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捷克语：Pražské jaro；斯洛伐克语：Pražská jar；俄语：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杜布切克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这个方案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一样，完全抛弃了旧有的传统。然而，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也是对于东欧地区政治稳定的一种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段民主化进程，在8月20日深夜开始的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的武装入侵后宣告失败。事实上，在一个工厂里，捷共通过了改革方案，但是入侵者将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就明确提出：必须探索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

“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是基于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国情的。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十大工业国之一，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较高，民主传统比较深厚，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有较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二战中，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形成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阵线，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

然而，当冷战的阴影开始笼罩欧洲，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中，捷克斯洛伐克“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西方国家千方百计想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挑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制造政府危机，企图将捷共排挤出内阁；另一方面，苏联也改变了战后初期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宽容政策，迫使这些国家按照苏联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形成的，并在苏联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巩固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二战结束后，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模式应当顺应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改革，否则必然要引起困难和问题。其突出问题是：经济上，片面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滞后，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引起人民群众不满；政治上，个人迷信、官僚主义以及肃反扩大化，更加剧了社会矛盾。

1953年斯大林逝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参加完斯大林的葬礼回国后不久也逝世了。继任者是安托宁·诺沃提尼，他在亲苏、仿苏方面超过了前任领导人。他没有纠正前任的错误，反而在强化苏联模式方面层层加码，继续大搞个人崇拜，制造冤假错案；经济上依旧畸形发展，各种矛盾在积累。

1953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斯科达工厂5000工人上街游行，冲击市政机关，成为战后东欧国家出现的第一次骚乱。但问题仍长期得不到改善，到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工农业总产值进一步下降，群众不满情绪增长。由于民族问题处理失当，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在西方和平演变政策挑动下，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也蠢蠢欲动。社会矛盾加剧了党内斗争，党内外要求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下台，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一背景下，1968年1月捷共中央全会选举杜布切克为中央第一书记，开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探索，即“布拉格之春”。

改革措施

关于“布拉格之春”，长期来在国际上有不同看法。通过对其改革纲领的分析，可以看出：“布拉格之春”是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构想，集中体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以及杜布切克等人的讲话中。其主要内容包括：

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不容怀疑，更不能动摇。同时，要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如果不坚决贯彻党内民主原则，社会民主就得不到发扬。党的团结只能在党内广泛民主的基础上。

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在保证全社会共同的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不同利益，并允许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和维护自己的不同利益。民族阵线是社会各方面利益的政治体现。参加民族阵线的各政党和社会组织都参与制订国家政策。所有的政党从事政治活动都必须遵守民族阵线的共同纲领。民族阵线以及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彻底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要恢复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要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必须抛弃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教条主义概念，实行多层次的社会所有制，采用从国家大企业、人民企业、合作社直到个人小经营等一系列的形式。必须放弃粗放式工业化的道路，要进行科技革命，为此要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提出“社会主义与科学技术共存亡”。要更有效地参加国际分工，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逐步向世界市场开放。

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关系，更积极地促进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共同活动；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积极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要“实行更积极的欧洲政策，发展同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互利关系和保障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 [2-3] 

“布拉格之春”提出改革的纲领，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全面和最彻底的改革。它的实质是彻底摒弃了苏联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彻底从捷克斯洛伐克条件出发”的社会主义模式。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要摆脱苏联模式的羁绊，也要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摆脱苏联的控制，维护自身的主权和独立。

改革结局

“布拉格之春”遇到的干扰，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来自右的，也有来自“左”的。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充满了“布拉格之春”的全过程。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的心脏”，处在历史和文化潮流的十字路口和两种制度的冲突点，改革显得更为艰难。

国内的保守势力千方百计抵制改革；国内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企图破坏改革；西方国家妄图利用改革，推行和平演变；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对杜布切克等人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容忍，最后决定用武力扼杀“布拉格之春”。

1968年6月20日，由苏联发起，华沙条约国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苏军并没有按约立即从捷境内撤出。7月14日，苏联、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波兰五国党政领导在华沙举行会议，在没有捷党政领导参加的情况下，专门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会议公报称：“与会者特别注意到力图通过破坏活动来颠覆个别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帝国主义势力正在加紧活动。”会议通过了五党给捷共中央的联名信，信中说：五党过去和现在都无意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无意破坏各党关系中互相尊重、独立平等的原则，但决“不能同意敌对势力”把捷“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开”，这“威胁着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这“已经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国的事情了”。

1968年8月10前后，苏共中央选定于8月20日采取军事行动，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武装占领。8月18日，准备跟随苏联一起出兵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他们作了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的最后布置和说明。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日夫科夫等都表示毫无保留地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当天，他们都立即回国，作最后的部署和落实。(来自《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1968年8月20日，苏、波、匈、保、民德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当天晚上11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客机信号：“机械事故，要求迫降”，未予拒绝。客机一降落，数十名苏军突击队员冲出机舱并迅速占领机场。6小时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几十万捷军全部缴械，北约也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杜布切克并没有组织抵抗，在这次事件中有80名捷克人被杀，与匈牙利事件相比大大减少。苏军占领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8月26日，捷苏签署协议，同意“盟军” “暂时留驻”。直到1990年2月，两国才签署苏从捷撤军协议。

1969年4月，胡萨克代替杜布切克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改革运动夭折。

国际反响

东德

学者认为，东德应对“布拉格之春”的策略是：将对捷共改革的批判同西德“复仇主义”渗透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联系起来，以此加强阵营内部的团结；在苏联和华约峰会面前保持对前两者的强硬态度，促使苏联对捷强硬和支持东德，并最终对捷动武。

中国

苏联占领捷克事件一发生，周恩来总理就指示外交部研究对策。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建议发表政府声明，配以《人民日报》专论，来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并草拟了《关于揭露和谴责苏联武装占领捷克的请示报告》。但是，就在这时，周总理从另一份外交部和对外友协关于庆祝罗马尼亚国庆24周年的联名请示中发现，正巧8月23日是罗马尼亚国庆，届时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将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总理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当即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在请示报告上批示，提高出席招待会的规格，把原来以郭沫若副委员长为首改为周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对捷克事件的立场。同时，确定出席招待会的人数也由200人增加到300人，并有意增加了出席招待会的军方代表人数。

罗马尼亚

1968年8月22日晚，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求见陈毅。受罗马尼亚党政领导的委托，向中国介绍罗马尼亚政府就捷克局势给苏、波、匈、保、民主德国五国政府的通知。陈毅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了他。杜马大使介绍了罗马尼亚政府在通知中指责五国军队占领捷克领土，干涉捷克内政。并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10万人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强烈地谴责了这一事件，说这是国际共运的最大耻辱，并且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准备保卫独立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