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诰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位时的一种特别的刑事法规。朱元璋为了从重处理犯罪特别是官吏犯罪，就将自己亲自审理的案件加以汇总，再加上就案而发的言论，合成一种训诫天下臣民必须严格遵守的刑事特别法。大诰在中国历史上是普及最广泛的一种法律，基本每一家都要有一本。

而且，科举考试中会涉猎《明大诰》内容。到了朱元璋统治晚期，他认为国家治理大有成效，于是将大诰中的很多内容并入了其他法规里边，同时也废除了使用过的法外酷刑。在朱元璋死后，大诰基本上没有了法律效力，不过其影响还有：明朝末年时，如果有人家还保存有大诰，那么在犯流罪以下罪行时可以减轻一等处罚。

特点

大诰处罚比《大明律》都要重，而且其效力在律之上，大诰使用了很多的法外酷刑，如断手、阉割为奴等，等于在刑罚制度上是一大倒退。

与明律及历代封建王朝法规相比，“大诰”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列举种种以酷刑惩治吏民的案例，公开肯定律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诰”总共罗列族诛、凌迟、枭首案例几千件，斩首、弃市以下罪案例万余种，其中酷刑种类有族诛、凌迟、枭首、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断手、斩趾、刖足、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重刑迁、充军、阉割为奴等几十种。

②同一犯罪，“大诰”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只应处笞、杖的，“大诰”却加重为死刑。③设置了不少为明律所没有的罪名，著名的有“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等。④强调重典治吏。“大诰”的打击矛头总的说来是针对全体吏民，但侧重点是惩治贪官污吏，其条目80%以上是属于治吏的。

具体内容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指导编纂的一部严刑惩治吏民的特别刑法。大诰共4编236条，其中“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先后颁布于洪武十八年(1385)到洪武二十年间。在四编“大诰”中，包含有三方面的内容：

①摘录洪武年间的刑事案例，特别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对臣民法外用刑的案例，用以“警省□顽”。

②结合陈述案件或另列专条颁布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用以严密法网。

③在不少条目中，掺杂有明太祖对吏、民的大量“训导”，表达了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和主张。这种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规文献，在中国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意义

《明大诰》的问世，是明初推行重典政策的产物。朱元璋当皇帝后,认为元朝失败的原因是朝廷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因此主张以猛治国,刑用重典。洪武初，他进行了一系列立法，以严法重刑绳诸吏民。如洪武四年立法，凡官吏犯赃罪不赦；洪武五至六年连发铁榜，申诫公侯。十三年治胡党，十五年空印案发，十八年郭桓案发,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几案杀戮官吏近10万人。

对于人民反抗朝廷的所谓“贼盗”罪，捕后必处极刑。从洪武十八年起，他亲自“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颁行天下。“大诰”的名称,出于《尚书》，该书的大诰篇，是记叙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大诰”二字，即“陈大道以诰天下”之意。朱元璋颁行“大诰”的目的，是仿效周公以“当世事”警诫臣民，永以为训，也是为了用峻令防范和镇压人民的反抗。 明太祖原想通过颁行“大诰”峻令，使臣民知畏而不敢轻犯，但实际上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

连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诰一出”，“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犯若寻常”（《 御制大诰三编》序）。由于“大诰”倡导的是“对人极度蔑视”的封建强权主义和无节制的滥杀政策,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反对;朱元璋死后不久,就被其继承者所抛弃。到了明代中叶,一度家家收藏、人人诵读的御制圣书已经很难看到了。到清初修明史时，“大诰”已成为罕见的书，以致修史者对它的叙述失误甚多。直到近代，经过学者的广泛搜罗，才找到了四编“大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