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代就已闻名遐迩的北京四大名医，为施今墨、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这四位医家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对近百年来中医界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的人生道路，恰是一部中医百年兴衰史的缩影。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背景之下，多位杰出的中医学家崛起于华夏大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逐渐形成了名医荟萃的局面。北京四大名医就是在这一时期相继悬壶京城的。

孔伯华

孔伯华（公元1885——1955），幼承家学，研讨古医籍，解放前（1934年）曾与萧龙友先生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历时十五年，毕业生达七百余人，擅长温热病学，喜用石膏。

关于他的学术经验，他的三子孔嗣伯曾在《中医杂志》1962年7——8号中介绍过，现摘要于下：

他认为中医在临床上不仅是单纯的看其局部的病，而且应该照顾到病人的整体，特别强调“元气”。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寒、热、虚、实。“两纲六要”，不能平列。在治学方面，首先应熟读《内经》，参悟经旨，不泥于古，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在诊断方面，脉贵于神，意在匀和。在病机方面，在正气受伤的原因中，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与肝的关系，尤其重视肝脾关系，主张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临证注意脾湿和肝热。在外感温热病方面，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久郁之热和潜伏之气）是感受温热病的主因。

他擅用石膏，是从躁、渴、喘、呕四处着眼，在他的着作《时斋医话》中讲述很详：“诸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胃火，其气轻能解表肌（解表清热），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斑（皮肤上出的小红点成片就叫斑），宣散外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并能缓脾益气，邪热去，牌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孔道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治疗疡之溃烂化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

民间因他善用石膏，有“石膏孔”的称誉。又善用鲜药，如鲜藿香、鲜佩兰、鲜薄荷、鲜藕、鲜荷叶等，取其芳香清轻，清灵通窍，除秽透达。

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曾明令废止中医。这一反动政策，立即激起中医界的极大公愤。各地推出代表齐集上海进行抗议，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进行斗争。孔伯华先生被推为临时主席，全国舆论支持，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并被迫同意成立国医馆。1955年孔伯华逝世，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亲临他的寓所吊唁。

汪逢春

汪逢春（公元1884—1949），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多所阐发，启迪后学。他的门人冯仰曾医生在《中医杂志》1958年第8号中介绍他的医案数例，可见他的学术一斑。现摘要如下：

湿温重症，气郁不得宣畅，以致肠胃秘结不通，用辛香宣化的方法，并佐以通腑之剂。一剂后头痛止而仍昏晕，形寒解而身热未净，斑疹和白囗出现甚多，再以清轻解热，兼通肠胃。三诊身热已退，斑疹渐退，舌苔渐化，胸闷已舒，小溲渐淡，表明湿温化而未净，再以泄化余热，兼治胃肠。

他善用大豆卷、香青蒿芳香化湿浊，山桅、丹皮清里热，杏仁、薏苡仁、蔻仁宣畅三焦，批把叶、厚朴、半夏、连翘。芦根、瓜篓皮和胃化痰，散结滞，消胀满，通肠胃，益元散、殊茯神清心利尿、安神志，如此则湿温得化，余邪得解，善治湿温者，可师可法。

他喜用沉香粉一分、酒军二分、食盐一分，三味同研，以胶囊装好，分两次以药汁送下。这样少量吞服的方法既节约药材，又发挥疗效。这里所称的一分相当于0.3克重，二分不过0.6克，三味加在一起仅有1.2克，胶囊不过装二三个，吞服下去到胃肠中直接发挥作用，比较汤剂用量小、收效大。这种方法是足以取法的。

温病初起验案，病人感受时令之邪，肺胃热盛（肺通于鼻，病邪由口鼻而入，首先入肺，胃为中焦，受纳水谷，比肺略进一层而属里），先生采用表里兼治的方法，以紫雪丹七分。犀角粉一分，二味同研，以胶囊装好，匀两次以药汁送下。

咳喘属慢性支气管炎，遇寒而发，主以温运化饮，另附白蔻仁二分、琥珀粉三分，二味同研，以胶囊装好，匀两次以药汁送下。俟停饮已化，病后气血两亏，宗《金匮》法用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加味（茯苓、甘草、五味子、生姜、细辛、半夏等味，其中茯苓、甘草和胃化痰饮，五味子、生姜、细辛、半夏几味合在一起发挥辛散苦降，一开一收，散寒温中，敛肺平喘）而收功。

痢疾验案，属湿热各滞，蕴蓄胃肠，亟以芳香疏通法而奏效。

气恼伤暑验案，采用芳香温中分利，以呃逆大作，引起剧变。俟呢逆止，以升降运中，调治胃肠，最后以升阳益胃收功。其间亦佐以胶囊剂，初以戈制半夏五分、局方至宝丹一丸，二味匀两次，开水送下。继以戈制半夏五分、淡干姜二分、食盐一分，三味同研，以胶囊装好，匀两次以药汁送下，着重清理胃肠。

以上几案，皆为善治之病，得心应手，药到病除，屡为群众所乐道。

他热心公益事业，尤注重培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42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为中医中药界培育人才，虽是短期培训性质，但纠集同道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如霍文楼。杨叔澄都是主讲教师，近代名医郭士魁就是当时的学员。他热心教育事业，提携后进，多所贡献。

施今墨

施今墨为中国著名医学家。字奖生，祖籍浙江萧山。因其祖父曾在云南和贵州任官，他于1881年3月28日生于贵州贵阳，取名施毓黔。他年幼时，母亲多病，遂立志学医。其舅父李可亭是河南安阳名医，故施今墨13岁便随舅父学习中医，20岁时已熟习中医理论，开始独立行医。

然而施今墨父施小航认为通过读书踏入仕途才是正道。于是1902年就送施今墨进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读大学。在这所近代新型大学，他不断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逐步产生了民主与革命的思想。后不满并反对学堂西斋主持人、英人李提摩太的专制，受到了校方处理，才不得以中途转读山西法政学堂。不久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京师法政学堂。在这里，他结识了黄兴，由其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以后，施今墨使以医疗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施今墨曾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典礼。以后一度在陆军部协助黄兴（任陆军总长）工作，主要协助其制定陆军法典。在《陆军刑法》。《陆军惩罚令》人陆军审判章程》的原稿中都留有他的手笔。袁世凯篡权后，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今墨应湖南督军谭延阁之聘，出任了湖南省教育厅长。

不久又应直隶水利督办熊希龄的邀请，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志在此创造一个充满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境地，但因社会腐败，壮志难酬，愤而辞职，决心弃政从医。由此1921年，遂改名为“今墨”。取义一纪念诞生地“黔”；二学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贱，施爱不分贫富；三医术上勇于草新，要成为当代绳墨（分之墨准之意）。

这时，施今墨经多年诊疗实践，且本人一直刻苦研习，医术已有相当水平，在京师名声大噪，深得民众赞誉。192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施今墨曾应邀参加会诊。1929年国民党政府一度拟决议取消中医，中医生存发发可危。施今墨遂联合同业，成立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此时正值汪精卫主持行政院，其岳母适患痢疾，遍请西医未见奏效，危在旦夕。无奈之下，根据他人建议，汪精卫就请施令墨试诊。施今墨凭脉诊断病情，每言必中，令汪精卫岳母心悦诚服。后为她开据处方，并嘱“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后据此处方仅服药数剂，病即痊愈。

汪精卫由此信服了中医之神验。并给施今墨题“美意延年”字匾相送。由此也撤消了取消中医的议案，并批准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立中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1930年杨虎城将军患病西安，施今墨又出诊千里，药到病除，载誉而归。从此其名声更加大震。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于是在北京进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当局挑选了医术精湛、颇负盛名的施今墨。汪松春、肖龙友、孔伯华四人作为主考官，负责试题命题与阅卷。从此他们四人即有了“中国四大名医”之誉称。

施今墨对中医理论有很深的造诣，他认为，辩证施治，是中医特长。但传统理论中的八纲辩证并不完善，气血是人体的基础，气血辩证应补充到八纲辩证之中。提出了“阴阳应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余辩证时之八纲。”由之对中医基本理论有了创新性的发展。他还把兵法用于医疗实践，指出，“牌床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必须明辨症候，详慎组方，灵活用药。”并创立了治疗外感热性病的“七清三解、五清五解、三清七解（即清理与解表药味之比例为7：3、5：5、3：7）诸法。

施今墨又是进行中医革新和中西医结合的先驱。早在20年代，就开始应用西医病名。曾提出“中医现代化，中药工药化”的口号。他认为，医学是和死亡作斗争的科学，应该与时俱进，精益求精。他主张中医与西医并存，最早提倡互相结合，取长补短。提出“学术无国界而各有增长。”“诊断以西法为精密，处方以中药为完善。”“无论中医西医，其理论正确，治疗有效者，皆信任之；反之，摒弃不可用也。”

施今墨还十分重视和关心中医人才的培养和中医学术思想的传播，为中医事业的长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他在北京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讲授中西医课程，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医学院。还创办过中医学校、中医讲习所和中医研究所等。1954年，施今墨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时，还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施今墨曾就出了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化、肝脾肿大、气管炎等病的十大验方。据此制成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九”、“感冒丸”、“气管炎丸”等曾畅销海内外。

新中国成立后，施今墨曾任北京医院中医顾问、中医研究院顾问、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等，还曾被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十年“文革”动乱中，施今墨也遭到了迫害。在他极为困难之时，周恩来总理让邓颖超亲去过问，解除了他的饥寒之危。1969年春，他自知不久于人世，写下一首小诗：“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嘱家人在他死后呈给周总理。1969年8月22日，施今墨于北京病逝，享年88岁。

根据其遗愿，由祝湛予、程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一书于1982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吕景山编《施今墨药对临床经验集》一书于198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萧龙友

萧龙友(1870—1960年)，四川三台县人。萧氏五代定居四川，诗书传家。萧龙友自幼熟读经史、诗赋，兼习书法。1890年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词章科学习。1897年，萧龙友27岁时中丁酉科拔贡，不久即入京担任八旗官学教习之职。辛亥革命之后，萧龙友曾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财政部经济调查局参事等职。到1928年，萧龙友深感于数十年宦海浮沉，无济国事，遂生隐退医林之念，不久即弃官行医，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萧龙友成为一代名医，既无家传，又无师承，完全靠自学成才。幼年时的萧龙友就对医药很感兴趣，族中有人开了一家中药铺，他有空时常去识药。在成都尊经书院学习期间，他也抽空阅读中医书籍，每有心得即作笔记，日久后竟“积稿盈尺”。1892年，川中流行霍乱大疫，省会成都每日死人无数，街头巷尾一片凄凉，许多行医者惧怕感染，潜居不出。

萧龙友冒着生命危险，陪同当地一位医生携带中草药沿街巡视，见到病人就进行治疗，从死亡线上拯救了许许多多的患者。进入仕途后，萧龙友仍然继续研修医学，并在公务之余以医济世，免费为患者看病，收效良好。这时他虽是业余行医，求诊者已接踵而来。1928年，萧龙友弃官行医，在北京西城兵马胡同建了一寓所，开始了正式的医生生涯。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事件

国民党倒行逆施取缔中医孔伯华挺身而出率团请愿

自本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那一段漫长岁月中，作为国之瑰宝的中医学受到大举传入的西医西药的冲击，并遭受统治当局的歧视和摧残，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医界的志士仁人为挽救中医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早在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等人就曾提出了废弃中医中药的主张。后因全国中医界奋起反对，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废弃中医的主张再度喧嚣一时。1929年2月，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了废止中医药案，内容包括停止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开设学校、禁止中医宣传等。这一提案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公愤，孔伯华等医家挺身而出，参与和组织了与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废止中医药案”提出后，上海各中医学术团体率先通电全国，表示反对。在北京，施今墨、孔伯华等医家四处奔走，呼吁各界人士支持中医界的斗争，并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不久，来自各地的中医界人士汇聚上海，其中有华北中医界代表孔伯华，浙江中医界代表裘庆元、曹炳章，云南中医界代表吴佩衡等。孔伯华先生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1929年3月17日，全国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了抗议集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3.17事件。会上推举了5名代表组成联合请愿团，由孔伯华先生率领，前往南京请愿。请愿团成员有上海名医秦伯未、谢利恒等。

由于全国中医界的奋力抗争，终于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使中医免遭灭顶之灾。这次斗争的胜利在中医界人士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医界都把3月17日当作一个盛大的节日来庆贺。

“3.17”之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各界压力，批准设立了中央国医馆，施今墨担任了国医馆副馆长。但国民党政府仍百般制造困难，使国医馆几乎是形同虚设。施今墨先生不久即辞去国医馆副馆长职务。

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中医界只能自强自立，自谋生路。当时，中医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几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发展教育是振兴中医的必由之路。北京的四大名医都先后兴办了中医院校。他们在办学中历尽艰辛，耗尽心血。

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参见笔者所写的“施今墨与华北国医学院”一文，《文史精华》1999年第3期)是一所颇有影响的中医学府，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过重要贡献。

孔伯华与萧龙友合作，于1930年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在学院困难时期，二位先生竭尽全力倾囊维持。孔先生和萧先生还在学院开设门诊，以诊费补贴办学经费。该学院开办10余年间，毕业学员数百人，对当时处于逆境中的中医事业起了挽救和促进作用。

汪逢春先生也曾创办医学讲习会、中药讲习所，培养了众多中医英才。笔者的父亲吴兆祥自施今墨先生所办的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不久，就参加了汪先生的医学讲习会，成为讲习会的第一班学员。同为第一班学员的有赵绍琴、谢子衡、李鼎铭、于傅岩、秦厚生、岳中谦、冯仰曾等人。其中，李鼎铭、岳中谦等也是自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参加的医学讲习会。拜多位名家为师，博采众家之长，是当时中医界的风尚。

汪逢春先生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中医界栋梁之才。其中，赵绍琴为当代名医，着有《温病纵横》、《温病浅谈》《赵绍琴临床400法》、《文魁脉学》等书。李鼎铭、秦厚生等亦为知名医家。

汪先生不仅向学生传授他精深的医术，而且与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每逢假日，汪先生常携弟子一同登上北海琼岛。在琼岛上的揽翠轩中，汪先生一边与弟子们杯酒小酌，欢言畅语，一边为他们阐释医理的真谛。有时，先生还与弟子共乘一舟，荡漾于太液池的碧波之上。师生同游的快乐，春风时雨般的教诲，给学生们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印象。

汪逢春先生的道德情操，对学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行医者应该树立求实精神，不可追求虚饰。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泊庐”，以此来表达淡泊明志、不求闻达利禄的情操。

汪逢春先生辞世已经50年了。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沧桑，汪先生为中医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他的道德风范，依然熠熠生辉，令后人追怀景仰。

论北京四大名医的学术思想

北京四大名医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及施今墨是民国至建国初期着名的中医学家。建国以来反映北京四大名医学术思想的期刊文献作了初步考察，并对四位中医前辈的学术思想做了初步的探讨。所有文献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图书馆检索获得。其中内容以阐述名医学术思想、学习名医临床经验以及名医医案文章占绝大多数。

施今墨先生对《内经》、《难经》及《本草》均有深刻的钻研，尤其擅用《伤寒》、《金匮》诸方，并十分推崇孙一奎的《赤水玄珠》和张石顽的《张氏医通》。

施今墨先生认为气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因而强调气血辨证，提出阴阳应为辨证的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治诸病亦重视调理气血。提倡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病分证，循病求方，病证结合。重视后天之本，擅长调理脾胃，归纳有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十法。治疗外感疾病注意清、解比例，提出表证不可只知发汗，切记注意清里，创立七清三解法、五清五解法、三清七解法等，并根据古人方义制定清解药对。对慢性虚损疾病强调补益先天、后天之本。

临证擅治内科、妇科疾病，尤其擅治呼吸病、脾胃病、心神疾病、消渴病、痹证。施今墨先生处方常根据辨证将多个方义按君臣佐使组合为一个方剂。用药时善于两药合用，取意阴阳、气血、脏腑、寒热、升降的协调，意在协同以增加功效，制约以防止偏胜，世称“施氏药对”，常用者约有300余组，是施今墨先生临床独到之处。

施今墨先生一生诊务繁忙，无暇着述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其婿祝谌予曾编辑出版《施今墨医案》，尚有后人及学生编着《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刊行于世。

肖龙友先生临证重视中医诊法，主张四诊合参，强调：“中医诊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查病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即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四诊当中尤其重视问诊，认为“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反复寻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同时认为脉诊是诊断方法之一，不能舍其他方法而不顾，更不能以切脉故弄玄虚。肖先生内、妇、儿科均擅长，尤其擅治老年慢性疾病。在调理虚证方面有独到见解，一是善用育阴培本之法，并强调务须“择其可育可培者施之”。否则“若投药失宜，治之失所，以致滋腻，又能得到相反之效果”。

在育阴之中，酌加芳香运化之品，如每用熟地，多拌砂仁，其阴中有阳，静中有动，泥而不着，行而不滞。二是重视疏理气机，调理患者的七情五志，补虚之剂方中加用合欢花、橘络等，以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再是立法因人而异，强调不同年龄、不同的证候特征，治法应有不同。指出“三春草旱，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而弗泽，故对象不同即须作不同之措施，然又须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肖龙友先生临证处方用药精益求精，认为“医药不能相分，只有医药并重，知医明药，才为良医”。

强调中药炮制对药性、归经及临床应用的影响。方中常常见到酒炒元胡索、盐炒元参心、泔浸于潜术等。肖龙友先生还擅长应用鲜中药，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及不同证候选用。

肖龙友先生生前着有《现代医案选》及《整理中国医药学意见书》、《息园医隐记》、《天病论》等文，但未能将其临证经验、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其子女、学生曾有回忆文章及医案孔伯华先生治学主张“熟悟经旨，不泥于古，重视变异，辨证论治”。赞赏徐大椿的《病同人异论》，提倡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临床注重辨证，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者如同启锁，一推即开”。孔先生临证重视正邪之间的辩证关系，根据《内经》“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的理论提出：“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亦可以扶正，是互为因果关系。”

孔先生对《内经》病机十九条关于火与热的论述有独特的发挥，他推崇金代刘河间“寒能胜热、辛凉解表”及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思想。重视脾胃的功能，认为“脾象土而主肉，藏意而恶湿，寄在中央，养于四旁”，是“万病丛生之源”，而“胃气乃人生之根本”。强调重视肝脾关系，认为脾湿与肝热是湿热病的主要病理基础，在认识上形成了“湿热彰盛”的湿热病学说。临证擅治外感温热时病，认为“夫外感温热病者，必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之于天地疠气淫邪而成”。

提出了“郁热伏气轻”、“郁热伏气盛”、“邪为湿固”三类证治方法。长于使用鲜药，取其轻清效捷，湿热为病时用之，热病津亏时用之，杂病痰浊时亦用之。

先生临证尤擅长使用石膏，指出“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表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认为“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因而有“石膏孔”之美誉。

孔伯华先生早年着有《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晚年有《时斋医话》、《脏腑发挥》、《诊断经验》、《中风说》、《疾疾说》等，生前均未能付梓，由后人整理为《孔伯华医集》出版。

汪逢春先生“诊疾论病循规前哲，应乎气候方土体质”，擅治时令病、胃肠病及妇科病。治疗湿温，在化湿清热的同时，结合宣透、疏郁、淡渗、缓泻等方法分解病势，尤擅以辛香宣透、芳香清解之法取效。

临证强调脉舌色症互参，依据脉、舌、色、症辨识湿、热之邪的轻重和所在部位，长于三焦辨证并指导临床用药。着名温病学家赵绍琴教授曾师从汪逢春先生，将先生治疗湿温的经验总结为芳香宣化、芳香疏解、芳香化浊、轻扬宣解、宣肃疏化、轻宣清化、辛开苦降、宣化通腑、轻通胃肠泄化余邪、甘润和中泄化余邪十法，分上中下三焦证治。汪逢春先生用药讲究炮制方法，常带学生去西鹤年堂等药店看标本、学制作，处方常以药物的相须、相使、相杀、相畏等关系，成对配伍使用。

临证善用曲类药物，以振奋胃气、增加食欲、生化气血；善用鲜药，取其清轻疏解、芳香宣透、育阴生津之效；善用粉剂，意在增加药效、减少浪费、体恤患者。

先生生前有《中医病理学》、《猩红热与痧疹之分辨》、《为本市小儿专家谨陈刍言》等文章，收载于其弟子谢子衡等手辑《泊庐医案》，可以反映汪逢春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

分析文献中关于四大名医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四位中医前辈不但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均具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基础。他们尚古而不泥古，尊古而有创新，正确地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无愧于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他们的学术思想，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医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不断地总结四大名医的学术特点，弘扬四大名医的学术思想，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与特色，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摆在当代中医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之后筹建中医学术研究中心

为更系统、全面地发扬北京四大名医的学术特点和优势，推动燕京中医学术的迅速发展，北京四大名医后人及学术传人将筹备成立北京四大名医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四大名医后裔日前举行座谈会，商讨成立北京四大名医学术研究中心，北京四大名医后裔萧承棕、施小墨、孔令谦及四大名医部分传人吴友朋、阮劲平、张海波、刘雁峰、王东红、张焱、高琦等出席了座谈会。

该学术研究中心将广泛联合北京四大名医的后裔、门生与再传弟子及研究者，更加系统深入挖掘四大名医的丰富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充实和发展燕京中医学派的文化底蕴和科技内涵。立足于传承、发扬和创新，促进和推动燕京中医学派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四大名医学术基金会筹备组织。

孔伯华先生嫡孙、孔伯华医馆馆长孔令谦介绍，北京四大名医始于民国时期30年代，代表着当时中医临床的最高水平，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和华北国医学院，为北京和华北地区培养了大量高级中医人才，推动了北京地区中医临床医学与学院派学术的发展，同时也继承发展了中西汇通派的学术思想，对于北京以至全国中医学发展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据介绍，北京四大名医的学术涵盖了师承教育、学院派与宫廷医学、中西汇通派学术特点，是构成燕京中医学派的核心与历史渊源。

学术思想

萧龙友（1870～1960年）、孔伯华（1884～1955年）、施今墨（1881～1969年）、汪逢春（1882～1948年），是自清末，历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享誉北京以至全国的四位著名中医专家，并称为北京四大名医。

纵观中医历史上的诸位名医，除了天资聪颖之外，大都还靠各自的勤奋努力和名师指点，四大名医也不例外。虽然他们的学术思想各具特点，但治学精神确有极大的相近之处，基本上可以概括为：高尚的医德，敬业的精神，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勤求古训，熟悟经旨，以及不分门户，博采众长的精神。

孔伯华：首崇《内经》“运气学说”，倡河间“六气皆从火化”之说。他认为“疾病虽变化多端，但其变化机理皆可用五运六气加以概括……系统分明，纲举目张”。在临床上重视湿热致病，提出“肝热脾湿”学说，故善治湿热诸证。在学术上力衷丹溪思想，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颇有发挥。在辨证思维上重视脏腑辨证，提出了辨证论治的两纲六要，即阴阳为两纲，表里寒热虚实为六要，两纲包容六要，六要上属两纲，明乎此则足以万变。基于上述学术特点，临床治疗用药偏于寒凉，善用石膏，善用新鲜药材，对于中成药的应用也很得心应手，特别是对紫雪丹的应用，实属“绝着”。生前着作有《脏腑发挥》、《时斋医话》、《中风说》、《诊断经验》等文章，及与他人合着的《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

施今墨：在中医学术上崇尚李杲脾胃学说，重视后天之本，重视气血辨证，创立十纲辨证，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气血，广泛用于临床诸病之辨证分析。同时，精于组方配伍，创建施氏对药。在临证治法组方潜药上用药平稳，忌寒凉攻伐。治外感热病解表清里配比得当，给邪以出路。

治内伤病善于调理脏腑气机升降，如升清降浊、升降脾胃、升降肺气。对于久病入络者，善用通达络道之品，充分发挥了叶天士治络病“通血脉，攻坚垒，作以辛香行气，是络病大旨”的学术思想。赞同中西医汇通思想，他认为中医不能“各承家技，始终顺旧”，要融汇中西医术，推陈出新。他明确指出“无论中医、西医，其理论正确、治疗有效者，皆信任之……”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西医汇通，发展中医理论。在临床上，率先引入西医病名，分析病因病机，开创辨病（西医病名）与辨证（中医证候）相结合的新的辨证论治方法。另外，运用现代制药技术改革中药剂型，率先研制中成药，如“气管炎丸”、“高血压速降丸”等。

施先生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中西课程并授，理论与临床结合，使中医教育适应了时代发展，做到了与时俱进。施先生生前诊务繁忙，无暇着述，其学术思想主要从其弟子着述和文章中体现。

汪逢春：重视后天之本，崇尚脾胃论。调理脾胃既重视益气健脾，又兼顾养胃阴，融健脾消食、健脾理气、健脾利湿于一体，使脾胃的运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水谷精微的营养作用遍布全身，以有利于疾病的康复。临床上善治湿温病，辨证细腻，立法严谨，主张“轻可去实”，善用三焦辨证，四诊合参，用药轻灵，独具风格。对于慢性病重视人体气机升降的调节，在注重调解中焦脾胃的同时，也重视滋养肝血和温补肝肾。深谙久病入络之说，重视活络通经药的应用。临证用药讲究炮制，几乎对每味药都注明炮制和加工要求，善用粉剂或中成药，随汤剂同服。另外，惯用轻宣疏解芳香的鲜品药物，收效甚佳。

萧龙友：首重医德伦理，倡导医学修养。曾做“医范十条”，对医家苦口婆心，谆谆告诫；临证详审四诊，且最重问诊。他（诊病）：“问最留意，反复询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主法因人而异，灵活准确，辨证用药，注意形神并治，调理虚证，善育阴培本。治疗虚损重视脾胃，而且医药并重，他认为“医药不能相分，只有医药并重，知医明药，才为良臣”。而且主张“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和门户之见。足以说明萧老治学精神之豁达开朗。生前着作有《现代医案选》、《整理中国医药学意见书》、《息园医隐记》、《天病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