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大学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学。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该校学生总数达700余人，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学校被日军改建为飞机场。

创始人

冯庸（1901－1981）是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冯庸与张学良同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两人曾结拜兄弟，并同取字“汉卿”。冯庸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空军司令。1926年，冯德麟去世后，冯庸续父职担任军职，九一八事变后他加入中华民国空军，军衔累至中将。创办冯庸大学他拿出冯家几乎全部家产。

冯庸于1901年出生在奉天。他的父亲冯德麟和张作霖同出身绿林，被清朝廷招安后任命为巡防营统领。后来，两人因奉天权力有了分歧，闹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最后，张作霖完胜冯德麟。但张作霖念着结拜之情，不忍对冯下杀手，后冯决定转向商界发展，财富的积累使他成为商界巨富。

冯庸先生于1922年到1925年在原东北军航空处张学良将军的直接领导下。出任东北空军少将司令；1923年4月16日由东北宁武先生介绍经孙中山先生回电同意冯庸加入中国国民党。冯庸先生以大冶铁工厂为基础，成立大冶工业专科学校；又于1927年辞去原东北战车总队少将队长一职，捐出巨额资金和丰厚家产，毁家兴学，立志教育救国，献身教育事业。1927年8月8日，冯庸将大冶专科学校正式改为冯庸大学，自任校长：明确提出办学三纲：孝悌忠义，工业救国，受教育机会均等。

校址在沈阳市艳粉屯，即滑翔小区。冯庸先生在办“冯大”期间曾举办过奉(辽)、吉、黑三省联合运动会：并于1930年率东北三省健儿参加在杭州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这时全国舆论都称赞其毁家兴学之精神，许多青年莫不仰望其洁行与丰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起，冯庸先生为鼓励青年、激扬士气，又重组“冯大义勇军”赴沪参战。1932年到1937年“冯大”迁校进关后，又在原北平陆军大学校址复校继续办学，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止，全部解散停办。

发展历程

冯庸是奉系军阀冯德麟的长子。冯庸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军空军司令。1926年，冯德麟去世后，冯庸拿出冯家几乎全部家产，着手创办冯庸大学。当时冯庸认为，中国内忧外患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工业兴国，先育人材”这是他创办冯庸大学的本意。

1927年8月8日，冯庸大学成立，时年26岁的冯庸担任校长兼训练总监，其校址位于铁西汪家河子村，即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冯庸大学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学，主体建筑为忠楼、仁楼、中庸楼，三座楼用廊道连接，分设大学部、中学部、相当于初中的小学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该校扩充为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学生总数达700馀人。当时，冯庸大学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他办学义举名扬于东北三省，成为显赫一时的传奇人物。

据冯庸外甥张文琦老人介绍说，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新青年。冯庸教育思想有三：一是“八德八正”，“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正”即正行、正业、正思、正言、正视、正听、正德、正容。二是“教育机会均等”。三是“工业救国”。当时，面对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严峻现实，冯庸提出“八德八正”，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武装青年思想和精神，从而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冯庸规定，除课堂上应讲授的课程外，人人都要受军事训练，每日实行强迫运动一小时，即便是严冬积雪，学生也要坐卧雪地反复苦练，以增强学生体魄，培养其吃苦耐劳精神。当时，沈阳人都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两个军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

“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大学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9月21日，日本关东军冲进冯庸大学，将校长冯庸带走软禁，并将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当晚，冯庸大学大部分师生有组织地在马三家子火车站乘车撤到北平。张学良特将北平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用来收容这些师生。日军占领冯庸大学后，将其改建成飞机修理试飞机场（即后来的滑翔机场）。

冯庸被日军扣押后，先是软禁在沈阳大和旅馆，劝降不成，又将他劫持到日本东京。后冯庸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逃离虎口，从上海绕道回到北平，继续主持冯庸大学校务。1931年11月1日，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

1933年9月，冯庸决定将冯庸大学并入东北大学。冯庸和许多爱国师生继续参加抗日活动。

办学散财

冯庸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为做大事而散尽家财的奇人”。他坚信发展工业可以救国，而发展工业基础在于教育，“教育救国”成为冯庸的理想，为此他变卖家产，创办冯庸大学，其不但为东北地区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

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所致，冯庸很早就从戎，历升官阶，但他志不在此。他与社会民众颇多接触，深感民众生活艰苦。当直奉爆发第一次战争时，身在其中的冯庸对内战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

冯庸曾这样剖析自己的心态：“我个人19岁的时候就出去做事，在军队里服务，彼时抱着一种直线的思想，打算做一个爱国的军人，把从前军阀官僚的恶习气，统统打倒。不过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战争的时候，我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学，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而且早早就把性命丧掉，实在可惜之至。我因为受了这种重大的打击，知道战争的确是残酷的，也实在是以乱亡国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种方针。”

在冯庸看来，偌大一个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国势渐趋衰微，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要想改造这个混乱的社会，就得发展民族工业，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走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1926年，其父冯德麟病故后，冯庸退出军界（仍保留军衔），准备兴办学校。

冯德麟作为奉系军阀早期将领，20多年间，累积了庞大的家产。冯庸召集欠债的人，当众焚烧债券；又召集典押土地的人，当众归还地契，销毁借据；再召集家人宣布，将冯家全部财产310万银元捐作冯庸大学的校产。当时人们对冯庸的义举赞不绝口，有诗赞其“翩翩浊世佳公子”。

1927年春，冯庸大学破土动工，“昼夜加工，经之营之”，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即建成一座布局独特，有教室、办公室、宿舍达200馀间的大学校园。

一所新型的私立大学——冯庸大学在东北拔地而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共招学生五班，预定数计180馀人，10月1日行校舍落成礼，10月10日正式开学，自此以后，黄底蓝星，灿烂光辉的冯庸大学校旗，飘扬在中国的东北三省”。

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在贯彻民国教育方针的同时，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视角，创立了“冯庸教育主义”，即“三纲”“八德”“八正”“教养”“始基”。“八德”则是冯庸教育主义的主要内容。“八德”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种道德观念。“八正”是“八德”的补充，是实践“八德”的方法。

冯庸大学办学方针是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以培养新人、改造社会为基本出发点，加强道德教育、实业教育、军事教育和体育，并使它们结合起来。在进行这些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实用、实战，着眼于培养道德纯正、体魄健康、有武勇精神、懂军事、会技术的新青年，从而达到爱国、救国的目的。在冯庸大学墙上写上了办学宗旨“造成新中华的青年”，极力主张把爱国主义、民族自立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冯庸大学的精神核心，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根基，贯彻爱国主义精神，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青年人的前途。

随着冯庸大学名气日盛，所遵循的冯庸教育主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引起日军强烈不满，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1年19日清晨6点30分，沈阳城沦陷，整个城市顿时陷入空前的劫难中。21日下午4点，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及东北大学工厂，均被日军占领，日本兵在学校内进行全面搜查，捣毁了校舍、实习工厂、办公设施等，将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日本兵还蛮横地强令学生们当天全部离校，不准再上课。

9月22日上午11时，日军将冯庸大学校长冯庸逮捕监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威迫被关押的冯庸出任东北领袖，组织满洲独立，并正式提出两项条件：一是永远脱离国民政府，宣布独立国；二是承认日本在满蒙一切已得权利。本庄繁还承诺，在军力上由日方充分帮助，财政由满铁株式会社接济，让冯庸替代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

冯庸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因此若杀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誓不为卖国贼”。日本人认为冯庸还有利用价值，所以暂时未对冯庸下毒手。冯庸通过来探望他的老师给学校传递了一张纸条：“冯大师生速到北平。”学生们开始准备前往北平。

很多人开始为解救冯庸积极地活动。最后在冯庸大学日籍教授冈部平太帮助下，10月3日日军释放了冯庸。几经磨难，28日，冯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校务，筹备冯庸大学复校工作。1932年10月1日，冯庸大学师生在北平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复校，张学良参加了开学典礼。

1933年6月，冯家私产基本耗尽，冯庸大学再也没有恢复学校的力量了。经张学良同意，冯庸将学校并入东北大学。此事在《国立东北大学廿四周年纪念册》有如下记载：“1933年6月，冯庸大学结束，并入本校，所占原陆军大学校址，由军委会拨本校校舍。”冯庸大学绝大部分学生各奔东西。他们有的报考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少数学生转到浙江大学和河南大学；还有的回东北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继续抗日，有的青年投考军校，报效国家。

冯庸大学从建立到解散，共有三批毕业生。作为东北的第一所私立大学的冯庸大学，历时六年宣告结束。

著名校友

刘毅夫(刘兴亚)－中华民国国防部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