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情结，指男性十分在乎女性伴侣是否为处女身份的一种心理现象。此处所指“处女”，为从未发生过性行为的女人 ，亦常与“处女膜”关联提及。

将处女膜（阴道瓣）完好与否看成是该女性是否贞洁、是否与别人有过性关系的唯一标志。在现代文明语境下的处女情结，主要源于纯粹爱情中所包含的情感诉求。

在现代文明社会，女性应意识到女性身体为女性自己所有，中国民法典规定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处女膜的破裂存在多种可能性，科学地正确认识处女膜、处女情结与两性之间的关系。

原始观念

人们对待性的态度，长久以来，向来有放纵泛滥的一面，也有保守拘谨的一面。尤其是在对待处女的态度，在心理上更是矛盾。

曾经，原始人并不像现在的人们这般重视和喜爱处女。他们在某一阶段对处女有着深深的恐惧，是厌恶的。在结婚以前，都会想方设法弄破处女膜，比如举行弄破处女膜的婚前仪式。恩斯特·克劳利的《神秘玫瑰：原始婚姻与有关婚姻的原始思想研究》一书对此仪式有所描述：

一百九十一页：在波特兰和格莱尼格部落，通常由年老的妇女给新娘做这个手术，有时甚至请白人奸污其少女，以完成这个使命。

三百零七页：有时在婴儿期就弄破处女膜，但大多在青春期。

三百四十九页：在赤道非洲的玛赛地区，女孩子在婚前必须经过一次手术。在萨克斯族，贝勒斯族、西里伯斯岛的阿福尔斯部落，女孩的处女膜往往由其父亲在婚前弄破。在菲律宾群岛，甚至有一批人专门以弄破少女的处女膜为职。在爱斯基摩人部落，让女孩失贞乃是僧侣的特权。

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女人的处女膜则被迫献给木制的类男神像。罗马的婚礼上存在变体的类似仪式，新娘需要在普里阿柏斯神巨大的阳具上坐一下。

处女禁忌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流血带来的恐惧，原始民族视血液为生命之源，他们对月经十分困惑畏惧，更把第一次交合的流血看作某种精灵鬼怪的嘶咬所致。于是第一次便成了特殊的危险。

历史转变

我国历史

大部分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性”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禁忌的话题。事实上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中前4000年对性的态度都是宽容甚至肯定的。

春秋时期，国人的性观念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无欲论，认为人无欲则无求，无求则无烦恼   ；第二种是儒家提倡的节欲论，即在肯定性欲的基础上进行节制，使之有益于“生”   ；第三种是以道学家杨朱为代表的纵欲论，主张纵欲，认为欲是自然的需求，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   。但不论是哪一种态度，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性”。

到了汉代，性被认为是男女间的私事，不宜在大庭广众下讨论，但也没有被看成是淫秽不堪的事物。同时，汉代对于女子的婚姻问题持相当宽容的态度，女性在再婚问题上，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从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以著名的《孔雀东南飞》为例，女主角刘兰芝被婆婆休同娘家后，仍然有许多达官贵人上门提亲，这说明汉代对于女性的改嫁没有限制   ，也不存在对改嫁女性的歧视问题。

人们对唐代的印象大多是“自由”和“开放”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唐人撰写的女教书多且盛行，教导女子行事规则的文本流传颇广，至唐后期，社会对妇德的要求逐渐变严   ，女性的贞洁是被提倡的，但对此并没有严格限制。

真正对于贞洁的强调始于宋代。以朱熹和程灏为首的学者重新解读了儒家学说，推出了“程朱理学”。该理论随后获得了广泛传播，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统治和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程朱理学”呼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女性应该遵从丈夫的所有指示，且无论婚前、婚后或丈夫死后都应保持贞洁，即守节。在众多对女性的限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对婚前贞洁的重视，即所谓的“处子之身”，守节的女子可以获立贞洁牌坊，被人称颂，而所谓不贞的女子则遭世人唾弃和辱骂。这样的思想到了明清以后愈演愈烈，到了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男人心中还是存在着“处女情结”   ，即希望自己未来的妻子能保持处子之身和自己完婚。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阐明了关于“知识”的理论：“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或行为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有意义且成为话语中知识的对象。因此，“处女情结”和“贞洁”只存在于有关这些词语的话语之中。

在此，“处女”已经不再指特定的物理上的人，而是一种概念化的对象，借由这一通道向人们施加各种限制。“贞操”一词被概念化和神圣化，上升到比生命还重要的高度，成为不可置疑的真理。但究竟什么是“真理”呢？福柯认为，真理从根本上来说是历史范畴。事物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才有意义或具备真实性。因此，“贞操”并非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一成不变的客观事实，而是在某一限定的话语构成下才表现为一种有意义或可以理解的构成。“贞操”观念在宋代之前并没有被过度神化，因此在那时，“守贞比生命重要”的观点并不会被认同为“真理”，而这在当代的西方社会同样会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因此，关于贞洁的知识和实践有其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和特定性，在特定话语之外并不是有意义的存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按照自己的信念、价值观等构建“真理制度”，因此真正重要的并非说出真理，而是进驻真理，并使其成为所谓的“真理”。

西方历史

西方历史上，对于“性”的话语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古希腊对于性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甚至连同性间的性行为也是得到尊崇的。这点从古希腊神话中可见一斑：其中所有的神只在现代人看来，都是乱伦的产物。那是一个享有绝对性自由的时代，性行为本身也被神圣化。随后，随着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禁欲主义盛行于整个欧洲，也就是所谓的中世纪时期。在那时，性被认为是邪恶和淫秽的事物，是人的原罪，只有为了繁衍后代产生的性行为才是可以宽恕的，任何婚前或婚外性行为都被严格禁止，而贞操则被提高到了绝对的高度。如《圣经·申命记》中所说：“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把那少女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把她打死，因为她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在她父家行了淫乱；这样，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去。”此外，在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进程中，有无数年轻女性以“女巫”之名被处以火刑，原因仅仅是因为她们长得太过美丽，对于他人能产生性吸引力。

这种对性的压抑态度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随着对人文主义的推崇，人们开始意识到性本身并非罪恶。当时的艺术作品，尤其是绘画和雕塑，开始描绘裸露的人体。然而到了19世纪，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贞操观念重新被提倡，女性地位明显低下，而性则成为社会的禁忌话题，人们不能离婚，手淫也被看作是对上帝旨意的亵渎。正是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弗洛伊德发现了控制性人格神经症人格与性压抑的联系，从而创立了“泛性论”学说，为解放人们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对性的态度最具戏剧性的转变则是伴随着女权运动兴起的“性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刚开始只是反对性别歧视，为女性争得和男性相同的权力、地位和婚姻自由。随后，人们逐渐接受了“性行为只是一种与生俱来个人行为和权利，任何个人和社会都无权谴责或批判”，“贞操观念是荒谬的，应该提倡婚外性行为和同居行为”等观念。因此，“性解放”便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性相关话语产生了极大冲击。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关于“处女情结”是非的讨论其实是传统话语和现代西方话语碰撞后的产物。有关“贞操”的话语早已成为一种知识体系，以生物权力的形式内化并作用于每个人，让人们不断地自我监督、警醒。而西方社会关于“贞操”的话语主要是通过传统权力的暴力威慑和惩罚方式作用于个人，因此当性解放和女权主义思潮消除了人们对“性”的罪恶感之后，有关“守贞”的话语体系也就被打碎了，取而代之的是“性解放”这一新的话语知识体系。因此，现代的西方人已经不会再对“处女”、“贞操”之类的问题过于关注，这类讨论也不足以上升到话语的高度。反观中国，由于生物权力对个人产生的效力远远大于仅凭物理威慑的传统权力，因此贞洁观念在每个人心中都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而同时，受到了性解放和女权主义的影响，一些女性开始主张“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想要反抗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这样两种矛盾的话语体系在不断交锋，因此整个社会表现出对“贞操”问题的不同立场和对立观点，也让“处女情结”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

观念背景

前后地位落差

从女性崇拜到贞节崇拜看女性地位的落差

母系氏族社会末期，随着农耕和畜牧业的发展，男性的体力优势显现出来，逐渐在社会生产中上升到支配地位。进入父系社会后，逐渐演化为男权对女性的绝对支配，贞节观念也就应运而生了。何谓贞节？据《易师》：“贞，正也。”据《说文》：“节，竹约也。”引中之为“节制”。“贞节”一词始见于汉代。《礼记·丧服》有“贞妇”二字，《易经·恒卦·六五》中有：“妇人贞吉，从一终也”。贞节，它作为妇女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实际上是对妇女性爱关系的一种准法律化的规范。由此可见，“贞节”并非自然意识，而是一种历史观念，是男权统治下的社会文化现象。恩格斯称：“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中国父权制的确立一般认为始于周代。而“贞节观念”作为男权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萌生于春秋战国之交，发展于秦汉至两晋，确立于隋唐，成熟并强化于两宋，到清代发展到极至。宋代以前，历代都提倡“贞节”，但只是浮于空谈。虽在《礼记》中有“三从”“天理”“人欲”“男女授受不亲”，《曲礼》有“男女不杂坐，叔嫂不通问”等一系列关于“男女大防”的礼数规范，又有班昭的《女诫》等倡导女性服从男权统治的作品，但贞节观念并未深入人心，取得社会性的认可。而至宋代，“贞节观念”取得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支持。程颐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使“贞节观”的合理性进一步深入人心。

在中国，贞节观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三代之前属于贞节观念的史前期。当时处于母权社会的晚期，尚未有女性从属于男性，放弃性自由的“贞节”观念。春秋之前，为繁殖人口，社会对男女“野合”也持默许的态度。甚至，野合被视为一种吉祥、美好而神圣的象征。《周礼》中有关于“仲春之会”的记述：“仲春三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史记》中亦有关于当时“人尽夫”的记载。当时燕国有“祖”，齐国有“社”“稷”，宋国有“桑林”，楚国有“云梦”，这些都是男女欢会的代称。就连被孔子一言蔽之为“思无邪”的《诗经》中也有大量的关于男女欢会的描写。

此外，春秋时代仍有血亲乱伦的“蒸报”现象，所谓“蒸”即子辈淫于父辈，如卫宣公淫于庶母夷姜；“报”即同辈相淫。另有孙辈淫于祖辈曰“因”，如宋公子鲍淫于襄夫人等等。这种乱伦现象是三代以前群婚、杂婚的孑遗，也反映了当时“性自由”的社会风气。孔子曰：“食色，性也”。《礼记·礼运》中史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之说。二者都将食与性并列为“人之大欲”。然而，在当时已经出现“节制”思想的萌芽。如在《诗经·关雎》一篇中，“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既表现了君子对窈窕淑女的痴迷，也反映了以演奏琴瑟钟鼓为标志的正规婚俗。《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如之言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由此可知，母系氏族时代以女权为中心的“性自由”意识，在男权社会受到了婚姻礼俗的约束。这标志着女权的逐渐衰落和女性地位的下降。周武王：“牝鸡无晨，牝鸡之晨，为家之索”表现了父权对女性的鄙视。孔子也有“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微词。秦汉至隋唐是贞节观念上升并确立的时期。在一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贞节观念逐步与儒家思想和政治统治结合，成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精神枷锁。春秋时代，对寡妇再嫁相当宽容，甚至大力支持。在《管子·入国篇》中尚有关于“合独”的记载，即“取鳏寡而和合之”。而至秦代，秦始皇鼓吹“从一而终”。并有会稽石刻“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对寡妇再醮施加了舆论的压力。西汉神爵四年的诏赐：“贞妇顺女帛”，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皇帝褒奖贞节的先河，后代历朝皇帝无不效仿。关于“烈女不更二夫”思想，在春秋之后，即频有出现，但在宋代以前，这一思想还只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口耳相传，并未上升到理论程度。

而且，统治阶级内部对再醮并无遏止，甚至大行其事。如卓文君新寡，夜奔司马相如；平阳公主先嫁曹寿，再嫁卫青；蔡文姬先嫁卫仲道，后嫁南匈奴左贤土，再嫁董祀。《唐律疏议·户婚》规定：“居父母及夫丧而嫁者，徒三年。”但仍有安乐公主居丧改嫁的范例。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统计，唐代公主中改嫁者二十三人，三嫁者四人。这充分说明了贞节观念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精神统治工具。隋代之前，皇帝褒扬贞节，倡导守节，只是作为一种勉励手段，并未从法律上禁止再嫁。自隋代才规定“五品以上妻不得改醮”，以及“立格九品妻，无得再醮”；《新唐书·公主传》也记载唐宣宗下诏：“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隋唐以来，政府虽有禁令，但一直到北宋，人们对女性的再婚改嫁仍不以为非。范仲淹幼年丧父，其母便改嫁朱姓；范仲淹之子纯佑早亡，范仲淹做主将寡媳嫁于弟子王陶。但南宋以后，以“存天理，天人欲”为道德纲领的程朱理学，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道德体系。程朱理学进一步发展了董仲舒“三常五纲”的伦理思想，认为“人道莫大于三纲，而夫妇为之首”。

并且，随着宋儒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学说的盛行，既反对寡妇再醮，又鄙薄男人娶寡。程颐有言：“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明代《皇明制书·吏部职掌》规定：“凡妇人因夫得封者，不许再嫁。”而且，对贞节旌表发展到等次化和制度化。抵至清代，又鼓吹“室女守贞”，甚至吹捧殉夫的“贞烈”行为。至此，贞节观念已幻化积淀为一种教化般的意识形态。历代节妇，为获“旌表”和“贞节牌坊”，身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唐代张籍的《节妇吟》：“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正是对旧社会妇女悲惨命运的真实歌哭。

处女崇拜深化

秦始皇可谓中国历史上保贞惩淫第一人。秦始皇继位后，严惩了淫乱后宫的母后赵姬，以及与之私通的承相吕不韦和假太监缪毒。他为“能守其业，用财自卫”的巴寡妇钦筑“怀清台”可算是贞节牌坊的最早胚胎。汉代刘向的《烈女传》和班昭的《女诫》对贞节崇拜的推广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烈女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女教专著。书中“贞顺”一门，专为16位“贞顺”妇女立传；另有“孽要”一门，收载古代16位“淫乱”妇女，将“淫乱”与“祸国”和“败家”联系起来。《女诫》出自女性之手，但它“不是呼吁女性的觉醒，而是呼吁妇女肯定自己是男人奴隶的地位”。集中宣扬“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被奉为闺门教科书。宋朝廷极力旌表节烈妇女。“贞节堂”“贞节牌坊”遍布全国。明清两代史可谓褒贞灭淫的“中世纪”。明太祖诏令全国广修贞节牌坊。《明会典》规定节烈妇女“竞标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政府还把地方官吏上报贞烈妇女的人数作为升迁的一项考绩。明代节烈妇女，登录在册且保留下来的就不下二万人。清代，贞节崇拜达到疯狂教化般的程度。清代广修收养贞烈寡妇的福利机构“贞苦堂”。甚至，提倡“室女守贞”，即“未婚守贞”。“室女守贞”最早由宋儒提出，并被奉为道德的极致。据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意·述学驳文》：“女子未婚，夫亡守贞，为仁至而义尽也。”

另外，由宋代开始大力鼓吹寡妇殉夫，至清代这一观念史如蛊毒潜入人心髓。如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秀才王玉辉闻听女儿要为夫殉葬，大为赞叹，称其为“青史上留名的事”，静候女儿自杀，而后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这种令人瞠目的贞节审美观，正是几千年来男权统治和封建礼教压迫下妇女悲剧命运的最深刻根源。贞节观念甚至还渗透于婚姻聘礼中。男方下聘帖，礼单中多有卷柏、女贞等药材或草木名目。这些东西并非贵重礼品，只是取它们生存习性隐喻对贞女的渴慕。江南民间称女子受聘为“吃茶”。如《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凤姐戏黛玉：“你既然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原来，种茶下子后，苗出不可移植，移则不可成活。将女子受聘称作“吃茶”，故取茶树品性，“见其从一之义”也！

处女崇拜作为贞节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共有的社会现象。处女崇拜在原始社会就已见端倪。如中外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处女母亲，就可看作处女崇拜的较早原型。如圣母玛丽亚作为童贞女，“从圣灵怀了孕”，《旧约·中命记》中说：“新娶之妇，若非处女，当以石捶杀之。”由此可知基督教是有处女情节的。佛教神话传说中佛陀也是由处女所生，足见佛教亦崇尚女贞。在中国，处女崇拜与道家的处女迷信也有很深的渊源。道家的“采补之术”，特别是“阴阳采补”和“房中养生”学说，鼓吹处女养生，认为多与处女交合，便极有补益，甚至可以益寿延年。这在《养生方》《玉房秘诀》《黄帝内经》中均有所记载。同时，类此谬论还导致涌现了大量以养生为名目的药方和丹方。其中，“红铅”和“秋石”是最流行、认可度最高的两个“神方”。“红铅”被称为“接命神方”，“红铅”是指女性月经来潮时的排泄之物。明朝张时彻的《摄生众妙方》所载：“用无病室女，月潮首行者为最；次二次三者为中；次五次六者为下，然亦可用。”稍后，龚廷贤根据古法五千零四十八日得首经之说，在《万病回春》中载有：“若得年月日应期者，乃是真正至宝，为接命上品之药。”“红铅”的接命神效并无任何科学根据，所以在明末轰动一时之后，到清代就鲜有人过问了。“秋石”作为另一养生神方，在明代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秋石”足由男女童尿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物质。“秋石”之名，早在唐代就已出现。白居易有诗曰：“微之练秋石，未老心溢然”。微之是大诗人元稹的字，这两句诗记述了元稹炼“秋石”，功未成，而身先死，说明“秋石”在唐代就已经被看作一种长生良方。

处女崇拜勃兴于宋代，与“室女守贞”并行不悖。处女崇拜，即处女膜崇拜。很多民族认处女膜是天然的“贞操带”，将女子有无处女膜作为检验贞操的唯一标准。处女崇拜的根本目的就是倡导处女保贞。从古至今，各民族保贞的手段千奇百怪，花样繁多。但有共同的一点，即都是以折磨少女的精神和肉体为代价的。在西方，多采用贞节带、贞节裤、贞节锁等防护措施来保贞防奸。中国古代的“穷绔”与此十分相似。“穷垮”即前后没有裆的裤子，严实、封闭，具有很好的护贞防奸功能。曾有诗曰：“爱惜加穷绔，防闲托守宫”。甚至，非洲的某些落后民族，如加拉族、索马里土人等，至今仍沿用一种残忍的外阴缝合手术，以防女子婚前性接触。待到结婚时，再进行切开手术，其痛苦非亲身经历者难以言说，这是处女崇拜心理极端扭曲的表现。

“验贞崇拜”在中国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实质就是“落红崇拜”。“守宫砂”大概是最早记载的验贞技术。最早见于西汉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取守宫置新瓮中，而置丹瓮中，令守宫食之。须死，即冶，轧画女子臂若身。即与男子戏，即不明。”此外，还有“灰检法”，即以细干灰铺放桶内，教女子解衣坐于桶上，将绵纸条塞入鼻中，令其打喷嚏，若破身则上下通气，干灰必然吹动，若是童身，则干灰依旧。这是古代朝廷选妃通常采用的方法。近代欧洲曾流行一种“脖颈验贞”法。《圣经》中还记载了一种由上帝传授的验贞方法，叫“圣水验贞法”。据说，圣母玛丽亚感圣灵而怀胎后，就是借此方法验明正身的。这一系列的验贞方法实际上是宗教迷信与原始巫术媾和的恶风陋习，毫无科学根据。关于“验贞”，古今中外沿用最广泛、可信度最高的方法当属“落红验贞”法。新娘初交，必以“落红”示贞操。这“落红”又称“元红”“喜红”，或者“新红”。《西厢记》张生云：“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崔莺莺则道：“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清王韬《淞隐漫录》：“探手入怀，婢薄拒之，曰：‘郎如有意，请以今宵。’既夕，婢果至。含苞初绽，真处子也。婢曰：‘葳蕤之质，一旦已为君破，始乱之，终成之，是所望也。’”以上女子在失身后都有托付终身之念。由此可见，贞操对未婚女子是多么的重要。

许多民族和地区都有“落红验贞”的习俗。即新婚之夜，新娘以白帕擦拭血迹，以示贞洁，称为“喜帕”。新婚次日清晨，伴娘将沾有血迹的白帕，以银盘托示众亲友。众人欢庆志贺。也有的在“拜天地”之前，先行“验红”，新妇有“处女贞”，当即鸣鞭炮拜堂，否则，一切听从男方发落。失贞的新娘或被歧视，或被休掉，甚至处死。“七出”中即有“淫去”一条，即新妇小贞或婚后失贞，男方有权“休妻”。有些地方，“验红”的结果，还要通告娘家。新娘“落红”，次日男方派人送写有“闺门有训，淑女可钦”的大红喜帖向女家报喜。女方当即鸣炮庆贺，甚至四处炫耀。反之，则闭门数日，以示晦气。处女崇拜，在清代发展到极至。《红楼梦》中有诗云：“留待洞房花烛夜，海棠枝上试新红”，其内涵不言自明。杜甫《客至》：“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原意为扫撒庭院，开门迎客，以隆重的礼节，表达对客人的欢迎。到清代，却成为专用于女子表达瑜洁忠贞的暗语。

从母权社会过渡到父权社会，从生殖崇拜发展到处女崇拜，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女性由统治到被统治地位的轮转换位，正如恩格斯所说，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特别是宗教出现以后，政教合一，妇女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进一步深化。“禁欲主义”的条令，一系列的保贞惩淫措施，让广大妇女身陷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囹圄。旧中国，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纲常的教化对封建女性的思想钳害至深。

社会调查

1、“处女情结”起源

在性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大部分是男性，而且在中国这么几千年来，这个社会是被男人所统治，所以他们就会在一些性的话题上为了控制女性，然后他就会对女人的性有很多的禁忌很多的要求这些方面，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源于他们的恐惧。恐惧的来源在于：如果他的妻子的第一次不是给他的话，他就会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的 。

2、女人为何也有“处女情结”

我们的社会可能不可否认的目前来说我们社会的主要的统治阶层还是男性，我们女人可能更多的还是处在一个被统治的阶层，那这个男性要来统治女性他就会有很多的教导出来，他会说教导你要怎么样做女人，作为一个女人你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应该是什么样的相夫教子。

然后在封建社会的时候他们甚至为了教导女人会编很多的什么贞节牌坊，我要奖励你的性忠诚，或者说他还会要告诉女人说你知不知道你的第一次是多么的珍贵，否则的话你就不是好女人了，你要是第一次不给你的丈夫，他有无穷无尽的这种教导，给女人很多很多的教导说你要这样就是好女人，你不这样你就不是了，你只有那样子你才是值得被爱的，否则你就不值得被爱。所以女人也被潜移默化形成了这种“处女情结”的观念。

社会舆论

随着中国的男人变得越来越自由，但是在性观念上，尤其面对婚姻问题时，处女情结还很严重。越来越多的中国适婚女性选择去做一种名为“处女膜修补”的外科手术，就是把处女膜恢复到破裂前的状况。而这种破裂主要是由于首次性接触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在运动或骑自行车时造成的。

现代仍存在极度保守的男权思想。包括白领专业人士在内的许多男性仍要求妻子是处女，于是中国女性通过“处女膜修补手术”满足这些男子的需要。

一些社会学家和其他人士批评处女情结是男权社会的象征，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仍被当做是性工具。他们也批评那些采取“处女膜修补手术”来顺应这种社会现象的女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李银河说：“我认为女性去做这种手术和购买人造处女膜真的很愚蠢。这是自欺欺人。”因为大多数男性的处女情结，造成了一些自我认同感和自我意识不强的女性去寻求“人造处女膜”，这恰恰证明了这类女性的自我独立精神虚弱。

在中国，有关处女和处女情结一直以来都是热论的话题，有些男子批评现代女性在寻找伴侣时的物质主义，诸如此类评论发言络绎不绝：“女人要求男人有房有车，为什么男人不能要求女人是处女？因此，贪婪的女人们要记住，保护好你们的处女膜，因为这是你们交换金钱的丰厚嫁妆。”

具有传统封建思想的男性一边希望妻子乖乖在家相夫教子，一边要求女人不能对男人有过多的物质要求，这种思想无疑是作茧自缚。因为女性不能自给自足，一旦离婚就会一无所有，而许多男性的处女情结更是雪上加霜，一旦离婚就意味着她们成了“二手货”，这无疑加重了女性的不安感。因此在婚前强烈要求男性有房有车，并且还要添加上自己的名字，想要以此看到男性“不会抛弃自己”的无形誓言。所以，男性的处女情结和女性的现实思想相互牵制、相互约束、相互共存、相互不肯退让。

当然，否定封建的贞操观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性方面可以乱来，在提倡男女性关系平等时，同样要提倡性行为的严肃性和责任心。

专家点评

在互联网中，有一群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就是跟帖人。他们的类型各种各样，其中有一种，就是以发泄情绪为出发点。情绪越是被压抑的人，在跟帖中表现越是明显的原始情绪。在网易女人频道的回帖中有一部分男网友，就属于表现出明显原始情绪的类型。

男网友对“处女”的崇拜，对“非处女”的不尊重，另一个原因，是来自男性对社会压力表现出的焦虑行为。比如，当他们听到现在女人的择偶条件是要求男人“有房有车”时，他认为他的行动不一定能达到这个要求，随后，他会抓住对方一个弱点，并表现出激烈的反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