服色。明《礼部志稿》云：“洪武十四年令，比僧道服色，禅僧茶褐常服、青绦、五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色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现在僧人的常服太多是褐、黄、黑、灰四色，在北方有黄绿色。在此五色中，又各任意深浅不一，已不成其一定的规制了。

型制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代印度，由于教义、风俗、气候等原因，僧服的型制只有“三衣”和“五衣”，统称为法衣。佛教传入中国后，情况在发生变化，根据佛制“许蓄百一长物”的规定，在法衣之外增加了常服。因此，汉地僧服的型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法衣，僧人在佛事和法会期间穿着的服装；一类是常服，僧人日常穿着的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