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1914年12月—1973年1月22日），男，汉族，字希哲，号嘉庆，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化名江克难，绰号徐猛子，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7期毕业，1932年加入军统。

1935年随“班禅行辕”到西藏工作至1945年，曾先后任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成都经检大队大队长等职。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机关报《挺进报》组织，1948年指挥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及华蓥山起义，升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

1949年12月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去世。

人物简介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得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在庆祝建国10周年时，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战犯被特赦，徐远举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被释放，但一直没有轮到他。

“文革”爆发后，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关进监狱，徐远举感到绝望了。“四人帮”为整倒一批老干部，到处逼人写黑材料，但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乱咬人。据沈醉回忆说：“‘四人帮’为了把秦城监狱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送到抚顺原日本战俘管理所，让军统和中统等10多名搞特务工作的留下来，逼他们提供材料，诬蔑好人。徐对此气愤异常，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传统和光明磊落的作风。”

1973年冬，徐远举在劳动期间因工作不合格而受到批评，脾气暴躁的徐远举情绪激动大吵大闹，当晚又用冷水冲澡，本来他就患有高血压，结果刚走出卫生间就晕倒，后经医院抢救，终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人物生平

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自黄埔军校七期毕业。

1932年加入军统。

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将参谋，在西藏开展情报工作。

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

1946年1月到北平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市工委机关报《挺进报》，指挥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

1948年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1949年9月-11月在重庆指挥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和大破坏计划。

1949年12月，在云南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随后当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看押。

1956年，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多年改造后，对国共夺权争利的内战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1973年，病逝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人物事迹

西昌行辕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是徐远举的湖北同乡，对徐远举非常器重。他曾来信说戴笠、张笃伦对他的知遇之恩，使他终生难忘。西昌行辕调查课课长以前是由副课长徐昭骏代理，徐后来当了西康省政府委员，张笃伦便让他代理课长。按一般常规，不先征得戴笠的同意，戴不但不会同意，还得把他派的人调回来给以处分，怕他派的人被别人收买了，以后不再听他的话。这次因徐远举系他的学生，所以戴笠同意了张笃伦的意见。

破坏地下党

徐远举因破坏《挺进报》和重庆地下党组织有功，得到重庆绥靖公署、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三家上司的奖励。

1948年春天，重庆中共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寄给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看后气愤万分。徐远举是这一地区最高军政负责人，也是反共老手，这种报纸居然直接送到他的手中，说明他统治的地区并不平静；无疑是在向他挑战。他把徐远举叫来，把那份《挺进报》用力地摔在徐远举面前，狠狠地训了他一顿。徐被他说得无言可答，一个劲地表示，一定遵照指示，限期破案。

云南整肃

1949年8月，蒋介石准备到重庆布置西南地区的军事反共。这时他既不是“总统”，也不再是军事委员会长官，只留下一个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以其职权而论，只能管国民党内的事了。但徐远举为了要加强蒋这次到重庆的声威，便与重庆市市长杨森等共同策划，发动了10来万帮会分子冒充重庆市民，搞了一次盛大的夹道欢迎，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

张群接受了蒋介石的指示后，也跟着召开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扩大会议，指定徐远举作“敌情报告”。徐连夜打电话到昆明和贵阳搜集各地有关人民武装的情况。

云南的局势十分引人注目。卢汉几乎是公开和国民党中央闹分裂，他指使地方势力大肆活动，竟把中央派去的警备总司令何绍周赶走，请求撤消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由卢汉任主任，军政大权集于他一身。他还指使一些报刊，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在厶南的机关，驱逐在云南的特务集团。所以云南站表面上不得不撤走，连省站无线电台以及交警武装部队都一同撤往重庆，云南省参议会中一些进步的议员，不断公开在报上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特别是卢汉半公开支持云南人民武装游击队，不但不派他的保安团队去清剿，还送枪弹给他们使用。从这些方面来分析，云南的局势是很值得重视的。

重庆屠杀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几次亲自飞到重庆部署大破坏、大屠杀、大潜伏的计划。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面临全面大崩溃的时候，蒋介石曾训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共产党多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多一分残忍。”蒋介石要求保密局在对被关押的政治犯实施密裁时决不能讲情面！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保密局要求将所有在押人员造册上报，迅速清理积案，择其要犯公开枪杀。10月28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纸都登载了由二处拟送的新闻稿，“警备司令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十名今日枪决。”

10月15日，毛人凤由昆明飞返台湾，11月中旬，又由台湾飞抵重庆。他这次来是蒋介石认为西南已无法保住，让他来部署大屠杀、大破坏的。

11月27日上午，徐远举召集特务骨干开会，当面指示他们立即行动，把两个看守所关押的300多人杀掉，造成了举世震惊的大惨案。

11月28、29日两天，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又指挥特务们，将重庆多家工厂炸毁，炸死炸伤护厂工人及家属80多人，附近居民死伤20余人。其余兵工厂、发电厂等因工人组织起来护厂，与特务们作殊死搏斗，均有伤亡。第29兵工厂工人被杀害了18人，伤的更多。

人物评价

《红岩》小说中，徐远举是大特务徐鹏飞原型人物。长篇小说《红岩》中写到有一个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鹏飞，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徐远举。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老家就在大冶老城关徐家垴。

小说中的特务头子徐鹏飞，原型名叫徐远举，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是个双手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的魔王。在他的口供里，记载着当年中共地下组织怎样被特务机关破坏，以及被捕人士在狱中表现的情况。此人被俘后曾在重庆地区被审讯，后被关押到公安部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对自己的罪行作了详细的交代，交代材料被当作绝密档案保存。后来有关部门节选其部分交代材料，出版过《血手染红岩》一书。

婚姻家庭

徐远举是一个非常注重个人前途的人。他1932年加入特务组织后，虽然那会儿年纪不大，但对个人前途的规划远超出一般同龄的人。他不像其他很多特务那样，利用权势整天沉湎于酒色。他深知如果像一般人那样迷恋于女色，或者聚敛钱财，在特务组织森严的纪律下，工作很容易出差错，必定会因小失大，难以实现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因此他处处尽职尽责，不断受到上司的嘉奖。

徐远举还在老家时就由父母定了“娃娃婚”。女家姓马，也是大冶县的殷实富户，与徐家算是门当户对。徐远举的未婚妻叫马紫英，排行第八，人称马八妹，比徐远举大3岁，所谓“女大三，抱金砖”。本来父亲早就想让徐远举把马八妹娶进家里来，因徐远举一直在外奔波而没有机会，加上徐远举本人不想因婚姻拖累个人前程，而且他对马八妹也说不上感情二字，这事就这么拖下来。加入特务组织后，由于受“团体纪律”中成员结婚必须审查批准的规定限制，徐远举更是不想去找那些麻烦，给家里的信也日渐写得稀疏。马家怕徐远举在外官当大了退亲，有失体面，于是便三番五次地去找徐远举的父亲，让他给儿子尽快完婚。父亲多次给徐远举写信催婚，却总不见回音，徐远举父亲与马家商量后，决定亲自带着马八妹去南京给儿子完婚，一来可免伤两家的和气，二来也可迫使徐远举就范。

徐远举当时青春年纪，对男欢女爱的婚姻生活也有些向往，父亲自亲带马八妹到来，也不想拂逆父亲的愿望，对成亲一事无可无不可，只是碍于“团体纪律”，自己难以作主。徐父得知此情，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戴笠，述说原委请求，戴笠创业初始，正要笼络年轻特务，又见马八妹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对徐远举情真意切，估计结婚后不会对工作有什么不良影响，于是顺水推舟，同意他们结婚。

抗战时期，徐远举调任西昌站长期间，西昌行辕主任是张笃伦，当时张笃伦带着妻儿和寡居的妹抹张笃和及外甥女耿家姐妹一同生活。徐远举因工作关系，经常到张笃伦的公馆请示汇报，一来二去，就与张笃伦的外甥女耿家姐妹混得十分熟热。

徐远举不露声色地先把感情的触角伸向耿家三女，结果没多久被耿、张两家察觉到情况异常，因徐远举是军统特务，耿、张两家也不敢轻易得罪，于是也不露声色地将三女出嫁。一计不成，徐远举自然不甘心，他生就了一个不安分的性格，转过头来，马上又悄悄地去接近耿家的另一个女儿耿德荫。耿德荫比徐远举小11岁，正当二八年华，不仅貌美，温柔多情，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风度颇带几分洋派，只是父亲早亡，虽有舅父接济，总不免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也十分渴望找个如意郎君，好有个依托和归宿。她见徐远举一身戎装，干练清朗，不苟言笑，谈吐大气，是她所接触到的少见的优秀人物，特别是徐远举往往不经意间目送款款深情，使她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女怦然心动。就这样耿五陀不知不觉地落入了徐远举精心编织的情网之中，两人经常结双成对出入舞厅、剧院。耿、张两家见状，想如法炮制三女儿的前事，无奈耿德荫已痴情满怀，只好同意他俩结婚。

徐远举与耿德荫结婚的事情被人告到了军统局。军统局有规定，抗战时期军统特务不许结婚，何况徐远举还是瞒着原配马紫英的二婚，相当于娶妾，更是犯了大规。本来徐远举为这事很难说会受什么样的严厉处罚，但由于毛人凤出手相救，使他度过这一关口。

徐远举的原配夫人马紫英得知徐远举另又他娶，曾大闹了一场，但见徐连连赔礼道歉，而当时社会上金屋藏娇之事比比皆是，自己又无所依靠，也只好忍气吞声。但马、耿俩人谁为正室，谁为偏房，仍未解决。尽管马自己坚持是正室，但耿家势力之显赫，岂有作妾之理。因此，徐远举回避此事，既和耿德荫朝夕共处，也和马紫英保持夫妻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后，马紫英带着子女回武汉寄居于徐远举长兄徐俊人家，两人才算分居。1948年徐远举与马紫英办理了离婚手续。全国解放前，徐远举将马紫英及其子女送往台湾，托付给堂侄徐兴华。

徐远举与马紫英育有二子二女，长子：徐兴慰，次子：徐兴渝；长女：徐继秀，次女：徐继蓉。现分住于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

徐远举与耿德荫未有生育。耿德荫抱养了一养女，1951年前后，耿德荫曾携带养女到监狱探监并规劝徐远举认真改造。

1954年12月，耿德荫要求与徐远举离婚，后经重庆市一区法院判决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