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龄（1928—），安徽舒城人。192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是抗日名将张灵甫的第四任妻子。1949年4月，王玉龄先到台湾，之后又远走美国，在此期间，王玉龄始终未再嫁。她在美国某航空公司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后，随儿子回到中国，现定居上海。

个人经历

1928年，王玉龄出生在长沙，原籍安徽舒城。其父系家族多年来经商有道，富甲一方 。 

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将家里的男佣全部辞退，并以妇礼教导王玉龄。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主婚，年仅17岁的王玉龄于上海金门饭店和抗日名将——时任国民党七十四军中将军长的张灵甫结为了夫妻，此事曾轰动一时。两人即居住在今南京白下区二条巷51号。婚后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张灵甫随即奔赴前线。 

1947年初，王玉龄为丈夫顺利生下一个男婴。

1947年5月，儿子没满月，张灵甫就被华东野战军围困在孟良崮上，苦战数日，最终殒命。直到几个月以后，王玉龄才获知丈夫阵亡的消息。这时她刚刚过完19岁生日。 

1948年底，王玉龄携幼子和母亲转移到台湾，

1952年，在当时台湾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系王玉龄的姨父）的私人帮助下，王玉龄办了去美国的护照，留下老母和6岁的幼儿，只身去了美国求学。张灵甫没有给王玉龄留下多少遗产，全家人过得非常清苦。

1953年，王玉龄考入美国纽约大学财会专业。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她上午做文秘工作，下午和晚上到大学听课。通过4年的苦读，王玉龄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王玉龄在罗斯福医院任会计2年，后在五星级饭店（朴拉沙饭店）工作3年，最后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21年直到退休。

1973年秋，周恩来从海外华人口中得知王玉龄女士在美国的情况后，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回来观光旅游，欢迎她叶落归根。同年9月，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她终于踏上了阔别25年的故土，在北京受到周总理的秘密接见。此后她每年都回国探亲访问，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自由地由美国来华的华人，仅有她和杨振宁教授。

2003年，王玉龄在上海浦东玫瑰园为丈夫立了一座衣冠冢，碑铭是她为丈夫题的一首诗：“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

2008年7月2日，王玉龄在北京参加张灵甫将军的文化衫首发活动，身体健康，精神很好，只是提起丈夫，还是会动情落泪。

目前，由于儿子来上海投资经商，王玉龄便随之定居上海。

轶事典故

1945年王玉龄与张灵甫结婚后，张在南京二条巷79号的蕉园1号（后改为51号，现属白下区）买下了一栋花园别墅，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1946年12月，在战场上的张灵甫写信给王玉龄。王玉龄说，在这封信里，张灵甫提出把这处房产送给王玉龄。“我当时觉得，房子在他的名下和我的名下都是一回事，所以并没有马上去办过户手续。 ”张灵甫死后，1948年6月，王玉龄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南京市地政局提交了张灵甫对她的赠与据、房屋的原所有权状、分段图等文件，申请将房屋过户到她名下。在当年南京市地政局的“声请文件收据”上记载着该局于1948年6月14日确认收到王玉龄提交的上述三份文件。由于国民党战事失利，还没领到地政局核发的产权证时，王玉龄就离开南京前往厦门，后于1948年底到了台湾。/n解放后，王玉龄在南京二条巷的房屋一直由政府代管。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玉龄想回大陆居住。 1983年，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当年的139号文件 《关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的处理意见》，提到：“凡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邀请来大陆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代管房产……凡本人回来房地产定居要求发还者，其祖遗房产和原来居住的房产（包括部分接管没收的房产），应该保证迅速发还，不得借故推延。”得知文件的规定后，1984年3月，王玉龄在美国通过律师公证，写了委托函，请她的堂兄王胜林代她要求发还房产。据王玉龄说，王胜林在向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说明情况后，得到工作人员的口头承诺：“发还房子没有问题，你堂妹什么时候回来，房子就什么时候给她。”然而，档案显示，就在王胜林走后的一两个月后，5月16日，房产局处理了因城市改造拆除此栋房屋的申请，注明“该张眷属在解放前夕离大陆下落不明”，同年8月8日得到局长批复同意。次年，房屋被拆除。/n

亲属成员

王玉龄是母亲的独生女，1948年母亲随她去台湾，尔后，她在美国工作时，母亲又随她移居美国，母女俩一直相依为命。母亲暮年思乡，为了满足母亲的乡恋，她于1997年7月偕母回到故乡湖南跃沙，一直在家乡陪伴老母到去世为止。

王玉龄与张灵甫所生的惟一子女张道宇，在台湾创办了美菲企业有限公司和美陇企业有限公司，经营童装，生意兴隆。王玉龄平时除读书或做其他消遣外，有时还协助儿予搞些商务，间或去西安等地看望张灵甫前妻的儿女。

爱国事迹

日本在占领台湾期间，曾以台湾政府的名义在日本东京最为繁华的地段购买“光华寮”和“清华寮”两幢价值可观的大厦，而其产权证在日本人手中。日本投降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未交给中国政府，但是日本人也不敢使用此房。王玉龄获悉此事后，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光华寮”、“清华寮”两幢大厦的产权证复印件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随后，该房即归属北京中央政府。当时负责这方面事情的日本华裔律师主张将房屋交给台湾政府，王玉龄找到该律师，明确地指出日台无官方关系，交给台湾是违法的，阻止了该律师的错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