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客作为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那时的养客之风盛行。每一个诸侯国的公族子弟都有着大批的门客，如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等。就是在古代达官贵人家中养的一些人，有的是有具有真才实学，能在关键时刻替主人办事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徒有虚名，骗吃骗喝的。他们的身份和家奴是不同的，平时没有固定的工作，不必干杂役，照样吃喝领工资。只是主人需要他们办什么事时，才跟他们安排工作。养门客最盛行是在战国时期，战国四公子就以养门客而著称。

简介

门客按其作用不同分为若干级。最低一级只到温饱的程度，最高级别的门客则食有鱼，出有车。门客主要作为主人的谋士保镖而发挥其作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发展成雇主的私人武装。关于霸主的问题，因周朝自夷王起，礼乐不明，诸侯始强大。互相征伐，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一些小的诸侯国屡受少数民族入侵之苦，因此一些大的诸侯国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吸纳一些同盟，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政治集团。春秋时期，大国之间，经常为争夺霸权而爆发战争。作为霸主的国家，对其盟国有着统治权。它的属国是要向它进贡的.权贵家里豢养的帮闲或办事的人：养门客数十人。

文化与文艺观

近读李臖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相比之下，余英时的“士”概念外延最小，研究的是始于孔子时代的知识阶层；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都是李臖平所谓的“门客”，其中寄食于公子王孙门下或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就是“士”与“门客”最明显的“交集”。而门客却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也不是文士，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

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后，门客别无选择，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

门客的目标

李著的“门客”概念，广义而言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因为在李著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犬。

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鹄之志，揭竿而起时鼓动跟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客将），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下客位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大太监赵高，就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成功范例。 

游民与门客

李臖平的“门客”概念与王学泰的“游民”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而游民则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帮、青红帮。王学泰说游民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农业社会有几人身上流淌的不是农民的血液呢？诸葛亮从山东避乱到南阳，躬耕于隆中，显然是农民，虽因家底殷实尚可“草堂春睡迟”，醒来研究天下大势，但说他是“游民”也不算诬枉吧。至于明太祖朱元璋，那是典型的破产农民——游民了。

王学泰所说的“从流民到城市游民”，显然包括冯谖之类门客。他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与游士其实是二而一的。魏征、吴用、刘伯温之类人物即其代表，他们乃苏秦、张仪、范睢、蔡泽等先秦门客之苗裔。顺便提到，王学泰与李臖平的专业都是文学研究。王学泰从对《三国演义》、 《水浒》等通俗小说的社会学解读入手，揭示了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李臖平则从“致用”文艺观（“文以载道”，“成人伦、助教化”）的探源破题，上溯到春秋战国时的门客文化，进行爬梳归纳。二人创设的概念“游民文化”与“门客文化”，显然远远溢出了文艺学的范畴。

李臖平将研究范围的下限设定在西汉末年。这样一来，对门客文化流变的叙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对我们认识门客文化的精义已经足够。因为秦汉之际“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学术上致用观念的形成、稳固、定型时期”（李著《导论》）。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门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势”与“道”

余英时是从“势”与“道”之争的胜负格局来解释这个现象的。他所说的“势”即现实的势力、政治权威，即对国家的统治权、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道”，不论是古代礼乐所表征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还是儒家看重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都是一种精神文化力量。“势”与“道”二者都是建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王侯更需要“道”

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支持，以使他们师出有名，使他们的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但实现天下“大一统”之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已根本不可能与帝王的“势”分庭抗礼。古代知识分子的“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人格之外别无保证。于是，在专制集权社会，“以孤独而微不足道的个人面对着巨大而有组织的权势，孟子所担心的‘枉道以从势’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而且事实上也常常发生，汉代公孙弘的‘曲学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后世虽有不甘心者，如明末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这只是不绝如缕的先秦遗响，更多的是“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之辈：“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假隐士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的伪道学满坑满谷。先秦时代，鼓吹“道”尊于“势”，孔氏门徒说只有他们的老师才配为“天子”，荀卿弟子直截了当宣称他们的先生“宜为帝王”，这种言辞，在后世出口是大逆不道要诛九族的。韩愈以“道统”继承人自居，余英时称他是唐代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却要高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是他的骨头太软，时移“势”异，不得不然也。 

制度模式

李臖平则将“势”与“道”的力量演变，以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前后为界，概括为“主二客一”（一客多主）和“主一客二”（多客一主）两种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下，门客在列国王侯贵人间奔走，选取门庭投靠，朝秦暮楚不以为耻，晋材楚用反成佳话，“良禽择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乃理所当然。如果说《战国策》一书，是谋臣策士纵横家自炫身价的演说辞和故事集，有王婆卖瓜之嫌；那么，李斯的《谏逐客书》 ，则列举秦国历史上的人物，言之凿凿地证明了门客对秦国由弱变强的重大贡献以及实现“跨海内、制诸侯”战略目标的不可替代性。 

求取平等

既然在列国激烈的竞争中，得才者胜，失才则亡，作为人材的门客自然就有了与主子讨价还价的资本与资格。于是，有孟子称病不肯先去朝谒齐王，有颜斤蜀上殿不肯趋前，而敢于对忿然作色的齐王直言“士贵耳，王者不贵！”在一客多主的大背景下，门客为自高身价，往往要求主子给予特殊的甚至与主子“平等”的待遇。冯谖在孟尝君门下先为“食无鱼”，继为“出无车”，后为老母无人赡养三次弹剑而歌。 

为精神追求

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为智伯行刺赵襄子，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材的面孔。 

不再矜持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别无选择，就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没有了选择自由的门客，便失落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李著称之为“雄豪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将“力比多”投向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能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自知不配或不可能“货与帝王家”的，就成了贾府中的清客篾片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之流。 

手段价值

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观。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像孔夫子一样“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以极端行为惊世骇俗而名垂青史。他们有些人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人主的青睐便使出那一套（这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则”）；如豫让之为“小人”智伯（司马迁语）复仇，谁重视我，我就为他卖命。

有些人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如为伪装得罪出走而杀死老婆孩子的要离，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订朝仪，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门客之中也有高蹈者，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以死报“知己”别无所求的侯嬴，洞明世道人心不恋权位的张良等等。但这样的高士与智者在门客中是凤毛麟角，对于门客文化则是异数。 

主奴关系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所谓“知己”关系不过是一种假相。李贽与公安袁氏兄弟的对话一语破的：主子解衣推食，不过是诱你为他做奴才而已。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惺惺作态，不就要他感知遇之恩，为刘氏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吗？屈原早就意识到了主客关系的真谛，在辞赋中将自己比作“美人”。男权时代，女人再美、地位再高，也不过如主人的衣服而已，不想穿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里，哪来什么精神平等可言？

后世影响

李著以“致用”二字来概括秦汉（及此后各代）的文艺观，并溯源到春秋战国的门客文化，犀利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世俗、为政治、为权势者服务的本质。他的结论与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论》不谋而合，但“门客”二字更加鲜明地表露了这种世俗性和依附性。这种眼睛向“上”攀附权势的文化，从大的层面讲，只讲“善”（礼义道德纲常秩序），鄙视真（追求宇宙真知，发展科学技术），忽略美（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从低一些层面讲，大家追求出将入相的权势，不择手段地邀宠固位互相倾轧，争入帝王彀中极大地虚耗了聪明才智，败坏了道德情操。这种门客文化的遗毒，可谓源远流长，即使在今天，依然可见其影子，需要我们下大功夫认真清理。李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