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中国戏剧男教育家)

下水道女孩 — Tue, 22 Nov 2022 23:16:40 +0000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本名万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是中国现代剧作家以及戏剧教育家。

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这个笔名是取自他本姓正体“萬”字，拆为“草字头”和“禺”，草字头换为曹，“萬”就成了“曹禺”。其父曾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后赋闲在家，抑郁不得志。曹禺幼年丧母，在压抑的氛围中长大，个性苦闷而内向。1922年，入读南开中学，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曹禺自小随继母辗转各个戏院听曲观戏，故而从小心中便播下了戏剧的种子。其代表作品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1996年12月13日，因长期疾病，曹禺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86岁。

社会评价

剧本创作

1926年曹禺的处女作《今宵酒醒何处》问世。1934年写就《雷雨》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

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

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

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才思衰退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多年后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

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的结果。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内容则大受攻击。

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也可以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发展。

兼职所累

人一旦成名，时间就不再是自己的了，各种职务和活动纷纷找上门。当年的戏剧大师曹禺，也遇到过这样的困扰。

20世纪30年代，曹禺就成为中国文坛一颗璀璨的新星。年仅二十几岁的他，在短短五年时间里，接连向社会奉献出《雷雨》《日出》《原野》三部恢弘巨作，名噪一时。

青年时代的曹禺，有著他笔下的周冲式的纯真和热情，痛恨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的曙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曹禺觉得他向往的新世界已经到来，衷心地希望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怀著满腔热情，和新政协的各位委员一道，参与并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参与全国政协的工作，负责对外文化交流，全心全意地去完成分配给他的工作，包括那些他不熟悉、不会做的事情。

据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1955年11月29日《全国文联收集的曹禺、老舍的兼职和社会活动的情况和意见》显示，曹禺当时共兼有十五份职务，分别是：

一、全国人大会代表；二、北京市人大代表；三、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四、“和大”委员；五、中缅友协理事；六、全国文联委员；七、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八、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九、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0-1960年劳模名录曹禺职务是人艺院长

十、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委员会委员；十一、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委员；十二、中国作家协会剧本组干事；十三、《剧本》月刊编委；十四、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十五、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如此多的兼职，让曹禺叫苦不迭：虽然自己有热情，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体力上吃不消，也没有时间从事自己最爱的戏剧创作了。他抱怨说：“每天忙于开会、宴会、送往迎来。忙倒是忙，可是忙了一天之后觉得并没有真正做什么事，老这样下去，可能会习惯这种不动脑筋的生活，那可就糟了。”“现在觉得真是缺乏生活，不只是工农兵的生活不知道，知识分子的生活也离得很远。写自己倒还可以，可是自己的生活内容也只是开会。”“国庆节前后几乎在飞机场跑了两个月。一年有三关：‘五一’‘十一’和过新年，报刊都找我写文章，相隔只几个月的时间，也没有什么新鲜感觉，很苦恼，可以找些新的人写，不要老找那么几个人写。”

对于自己众多的兼职，曹禺的意见是：第一、二、三项职务是作为一个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兼任；第四、五、六项职务具体工作不多，可以兼任；第七、八、九项职务，也可以兼任；第十至第十五这六项职务希望不兼任，特别是第十四、十五两项坚决不愿再兼任。

针对这次全国文联收集的知识分子们的情况，知识分子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小组于当年12月在《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中给出了相应的意见，认为他们参加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担负一定的兼职是必要的，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兼职过多的情况确实不合理，有必要采取措施给他们减负，使他们能够集中主要精力和时间从事专业工作。

而解决的办法，是采取统一安排、区别对待，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逐步调整的方针。

然而能者多劳，曹禺依然竭尽全力做著占去他三分之一时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和占去他三分之一时间的中央戏剧学院工作。

久而久之，做那些本来不必去做的事情也就成了曹禺的习惯。晚年时的曹禺，外界活动还是不断。据曹禺的女儿万方回忆，他经常是上午一个活动、下午一个活动，晚上还要观摩看戏，日日如此。每天回家后，曹禺已是筋疲力尽，根本不可能写作。

同时，参与这么多活动，曹禺自己也深感矛盾、痛苦和悔恨。他是多么希望自己每天能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写作，但希望往往落空。真要有时间，那也是他因病住到医院里去了。他总想写出一个“大东西”，只可惜，由于之前经历的政治风波、个人状态变化等各种原因，加上没有充裕的、完整的写作时间，曹禺最终没能再写出一个“大东西”，令人唏嘘。

晚年遗憾

曹禺是一位世界级的剧作家，然而，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96年曹禺去世，在长达47年的时间里，曹禺却仅写出《明朗的天》《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王昭君》3个剧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社会环境所致？是曹禺本人的思路枯竭？还是由于更多的原因？许多人在探讨这个问题。曹禺本人也在不断思考，不断反省。到了晚年，虽然受到了世人的推崇，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非常高，但他的内心却非常痛苦。

一个作家，如果写不出好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家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尤其对于曹禺这样一个特别敏感的作家。

他复出后，很快被加上越来越多的头衔，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面对这些社会活动，一方面曹禺心里明白这是在耗费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他又喜欢参加这些社会活动。每每一接到邀请的电话，他就来了精神；而在活动结束，他回家后又极为疲惫，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

他在矛盾中生活著，又不停地反省自己。他对女儿万方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我现在的脑子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呀！”“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一本账，我写不出东西是我自己的账。你别为我苦恼，你苦你的恼吧！”女儿万方已习惯了父亲自己骂自己，她觉得“痛苦是父亲的天性”。但写不出作品，是曹禺最深层的痛苦。他曾忍不住对万方说：“小方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

他在内心里抗争著，他也付诸行动，到处搜寻材料，许多次半夜起来，一写就是三四个小时。他拟了许多提纲，想了许多计划，也写了不少文字，但往往写好的东西又被曹禺撕掉，他觉得不成样子。在这样写不出作品的情况下，曹禺又去不停地参加社会活动，用社会工作来填充时间。但这样过后，他的内心就更痛苦了。

曹禺最后几年的时光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他摆脱了社会活动的干扰，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写他的作品了，可身体却不行了。但曹禺仍在努力著，他虽然再没有写出完整的巨著，却也在好几个本子上写了很多的文字。有一个《黑店》的剧本，他已拟下了提纲，写下了一个个人物和一场场对话。还有《外面下著雨》《岳父》等剧本，都已拟出了提纲。他的思维还是非常活跃，万方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他（曹禺）还想写‘斗战胜佛’孙悟空的戏，写如来。

其中还出了一个大学者，孙猴子向他讨教，而发现大学者的脑袋和心都空空如也，孙猴儿感叹：怪不得他这样神气，四大皆空他就占了两空，头空心空，做了一生万事通，善哉善哉！我要拜他为师。”

1996年12月13日凌晨3点钟，曹禺静静地离去了。他带著许多构思、许多“宝贝”离开了我们。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仍在抗争，仍在奋斗。他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艺术特色

戏剧结构

矛盾冲突是曹禺戏剧结构的核心，曹禺早期戏剧的结构设置紧紧围绕矛盾冲突展开，冲突多变且因剧而宜。在多变戏剧冲突下，曹禺早期剧作有共同的精神内质的，即对原始野性的讴歌赞美。如《原野》中描绘的原始的美，仇虎在原始森林中奔跑，“大地轻轻地呼吸著，巨树还那么严肃，险恶地伫立当中。”

但是，对原始野性的讴歌赞美在曹禺后期剧作中退却消失，戏剧冲突也随之匮乏。而其剧作的整体结构模式则是由锁闭世界和旁逸而出的新世界构成。曹禺以“家”作为锁闭世界的表达方式，而以“出走”作为走出锁闭世界、寻到新世界的手段。其早期剧作结构模式的发展过程正是新世界逐步战胜锁闭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生动的体现在里《雷雨》到《北京人》的创作过程中，《雷雨》是封闭式的代表作，而后的《日出》、《原野》则开始体现在封闭世界缝隙中寻找新世界，随著锁闭世界的崩溃，新世界成为丰体结构模式。

同时曹禺善于化用戏剧情，情节是戏剧结构的重要因素。剧作构思首要来自对生活素材、印象的重新组合，但是，对固有戏剧情节化用、重构和再创造也是剧作构思的一重要来源。曹禺剧作的诸多情节正是来自对中外戏剧情节的化用和重构。

戏剧情节的化用是曹禺剧作结构的一大特色。剧作结构的诗化则是曹禺戏剧的另一大特点。追求诗性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方向，曹禺曾说过《北京人》是他当诗来写的，而另一部剧作《雷雨》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依然存在浓厚的诗意，这使得《雷雨》的环境氛围描写显得异常郁闷但是极富深意。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染与西方戏剧的借鉴下，曹禺注重诗意与剧作结合，取得了很高成就。曹禺剧作结构的诗化主要体现于语言和戏剧性情境。

语言风格

曹禺的戏剧语言极具特色，从而使得他在处理戏剧冲突当中，能深入剧中人的内心世界，或则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心灵交锋，或则刻画剧中人内心的自我交战。表面的争执、外部的冲突都包蕴著剧中人的内心交战。一切外在的冲突、争辩与日常生活场景，都是为了酝酿、激发与表现内心冲突。

语言个性鲜明的性格化是优秀戏剧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曹禺戏剧的一大特点，曹禺笔下的人物个性化语言，非常突出。如《日出》中李石清：“你简直就是个大废物”，这个世界不是替你这样的人预备的。”寥寥数字，充分地暴露了李石清阴险卑劣、残忍无情、无耻的思想性格。《日出》中这样的几乎没有特别拗口的台词，做到了通俗易懂，精练深刻。而且，台词里充满了精妙的停顿和省略，使观众随著剧情的发展完全进入台词所创设的情景中。

戏剧语言的动作性指剧中人物不仅表现出在说话，而且出表现人物自身的心理活动、思想感情，它是和手势、表情、形体动作结合在一起的`，推动著剧情的发展。而曹禺的语言恰巧也有富于感染力的动作性，如《原野》第三幕仇虎在森林中逃跑的幻觉描写，曹禺别开生面地展示了仇虎的内心悲剧冲突，重现了他所遭受的种种不公，他在种种幻觉纠缠下拼命挣扎、苦斗，反抗意志愈益顽强。

另外蕴含著丰富的潜台词也是曹禺惯用的手法，在《雷雨》中，优秀的潜台词比比皆是如：大海打周萍时所说的“你准备好了?”就是指你是准备好跑了呢?还是准备好挨打了呢?

曹禺的语言也是抒情、诗意的。曹禺在创作中运用了一些诗的语言技法如比喻、象征、含蓄等的综合运用，使他的戏剧语言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在剧本中，曹禺喜欢对他所描绘的人物进行外貌、性格和身世的具体描述，对人物生活的场景作祥细的说明和描绘。这种语言如同叙事诗一般，具有浓厚的抒情性。那象诗一样的语言，具有浓厚的抒情性，意蕴深厚，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曹禺决不是孤立地、静止地撰写人物台词，而是让人物身临其境地讲话，将刻划人物内心活动的台词同舞台效果、布景的描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

《雷雨》便是是当做诗来写的，其中的许多台词准确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抒发了人物的内心情感。繁漪是一个“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女性，聪明、美丽，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要求;但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饱受精神折磨，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又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正象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

繁漪在第二幕中那段著名的独白，简直就是一首贮满愤懑与渴望：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著你们。繁漪在“宇宙残酷的井里”拼死攀援的艰辛与焦灼、压抑与烦闷，“爱起你来像一团火”，“恨起你来也像一团火”的炽烈阴鸷的个性也都熔铸在这诗里。

人物评价

赵朴初：“艺海诲人曾见雷鸣四海，文章华国长如日出东方。”

胡絜青：“戏剧音容炳后世，终生浩气反帝封。”

《大公报》文艺奖审查委员会：“他由我们这腐烂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责贬继之以抚爱，真像我们这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著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干调遣，能够透视舞台效果。”

孙庆升：“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

朱栋霖：“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余秋雨：“曹禺作为一位戏剧大师，不仅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者，而且是20世纪世界话剧艺术发展的一个杰出代表。”

于是之：“他是剧作家，更是一位诗人，一位现实主义的戏剧诗人。他的作品情理交融，诗意浓郁，鲜明地表现出在追求戏剧的诗的境界。”

人物影响

文艺影响

曹禺在把欧洲近代戏剧的写作技巧运用于中国的话剧创作，表现中国社会现实方面；在塑造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方面；在使剧本富于激情和诗意，特别是悲剧艺术的建树方面；在把生活中的口语加工成文学语言，使对话艺术趋向完美方面，以及在使剧本同时具有可读性和可演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的《雷雨》的出现昭示著中国有了第一部可与外国经典戏剧比肩的作品。

曹禺的作品不仅在国内不断出版和上演，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一些剧作已被译成日、俄、英等文字出版，并在许多国家上演，也受到国外读者和观众的好评，并因此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经典剧作，使中国现代话剧剧场艺术得以确立，并在中国的观众中扎根，使中国的现代话剧由此走向成熟。曹禺既是现代话剧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也是现代话剧艺术的一座高峰，他的剧作影响、培养了几代中国剧作者、导演、演员，在中国现代话剧整体面貌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教育影响

曹禺作为卓越的戏剧教育家，为推动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和戏剧事业的繁荣发展所建立的不朽功勋。1936年至1941年，曹禺在中国第一所国立剧校任教6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戏剧专门人才。解放后，曹禺长期兼任中央戏剧学院负责人，一直关心中戏的教育与建设，热情鼓励和支持艺术学子的追求和创新。

人物纪念

潜江故居

潜江故居也是曹禺纪念馆所在地，坐落于湖北省潜江市风景优美的曹禺公园内，该故居曹禺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生活居住的地方。纪念馆的前身为创建于1989年的潜江市曹禺著作陈列馆，2013年相关部门整合资源修建了曹禺纪念馆。

天津故居

曹禺天津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东侧。是一栋坐东朝西，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始建于清末。2008年被天津市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品一览

主要创作

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

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

著作书目

[著作书目]雷雨（剧本）1933，文生

日出（剧本）1936，文生

原野（剧本）1937，文生

编剧术（理论）1940，正中

黑字二十八（剧本）与宋之的合著，1940，正中

蜕变（剧本）1940，商务

正在想（剧本）1940，文生

北京人（剧本）1941，文生

家（剧本）1942，文生艳阳天（电影剧本）1948，文生

曹禺剧本选1949，文生

明朗的天（剧本）1956，人文

迎春集（散文）1958，北京胆剑篇（剧本）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1962，戏剧

王昭君(剧本)1979，四川人民

屈原(剧本)1982，四川人民

论戏剧1985，四川文艺

曹禺论创作（理论集）1986，上海文艺

[翻译书目]

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44，文生

[研究资料书目]

曹禺论（肖赛）1943，成都燕风出版社

曹禺研究资料汇编1960，山东师院中文系编版

曹禺剧作论（田本相）1981，戏剧

曹禺的戏剧艺术（辛宪锡）1984，上海文艺

曹禺论（孙庆升）1986，北大

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1987，人文曹禺传（田本相）1988，十月

曹禺剧作艺术探索（华忱之）1988，四川文艺

话剧欣赏

《雷雨》

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朴园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

周朴园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剧中各种悲剧的根源。作品以他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他与妻子蘩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周朴园是一个狠毒凶残的资本家，作者通过鲁大海之口，揭露了他血淋淋的发迹史：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时，他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个工人，进而将每个工人的抚恤金中扣去300块钱。只要能弄钱，他什么都做得出来。周朴园更是一个专制冷酷的封建家长，在家中，他的话就是法律，为了贯彻他的意志，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幸福。

他与蘩漪的关系，表面上是一种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完全是一种主仆关系，他需要蘩漪做的，只是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服从的榜样”。在“第一幕”他强迫蘩漪喝药的一场戏中，蘩漪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先是让小儿子周冲端著药去劝，看著周冲含泪的眼睛，蘩漪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求留到晚上再喝。可他仍不肯让步，又命令大儿子周萍去劝，并且要跪著劝，直到蘩漪认输方才罢手。在他的眼中，根本没有蘩漪独立的人格和起码的尊严，他关心的也不是妻子的健康，而只是自己的意志。

周朴园与前妻侍萍的关系，更充分暴露了他伪善的本质，年轻时他诱骗了侍萍，当他以为侍萍已经投河自尽后，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纪念自己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真爱，不仅将自己儿子的取名为"周萍"，保留了侍萍生周萍时的房间模样，甚至喜欢关窗的习惯，而且还一直把侍萍当作"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要为她修一座墓。但是，当他日思暮想的侍萍以女佣母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时，竟马上翻脸不认人。

但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的。他对蘩漪的冷酷，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得到她的爱；他与鲁大海的冲突，则是当时社会上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的反映；而对侍萍的翻脸，则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心爱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现实，最后，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的客厅时，他怀著忏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来与自己的生母相认。

虽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显明地意识著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著被压抑的愤懑，毁谤著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而从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观。

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蘩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著。”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她是周朴园的续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实际上是周朴园的第三个妻子。

蘩漪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摧残。她知道丈夫年轻时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与女佣的女儿生的“私生子”，也眼睁睁地看著丈夫为纪念这个儿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间。而丈夫对她，则仅仅是看作一个儿子们的榜样。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

她怀着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怀著对周家的报复，疯狂地缠著大少爷周萍。而当她发现周萍喜新厌旧，想摆脱她转而去追求四凤时，她更不惜追到鲁家，在鲁大海将要发现周萍的关键时刻，关上窗户，断了周萍的后路，把他暴露在鲁大海面前，想借鲁大海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四凤触电身亡，周萍也开枪自杀。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这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蘩漪是作者认为“值得赞美”的人物，所以在创作中，作者著力描写了她因“环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兽的搏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无锡周公馆女佣梅妈的女儿，被周家大少爷周朴园诱骗，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30年前的一个除夕，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赶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带著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有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凤。

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复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公馆做使女。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又踏进了周家的大门。命运更作弄的人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与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

受西方古典主义戏剧观的影响，《雷雨》在结构上十分讲究，四幕戏的时间集中在一天之内（从上午到深夜），地点也集中在周鲁两家的范围内，出场的八个主要人物全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作者自己也意识它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也运用得太过分。

此外，作者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悲剧观的影响，在渲染悲悯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运色彩的同时，又强调距离的审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著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原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日出》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

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曹禺在清华读书期间，特别是在河北女子师范教书期间，见识过许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就是她们中的一位。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她们都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们凭借著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在娱乐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暂时在现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脚，没有重蹈子君的复辙，但是，却面临著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腐蚀。

于是，很快投入了银行家潘月亭的怀抱，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变化。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会自己觅食了。陈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作者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著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黄省三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

反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婆婆更加残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眼前的黄省三就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者和失败者。

与《雷雨》曾受到许多批评一样，《日出》也曾遭到不少严厉的质疑。诸如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喜剧因素问题、第三幕（宝和下处）的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突击了‘现象’而忘记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没有把笔锋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恶的根源的帝国主义”等等，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是作者的进步还是退步的关键问题上。这是一个仍然可以进行再探讨的问题。一个得到了多数人认同的意见是：曹禺的这次“试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原野》发表以后。

《原野》

如果说《雷雨》主要体现了作者的对中国封建家庭的认识，《日出》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的认识，那么《原野》则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讨。《原野》的故事是在一连串血海深仇的背景下展开的：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抢占，仇家的房屋被烧毁，仇虎的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儿子焦大星强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曹禺敢于将《原野》的背景放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农村，并不是要追随时代潮流去表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借一个发生在农村的具有传奇性的复仇故事，挖掘一个人在强烈的爱与恨夹击下丰富而脆弱的内心世界，表现人充满反抗意识的原始生命力和复仇者的心理变化。因此，作品一开始就将从狱中逃出来复仇的仇虎，置于欲复仇不能，而欲放弃又不甘的尴尬境地。仇虎胸中燃烧著复仇的火焰，然而，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焦阎王已经先他而去，剩下的只是瞎眼的焦母、懦弱的焦大星。

人物名言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我有一种谬论：战士应该死在战场上，作家应该死在书桌上，演员应该死在舞台上。……引伸说，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受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

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

我觉得，真正打动人的东西，是作家的那个极其亲切又极其真实，他感受到的，思考过的问题和他的答复。当然，无疑问的，还包括作家刻画人物的本领，文字的美，丰富的语言艺术，以及丰富的知识。但是，如果作家没有那个活生生的思想，那个深刻的感受，那么，作品的艺术生命就短，艺术生命长的作品，它总是打动人的灵魂，叫人多懂人生的道理。请你们多读《红楼梦》，多读读关汉卿的作品，就会感觉到这个道理。

轶事典故

曹禺真读书假洗澡：抗日战争期间，曹禺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一年夏天，有一次曹禺的家属准备了澡盆和热水，要他去洗澡，此时曹禺正在看书，爱不释手，一推再推，最后在家属的再三催促下，他才一手拿著毛巾，一手拿著书步入内室。一个钟头过去了，未见人出来，房内不时传出稀落的水响声，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情况依旧。曹禺的家属顿生疑惑，推门一看，原来曹禺坐在澡盆里，一手拿著书看，另一只手拿著毛巾在有意无意地拍水。

曹禺名言：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

我觉得，真正打动人的东西，是作家的那个极其亲切又极其真实，他感受到的，思考过的问题和他的答复。当然，无疑问的，还包括作家刻划人物的本领，文字的美，丰富的语言艺术，以及丰富的知识。但是，如果作家没有那个活生生的思想，那个深刻的感受，那么，作品的艺术生命就短，艺术生命长的作品，它总是打动人的灵魂，叫人多懂人生的道理。请你们多读《红楼梦》，多读读关汉卿的作品，就会感觉到这个道理。

话剧贡献

1、巴金小说的《家》和曹禺改编的《家》的不同：情节重心的转移，由旧家庭的罪恶的揭露，转向对爱情（友情）生活的描写，转向纯情美好的性格的展示，转向探索“诗剧”。巴金的《家》，是一曲“青春的赞歌”。（如瑞珏的形象）

2、曹禺剧作的意义：他的戏剧创作不仅标志著并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更重要的是，他的极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实验性的创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展示了多元的，自由创造的发展前景。

3、曹禺接受史上的矛盾现象：人们空前热情的读著、演著、欣赏著、赞叹著他的戏剧，却也肆无忌惮地肢解著、曲解著、误解著他的戏剧。

曹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