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效应（英语：Broken windows theory）是犯罪学的一个理论，该理论由詹姆士·威尔逊（James Q. Wilson）及乔治·凯林（George L. Kelling）提出，并刊于《The Atlantic Monthly》1982年3月版的一篇题为《Broken Windows》的文章。

此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以一幢有少许破窗的建筑为例，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最终他们甚至会闯入建筑内，如果发现无人居住，也许就在那里定居或者纵火。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条人行道有些许纸屑，不久后就会有更多垃圾，最终人们会视若理所当然地将垃圾顺手丢弃在地上。这个现象，就是犯罪心理学中的破窗效应。

理论由来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进行一项试验，他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摆在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一辆，他把车牌摘掉了，并且把顶棚打开。结果这辆车一天之内就给人偷走了，而放在帕罗阿尔托的那一辆，摆了一个星期也无人问津。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呢？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

以这项试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荣。

18世纪的纽约以脏乱差闻名，环境恶劣，同时犯罪猖獗，地铁的情况尤为严重，是罪恶的延伸地，平均每7个逃票的人中就有一个通缉犯，每20个逃票的人中有一个携带武器者。1994年，新任警察局长布拉顿开始治理纽约。他从地铁的车箱开始治理：车箱干净了，站台跟着也变干净了，站台干净了，阶梯也随之整洁了，随后街道也干净了，然后旁边的街道也干净了，后来整个社区干净了，最后整个纽约变了样，变整洁漂亮了。现在纽约是全美国治理最出色的都市之一，这件事也被称为"纽约引爆点"。

还有一个被称为校园里的"破窗现象"：班里新来了一个留级生，由于他的勤奋努力，使得原本想混日子的同学受到震动，学习气氛开始转好，有时老师反复强调的重点，有的人或许不以为然，但是他的一句话–这个内容要考试–便会立即引起同学们的高度重视，留级生的话比老师的话还有效！这说明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破的玻璃，能有效阻止“破窗现象”于萌芽状态。

定义

破窗理论1

源于一个叫黑兹利特的学者在一本小册子中的一个譬喻（也有人认为这一理论是法国19世纪经济学家巴斯夏作为批评的靶子而总结出来的，见其著名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这位黑兹利特说，假如小孩打破了窗户，必将导致破窗人更换玻璃，这样就会使安装玻璃的人和生产玻璃的人开工，从而推动社会就业。

在这里，学者是为了说明孩童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所能产生的后果，从而彻底地否定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破窗理论”就是典型的“破坏创造财富”。把这样的谬论放之于洪灾，放之于地震，放之于战争，好像都很合适。

但事实上：如果孩童没有打破了窗户，那么原本破窗人会把更换玻璃的钱用于其他地方。假如破窗人把钱花在一件新衣服上，那么会使裁缝和卖衣服的人开工，也会同样推动了社会就业。破窗没有引起新的尽支出，只是转移了支出。破窗没有创造新的活动，只是创造了不同的活动。人们看到这种发生了的活动，但没有看到本来会发生的活动。

破窗理论2

也叫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 Theory)

一扇窗户被打破，如果没有修复，将会导致更多的窗户被打破，甚至整栋楼被拆毁。

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观察总结的“破窗理论”指出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

理论典故

破窗理论是法国19世纪经济学家巴斯夏作为批评的靶子而总结出来的，见其著名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下面是这一段的译文：

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B·萨姆纳先生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每个看客，看到这种局面的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现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我们将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我们会发现，很不幸，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

假定这块玻璃值6法郎，你就会说，这个事故给玻璃工带来了6法郎的生意——它提供了6个法郎的生意——这我承认，我绝不会说这不对。你的话很有道理。这位玻璃工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拿到6个法郎，在手里掂量掂量，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莽撞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得出结论——人们确实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那就容我大喝一声：“住嘴！你的理论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位店主在这件事上花了6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6个法郎办别的事了。你没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用修补这善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换掉自己的旧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

让我们看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看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现在窗户打破了，玻璃工的生意增加了6个法郎，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6个法郎的营业额，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这是积极的事实，也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不管窗户是打破还是完好，整个工业，还有全国劳动的总量，都不受影响。

现在，让我们在在詹姆斯·B.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如果窗户被打破了，他花了6法郎，那么，他从窗户中得到的享受，既不会比从前少，但也不会比从前多。

第二种情况，假如窗户没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这6个法郎去买鞋，于是，他在继续享用窗户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双鞋。

而由于詹姆斯·B.先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结论，综合起来考虑，对享用和劳动进行一下估计，那么，我们已经丧失了被打破的窗户的价值。

于是，我们得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社会丧失了价值。”我们必然会同意这么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公理：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劳动力，或者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利润”。

英迪斯特利埃先生，你对此有何看法？好心的查曼斯先生的弟子们，你们对此还有何话说？你们的老师曾经那么精确地计算过，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打扰了人家的计算，很有独创性啊，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立法中。不过我还是请他另算一遍，先把那些能看见的一面放到一边，考虑一下那些看不见的一面。读者们必须谨记记，这个世界并非只有当事的两个人，还有第三个人隐藏在幕后，我请他对此予以关注。一方是詹姆斯·B.先生，他代表着消费者，他本来可以有两样享受，但由于一件破坏行为，而只能享受一样。

另一方是玻璃工，表示生产者，他的生意由于事故而增加了。第三方则是鞋匠（或者别的行当的商人），他的劳动却由于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样大小的损失。这第三个人一直藏在阴影中，使我们一直没有留意到，但他却是这一问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他向我们揭示了，以为我们从破坏行动中能得到利润是多么地荒唐。正是他，马上就可以教导我们，以为从限制贸易中能够得到多少好处的想法，其实更荒唐（巴斯夏在为自由贸易辩护），毕竟，所有的破坏性行为中，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因此，如果你把所有为贸易限制辩护的论证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实就只是这种老百姓的话：如果没有人打破窗户，玻璃工干什么去呀。

巴斯夏对于有些经济学家的短视和荒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我看来，这些经济学家要么是缺少正确的知识，他们从错误的假设出发，经过错误的逻辑推理，最后当然是得出错误的结论；要么，他们就是缺乏常识，而被神秘的数字给震慑住了，给宏观指标的数字游戏迷惑住了。

但愿不要有人又站出来说，美国这次遭受恐怖袭击，可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带来建筑业、市政建设的繁荣，玻璃工也可以创造出多少GDP。中国的“玻璃工”可太多了。中国的很多“窗户”造出来就是为了打破的。

表现

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有这样的体会：桌上的财物，敞开的大门，可能使本无贪念的人心生贪念；对于违反公司程序或廉政规定的行为，有关组织没有进行严肃处理，没有引起员工的重视，从而使类似行为再次甚至多次重复发生；对于工作不讲求成本效益的行为，有关领导不以为然，（放纵）使下属员工的浪费行为得不到纠正，反而日趋严重。等等。

制度化建设在企业管理中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制度多，有效的执行少。长此以往，企业的发展会很尴尬。对公司员工中发生的“小奸小恶”行为，管理者要引起充分的重视，适当的时候要小题大做，这样才能防止有人效仿，积重难返。

有一家百来号人的本土企业，公司规定上班时间必须配带工牌。虽然制度上规定：如果发现不带工牌，每次罚款20元。最初一、两个员工没有照做，但管理层并没有引起重视，没有严格执行该项规定。一个月以后，不带工牌的员工由最初的1、2个，发展到几乎50%的员工都不带工牌，员工对此事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管理层并没有“令行禁止”反而一再纵容，严重影响公司士气和员工的精神面貌。

美国有一家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以极少炒员工鱿鱼而著称。有一天，资深车工杰瑞在切割台上工作了一会儿，就把切割刀前的防护挡板卸下放在一旁。没有防护挡板，虽然埋下了安全隐患，但收取加工零件会更方便、快捷一些，这样杰瑞就可以赶在中午休息之前完成三分之二的零件了。

不巧的是，杰瑞的举动被无意间走进车间巡视的主管逮了个正着。主管雷霆大怒，令他立即将防护板装上之后，又站在那里大声训斥了半天，并声称要作废杰瑞一整天的工作。第二天一上班，杰瑞就被通知去见老板。老板说：“身为老员工，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安全对于公司意味着什么。你今天少完成了零件，少实现了利润，公司可以换个人换个时间把它们补起来，可你一旦发生事故、失去健康乃至生命，那是公司永远都补偿不起的……

离开公司那天，杰瑞流泪了，工作了几年时间，杰瑞有过风光，也有过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公司从没有人对他说不行。可这一次不同，杰瑞知道，这次碰到的是公司灵魂的东西。

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必须高度警觉那些看起来是个别的、轻微的，但触犯了公司核心价值的“小的过错”，并坚持严格依法管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就可能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案例

纽约市交通警察局长布拉顿受到了“破窗理论”的启发。纽约的地铁被认为是“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场所”，针对纽约地铁犯罪率的飙升，布拉顿采取的措施是号召所有的交警认真推进有关“生活质量”的法律，他以“破窗理论”为师，虽然地铁站的重大刑案不断增加，他却全力打击逃票。

结果发现，每七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是通缉犯；每二十名逃票者中，就有一名携带凶器。结果，从抓逃票开始，地铁站的犯罪率竟然下降，治安大幅好转。他的做法显示出，小奸小恶正是暴力犯罪的温床。因为针对这些看似微小、却有象征意义的违章行为大力整顿，却大大减少了刑事犯罪。

在日本，有一种称做“红牌作战”的辅助管理活动，目标是提高企业现场环境、效率和产品质量。我们可以引用管理顾问迈金塔的话来形容它的产生背景：“任意决定物品的存放并不会让你的工作速度加快，只能使你的寻找时间加倍；你必须分析考虑怎样才能拿取物品更快捷，并让大家都能理解这套方案，遵照执行。”

日本企业的“红牌作战”通过详细的5S方法【Seiri(整理)、Seiton（整顿）、Seiso（清扫）、Seikeetsu(清洁)和Shitsuke(素养)】，将不清洁的设备、办公室和车间贴上具有警示意义的“红牌”，也将不合理的工作程序或方式增加“红牌”以促其迅速改观，从而使工作场所变得整齐清洁，工作环境变得舒适幽雅，企业成员都养成做事耐心细致的好习惯。久而久之，大家都遵守规则，认真工作。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对于保障企业的有效运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理论启示

“第一扇破窗”常常是事情恶化的起点。这一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比方说，你分别到两位朋友家做客。朋友甲的家里窗明几净，地板上一尘不染。如果他忘了给你准备烟灰缸，你一定会在点烟之前请他帮你找一个烟灰缸，而决不忍心让烟灰落在光亮的地板上。而朋友乙的家里是随处可见的尘土和纸屑。估计你也懒得要朋友给你找烟灰缸了，而是任由烟灰飞散，或是直接把烟蒂扔到地上了。

事情的恶化当然还离不开后面那一双双推波助澜的手。面对“第一扇破窗”，我们常常自我暗示：窗是可以被打破的，没有惩罚。这样想着，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第二双手、第三双手……去市场买瓜子，抓了几个尝尝。瓜子皮呢？你放哪儿了？是不是看到地上已有一片瓜子皮了，就将自己磕的皮也扔地上呢？大热天走在街上，买根雪糕，半天没有找到垃圾筒，你会将包装纸放在哪儿？是不是找个有垃圾的角落，悄悄地扔掉呢？路上的噪音、墙上的笔迹、地上的痰迹就这样越来越多，我们离优雅、文明、公德就这样越来越远。

“环境早就脏了，我扔的这点儿垃圾根本起不到关键性作用。”不少人会这样辩解道。其实，人和环境之间是互动的，环境的好坏是人的行为的体现。我们许多人抱怨环境恶劣，可他们却很少反思自己的言谈举止。不少人盯着社会的阴暗面，结果自己的心灵也变得狭隘和阴暗，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社会上的一扇“破窗”。

我们不仅不能做第N次打破窗户的人，我们还要努力做修复“第一扇窗户”的人。即使是当我们无法选择环境，甚至无力去改变环境时，我们还可以努力，那就是使自己不要成为一扇“破窗”。

细节暗示

多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进行一项试验，他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摆在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一辆，他把车牌摘掉了，并且把顶棚打开。结果这辆车一天之内就给人偷走了，而放在帕罗阿尔托的那一辆，摆了一个星期也无人问津。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呢？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

以这项试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破窗理论”。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猖獗。

20世纪70，80年代纽约以脏乱差闻名，环境恶劣，同时犯罪猖獗，地铁的情况尤为严重，是罪恶的延伸地，平均每7个逃票的人中就有一个通缉犯，每20个逃票的人中有一个携带武器者。1994年，新任警察局长布拉顿开始治理纽约。他从地铁的车箱开始治理：车箱干净了，站台跟着也变干净了，站台干净了，阶梯也随之整洁了，随后街道也干净了，然后旁边的街道也干净了，后来整个社区干净了，最后整个纽约变了样，变整洁漂亮了。现在纽约是全美国治理最出色的都市之一，这件事也被称为"纽约引爆点"。

还有一个被称为校园里的"破窗现象"：班里新来了一个留级生，由于他的勤奋努力，使得原本想混日子的同学受到震动，学习气氛开始转好，有时老师反复强调的重点，有的人或许不以为然，但是他的一句话–这个内容要考试–便会立即引起同学们的高度重视，留级生的话比老师的话还有效！这说明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破的玻璃，能有效阻止"破窗现象"于萌芽状态。

企业管理

在日本，有一种称作“红牌作战”的质量管理活动：

①清理：清楚的区分要与不要的东西，找出需要改善的事物。

②整顿：将不要的东西贴上“红牌”，将需要改善的事物以“红牌”标示。

③清扫：有油污、不清洁的设备贴上“红牌”，藏污纳垢的办公室死角贴上“红牌”，办公室、生产现场不该出现的东西贴上红牌。

④清洁：减少“红牌”的数量。

⑤修养：有人继续增加“红牌”，有人努力减少“红牌”。“红牌作战”的目的是，借助这一活动，让工作场所得以整齐清洁，塑造舒爽的工作环境，久而久之，大家遵守规则，认真工作。许多人认为，这样做太简单，芝麻小事，没什么意义。但是，一个企业产品质量是否有保障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生产现场是否整洁。这应该是“破窗理论”比较直观的一个体现。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可能在于，企业中对待随时可能发生的一些“小奸小恶”的态度，特别是对于触犯企业核心价值观念的一些“小奸小恶”，小题大做的处理是非常必要的。

企业化解危机

美国有一家以极少炒员工著称的公司，一天，资深熟手车工杰瑞为了赶在中午休息之前完成三分之二的零件，在切割台上工作了一会儿之后，就把切割刀前的防护挡板卸下放在一旁，没有防护挡板收取加工零件来更方便更快捷一点。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杰瑞的举动被无意间走进车间巡视的主管逮了个正着。主管雷霆大发，除了目视着杰瑞立即将防护板装上之外，又站在那里控制不住地大声训斥了半天，并声称要作废杰瑞一整天的工作量。

事到此时，杰瑞以为结束了，没想到，第二天一上班，有人通知杰瑞去见老板。在那间杰瑞受过好多次鼓励和表彰的总裁室里，杰瑞听到了要将他辞退的处罚通知。总裁说：“身为老员工，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安全对与公司意味着什么。你今天少完成几个零件，少实现了利润公司可以换个人换个时间把它们补起来，可你一旦发生事故失去健康乃至生命，那是公司永远都补偿不起的……”

离开公司那天，杰瑞流泪了，工作了几年时间，杰瑞有过风光，也有过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公司从没有人对他说不行。可这一次不同，杰瑞知道，他这次碰到的是公司灵魂的东西。

这个故事是否能够告诉我们，对于影响深远的“小过错”，“小题大做”去处理，以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及时修好“第一个把打碎的窗户玻璃”的明智举措。

巨灾对股市影响

2008注定是一个多事之年。2008年1月25日湖南雪灾；到3.14西藏大骚乱；到5.12汶川地震；到8.8到北京奥运；到9.11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国911事件）；到9.20深圳龙岗特大火灾、及一系列高官免职、问责风波；到9.23黑格比特大台风，掠走60亿；到9.25神舟七号升天；10月美国次代金融风暴，波及中国……

灾害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股市的运行，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要研究2008年的中国经济，或者是分析2008年的中国股市，恐怕都绕不开年初的冰雪灾害与年中的地震灾害。

实际应用

企业化解危机的方法

苦练内功，提高开发自己和竞争优势。

树立危机管理意识，设立危机预警系统，使企业能根据预先显现的危机信号，及时发现破窗或即将成为破窗的那块玻璃。

与外界积极沟通，让其他反映迅速的人站在你这边。

高度警惕，保持组织结构的简单并加强其对外界反映的灵活性。

将危机管理作为现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形成独特的危机管理机制。

出现危机后，要妥善处理各种突发的危机事件。

核心理念：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个信息必然导致这种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

应用要诀：维护制度，营造环境，及时补漏。

应用领域：社会生活、组织管理

从“破窗理论”看巨灾对股市影响

以扩大经济活动增量来刺激经济的思路，现在似乎没得到响应

2008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已注定是一个多事之年。别的不说，仅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就特别多。08年初，南方遭遇了罕见的冰雪灾害，时下四川汶川县又发生了几十年未见的强烈地震。

灾害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股市的运行，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要研究2008年的中国经济，或者是分析2008年的中国股市，恐怕都绕不开年初的冰雪灾害与年中的地震灾害。

重建只增加无效益的经济总量

讲到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现在的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破窗理论”。19世纪50年代，有个法国人巴斯夏在讲授灾难经济理论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房屋上的一块玻璃被打破了，这固然会造成经济损失。但是，为了修复窗户，人们必须去安装新的玻璃，导致对玻璃的需求增加，并且拉动与此相关的其他产业，从而最终创造出新的GDP刺激经济。

表面来看，这个推导颇为完整，于是有人把它归结为“破窗理论”。应该说，“破窗理论”实际上是阐述了灾后重建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应该说在分析重建需求的传导与扩散方面，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不过，“破窗理论”也有其不完善的一面，因为灾害的发生本身是对财富的破坏，灾后重建则是一种修复性的行为，假设是按原样修复的话，那么实际社会财富并没有增加。

增加的只是没有效益的经济活动总量，并且以消耗社会资源为代价。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防止灾害的发生，而不是“破窗理论”引发的预期。正因为这样，在经典的灾难经济理论体系中，并没有“破窗理论”太高的地位。事实上，即便后来黑兹利特将“破窗理论”予以系统化，也没有得到多少呼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社会学中也有个分析犯罪现象的“破窗理论”，该理论似乎比经济学中的“破窗理论”更有知名度。

中国1998年发生了特大洪水，当时就有人引用“破窗理论”来分析水灾对经济的影响。当时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样一方面抑制了危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的国家面临了很大压力，经济增长面临滑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特大洪灾的出现，使得灾后重建的任务大大增加，客观上为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提供了契机。

“破窗理论”刚好适合当时的市场氛围，因此在当时开始流行起来是很自然的。不过，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增长模式的转变，近几年来，人们对“破窗理论”的有效性、合理性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质疑。今年年初冰雪灾害发生后，就有人依据“破窗理论”，提出灾后重建将成为松动银根的一个转机。但是几个月下来，很明显这个预期要落空。时下，面对破坏程度更大的地震灾害，人们当然更不能沉湎于“破窗理论”而不能自拔了。

宏观调控因灾松动迹象尚未出现

前面提到，“破窗理论”的一大缺陷是没有充分考虑灾害对社会财富所造成的破坏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将落脚点局限在恢复与重建所带来的经济活动增量上。而面对灾害，人们首先要评估的是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就以这次四川汶川地震来说，已经有海外研究机构在测算损失额了，初步估算是200亿美元。不过，由于灾情还在发展，这个估算显然偏保守。也有国内研究机构评估，这次地震将影响中国GDP的增长约0.2个百分点；CPI上涨0.3个百分点；PPI上涨0.4个百分点；同时压缩消费0.6个百分点；推动投资增加0.3个百分点。

应该指出，在抗震救灾还处于最紧张的关头、灾后重建尚未开始的时候，上述判断尽管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但精确度不会很高。但即便这样，人们还是可以看到灾害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在这里，可以将地震的影响分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地震造成直接损失，包括几万人伤亡、大量房屋及基础设施、生产设施被毁、灾区生产停止等。应该说，由于这次地震的震中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并不是很高，因此虽然当地损失的绝对数很大，但是其在国家经济格局中所占的权重毕竟不高，相对数有限。就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工业生产方面影响最大的大约有占全国约1%的发电与输电能力受损。显然这方面的损失是可控的。

其次，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抗震救灾。这个数字非常大，同时在调动相关人员抗震救灾、并腾出通道与其他资源予以支援时，势必对别的经济活动产生“挤出效应”。不过，理论上抗震救灾有个“黄金时间”，过了这个时间段救灾的重点会出现改变，强度会有所下降。同时，我们的经济体量已经很大，国家本身就有救灾物资的战略储备，因此抗震救灾的投入相对于国家的供应能力来说是有限的，这方面的支出也完全可以承受，不会因此严重影响到经济运行。

第三方面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2008年，中国将执行了多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该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且把“防止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变为全面上涨、防止经济增长从偏快变为过热”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实际上，政府在努力在控制通胀与保持经济增长之间维持某种平衡。

从1—4月份的情况来看，通胀压力仍然很大，而制约经济增长的各种潜在矛盾都在逐渐地暴露，宏观调控进入到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特大地震灾害的突然出现，对经济运行会有一定的干扰，从而使得在进行决策时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加。和年初一样，现在也有人认为地震灾害的出现有可能使得调控有所松动。但必须承认，现在还看不到出现这种变化迹象。

进而言之，“破窗理论”所提出的以扩大经济活动增量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的思路，在现在似乎没有得到响应。以后的情况会怎么样？根据现在所披露的信息还很难预期，人们只能说地震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也使得经济运行增多了新的变量，增添了困难。这个问题，显然要认真加以关注，并不能简单地靠“破窗理论”来引导解决。

地震对股市影响

理论上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它对于经济运行状况乃至相关政策变化，都会有反应。实践也表明，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股市会根据具体情况当即作出强烈反应。

1998年洪水灾害时，股市表现的相当疲弱。今年年初冰雪灾害发生时，股市也连续好几天大幅下跌。至于这次地震灾害，大家都记得当消息传出后，股市迅即掉头向下，次日更是再度下跌。不过，这只是一种短期的表面现象。股市对自然灾害的反应很复杂，一般来说首先会选择下跌，随后又会依据灾害的具体情况，形成对某些具有抗灾概念股票的炒作行情。而大盘的最终运行态势，还是会依据当时的经济状况而定。换言之，只要自然灾害没有使得经济运行态势出现本质上的改变，那么这阶段股市的走势不会出现趋势上的改变——自然灾害只是短期行情的某种扰动因素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1998年洪水灾害时，股市本身就处在调整格局中，因此当时不过是让弱势态势变得更弱一点。今年年初，股市的内在调整压力很大，冰雪灾害的发生使得原本就要回落的股市加快了下跌的步伐。而这次，本来大盘已经在政策的推动下，开始走出底部试图上涨。此刻遭遇到地震，自然会对行情发展形成负面因素。

不过，这方面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久就将得到消化，所以几天以后，行情还是回归到原有的轨道。现在可以说，地震对股市行情所形成的总体冲击已经过去，接下来的大盘走势，更多地需要宏观政策指引，在释放利空、消除不确定性之后，再有所表现。当然，地震本身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多事的2008年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些不确定性未必会影响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投资者关注地震之类突发事件对经济、对股市的影响是必要的，但是不必过于夸大这些因素。进一步说，在这里实践“破窗理论”的操作空间并不大。

当然，对于具体的股票来说，地震的影响就不那么简单了。现在，人们比较关注救灾对医药用品需求的增加以及灾后重建对水泥等建材需求的扩张，因此相关股票出现了一段比较明显的上涨行情。这里有些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则未必。譬如水泥，考虑到它的运输半径，把所有水泥类上市公司的股票都封上涨停，只能是一种低劣的题材炒作。根据海外市场经验，大地震以后的一段时期，建材方面的需求确实会比较旺盛。这类股票上涨是大概率现象，问题在于对具体的公司要进行具体分析。在笔者看来，由于国内上市公司众多，对于那些与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有关联的，要细细梳理，不能盲目。

同样还是这句话：因为有“破窗理论”，所以在股市方面将地震利空当利多来做，寄希望于出现一波大行情，特别是形成什么“抗震板块”，这实在很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