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日本称济南事件。1928年5月3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经过山东济南城时，日本方面出动军队展开报复，屠杀中国军人与民众六千余人的事件。惨案发生后，日方否认日军屠杀中国军民，并要南京国民政府道歉、赔偿、惩凶，并于5月11日攻占济南。每年的五月三日十点，山东省济南市都会鸣放防空警报，纪念“五三惨案”，提醒世人勿忘国耻。

事件经过

北伐军进入济南

1928年4月，眼见北伐军直取济南，日本陆相白川义则在17日的阁会上提议日本再次向山东派兵，并得到其他阁员的赞同，内阁决议以山东军撤退及北伐军中断胶济铁路为理由出兵，由横须贺派陆战队赴青岛。4月1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声称山东局势之巨变影响了在济南的日侨，出兵纯属自卫。

4月19日，田中义一与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奏请天皇出兵。同一日，日本内阁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出兵，并加派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所部5000人从门司出发前往山东。20日作出出兵声明。为了抢先控制济南，日军驻天津3个步兵中队于4月20日侵入济南，在济南城里筑起街垒。

20日至21日间，南京政府、北洋政府、上海总商会纷纷对日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

23日，国民党重要党部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日本出兵问题，通过《为日本出兵山东事致全体党员训令》并任命蔡公时为战地外交部主任，宣传保护侨民政策。

24日，对外发表《告世界民众书》、《告日本民众书》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呼吁日本人民反对出兵。同时，张宗昌退回济南，并与孙传芳以及奉张作霖命令来济南的潘复、王古元共商对策。

4月25日，日军第六师团在青岛登陆。

26日，第十一旅团开抵济南商埠，呈现出一副临战态势。同日，日军劝降张宗昌。

4月30日，张宗昌弃城北逃德州。

5月1日，陶峙岳所率的第四十军第三师和方振武所率的第四十一军先后开进济南，其余革命军部队也随后到达。这时日军已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敷设电网，步步为营。

经交涉后，日军于5月2日（一说5月1日）拆除街面上的工事。入城的北伐军人与日本方面多有对立。据第六十五团团长李默庵回忆，第六十四团入城时有士兵扯下日本使馆区的日本国旗，日方因而提出抗议。事件经团长洪士英调解后平息。

5月1日晚，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外交部长黄郛也到达济南（一说5月2日上午九时）。5月2日，第六十五团中有士兵私下零星三两人跑到日本使馆区鸣枪，但并非有组织的行为​。

5月3日，国军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处主任、山东交涉员蔡公时与十八名随员到济南，于经四纬六路成立外交部特派员交涉公署。

冲突爆发

5月3日上午九时左右，中国军队第四十军贺耀组部的一名士兵因患病被送往基督教医院治疗，遭到日军士兵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发生争执。日军士兵突然开枪，打死中国士兵一人，余人避入医院。大约同时，日军在魏家庄向正在张贴标语的中国士兵开枪，造成数人死伤。

此外，据贺耀组回忆，日军在九时左右突然向驻扎在附近的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展开攻击。由于当时第七团的团长、营长正外出开会，两个营伤亡惨重，其中第二营全军复没。十点半时，有一个日本人在隆昌洋行附近试图通过第四十军防地，遭到四十军士兵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各处日军士兵听到枪声后陆续开枪，对中国市民和军人展开屠杀，十二时之后已经枪声密集，导致尸体满街。十二时后交涉公署已无法联系，电话亦被割断。

此后，济南城内各个革命军师团向日军展开反击，日军派联络参谋佐佐木到一中佐知会蒋介石，声称遭受革命军挑衅攻击，要求革命军停火。蒋介石知悉后当即命令城外的中国军队于下午五时之前离开济南市，并知会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请其约束部下。

日军趁混乱（也有说是在5月6日）将当时驻扎于济南市广东会馆的第四十军第七团军士共千余人强行缴械，当场枪杀不少人后，将其余人押送至日本领事馆。第三十七军第一团在其驻地小纬四路遭日军包围缴械，官兵大部被掳走。有日军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办公处开枪射击。黄郛随后赴日军司令部交涉，遭到强行扣留，卫队被缴械，日军迫使他签字承认冲突由中国士兵挑起，遭到他拒绝。

下午二时，北伐军大部退出济南城，以避冲突，日军占领邮政局和电报局。晚上23时，蒋中正派熊式辉赴日军司令部商讨处理办法，正在协商时，日军用炮火炸毁中国军用电台，守台士兵全体阵亡。大约同一时间，日军闯入山东交涉公署，杀害包括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署内职员17人。

蔡公时事件

5月3日晚23时左右，日军声称在山东交涉公署门前发现日军尸体，破门而入后强行要搜检交涉署人员的枪械，但并无所得。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全体职员被日军捆绑，并被刺刀割裂脸面耳鼻。蔡公时用日语抗议后，被割去耳鼻，继而挖去舌头和眼睛。日军将署内职员剥光衣服后鞭打，然后拖至院子里用机枪扫射。

最后，蔡公时、张麟书等17人全部被杀死，署内职员仅有一人逃脱（也有研究指当时署内共有23人，有6人逃脱）。蔡公时被杀后，蒋介石一方面防止事件扩大，先令各军禁止冲突，然后令北伐军退出济南，绕道继续北伐。另一方面则从外交交涉，分别向日军司令，日本外务省抗议，并要求日军即时撤出济南，同时请求英国和美国协助调停。但日本并未停止行动，继续从日本本土向山东增兵一万余。

日军攻占济南

5月7日午后三时三十分，日军向北伐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二小时之内做出交代。并提出五点要求：

1、中国方面必须将涉案的高级军官处刑。

2、解除所有反抗日军的军队的武装。

3、驻守辛庄、张家庄的北伐军队必须在十二个小时内撤退

4、严禁一切排日的宣传。

5、将军队隔离在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二十里之外。

中方对事态的发展感到震惊，又因当时蒋中正不在，由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至日本总领事馆回复，说明要求延长回答期限，然而日军并没有采纳，认为可以自由行动。

从5月8日凌晨四时起，由于认为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决定贯彻军方命令，开始炮轰济南全境。5月8日上午，革命军的答复到达日方，但日方并不满意，继续攻击，占据了济南周边。

5月9日上午9时，日军向济南城发动进攻。下午，济南守军被迫退入城内，进行巷战。日军进城之后即开始大规模放火以及进行无差别屠杀。

至5月10日，双方进入僵持局面。10日夜晚，守军接到蒋介石发出的“放弃济南”命令，从东门退出。

5月11日，日军进入济南城，占领济南全境。据事后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的初步调查，中国平民于事件中死亡3945人,伤1537人，而后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的调查结果为中国平民死亡6123人，伤1701人。据日本方面的调查，此事件中中国一般市民的死亡人数为三千六百人，伤者一千四百人，日军死亡二十六人，伤一百五十七人。

外交交涉

交涉初期

张群奉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之命已于5月4日到达东京，奉命与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和日本参谋第二部长松井石根联系，求见日本外务省次官出渊胜次和军部首脑伊藤安之助少将

又通过老关系见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会见中，张群向日方表示说：“中、日两国必须友好，而要达到全面亲善之目的，必须让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因此，国民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不仅对北伐不加阻挠，更应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同情并帮助中国革命。

5月8日，张群再次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说明"中国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来电表示：'如果日本出兵只意在保护日侨，不影响国民革命军北伐，则我们必将尽力完成北伐，达成统一中国之使命。至于济南惨案，如果查明其曲在我，我们亦愿向日本道歉。总之，对于一切事件，我们均将以光明磊落的态度来了结。

日本政府对张群的交涉不加理睬，反而于5月18日送来日本政府第三次出兵山东声明书，声称济南事件是"日本为保护山东日本侨民及确保胶济路之交通而为之。"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6月15日宣告北伐成功并发表对外宣言。对外宣言明确提出，要求同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

美国和西方诸国先后签订了有关条约，美、英出于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抓住日本5月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日本则因济南惨案与中国"处于邦交断绝状态"，对华贸易陷于困境。日本国内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1928年底，日本田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才被迫同中国由军事交涉转入外交谈判。

中日谈判

在中日谈判"济南惨案"的过程中，田中内阁提出三项无理要求：其一，日方不派全权代表，只派日本驻沪商务领事矢田七太郎为代表；其二，谈判地点在济南；其三，谈判的前提是先向日本道歉、赔偿损失、惩罚凶手、保障侨民安全。不答应这三条，不进行谈判。在全国人民的抗议浪潮中，国民党当局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代表矢田又三次赴南京联系，均未谈成。

1929年1月23日，田中义一亲自向日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面授机宜，命他作为日本的全权谈判代表到达南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开始外交谈判。双方代表在上海谈判。中日双方达成三项决定：（一）日本无条件从山东撤军；（二）"济南惨案”责任及赔偿问题，由双方组织调查委员会，赴济南调查后再定处理办法；（三）蔡公时等被害之事，日方另行向中国道歉。

对中日初步达成的方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内部存在强烈的意见分歧。为此，芳泽谦吉、重光葵一面对王正廷软硬兼施，施加压力，一面又会晤宋子文，要蒋介石亲自出面“抑制不同意见"，最后，终于在南京政府内部消除了异议。

妥协条约

3月28日，王正廷和芳泽谦吉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签署了解决"济南惨案"的文件：《济南惨案协定》协定规定：一、撤兵之实行与正式会议同时开始，至多两个月内将山东现有日本军队撤去，接受办法由双方各派委员就地协商办理；二、此后国民政府对于日侨之保护，视为当然之事；三、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四、双方损害赔偿问题，俟调查委员会共同负责清查后，互以名义上声明，采取宽大主义办理之。双方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

这个协定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屈服的一个协定，当然遭到国人的愤怒谴责。但作为当时的北伐军总司令，掌握实权的蒋介石，却要中国人民忍受这种耻辱，他说：“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

历史纪念

勿忘国耻

每年的五月三日十点，济南市都会鸣放防空警报，纪念“五三惨案”，提醒世人勿忘国耻。今济南西护城河河东岸，竖一石碑，四棱锥体形，上刻“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九字，系仿照当年（1928年5月）山东省政府建于泰安岱庙的纪念碑原样制做。

碑的南、北侧，桧柏簇拥，花廊相映。碑的东侧，为1995年9月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新落成的“五三惨案”纪念碑。该纪念碑由卧碑和浮雕墙两部分组成，呈南北走向，高4.25米，长17米，黑色花岗石砌就。东侧为卧碑，南北东三面围以铁索护栏。碑体上刻当代书法家武中奇题写的“济南惨案遗址”六个大字。

卧碑的正中是凸起的巨型白色大理石台历，右页镌刻“五三惨案”发生的年月日期，左页镌刻《济南惨案纪略》，由武中奇书丹。台历左右两边，饰以汉白玉雕刻的花圈。

碑西侧为浮雕墙，面西，上刻《国耻》浮雕。该浮雕采用汉画像石刻艺术技法，运用纪实、象征、寓意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济南“五三惨案”的场景。两端雕刻的洪钟，上勒“勿忘国耻，警钟长鸣”八字。在不远处的西护城河西岸，建有"五三"惨案纪念亭。此亭原于1932年建在中山公园附近，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拆除，1998年于现址按原样重建。亭呈圆形，双顶重檐，由8根石柱承托。8根石柱为保存下来的原物，各柱均刻有槛联。亭额嵌"五月三日"石刻。此亭简朴庄重，壮观宏伟。趵突泉公园内建有济南惨案纪念堂。

蔡公时纪念馆

根据济南市政协委员关于维修和开放蔡公时纪念馆的建议，济南市政府决定将蔡公时殉难地济南经四路370号建设为蔡公时纪念馆。为更好地保护“五三惨案”蔡公时殉难地，深入挖掘这处旧址的革命教育价值，经过三年多的前期准备工作，在“五三惨案”83周年纪念日的当天，蔡公时纪念馆维修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工程是以二楼作为主体，举办以“五三惨案”、蔡公时事迹为主题的展览，同时展示一部分和商埠区有关的历史文化内容。计划10月份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向市民免费开放。

警报长鸣

为纪念逝去的英灵，济南市从2000年起把每年5月3日定为防空警报试鸣日，以提醒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2012年5月3日上午10：00-10：30，尖锐的防空警报鸣响在山东济南上空以纪念“5-3”惨案84周年。

2013年5月3日上午10：00-10：30，山东济南鸣响警报纪念惨案85周年。

在警报声中，济南市各界人士汇聚在“5·3”惨案纪念碑前，向死难同胞默哀。来自济南市育贤第四小学的20余名学生在纪念碑前宣誓，不忘国耻，为中华之崛起而发奋读书；许多市民将一束束鲜花放在纪念碑的碑座上，以此寄托对死难同胞的哀思；还有市民将自己所写的哀悼死难同胞的诗歌挂在纪念碑上。

为纪念震惊世界的济南“五三”惨案86周年，济南市2014年5月3日拉响防空防灾警报，提醒世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在纪念日前夕，由山东省图书馆编撰的《济南“五三”惨案史料汇编》在济南首发，其中部分罕见文献、图片首次面世，成为揭露日军大屠杀的有力证据。

五三惨案纪念园

济南“五三”惨案纪念园位于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趵突泉公园内，于2007年5月建成开放，总面积2600平方米，包括五三堂、五三钟、五三碑、五三亭等，在济南“五三”惨案中牺牲的蔡公时烈士铜像就安放在五三纪念堂内。

作为山东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五三”惨案纪念园建成开放的七年里，趵突泉公园坚持定期对各项设施进行维修补新，并及时收集相关历史资料补充到展馆内，使整座纪念园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特殊的纪念意义。

文献资料

为让世人更加铭记“五三”惨案这段惨痛历史，激发爱国热情，由山东省图书馆编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济南“五三”惨案史料汇编》在纪念日前正式首发。此套汇编收录了1928年至1949年10月1日前出版的关于济南“五三”惨案的图书、期刊和档案资料等，包括中文图书、期刊25种，英文图书1种，档案资料13份，皆为原始的民国文献。

作为迄今为止国内关于“五三”惨案最全面的文献汇编，《济南“五三”惨案史料汇编》详细记录了惨案起因、屠杀经过、交涉经过、国际舆论等，其中许多世人罕见文献、图片均为首次面世，为揭露日军大屠杀增添了有力证据。

在文献加工形式上，《济南“五三”惨案史料汇编》采用了原版影印的方式，更客观真实地再现了80多年前那惨绝人寰的一幕，更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和侵略野心。

在“五三”惨案86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济南“五三”惨案史料汇编》的编纂出版，既是对惨遭屠戮的中国同胞的沉痛悼念，又为研究民国史及日本侵华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