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杀人魔王》是一部有关印尼前总统、军事强人苏哈托时代屠杀大批华人的纪录片。导演欧本海默。这部影片以反思的角度，由当初参与杀戮行动者现身说法，带领观众重新检视历史悲剧。该片入围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

《我是杀人魔王》（The Act of Killing，又译《杀戮演绎》）的纪录片深入探讨了大批华人遭杀害的印尼“930事件”，再度引发对印尼这段黑暗历史的反思。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罗伊查杜耳则表示，苏哈托主政时曾拍摄电影颂扬“930”大屠杀，几代印尼人都被洗脑，《我是杀人魔王》可反制这种错误认知，并从错误中反省。

主要内容

《我是杀人魔王》（The Act of Killing，又译《杀戮演绎》）的纪录片深入探讨了大批华人遭杀害的印尼“930事件”，再度引发对印尼这段黑暗历史的反思。

这部电影于2012年8月31日在美国柳特赖德电影节上首映。

简介

《我是杀人魔王》（TheActofKilling，又译《杀戮演绎》）是一部有关印尼前总统、军事强人苏哈托时代屠杀大批华人的纪录片。“930”事件发生于1965年的印尼军事政变，时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在全国策动反共大清洗，大批共产党员被杀，许多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学界分析，“930”事件死亡人数约50万人，至少有30万华人在“930”事件丧生。美国《环球邮报》则称，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有超过100万人被屠杀。

这部影片以反思的角度，由当初参与杀戮行动者现身说法，带领观众重新检视历史悲剧。

拍摄过程

美籍导演欧本海默花了6年时间，访谈了众多暗杀队员当年如何杀死数万华人，才完成纪录片《我是杀人魔王》。这部影片以反思的角度，由当初参与杀戮行动者现身说法，带领观众重新检视历史悲剧。暗杀队队长安瓦尔在片中描述各种他最喜爱的杀人方式，像是用线勒死人才不会溅出太多血，并称他曾在杀死人后，用唱歌、跳舞的方式庆祝。这部电影于2012年8月31日在美国柳特赖德电影节上首映。

导演介绍

美籍英裔导演奥本海默生于1974年9月23日。他生于得克萨斯州，在美国长大。他在哈佛大学学习电影，成绩优异；他还获得了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博士学位。

社会反响

欧本海默在获知入围奥斯卡后发表声明说，基于安全起见，他的拍摄伙伴全部匿名，也希望纪录片的入围，激励更多印尼人要求国家领导负责。当年的幸存者阿斯塔曼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即使国际媒体关注这部纪录片，印尼政府若不愿承认，电影的问世也无助于事。

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罗伊查杜耳则表示，苏哈托主政时曾拍摄电影颂扬“930”大屠杀，几代印尼人都被洗脑，《我是杀人魔王》可反制这种错误认知，并从错误中反省。

美国《环球邮报》发表评论称，这部影片是对暗杀队员所犯罪行的“无声的泣血控诉”。

屠华事件真相

近日，探讨印尼“9·30”屠华事件的纪录片《我是杀人魔王》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血腥的印尼屠华事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1965年，印尼军方发起针对印尼共产党的血腥屠杀；数十万华人在屠杀中丧命。

“9·30”事件的导火线是1965年9月30日6名陆军将领被杀。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究竟是当时的总统苏加诺，还是军队亲美高层，或是印尼共产党？目前仍不明了。但有一点确凿无疑：“9·30”之后，总统苏加诺被迫下台，继任者苏哈托成了最大受益者——他迅即谴责事件系由印尼共产党所为，紧接着便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的大肆镇压。之后，便迎来了苏哈托武力统治印尼的32年。可为什么在诸方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是华人成了牺牲品？

排华：荷兰殖民者的精神遗产

印尼是一个有排华传统的国家，大规模的排华骚乱间歇性的就发作一次，而且愈演愈烈。以 1740 年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的“红溪惨案”为开端，印尼曾爆发过多起大规模的排斥、屠杀、华侨华人的暴行。1945 年11月的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1946 年6月的文登惨案、8月山口洋惨案、9月的巴眼亚底惨案和 1947年1月巨港惨案等等都是极其恶劣的暴力行为。

那么排华的主体是谁呢？“Pribumi”也就是“原住民”、“土著”，是印尼排华的主体。这一群体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为残酷；但在印尼独立之后，却转而成为敌视华人最激烈，对待华人最残忍的群体。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荷兰殖民者采取间接统治和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埋下隐患。间接统治是殖民者选出有影响力的上层华人，赋予一定的内部管理权力。这种制度下，殖民者将部分税收给华人承包，借此将当地人对高额税收的反感情绪转嫁了华人身上。分而治之是对华人实行的“通行证制度”和“居留区制度”，都是为了限制华人在印尼的行动，尤其是商业行动，以防止华人经济力量过大。这种统治方式使得华人与印尼原住民长期处于被隔绝甚至受挑拨的状态，为日后的排华埋下隐患。

第二，华人迁居印尼之初就是为了经商贸易，经济实力明显优于当地人。当地人生活日渐贫困，仇富心态下，排华情绪一触即发。因此印尼当局一有机会，甚至制造机会掀起排华事件。挑拨当地人排华，已经成为印尼当局转移国内矛盾的一种惯用手段。

“9·30”政变中的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

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状态，而在印尼政治的生活中主要有三种政治势力：总统苏加诺，印尼陆军以及印尼共产党。

总统苏加诺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前列，倡导“新兴力量”的团结合作，发起并领导不结盟运动，还三次访问中国。苏加诺依赖的政治力量是印尼共产党，他曾说：“我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者。”当时的印共是中、苏以外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群众基础雄厚。苏加诺甚至考虑到去世后，把国家权力移交到共产党的手中。

苏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军队内部如陆军参谋长雅尼，和国防长纳苏蒂安等一些亲美高级将领的不满。亲美将领们成立了“将领委员会”，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秘密组成新的内阁，策划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推翻总统的政变。

然而总统卫队长翁东中校抢先行动了。9月30日夜22时，7辆卡车装满身穿总统卫队服的武装士兵从哈林空军基地出发，次日凌晨到达雅加达，然后分赴7名陆军将军的寓所进行搜捕。结果，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潘贾伊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被打死，苏普拉普托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多佐准将被绑架到了哈林空军基地，后来遭到杀害。只有纳苏蒂安将军一人翻墙逃匿。

事前，翁东曾派人两次去见当时掌握强大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兵权的苏哈托将军，向他汇报情况。然而苏哈托一直按兵不动。10月1日上午，翁东发布全国公告，声称事件目的，是为保护苏加诺免受由中情局扶持的陆军将领控制。下午，苏哈托召开了参谋部会议，称翁东等人“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会议决定由他统一指挥反击行动。

第二天苏哈托拒绝了苏加诺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要求，并迫使苏加诺任命他为负责恢复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长和陆军司令。之后，陆军很快攻占了哈林空军基地。“9·30运动”以失败告终。

关于“9·30”政变的真相，苏加诺和苏哈托的支持者各执一词。那么，印尼共与“翁东政变”到底有没有关系？据中情局报告，印尼共领袖艾地曾在8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现在的问题是，印尼共应当坐等总统逝世、让自己遭受突然的打击呢，还是先发制人，挫败陆军的行动和攻击？我更倾向于先动手。”中情局的结论是：“印尼共产党在策划政变中起着中心的作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印尼共产党做的。”

不过，在事变发生后，印共总书记艾地指示党的各级组织：千万不要举行拥护“9·30 ”运动的示威游行，声明那些是陆军内部事务，与印共毫无关系，并表示完全支持苏加诺宣布的任何解决办法。此后艾地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他却在意料之外，被贴身警卫中的一个陆军谍报处的特务出卖了，而遭到杀害。

美国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解密资料显示，在这场屠杀背后，美国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资料显示，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美国当时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尼共产党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

尽管格林并不确定印尼共产党是否参与了事件，但他于1965年10月5日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仍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不管是何背景……军队控制着局势，它拥有诸如报纸、电台、电视等重要的权力工具。它还掌握了六名高级将领被杀的原因；如果军队想利用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经开始这样做……除了共产党和他们的随从，穆斯林团体和其它人都站在军队一边……”“如果行动神速的话，军队现在具有击败印尼共产党的大好时机……被害将军尸体的发现，使上述汹汹势头达到了高峰。总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10月15日另一份要求转呈美国情报机构的电文中，格林强调需要进一步进行反共宣传：“在所有媒体，通过不断重复的事实，将目前这场恐怖事件和悲剧同北京及其共产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将绑架并杀害高级将领的手法同北越在南越村庄中杀害村长的事件联系起来。”

两天后，美国助理国务卿邦迪在同澳大利亚外交代表团会见时一起讨论了印尼局势和军队应采取的战略。随后，在北苏门答腊省发生了大规模反共流血事件。当地一个同军队有联系的穆斯林青年组织四处搜寻并屠杀共产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他们还开始在棉兰和其它北苏门答腊城市袭击华人中的共产党人，大批华人遭到殴打，房屋、商店被烧。在亚齐省，穆斯林狂热分子几乎袭击了当地所有的共产党人，一些亚齐暴徒甚至将人杀死后，将他们的头颅割下，挂在道路两旁的柱子上。

苏哈托“祸水东引”

在清共过程中，军方还将目标对准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1966年3月11日，3名将领来到苏加诺的茂物行宫，迫使苏加诺签署所谓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12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其所有职权。苏哈托也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0多年的铁腕统治。

1965年那场屠杀将苏哈托带到了印尼权力的巅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亲美反共成了他对内实现印尼民族的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地位的快速途径。而当时正值中国处在“文革”前夕的特殊时期，“极左”思想蔓延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外交政策也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对于“红色革命蔓延到东南亚”的恐惧使得印尼更加紧了对中国的警惕和排斥。印尼军方将中国视为印尼共产党的后盾，“9·30”事件因此被祸水东引到了华人身上。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具体罹难人数，迄今没有确切数据。据中情局后来的调查报告，截止1966年4月，大约有25万到50万人被杀，另有大量入狱者；据印尼官方在1975年公布的数据，则为45到50万左右。真实数字当远不止此。据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披露，当年的大屠杀，“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参考资料：《关于印尼“九零三事件”的各种说法》，《印尼焦点》1999年第1期；代保平：《印度尼西亚“九?三零事件”与美国关系的探讨》；彭苏：《国际共运史上的印尼惨案》，《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