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经过７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30军和红4军。彭德怀率红3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

概述

1935年8月，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开始了万里长征。地面上蒋介石国民党大军对红军围追堵截，天空中蒋介石国民党飞机对红军狂轰乱炸。红军还缺粮缺衣，又遭遇了雪山草地等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段，纵横600多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平均在3500米以上。这里地广人稀，高寒缺氧，气候恶劣。举目望去，草原茫茫无边，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散发着腐臭的气味，人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为了战胜饥饿，战士们用野菜代粮。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红军只能靠体温暖干。夜晚露营时，更是寒冷难忍，大家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经过几天的行军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甚至嚼草根，吃牛皮。

行前准备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进入草地。

进入草地前做了很周密的准备，譬如，战士们的米袋中都灌满了青稞，可以吃半个月，部队专门成立了“野菜识别委员会”，教战士哪些蘑菇野菜是没有毒可以吃的；而且还在甘孜收集了大量羊毛羊皮，备战士和伤病员保暖，有的部队甚至准备了帐篷。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再碾成面粉炒熟，便成了干粮炒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在藏民带领下寻认野菜，供过草地之需；还要准备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筹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全军之用。每个人最多带有8至10斤，一般的带有5至6斤，有的只有3、4斤。

行难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精疲力竭。

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那个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一下子很难好。二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食难

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不经饿。如果吃黏疙瘩，又难以下咽。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过一半，有的甚至不到一半。还有那么长的路程怎么办？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这就要学会辨别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苦。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

御寒难

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阿坝的同志讲：他们访问的老红军说，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友宝贵的生命。聂帅在回忆录中写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宿营难

在草地里露宿，或就地而卧，或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红1军团有一个班，就是这样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红一方面军有个收容队。过草地，每天都有掉队的。饥饿、寒冷，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当时既无医院，又没那么多担架，完全靠每个伤病员拄着棍子，尾随着部队走。每天掉队的有三四百人，其中大多数都跟上队伍，但也有不少同志跟不上。

志愿军40军118师师长邓岳，当时是个红小鬼，病得迷迷糊糊，是靠拽着干部团团长陈赓的马尾巴才走出草地的。晚上露宿时，掉队的同志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他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行至毛儿盖

毛儿盖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镇子，一夜之间进驻数万红军，粮食问题无法解决。此时，村外的地里到处是成熟了的青稞，但红军也不动百姓的一粒青稞，用银元向老百姓购买了一部分青稞。

女红军们找不到镰刀，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三位老人就带着大家用手拔。尽管大家的手都磨破了，但是弄回来的青稞还是少得可怜。她们又去路边和田里捡那些被踩进泥里的青稞穗。回到驻地找不到脱壳的石臼，女红军们就动手搓，搓了整整两天，才把这些少得可怜的青稞搓出来。

为了节约粮食，女红军们百般节省，她们宁肯上山挖野菜，也不肯多吃一点青稞麦，因为这在当地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粮食了。负责收容中央红军伤员和病号的女红军们，在过草地的几天里，她们几乎全部是靠挖野菜维持生命，而把那些青稞留给伤员和病号们吃。几天下来，她们一个个面如菜色，瘦弱得让人心疼，然而看到伤员和病号们走出了草地，她们的脸上都洋溢灿烂的笑容。

杀牲口

彭德怀率领的3军团是殿后的，准备的干粮少，能吃的野菜之类早被前边的部队吃光了。部队要断炊了，他只好将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老饲养员回答：“连军团长那匹黑骡子在内，有6匹。”彭德怀下令：“全部杀掉。”老饲养员坚决不肯杀大黑骡子，彭德怀说：“我也舍不得，现在连野菜都没得吃，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送来的。”这样，把牲口杀了，他们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死亡世界

红1军团过草地是左翼前卫，在快走出草地的前一天，聂荣臻给作后卫的红3军团彭德怀发去电报，一方面将沿途经过情形和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另一方面请他们协助掩埋前面牺牲的同志。后来，随3军团行动的周恩来回电说：据3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1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

徐向前是率领右路军过草地的前敌总指挥，他在回忆录中说：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部队减员不少。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曾提供了一个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的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红军右路军

红军右路军过草地用了5天（8月21日——8月26日）。在草地行军中夺去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

第一天3军团政治部由毛儿盖出发，走了60多里路，天快黑时，抵达一个无名草地上宿营，这里一所房子也没有，只有一些低矮的小树，袁国平及向仲华等，折了一些小树枝搭了一个小棚，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过夜。下了一夜大雨，小棚无法挡雨，我们几个人被雨淋得满身透湿，无法入睡，只好背靠背挤在一起，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或唱歌，总算熬到了天亮。第二天完全进入草地，矮小的树木也见不着了。第三天过葛丘河，河宽不到20米，但水深齐腰，水流很急，水冷如冰，徒涉时还需几人互相搀扶，否则会被急流冲走。不少战士因体弱、缺氧和寒冷，过河上岸时倒下了。第四天是在沼泽地内行走，不仅天气变化无常，而且地面完全是水草，要选择在草堆上走，如不小心，掉入沼泽坑内则越陷越深。有的同志就这样永远出不来了，不少骡马也因陷入沼泽坑内拔不出来。第5天，8月26日，终于走出草地，到了班佑、巴西、阿西地区。

张思德吃毒草救人

部队进入草地后，由于环境、气候非常恶劣，使得草地行军十分艰难。而更要命的是缺衣少食，不少红军就因此长眠在了草地上。眼看掉队、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朱德司令向身边的同志发出了“尝百草”的号召，以使大家在茫茫草地上，寻找出一些无毒、可以食用的野菜、野草，渡过饥饿的难关。然而，要尝出一种能吃的野草、野菜，是要冒中毒的危险的。张思德在“尝百草”中，总是抢在他人之前。

据张显扬回忆：“有一回，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突然高兴地叫起来：‘野萝卜！野萝卜！’张思德过来一瞧，果然，离水塘不远的地方长着一丛丛野草，叶子绿，形状跟萝卜叶子差不多。那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不一会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晕脑胀，全身无力，紧接着，他肚子一阵绞痛，大口呕吐起来。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快，快告诉……’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就摔倒了，一时失去了知觉。半个多小时以后，张思德慢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

女红军四宗宝

脸盆–长征途中，女红军为了减轻负重，逐渐扔掉一些东西，但破旧不堪的脸盆总是舍不得扔。因为脸盆既可用来洗脸、洗脚，又可用来煮饭煮菜；既可戴在头上遮挡风雨，又可以反扣在湿草地上当凳子；脸盆还是交通工具，坐在上面，往坡下滑去，省力又省时。

棍子–晚上宿营时，可以用它来搭帐篷；用两根树枝绑在棍子上，上面搭块布，就是一把大雨伞。草地行军时，用它当扁担，可以挑着东西走路；用它当拐杖，可试探道路的虚实和水坑的深浅，如有人不小心陷进泥潭，还可用它把人拉上来。

牛皮-不到断粮时，战士们是舍不得吃牛皮的。草地断粮时，女战士们就把随身带的牛皮制品切成小块，和着野菜一起煮着吃。牛皮还是很好的御寒物，挡风雨、暖身体，还可用它来做鞋子、带子、挂包等。自制的“皮鞋”走起路来，比光脚好多了。

铁针–有了“铁针”，女战士就可以用灵巧的手缝补战士们的衣服、鞋袜，以抵御草地的严寒.铁针成为女战士随身携带，小心保护的珍品。为了保护好“铁针”，女战士们还专门开会规定，谁丢失或弄断了“铁针”，就要受处分。

先遣队被迫返回

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和第五团三营便作为过草地的先遣队，由康猫寺出发，探查经由草地北上的途径。该部路上找不到粮食，又遭反动藏族土司的2000多名骑兵拦截，六团向总部发出求粮急电，称“因为粮秣已绝，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因损失惨重，这支部队的剩余人员被迫返回。

毛泽东让出晚饭

长征中一向为中央红军打先锋的红四团，接着为过草地开路。临行前，毛泽东向团政委杨成武布置任务，突然发现他还没有吃饭，便把自己的晚饭———六个鸡蛋大小的青稞面馒头交给了饥肠辘辘的杨成武。杨成武说，当时每人只有固定的一份口粮，他不忍心吃主席的饭，却又无法推辞，便只吃了两个小馒头。

寺院赠粮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由于不能再走松潘地区，不得不走草原的纵深地带。由于有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总部要求每个战士要准备15斤粮食。停留的藏区本来产粮就不多，经几万大军往返，筹粮更感困难。红军发动藏、羌族僧俗群众，许多群众积极把存粮卖给红军，一些寺院还把多年积存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小寺院往往有几百斤，大寺院则有成千上万斤。在德荣县龙绒喇嘛寺，赠送红军的青稞达1．5万斤，成为当时记载捐粮最多的寺院。

插牌借粮

红军在进入松潘一带时，当地作物青稞即将成熟，但农民们早已跑光了，红军就下地收割青稞，并留下了“借粮木板”：“这块田内割了青稞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牌，可作我们购买你们这些青稞的……归来以后，你们拿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银子、茶叶与你们所需要的东西，在你们还未曾兑得这些东西之前，请好好保存这块木牌子。”落款为“前敌总政治部”，并有“麦田号”字样。 

尝野菜

红六军团保卫局的七个人。他们过草地时，由于荒无人烟，已断粮好几天，身体快垮下来了。为了填饱肚子走出草地，他们分头采了一些野菜，但又分不清哪些有毒，哪些可以食用，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党小组会，选出一人先尝，鉴别出无毒野菜供大家充饥。

会上，四名党员要求先尝，三位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也要尝，年老的要尝，年轻的也要尝，都想把危险留给自己，生存留给别人，场面感人至深。最后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选出了最年轻、身体最好、抵抗力最强的陈云开先尝，理由是他能抵抗住野菜的毒性。不知名的野菜，苦、酸、麻、辣、涩味道俱全，当他品尝到第七种野菜时，终于中毒晕了过去。陈云开经战友们抢救未有大碍，而战友们吃了无毒的野菜，走出了草地。

喇嘛向导

草地气候恶劣多变，素有“死亡之地”之称。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牧民也只有每年的5月至8月才敢纳足的茫茫草地，人生地不熟的红军能够走出这片泽国，全仰仗了两名喇嘛。

出远门的喇嘛扎栋巴、能周1935年8月中下旬回到毛儿盖寺庙，发现其他喇嘛都跑光了，只剩下一支驻扎此地的军队。经过红军的一番思想工作，扎栋巴、能周将红军带出草地。

谢益先的干粮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谢益先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

老红军自述

（一）我13岁那年，跟着红军过草地。一路上看不见一间房子，雾气渐渐散去，前面隐约地出现了一座小村庄，这就是我们盼望了好久的阿贝村。进村后，看护长对我说：“小兰，休息一会儿，去寻找粮食。”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把找到的五六斤麦子炒熟，用石板把它碾碎。我想：这些麦粉，我一餐吃一把，粉里多掺些草，能吃它20来天，就一定能走出草地。

第二天早晨出发了。我扶着伤员，走到桥上，那伤员忽然咳嗽起来，身体发抖，脚底滑了一下，我连忙使劲拖住他，才没有掉下河。可我肩上那袋麦粉掉进河里，在水里滚了几下，就被冲走了。

我扯了许多枯草，放在挎包里，好像真有粮食一样。晚上，队伍停下来休息。草地上生起一堆堆火，战友们煮野草和麦粉糊糊吃。我怕大家看见我尽吃草，就跑去给伤员换药、洗绷带，等大家吃完休息时，我才躲到一边煮野草吃。

这样过了几天，身体就不行了。有一天，我走着走着，一下栽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慢慢地醒来，模模糊糊地觉得，有人在背着我走。

看护长摸摸我的肩膀，问道：“你的米袋呢？”我拍拍挎包说：“这不是吗。”看护长一把夺过我的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干枯的野草。

看护长听我说出实情，抚摸着我说：“好同志，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你没有粮食，大家帮助你呀！”这件事，一阵风似的传开了，同志们立刻提着米袋围拢过来，你一把他一把地把麦粉送给我。

那个伤员走过来，激动地说：“小兰，你为了救我，把粮食丢了。你不肯接受大家的，我这一份一定要收下。”大家同声地说：“小兰，你收下吧，有多大的困难，也得把你这个小红军带出草地。”

（二）1935年8月中旬，我第一次过草地。出发前营政委作动员，让我们做好克服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我们自己动手用稻草打了几双草鞋，还领了7斤磨的很粗的青稞炒面和一个木头碗。草地上喝水很困难，喝水得拿着木头碗去找，有时一天也找不到能喝的水。青稞炒面按规定一天只能吃一斤，我们就挖野菜、拾蘑菇煮菜汤喝，有的野菜蘑菇有毒，大家喝了后，全身发肿。宿营时，我们以班为单位背靠背睡觉，冷的时候就互相拥挤着坐在一起，靠体温抵挡寒冷。经过五天艰苦行军，终于走出了草地。

过草地时，就差点沉入泥潭里。那天，部队正在草地中艰难行军，我顺着战友踩出的路径慢慢往前走，突然一脚踩空，一下子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泥潭里，人缓缓向下沉，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沉的更快。我大声叫喊起来，剧团一位姓朱的战友，把手中的笛子伸了过来，安慰我说：别慌，抓紧笛子，不会有事的。我紧紧抓住他递过来的笛子，用力往上爬，终于脱离了险境。

一出草地紧接着就攻打包座，打了三天后，部队突然接到命令重返草地南下，我们又开始了二过草地。一次，我在路旁小便，与部队落下100米左右的距离，跟在后面拼命追赶却怎么也赶不上。营政委骑马过来，看见我追赶队伍，就让我揪着马尾巴，人借马力，才赶上了队伍。以后，谁也不敢轻易掉队了，大家都是边走边吃，边走边尿，只有到晚上休息时才能方便。这次虽然只用了三天时间就走出了草地，但感觉比第一次过草地还累，我们连队100多人，走出草地时只剩下60多人。

牺牲人数

1935年9月4日，周恩来曾致电一军首长林彪、聂荣臻称：“据三军收容及掩埋死尸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那些消失在沼泽中的人，显然还不在上述统计中。

红一方面军1935年6月过草地之前统计共有近2万人，过草地之后剩下1.3万人（其中在左路军的五军、三十二军5000人，中央纵队和一、三军8000余人），损失约6000人。

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过草地之前有1.6万人（原二、六军团1.4万人，又补充了红三十二军2000多人），走出草地时为1.3万人（10月间三大主力会师时为1.1万人），过草地损失约3000人。

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损失最大，仅以第三次过草地统计即损失近7000人。如果加上第一、二次过草地损失的人数，估计损失数翻一倍还要多。

周恩来过草地

周恩来在过草地时，由于连续发高烧，五六天都没有吃东西，身体非常虚弱。他随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殿后。彭德怀向参谋长肖劲光交待：你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肖劲光将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担架队变成几个组，轮流抬着周恩来穿越草地，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同战士们一起抬担架。还有兵站部部长杨立三也要抬担架。杨立三抬着很累，但硬要坚持。周恩来看着大家抬得很是辛苦，多次挣扎着要下来。走出草地后，杨立三累病了。

任弼时三过草地

在一次夜间急行军中，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弼时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他走在最前面，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

1935年下半年，任弼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便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保证主力部队过河，任弼时和另外30名干部战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时值隆冬，任弼时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断绝，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时间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 两个月后，任弼时的病基本痊愈，他挥泪告别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经历这一次起死回生时，任弼时还不满18岁。

精神力量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萧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