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是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着作。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

卡森这本里程碑式的警世之作开启了人类的环保事业，同时也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反《寂静的春天》运动”。2004年，作家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写道：《寂静的春天》导致的死亡比希特勒杀害的人更多。

作品简介

《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是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着作。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

你若有心去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确实，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引发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书中描述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作者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正是这本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这本书同时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

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也是从停止沙城农药厂的DDT生产开始的，而后全面禁止了DDT的生产和使用。

作者简介

蕾切尔·卡逊，1907年5月27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泉溪镇，并在那儿度过童年。她1935年至1952年间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环境问题。在此期间，她曾写过一些有关海洋生态的着作，如《在海风下》，《海的边缘》和《环绕着我们的海洋》。这些着作使她获得了第一流作家的声誉。

原文前言

副总统阿尔·戈尔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

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你也就不必为本书和它的作者受到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惊。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当它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即使现在，当向那些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人问起此类问题时，你依然能够听见这种谩骂（在1992年的竞选中我被贴上了“臭氧人”的标签，当然，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赞扬，而我，则把它作为荣誉的象征，我晓得提出这些问题永远会激发凶猛的——有时是愚蠢的——反抗）。当这本书开始广为传颁时，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况且，卡逊是一位妇女，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别，把她称作“歇斯底里的”。《时代）杂志甚至还指责她“煽情”。她彼当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弃了，她作为科学家的荣誉也被攻击，而对手们资助了那些预料会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传品。那完全是一场激烈的、有财政保障的反击战，不是对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卡逊在论战中具有两个决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实和非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现实已经证明，她的警言是言简意赅的。她的勇气、她的远见卓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要动摇那些牢固的、获利颇丰的产业的意愿。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强忍着切除乳房的痛苦，同时还接受着放射治疗。书出版两年后，她逝世于乳腺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确确实实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

在她的着作中，她还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人（当然是指人类中的男性）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者，科学史就是男人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了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位妇女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时候，它的杰出护卫者之一罗伯特·怀特·史帝文斯语气傲慢、离奇有如地球扁平理论那样地回答说：“争论的关键主要在于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当代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这种世界观的荒谬性，表明了许多年前卡逊的观点多么地具有革命性。来自获利的企业集团的谴责是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甚至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而且，发现DDT的杀虫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这本书本身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顺便提及一下，卡逊已经靠以前的两本畅销书得到了经济上的自立和公众的信誉，它们是《我们周围的海》和《海的边缘》。如果《寂静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会很寂静，在这十年中，美国人对环境问题有了心理准备，听说或注意到过书中提到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妇女是与这场运动一起到来的。

最后，政府和民众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不仅仅是看过这本书的人，还包括看过报纸和电视的人。当《寂静的春天）的销售量超过了50万册时，CBS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甚至当两大出资人停止赞助后电视网还继续广播宣传。

肯尼迪总统曾在国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定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调查它的观点。这个专门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是对一些企业和官僚的熟视无睹的起诉，卡逊的关于杀虫剂潜在危险的警告被确认。不久以后，国会开始重视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是我们在母亲的建议下在家里读的几本书之一，并且我们在饭桌旁进行讨论。姐姐和我都不喜欢把任何书拿到饭桌旁，但《寂静的春天》例外。我们的讨论是愉快的，留下了生动的记忆。事实上，蕾切尔·卡逊是促使我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境运动中去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样激励着我，使我写了《濒临失衡的地球》，它是被哈顿·米夫林公司出版的，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个公司在卡逊的整个论战过程中都支持了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好名声，出版了许多关于我们的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险的好书。她的照片和那些政治领导人——那些总统们和总理们的照片一块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它已经在那里许多年了，它属于那里。卡逊对我的影响与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超过他们的总和！

作为一位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卡逊又是个孤独的听众，官场的人们常常难以如此。当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杜可斯波里的一个名叫奥尔加·哈金丝的妇女的关于DDT杀死鸟类的信时，她就构思出了《寂静的春天》。现在，因为卡逊的努力而禁止了DDT，一些与她有着特殊关系的鸟类，如鹰和移居的猎鹰，不再处于绝迹的边缘。因为她的着作，人类，至少是数不清的人，保住了性命。

无疑，《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珍贵的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区别。哈丽特·贝切尔；斯托把人们熟知的。公众争论的焦点写成了小说；她给国家利益和大众关怀注入更多人性的成分。她描绘的奴隶的形象感动了民族的良知。林肯在南北战争处于高潮时会见了她，对她说：“您就是启始整个事件的小女士。”相反，蕾切尔·卡逊警告了一个任何人都很难看见的危险，她试图把环境问题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证据。从这种意义上说，她的呐喊就更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于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参议员阿伯拉罕.李比克夫（AbrahamRibicof）欢迎她时令人不安地模仿林肯恰好一个世纪以前的话说：“卡逊小姐，你就是启始这一切的女士。”

两本书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寂静的春天》与现实持续不断地相关联。奴隶制可以，也确实在几年内终结了，尽管还要花一个世纪或更多时间去处理它带来的后果。但是，如果奴隶制可以依靠笔端的斗争而废除，化学污染却不能。尽管卡逊的论辞铿锵有力，尽管美国采取了禁止DDT的行动，环境危机却不是变好，而是越来越糟。或许灾难增长的速率减缓了，但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牵挂。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农场用的农药就加倍到每年11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我们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使我们陷入一种以出卖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公害并从中获利的状态，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对科学无国界观念的理解上的原则性错误——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

卡逊的很少的几次演讲的最后一次是在全美园林俱乐部（GardenClubofAmerica）作的。她承认，事情在变好之前会变得更糟：“问题很多，却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但她还警告说，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要面对的危险就越多：“我们正遭受着暴露的化学药品的全面污染。动物实验已经证明它们极具毒性，很多情况下它们的效果还会积累。这种侵害在出生时或出生前就开始了。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方法，这种侵害会贯穿整个生命历程，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因为我们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我们已经悲哀地经历了许多，癌症和其他与农药有关的疾病的发生率猛增。难办的是我们并非什么都没做过，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所做的却远远不够。

环境保护署于1970年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杀虫剂管制和食品安全调查机构（FoodSafetyin-spectionSechce）都从农业部移到了新的机构，而农业部自然只是想了解谷物上喷洒农药的好处，而不是危险。从1962年，国会就号召确立杀虫剂的检验。注册和资料的标准，不是一次，而是三番五次，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推迟和废弃了。

例如，克林顿-戈尔政府接政时，使农场工作者免受杀虫剂毒害的标准还没有确定，尽管环保署在70年代初就开始“运作”了，像DDT那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被毒性更大的窄谱杀虫剂替代了，但它们并未经过全面的检测，具有相当的或更大的危险性。

杀虫剂工业中的大部分强硬派人士都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呼吁的保护性措施的施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年来，国会依然宠爱这些工业。规范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的标准比食品和医药的法律宽松得多，国会故意让它们难以实施。在制定杀虫剂的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考虑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纯粹是自掘陷阱。农业产量的增加（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提高），是以癌症、神经病等的潜在增长为代价的。况且，把具有危险性的杀虫剂从市场上彻底清除还需5至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很强，如果效果比现有的稍好一点，也会得到允许。

依我看，这很像是一种“低谷呆久了，反有上升之感”的心理平衡了。现有的体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利益，获得近期利益。可以证明，这种近期利益是相当短的。许多杀虫剂不能使所有的害虫全部灭绝。也许开始时能，但害虫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了，那么，这些化学药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更何况，我们重点研究的是杀虫剂对成虫的作用，而不是幼虫，而成虫对化学药品是特别脆弱的。科学家们总是分立地检测它们的作用，而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我们的田野。牧场和河流中潜在的巨大的危险。重要的是，我们继承的是这样的系统：法律与漏洞共存、执行与推迟同在，并在表面上牵强地掩盖全方位的政策性失败。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杀虫剂的过分利用与基本价值不协调。最坏的是它们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它们引起相对较长期的、缓慢的危害。然而，真实的结局是《寂静的春天》出版后22年，法律、法规和政治体制都没有足够的反应。因为卡逊不仅熟知环境，也深黯政界的分歧，她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因。几乎在没有人讨论金钱与势力两大污染时，她即在园林俱乐部讲演时指出：“优势..给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在预测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争论时，她谴责减低竞选开支税（本届政府正在寻求废除）并指出这种减税“意味着（举个特殊的例子）化工工业可以在捐款上讨价以反对未来的管制。..追求无法律约束的工业界正从它们的努力中获利”。简言之，她大胆地断定，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一种努力的持续几年的失败可以解释另外一种失败，结果会同它们不可接受一样不可否定。1992年，我们国家共用了22亿磅杀虫剂，这等于人均8磅。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杀虫剂是有致癌性的，其他则可以毒杀昆虫的神经和免疫系统，这对人也是可能的。虽然我们已不再有卡逊所描述的日用化学品的值得怀疑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一种蜡刨光地板，它可以杀死上面的虫子”，现在有超过90万个农场和6900个万家庭在使用杀虫剂。

1988年，环保署报告说32个州的地表水已经被74种不同的农业化学药品污染了，其中包括除莠剂阿特拉津（A-trazine），而它被认为是人类的潜在的致癌物。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田每年要喷洒7000万吨农药，而150万磅流入供2000万人饮用的水中。阿特拉津并没有在市政的水处理过程中提取出来。春天来临的时候，水中的阿特拉津量会经常超过饮用水的安全标准。1993年，整个密西西比河流25%的水都是这样。由于其他原因，DDT和PCBs在美国真正被禁用了。但作为化学物之近亲的模仿雌性激素的杀虫剂又大量出现了，而且还在增加。来自苏格兰、密执安、德国和其他地区的研究报告表明它们可以导致生育能力的下降。引发睾丸癌和肺癌及生殖器官畸形等。仅在美国，在此种激素类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睾丸癌的发生率已经增长了50%。这个数据就意味着，由于某种尚未弄清的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精子数己下降了50%。

有的文献认为这些化学药品也影响了野生动物的再生能力。三位研究人员研究了《环境健康服务协会杂志》（JournaloftheInstituteofEnvironmentaIHealthServices）中的数据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很多野生动物的数量处于危险的边缘。”大多数这类问题都是动物和人类的再生系统发生巨大的无法预知的变化的征兆，但现有的有关危险性评估的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杀虫剂的潜在有害影响，新政府建议进行这种检测。

这些化学药品的护卫者无疑会做出传统的回答：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并未显示出化学药品与疾病有直接联系，巧合不等于因果关系（虽然一些巧合要求做出谨慎的，而不是鲁莽的决定），而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并不总是绝对地、必然地等效于人体实验。这些回答令我们想起了卡逊当年所遭受到的来自于化学工业和大学科学家对其工作的回应。她预料到这种回答，在《寂静的春天》中她这样写道，“少吃一点半真半假的镇静药。我们迫切地需要给这些错误的断言和文过饰非画上句号。”

在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JamesWatt）掌管内政部、安·戈萨奇（AnnGorsuch）掌管环保署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几乎被认为是强硬派经济实用主义的标志。在戈萨奇的环保署，例如综合病虫治理（IPM）、例如化学药品的替代，就确实地被宣布为异端。环保署禁止出版有关它的东西，综合病虫治理方法的证明书被宣布为非法。

克林顿-戈尔政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决心扭转杀虫剂污染的历史潮流。政府采取了三项强硬性措施：更严格的标准、减少使用、大部分用生物制剂代替。

显而易见，合理使用杀虫剂不得不平衡危险与利益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因素，但我们也不得不把特殊利益的法码排除在标准。平衡之外，标准必须是明确的、严格的，检查必须彻底、真实。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孩子规定的对农药残余物的忍耐水平超过了他们应有水平的几百倍。怎样计算经济效益才能为之辩护呢？我们必须检查化学药品对孩子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成人。同时，我们不得不检验一定范围化学品的不同组合。我们必须检查，不仅为了减少恐惧，也为了减少我们不得不恐惧的东西。

如果农药不必需或在特定条件下不起作用，那么请不要冒昧使用。效益应该是真正的，不是可能的、暂时的或投机的

总之，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生物制剂上，这也许是工业界和政治辩护士所敌视的。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提到了“真正的了不起的可以替代化学药品控制昆虫的替代品”。今天，这些替代品很广泛，尽管受到了大多的官员的冷眼和制造商的抵制。为什么我们不致力于推广无毒物呢？

最后，我们必须在杀虫剂生产和农业集团与公众健康团体之间建立一座文化互解的桥梁。两个团体中的人来自不同的环境，上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观点，只要他们充满怀疑和敌视，而不彼此正视，我们就会发现改变一个其产品和利润以污染为代价的体制是很艰难的。我们能够结束这种体制的有效方法是缩小文化界限，让农业附属机构鼓励替代化学药品。另一种方式是进行对话，让为我们提供食品和保护我们健康的两个集团彼此协商。

克林顿-戈尔政府的处理杀虫剂的政策有很多缔造者。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位妇女。她1952年从政府机关中退休了，这样她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而不仅是在周末或晚上。但在精神上，蕾切尔·卡逊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每一次环境会议。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们毕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前行。

1992年，一个杰出美国人的组织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有影响的书。这些年来，贯穿着所有政治争论，这本书一直是对自我满足情绪的理性批评。它告戒我们，关注环境不仅是工业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众的分内之事。把我们的民主放在保护地球一边。渐渐地，甚至当政府不管的时候，消费者也会反对环境污染。降低食品中的农药量目前正成为一种销售方式，正像它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命令一样。政府必须行动起来，人民也要当机立断。我坚信，人民群众将不会再允许政府无所作为，或者做错事。

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她将我们带回如下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本书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使我们时代可加辩论的最重要的事情显现出来。在《寂静的春天》的最后几页，卡逊用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著名诗句为我们描述了“很少有人走过的道路”。一些人已经上路，但很少人像卡逊那样将世界领上这条路。她的作为、她揭示的真理、她唤醒的科学和研究，不仅是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有力论争，也是对个体所能做出的不凡之举的有力证明。

争议

自出版那天起，《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就颇受争议。批评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化学工业，他们担心这本书会使自己生产的产品销量受到影响，因而对此书大加指责。这些指责很多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有些人甚至直接对卡森女士进行人身攻击。这种出于维护个人利益的目的的指责除显示出他们恶劣的品性之外再无其它用处。

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有许多科学家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同样对此书的内容进行了诸多批判。许多科学家，甚至有些环保主义者，认为此书过于感性化，卡森女士在书中列出的许多证据都是片面的，甚至挑选过的，不少内容缺乏科学依据。批判者中比较有名的有美国加州圣何塞大学的荣誉教授爱德华兹。他本人曾两次阅读这本书，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感觉此书问题颇多，后来这本书的影响越发广泛，他感觉自己有义务把此书的内容认真分析一遍，于是再次细读，这次边读边自己做笔记，整理出了这本书中许多错误或是不科学之处。上个世纪90年代，他得知一部关于卡森女士的电影将在电视上播出，由于害怕这部电影进一步地误导公众，爱德华兹教授将自己的笔记发表在《21世纪科学与技术》杂志上

。值得一提的是，爱德华兹教授本人是一位昆虫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他在每学期开学的第一堂昆虫学的课上，会在学生面前喝下一勺的DDT，以此证明DDT对人体无害。事实上从他本人来看的确是这样，作为一位登山爱好者，爱德华兹教授身体健康，十分长寿。

卡森女士在书中几乎断言DDT是一种致癌物，但直到现在，科学研究却没有找到DDT致癌的有力证据。现在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DDT和某些癌症的发病有一定的相关性，但DDT本身却不直接诱发基因突变致癌。实际上，卡森女士当时在书中写下这些内容只是基于当时一小部分的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在当时的科学界存在很大争议。

序言

蕾切尔·卡森的名着《寂静的春天》，我在中译本出来后就读过。早在一九六二年，它就为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出了第一声警报。但是在当年的美国，却遭到与农药相关企业的猛烈抨击和某些舆论的嘲弄。我佩服卡森女士的科学精神、远见和胆识。历史最终证明，尽管当时她是极少数，真理却在她的一边。

按一般常识来说，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

卡森的书出版之时，中国刚刚经历过所谓的“大跃进”年代，“战天斗地”的口号还在喊得震天响，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类第一次专门为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寂静的春天》初版十年后的一九七二年召开的。那时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问题呢？中国政府难免犹豫是否派团出席(这是我在一次环保聚会上，亲耳听到当年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讲的)。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连政府中不少高级领导人也还浑然不知环保为何事，更何况普通百姓？

中国的环境问题说到底，还不仅是个技术或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其根本症结，就在于上世纪中期由于对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马寅初的批判，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使中国人口与生存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比例迅速失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在人口与资源比最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却迎来了其最大、最快的时期。这就使中国的环境问题显得空前尖锐。

卡森在她的书里，着重讲了化学制剂，主要是农药，特别是杀虫剂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但是环顾今天中国，污染环境的岂止是一般化学制剂，整座整座的工厂，尤其是设备简陋、缺乏起码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意识的乡镇企业，将自己的未经处理的生产污水和工业废弃物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把天然河流干脆当成下水道、垃圾坑来使用，以致沿着这些污水河，出现了大量的癌症村和“怪病村”；村子里得癌症和“怪病”而死亡的人数比例高得让人揪心。

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要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卡森笔下所描述的情景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仅举一例：卡森将自己的这本着作起名为“寂静的春天”，是因为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在自家后院里听不到鸟鸣，是件会使人猛然吃惊的大事。可是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中国城市居民，什么年代曾在自家后院或附近听到过鸟鸣呢？对于中国人来说，环境问题已远远不止是什么听不听得见鸟鸣，而是人能不能正常生存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正是卡森这本书的出版，促成了美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的建立。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环保团体在中国的出现，却是在整整三十年之后，即九十年代初。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多数成立不超过十年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各方面还是软弱、幼稚和经验不足的。它们刚刚尝试着为社会大众的环境利益而呐喊。这种呐喊，遭到了那些靠牺牲环境赚取利润的企业的反抗也是意料中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有一些所谓的学者，居然也公然站出来为那些一心只想着利润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根本无视环境和生态保护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辩解，甚至恶言诋毁初生的民间环保组织。这说明，在中国这个缺乏非政府组织传统的社会中，要使人们普遍认识到非政府组织是老百姓表达意见的一种渠道，是创建一个民主、和谐的社会的必要因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民希望实现“小康社会”，希望多数人都能过上富裕生活，这种追求是很正常的，完全无可厚非。但也不能忘记，追求富裕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之一就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负荷的增加。中国人必须学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决不能以预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来换取当代人的“美好生活”。

在中国，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努力提高亿万普通中国人的环境意识。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当多数中国人懂得了环境保护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重要意义时，中国才有可能期盼一个绿色的明天。在这方面，卡森女士的《寂静的春天》将是我们向公众普及环境意识的一个最有力的、经典的读本。

梁从诫

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北京

媒体推荐

我们身边的毒物

——纽约时报书评

LORUS AND MARGERY MILNE

给人下毒是错误的。然而，出于“控制”各种各样的昆虫、真菌和杂草的目的，今天的人们正在遭受毒害，其程度是臭名昭着的波尔基亚家族做梦也想不到的。致癌物质差不多残留在我们吃喝的所有东西中。继续推进现在的使用有毒化学物质的计划，不但将很快杀死野生动物，也杀死我们人类。这就是蕾切尔•卡森在她的引起争议的新书《寂静的春天》里所主张的。

《寂静的春天》仅在一个方面与卡森小姐此前的着作（《在海风的吹拂下》（Under the Sea Wind）、《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海之边缘》（The Edge of the Sea）类似：在书中她再一次精确而通俗地叙述了生命与环境的关系。她在书中向公众发出呼吁，要求制止使用有毒化学品的私人和公共计划，这些计划将最终毁掉地球上的生命。

她要求人们了解真相并针对现状作出行动。为了确保人们能够了解真相，她重新叙述了这些事实，加以55页的参考文献。她想让人们感到震惊，希望人们因此而行动。她担心，那些阴险的毒物，通过喷雾剂和尘土、食物传播，要远比核战争的放射性残骸危险。卡森小姐用以西结(以西结：公元前6世纪的希伯来预言家——译注)般的热情，试图把自然和人类从化学杀虫剂的威胁中解救出来。1958年，贝克（John H. Baker，后来的全国奥特朋协会(译注：National Audubon society，美国一个致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环保组织，根据著名鸟类学家、探险家、野生动物艺术家John James Audubon 1785-1851命名)的主席）把化学杀虫剂认定为“地球上对生命最大的威胁”。

她对现状的描述是消沉的。并非毫无希望——至少现在不是，但是她要求尽快转变“我们扭曲的判断力”。智慧生命怎么能够为了控制少数不需要的物种而使用污染整个环境、甚至给我们自身带来疾病和死亡威胁的方法？“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她写道，“每一个人从受精卵诞生到死亡都不得不和危险的化学物质接触……这些化学物质现在正留在绝大多数人的体内，不管年龄长幼。它们出现在母乳中，甚至可能出现在胎儿的组织中。

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法国基督教牧师、哲学家、医生及音乐家，曾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曾经说过：“人几乎不能认识到他自身创造的罪恶。”今天，《寂静的春天》使某些人想到的，是几年前过感恩节的时候没有酸果曼酱，为的是不冒吃被致癌化学物质污染的浆果的危险，这类化学物质被农民错误地用于浆果田除草。

卡森小姐在名单中加入了许多其它的事例，并指出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税款的（喷药）计划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她详细描述了消灭吉卜赛蛾的计划在杀死吉卜赛蛾的同时也杀死了鱼、螃蟹和鸟类，她还详细描述了消灭火蚁的计划杀死了牛、雉鸡，而不是火蚁；由于破坏了自然控制（生态）的手段，许多其它计划导致了更多的害虫的产生。

卡森小姐把注意力集中在杀虫剂、除草剂和除真菌剂上，那是最危险的毒物。她向我们说明，使用它们或者任何为企图对付迅速产生的抗药性的新产品都是无效的，这被越来越多的病虫害所证实。她引用了癌症权威，国家癌症研究所的W. C. Hueper博士的话。Hueper把DDT明确定义为一种“化学致癌物”——一种诱发癌症的东西。她提到，“DDT（在人体内）的贮存，最初摄入量非常小，随后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脂肪储存作用如同一个“生物放大器”，因此即使在食物中只有1/10ppmDDT的摄入量，也会导致（体内）10到15ppm的积累，这大约增加了100多倍。……在动物实验中，人们发现3ppm的DDT就能抑制心肌中一种重要的酶，只要5ppm就能导致坏死或者肝细胞死亡；只要2.5ppm的类似化合物狄氏剂（一种氯化碳氢化合物，可用作杀虫剂和防蛀——译注）和氯丹（一种无色无味的黏性液体，用作杀虫剂——译注）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其他现代杀虫剂仍然是致命的。它们的毒性并非偶然被发现的：（在二战期间）虫子被广泛用来侦测杀人的化学武器。

在一些章节中，卡森小姐赞成用其他方法代替广泛使用的化学毒剂。她指出了使用瓢虫控制介壳虫、使用“牛奶病”控制金龟子的成功事例。因此，一旦引入了天敌或者对手，新出现在某地的有害物种就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自然界的生存斗争能让害虫的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卡森小姐强调说，这种方式几乎不会产生新的害虫，而喷药活动却常常相反。

生产和储存食物和其他产品的人受到害虫的侵害，他们肯定会认为《寂静的春天》是一面之词。他们将声称，今天生产销售食物和木材的效率来源于毒物的使用。残留的化合物是我们为了获得这种效率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使用生物控制的手段，或者需要手工劳动，产量将会变小，市场价格就更高。他们可能会问：“你喜欢生虫的苹果和面粉，还是喜欢残留有尚未被证明有害的杀虫剂（但是没有虫子）的食物？”

卡森小姐同样也大声斥责了许多杀虫剂制造商和使用者。鼓励喷药运动的政府机构似乎更倾向于保持沉默，而不愿检讨过去愚蠢而无用的喷药运动。《寂静的春天》是如此的一边倒，以至于它会引起争论，尽管人们很难驳倒卡森小姐精心撰写的主张。杀虫剂使用者肯定会为自己的动机和手段辩护。他们将承认，化学杀虫剂可能是危险的，如果正确使用，它们确实对人们有帮助。但是他们不太可能引用那些使用毒物引起灾难的例子——正如《寂静的春天》所揭示的。

这本书提到了1960年美国私人投资7亿5千多万美元在毒物上，用于杀灭昆虫、老鼠、不需要的鱼类、马唐草和其他害虫。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当局花了更多的钱用于在公共土地（包括国家森林、公园和公路两侧）和私人土地（很多土地所有者激烈的反对这种做法）上喷药。可以理解，所有这数以吨计的杀虫剂的生产、销售者希望杀虫剂的需求量增加。为了扩张他们的生意，他们愿意在研究和促销上面花大价钱。由于有如此雄厚的财力支持喷药计划继续下去，他们能够指望花更多的钱让公众听到（与《寂静的春天）相反的说法。

没有宪法修正案能够保护我们幸免于这一新的危险。她说：“如果说宪法也不能确保公民不受个人或国家播撒的毒药所侵害，那也只是因为我们的前辈无论多么高瞻远瞩也不会想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国会也是如此，除非有足够多的人投票要求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加强对食物中残留毒物的监控。议员理解的两个标准是选票和纳税。像全国奥特朋协会这样的野外活动组织带来的选票和税金都很少。这些组织和他们发行量很少的杂志没有多少钱用于教育和影响议员。

《寂静的春天》大约有1/3的内容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其单行本随后出版，完成了有关叙述。为了回应这本书对于自然平衡被（杀虫剂）打乱的指责，化工行业的一些人指出，现代医学同样打乱了平衡。这种辩护不过是同时把杀虫剂工业和制药工业抹黑。《寂静的春天》同样对此作出了警告：极微量的一种毒物常常使另一种微量的毒物带来一场灾难。健康的时候，人们能够忍受体内储存的毒物；而在疾病侵袭身体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戏剧性的危害。现在正是告诉人们他们的环境正在快速变化的时候，并且要让他们在可能改变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的战斗中作出作出有效的贡献。

不那么寂静的春天

当《纽约客》在6月和7月刊出了《寂静的春天》部分内容的时候，一位温和的作者变得饱受争议。对于蕾切尔•卡森这本书的反应毫无疑问的显示出，杀虫剂可能成为害人的毒药。许许多多的信——99%是赞成者——涌进了《纽约客》编辑部。全国的报纸发表社论。两个参议员和三个众议员宣读了部分内容，这写进了国会议事录。Houghton Mifflin公司（译注：一家出版和销售教育相关书籍和材料的公司）订了10万本。

根据行业杂志《化工新闻》报道，杀虫剂工业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卡森小姐提出的大部分事实是精确的，但是得出了不正当的结论，并且忽略了杀虫剂的好处。”全国农业化学协会的首席执行官Parke C. Brinkley说：“由于使用杀虫剂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补偿它们带来的坏处。”

卡森小姐所批评的政府机构仍然在保持沉默，但是《化工新闻》采访到了FDA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显然，这本书或许是故意的一边倒。卡森小姐引用的事例几乎全部是滥用杀虫剂的例子——但是通过警告滥用杀虫剂的危险，这本书也会有积极的效果。”FDA的另一位人士说，他们正在考虑非化学的杀虫方法。与此同时，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由五个联邦机构组成——已经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Milne夫妇是教育家、生物学家，《动物和人的感觉》（The Senses of Animals and Men）、《自然平衡》（The Balance of Nature）等书的作者。

柯南译自1962年9月23日《纽约时报》

三本书改写美国食品安全史

南方周末

钱霄峰

卫生是食品安全最直观最基本的衡量标准。今天的中国人每天向食品投去怀疑眼光的时候，可曾想到美国在进入大工业化食品生产之初，也曾经历过一段非常不光彩的历史？

在美国食品安全一百年来走过的路中，三本书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的出版引起巨大的社会舆论，推动了美国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促成美国食品安全状况不断迈上新台阶。

《寂静的春天》、环境安全和EPA

任何食品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天然生长和被生产的，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但是美国人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告诉人们这一真理的正是英年早逝的女科学家卡森。

卡森在大学里学习生物专业，后进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海洋生物学，成为当时凤毛麟角的女生物学家，并供职于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服务局。早在1945年，卡森就接触到了大量有关合成化学农药DDT副作用的记录。她比常人更早地了解到：到1958年，全美已有超过100万英亩的土地被喷洒了强杀虫剂Dieldrin和Heptacblor(两种有机氯农药)。

1958年1月，卡森接到一封女友的来信。朋友在信中描述了一个小镇的春天如何异乎寻常的安静，听不到了鸟鸣，感觉不到任何自然的气息。她坚定了写这本书的决心，经过4年的大量准备，书稿终于在1962年完成。

和《屠场》的命运类似，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在朋友的帮助下，最初从1962年2月份开始在《纽约客》(Newyorker)杂志上连载，直到同年10月才正式以书的形式出版。

书中以扎实的数据和资料，严肃地指出人类不加选择的滥用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化学合成制剂，将会危害鸟类和其他野生生物，并通过污染食品、空气和水，直接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存。

她还提出了人类如何认识和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大话题。意识到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以及技术进步的局限性，她试图从生态学的角度提供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地陈述问题。

即便如此，这本日后被誉为“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基石”的书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今天大众普遍接受的环境保护的理念在当时还属于“惊人之语”。加之她主张减少化学合成制剂的使用，直接触及了化工巨头的利益。他们不惜花费数十万美元雇用科学家发表文章，猛烈批评、挖苦和嘲笑卡森的见解，诋毁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一些文章甚至还大肆渲染她一直独身的事实，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

激烈争议中，该书得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重视。卡森于1963年出席了国会的听证会。肯尼迪在国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授意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对杀虫剂问题展开专门调查。

结果，卡森关于杀虫剂潜在危险的警告被确认，一些企业和官僚被起诉。美国国会开始重视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

这本书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相关立法得以通过，从而禁止美国国内再生产和使用农药DDT(但是仍然可以在海外销售)。DDT在土壤和食物中的残留性很强，即使是在美国禁用多年后，仍不时有报道说在某些动物体内甚至人体器官中检测到它的存在。

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成立了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使环境保护不仅有法可依，也有了执行这一使命的实体。

实际上，这本书直接推动了美国民间的环保运动，扩大了公众知情权概念的普及。她去世6年后，环保人士发起了地球日(Earth Day)。每年的4月22日，全世界的环保组织会筹划各种形式的活动增强人们的环境意识。

“爱护自然环境并不是人类的天性，破坏环境才是。”一位评论家曾经在评论环保先驱瑞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这部书时这样写道。不断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的梦想。为了生存，人类会本能地利用资源，砍倒树木、捕尽鱼类、污染水源、排放废气。自工业革命以后，随着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使得对自然的破坏力达到了空前程度。我们制造出大型工具，能够移山填海，使“愚公移山”变得易如反掌。我们从自然中开发出新能源，构建起庞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化生活让人类更加舒适便利。同时，我们用钢筋水泥，建造出现代都市，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其中，并逐渐远离自然，亲近自然已然成为现代人的稀缺享受。

名人推荐

说到绿色、生态、环境、低碳，人们都会想起1962年出版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国人对于环境生态的重视，并不逊于外国，而且还早于外国。……当下兴起一种说法，就是绿色GDP。这种说法是说真正的国民财富应该是从现行GDP土地中扣除自然资源的退化，环境污染，管理不善等因素的成果，之后得出来的财富净值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经济。如果绿色GDP成为负值，那将是国家经济的失败，有污染不可怕，大自然可以修复它。但是如果自然界对污染的修复也成了负值，那么人类毁灭也将进入倒计时。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胡德平

早在一九六二年，它就为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出了第一声警报。但是在当年的美国，却遭到与农药相关企业的猛烈抨击和某些舆论的嘲弄。我佩服卡森女士的科学精神、远见和胆识。历史最终证明，尽管当时她是极少数，真理却在她的一边。

中国人必须学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决不能以预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来换取当代人的“美好生活”。

――中国著名环保活动家：梁从诫

《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以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一九九二年，一个由杰出美国人组成的小组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五十年来最具有影响力的书。经历了这些年来的风雨和政治论争，这本书仍是一个不断打破自满情绪的理智的声音。这本书不仅将环境问题带到了工业界和政府的面前，而且唤起了民众的注意，它也赋予我们的民主体制本身以拯救地球的责任。

――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今天下午碰到写《哈佛经济学笔记》的陈晋，说到一个故事。说DDT当年是消灭蚊虫的，减少传播致命的疟疾。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寂静的春天》，说鸟语花香在几十年后因为环境恶化不见了，罪魁祸首之一是DDT，书出版后，很多地方禁止使用DDT，但与此同时，2000万儿童死于疟疾。“有人指责她杀的人比斯大林还多”。故事是陈晋在哈佛的课堂上，听经济学家普利其特说的。他的意思是“很多时候，好的用心未必直接带来好的结果”。

这个故事让我意外，做新闻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被认为是本世纪一百篇最佳新闻作品之一，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引发了美国甚至全世界的环境运动。我国停用DDT，也可以说源头来自这儿。美国的前副总统戈尔，把Rachel Carson的照片和那些总统，总理们的照片一块悬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他说“她对我的影响与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超过他们的总和！”

——媒体人：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