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义德(1912年5月16日—2009年9月5日)，男，汉族，1912年5月12日生，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大专学历，中将军衔。

杜义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9月5日18时37分在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杜义德，1912年5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黄陂区）。1928年参加赤卫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4军第1师第3团班长、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4军第10师第30团营政治委员，第29团政治委员，红30军第89师政治委员，红31军第91师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总部四局局长，直属纵队司令员，骑兵师师长。参加了著名的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9师随营学校副校长，新编第4旅副旅长，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冀南军区副司令员，西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6纵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0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司令员兼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0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50年至1951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51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后兼任朝鲜东海岸防御指挥部副政治委员。1955年至195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

1957年10月至1959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政治委员。1959年9月22日至195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1959年11月至1960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旅大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1960年3月起）。1960年7月至1967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海军党委副书记，其间：1961年3月起兼任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常委，1963年3月起兼任海军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书记。1966年至1973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3年7月至1977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1977年10月至198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二政治委员，其间：1973年12月起任海军党委常委，1977年12月起任海军党委第三书记。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1月至1982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80年5月起），1980年6月至1983年5月任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杜义德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荣获勋章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抗美援朝中，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国旗勋章。曾任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主要作品

著有《杜义德文集》。

主要影响

概述

由于家境贫寒，杜义德只读了8个月的私塾，才八九岁的年纪就给地主放牛，15岁那年因到武汉当学徒工，受尽了老板的欺凌，他想不通为什么世界会有那么多不公平，不合理。很快，传来了黄麻起义的消息。“红军要来了，咱穷人要有出头日子了。”家乡的老百姓，兴奋地传说着红军的消息，不久，果然就有一支红军队伍来到了木兰山的塔耳岗区，叫做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

1929年他和家乡的100多个赤卫军一起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11军31师4大队。从此，4大队宣传队长杜义德每天就带着战士翻山越岭，到周边的村子里去进行宣传，为红军筹集给养。当遭遇下乡“清剿”红军的敌人时，杜义德就带着战士们狠狠地打了几个漂亮仗。从小在山区长大，走惯了夜路的杜义德被战友们称作“夜老虎”，他摸着树皮的厚薄就能辨别背阴朝阳，向东还是向西。领教过杜义德厉害的敌军称他为“尖黄陂”。

1935年3月的某一天，嘉陵江边的岩石和草丛中，两个山民手握柴刀背着背篓，他们不去砍柴，却在那里指指点点。这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30军89师政委杜义德在侦察地形，选取渡江的渡口。从渡过嘉陵江的那一刻起，红四方面军就踏上了长征之路。24岁的杜义德，虽然已经高居师政委之职，但还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次看着部队攻城时久攻不下，他一着急跳了出来，带头往上冲，一颗子弹穿胸而过，把他送进了医院。出院前，他被调往31军。

30军军长余天云对杜义德说：“你要去31军，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杜义德心里清楚得很，余天云是看上他的那支20响快慢机驳壳枪了。生性耿直的杜义德怎么可能把自己用惯了的宝贝交出去，他气呼呼地说：“枪是我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天云说：“枪是30军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这一较劲儿，杜义德火了：“这枪是红军的枪，怎么就是你30军的枪？老子豁出去不当这个师政委了！”但是，余天云还是让人把枪给下了，事后还跑到张国焘那里告状。

张国焘皱皱眉头说：“杜义德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徐向前说：“此人16岁参加赤卫军，18岁参加红军，父亲因此让地方还乡团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

1936年，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再次北上。徐向前在会上说，上次我们和老大（一方面军）关系没搞好，这次要吸取教训……一个“为会师而战斗”、“为会师而行军”的活动广泛开展起来。“岷洮西战役”结束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指日可待。杜义德驱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突然听见传来歌声：“哎呀哩，毛主席领导好主张，打得敌人叫爹娘……”战士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兴国山歌！”

前面不远的山包上，20多个人正在擦拭武器，看到杜义德后，迎过来边跑边喊，“你们是四方面军的同志吧？”“是啊，是啊，你们是一方面军的同志吧！”两边激动地对跑着，紧紧地抱在一起。山中一片沸腾，杜义德被这种气氛感染，他把对方一个小战士抱起来转了几个圈，然后把他扛上自己的马背，让他骑马。杜义德说：“部队就像决了口的洪水，浩浩荡荡地向会宁城涌去。”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退到石窝山上，由政委陈昌浩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谁也无法接受红军西路军惨败的事实，会场上一片哽咽。陈昌浩宣布总部决定，把剩余部队编成左右两个支队行动。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被一起编入右支队进入祁连山。失败的情绪揪着每一个人的心，走着走着队伍不由自主的断裂，一截一截地失去了联络。

第二天黎明，王树声被冻醒，回头一看，大喝一声：“糟糕！”杜义德随着吆喝声看去，队伍不见了，眼前只有他和军、师部的通讯员等20多人马。一行人马如惊弓之鸟，常常是一夜换好几处宿营地。第三天上午，敌人终于追上了他们，王树声只好命令几个战士留下阻击。

队伍脱险了，担任掩护任务的战士却无一生还……渴了，抓把雪吃；饿了，嚼把草根；困了，随地打个盹。在雪地上行走，总是小心翼翼地派人轮流在后面用树枝清扫脚印，以防敌人尾随追击。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食物，死马肉也很难捡到，野菜少的时候还要互相谦让。一个战士终于承受不住这样的心理重压，自杀了。

杜义德闻声赶来，捡起那几粒还带着体温的子弹激动地说：不错，死比活容易。但是，我们不能死。1937年端午节前后，杜义德一行人靠着吃草根、喝雪水、沿途乞讨，终于越过了祁连山最后一座山峰，快到黄河时，患难与共的右支队最后8个人为了缩小目标，决定分散从两个渡口渡河。没想到，杜义德顺利地过了河，遇到了总部为援救西路军组建的“援西军”；而王树声等与敌遭遇，又经历了很多艰辛才回到延安。

强渡嘉陵江

1935年3月28日夜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下达了渡江作战的命令。顷刻间，一道道火光划破夜空，在塔子山上，红军的火炮、机枪一同开火，掩护着几十条满载强渡抢滩勇士的木船。尽管江防守敌拼命阻击，但还是被红军出其不意的进攻打昏了头。很快，一部分木船成功登陆，红军占领了滩头阵地。

徐向前命令杜义德担任方面军渡江指挥，立即率部架设浮桥，并要求大部队过桥以前，骡马、辎重不得上桥。不一会儿，江面上架起了浮桥，杜义德站在桥边，双眼注视着从桥上有序通过的部队。突然，桥头堵塞了。原来是90师副师长王近山带着一批刚缴获的战马，直插江岸，上桥过江。

不料，驮着辎重的两匹战马马蹄卡进了竹头扎的浮桥缝里，很快，行进的部队被堵在了桥上。杜义德迅速冲上桥命令：给我把马推到江里去！岸上却有人在喊：把马留下！这时，两匹马也在桥上顶起了“牛”，战士们怎么也推不动。说时迟，那时快，杜义德举起手枪对着马头连开两枪，两匹战马应声而倒，立即被战士推进了水流湍急的嘉陵江。

王近山冲着杜义德大声嚷嚷：这是给总部首长的马你也敢杀？杜义德毫不相让：总指挥命令，不准骡马辎重上桥！正当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吵时，徐向前出现在他俩面前，问明原因后，狠狠地批评了王近山。杜义德这才知道，眼前这位血气方刚的红军指挥员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疯子”王近山，他的脸上露出了憨笑。许多年以后，王近山、杜义德都成为刘邓大军麾下的军政主官、“黄金搭档”。

典范

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曾经在10天时间里连续发出3份电报、指示，对全歼国民党第3师的定陶战役予以嘉勉——1946年9月7日，“庆祝你们歼灭第3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9月8日，“甚好甚慰”；9月16日，发出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将定陶战役定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典范。这次完美体现“运动战”精髓的战役，是以杜义德任政委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担当主攻的。

在江泽民主席题写书名的文集中，杜义德评价定陶战役说：“这是一次漂亮的速决战、歼灭战。”的确，在毛泽东第一封电报发出前仅4天，最终遭到全歼的国民党第3师师长赵锡田还给他的舅舅、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发出一份与最终结果完全相反的电报：“不用两个星期就可以占领整个冀鲁豫，把刘伯承赶到太行山上。”这份电报是用明码发出的。当时的赵锡田正处在狂妄与骄横的顶峰，认为自己的行动根本无须保密。

他觉得，凭着先进的美式的装备，击溃刘伯承根本不在话下。何况，他已经牢牢踩住刘伯承的主力、第6纵队杜义德部的尾巴；更何况，蒋介石刚刚因为他的进展发来嘉奖电。

赵锡田万万没有想到，他正被杜义德牵着鼻子，一步步走向覆亡。当时，包括出尽风头的赵锡田第3师在内，国民党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共纠结了30万人马，而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只有5万余人，双方兵力对比是6：1。针对这一情况，刘伯承、邓小平的想法是，运动歼敌，不打最弱的，捡最痛的打。赵锡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捡出来的。赵锡田的第3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却与川军、西北军起家的另外4个师一同编入西线集团。

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必然会驱使他不顾一切地冒险争功。刘邓认为，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将其歼灭，其他几个师都不会拼死救援。这必将沉重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决心，粉碎敌人的攻势。牵赵锡田鼻子的任务，是杜义德和6纵的司令员王近山亲自找到刘伯承、邓小平抢下来的：“如果我们纵队打得只剩一个团，我就去当团政委；如果打得剩下一个连，我当指导员！”杜义德的坚决态度，换来了刘邓首长赞许的目光。

这样，从8月23日开始，赵锡田沿着杜义德的脚步，一路进攻，一路取胜，“渐入佳境”，直到9月3日晨被诱至定陶以西的大杨湖地区。赵锡田狂妄地吹嘘道：“我3师乃总裁王牌之首，所向无敌。”然而，美梦最酣的时候，陡然变成了恶梦。当晚22时30分，信号灯划破了大杨湖的夜空，我军以3－4倍于敌军的优势发起了总攻。经过3天硬碰硬的血战，杜义德以全部预备队投入为代价，在大杨湖西南方向撕开一个缺口。亲自赶到杜义德的指挥所坐镇指挥的刘伯承高兴地说：“好啊，这一下赵锡田站不住脚了，赶快咬住他，别让他跑了。”

赵锡田已身陷天罗地网，无路可逃。7日，他被运动中歼敌的解放军部队生俘。战士们认出了这位躲在汽车底下冒充“军械主任”的国民党中将，把他带到杜义德面前。杜义德笑着对他说：“前些天你一直追着想见我，现在满意了吧。”歼灭整3师，活捉赵锡田，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首次啃下蒋介石的王牌部队。

类似的典型战斗，杜义德还打了许多。红军时代，他在平汉线上追随徐向前三战三捷，使红军一师的实力猛增3倍；抗日战争时期，他与日寇反扫荡作战369次，主动进攻370次，打得敌人心惊胆战，粉碎了敌人进攻冀南根据地的图谋；解放战争中的鲁西南战役，他在定陶分割围歼了国民党153旅，开创了一个纵队单独全歼敌人一个旅的典范；进军四川，率部4个月内迂回作战7000余里，完成了一次持续时间漫长、规模巨大、距离遥远的连续追击战；抗美援朝，他的部队在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血战43天，成为世界战争奇观。

勇者

身为一代战将，杜义德最大的特点是勇猛，善打硬仗恶仗、善克劲敌悍敌。杜义德曾这样说：“刘邓大军中，最受欣赏的是我们6纵。再艰难的战斗，再强大的敌人，只要6纵出马，准能打下来。”那时候，邓小平常说：“6纵就是能打。”杜义德的部队得此盛名，是因为他最喜欢打坚决的战斗。

在杜义德的概念里，坚决包括两层含义：一、坚决完成任务；二、坚决消灭敌人。正因如此，善打硬仗的6纵也受到了敌人格外的“器重”和关注。千里跃进大别山期间，国民党一份被截获的电报这样说：“要找刘邓，就找6纵。”对此，杜义德的解释是：“刘邓跟着6纵，放心。”

在杜义德的记忆里，最艰难的一次行军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了。对于这场揭开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的大进军，邓小平曾经对杜义德说：“我们庞大兵团脱离后方进攻作战，是不能让蒋介石把我们家里的坛坛罐罐打烂，而把战争推到蒋管区去。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战场两头，我们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刘伯承、邓小平将突破黄河的时机选择在水大流急的6月底。

为了以最大的勇气夺得渡河作战的胜利，杜义德再三嘱咐所辖16旅旅长尤太忠、18旅旅长肖永银：“争取偷渡黄河。偷渡不成，立即转入强渡。渡河后，如敌建制尚未打乱，应稳扎稳打，巩固滩头阵地，如敌建制已被打乱，就应不顾一切猛插猛追，迅速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以后的作战过程完全应验了社义德的意见和部署。强渡黄河后，他们在盛夏雨季中通过陇海线，穿越黄泛区，又连续渡过涡河、沙河、洪河，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越来越艰难。8月23日抵达汝河时，危急的战机已经一触即发。

在汝河对面，是蒋介石嫡系的整编85师和64旅；在社义德的后面，紧跟着国民党10多个师的兵力，其中3个师已经逼近到25公里处。此刻，刘伯承、邓小平正随野战军指挥部与杜义德的6纵相伴而行。一向温儒的刘伯承以少有的坚决语气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打开一条通路。要勇、要猛！”

邓小平紧跟着说：“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坚决打过去。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打过去！”这是两名杰出军事家对勇者的期望和要求。此后，“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至理名言，一直铭刻在杜义德的精神和血液里，铭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史册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战无不胜的法宝。在刘、邓首长的亲自指挥下，杜义德当即传令部队轻装，将带不动的野炮炸毁，将机密文件该烧的烧掉，部队端刺刀，准备血战。

8月24日2时，18旅旅长肖永银率先带领部队渡河，部队端着刺刀攻击前进，打下一个村庄，又扑向另一个村庄，碰上敌人就打，打完又往前冲，迅速杀开一条长约5公里、宽约3公里的血路。另一方面，16旅旅长尤太忠、政委张国传率队渡过浮桥，攻占两处阵地，经反复几次刺刀翻飞的肉搏战，终于巩固住战果。在杜义德部的掩护下，刘伯承、邓小平和野战军指挥所顺利渡过汝河，于24日下午到达彭店。

刘伯承拍着杜义德的肩膀，高兴地说：“这一仗打得好！我们靠坚决的进攻，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防御，主动变成被动。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候只有勇猛才能战胜敌人！”做一名勇者，是杜义德毕生的追求和实践。为此，他在战争年代留下了包括鼻翼上的伤疤在内的11道伤口；他的54团在攻打大杨潮时拼得只剩下100余人，上至团长、政委，下至卫生员、炊事员都投入了战斗；他的战士王克勤带领全班战士一天击退敌人40余次进攻，自己却无一伤亡；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麾下名将如云，李德生、尤太忠、肖永银等均战史留芳……勇敢，铸就了杜义德的累累战功和不朽勋业。

人物争议

杜义德将军高大魁伟，头圆脸黑，眉短而稀，发短而硬。八十高龄，仍银丝竖如针，状怒发冲冠。

开国中将杜义德，湖北黄陂人。将军作战，狠且准，勇且猛，攻如锥，守如钉，尤善夜战，人称“夜老虎”，又称“尖黄陂”。凡受领作战任务，将军“坚决”不离口，或曰：“坚决执行命令”；或曰：“坚决完成任务”；或曰：“坚决克服困难”；或曰：“坚决消灭敌人”。故有“杜坚决”之绰号。

尤太忠将军言，杜义德将军执行上级指示坚决，从不讲价钱。1948年，上级要求六纵调一名能打仗的团长，到陈再道纵队当副旅长。是时，六纵的干部也很短缺，杜义德二话没说，即调十六旅最强的团长陆元山（芦彦山）赴任。为此，时任十六旅旅长的尤太忠将军思想不通，找王近山说情，要求换一个团长去。王与杜商量，杜仍态度坚决，王亦不了了之。

历史评价

尤太忠将军回忆言，杜义德将军能文能武，不是吹的。在战争年代，当政委的要会打仗，不然他的政治动员谁听？政治干部不懂军事，政治工作就没有力量。1947年4月，六纵奉命围攻豫北重镇汤阴。打了一个月终于啃下汤阴城。是时，时任旅长的尤太忠将军随二梯队进城，见侦察参谋徐克达。徐告之：“杜政委已经进去了。”将军不信，问：“你看真了？”徐肯定曰：“是杜政委。”将军即命部队快速前进，果见杜义德将军冒着枪林弹雨，冲在最前面。

1947年初夏，中原野司首长电令，在司令员王近山养伤期间，由杜义德将军担负军、政指挥的全责。时任六纵政委的杜义德将军军政一肩挑，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屡战屡捷。刘伯承元帅于一次干部会议上表扬杜义德曰：“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文武双全。”是时，干部文化低，不懂“文武双全”为何意，刘伯承元帅又解释曰：“文武双全就是能文能武，既能指挥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

后世纪念

杜义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9月5日18时3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王刚、王兆国、刘云山、李源潮、俞正声、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曾庆红、吴官正、梁光烈、阿沛·阿旺晋美等领导同志分别以不同方式对杜义德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