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中华民国政府为支撑其崩溃局面而发行的一种本位货币。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战争使得国民政府军费急剧增加，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为了支付军费大量印刷法币。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面临崩溃，1948年通货膨胀达恶性时期，法币急剧贬值。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1948年8月18日，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 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但由于滥发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大量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破产，导致政府民心大失，成为国民党内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概念介绍

国民政府1948年8月19日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按以上要旨，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

发行金圆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上涨，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应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1948年10月1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急剧贬值。

1948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

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一百三十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六万五千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一百元，到最后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人民拒用金圆券。

发行背景

发行金圆券的最初目的是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

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抗战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

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成果。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

冀朝鼎（1903—1963），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冀朝鼎

他给国民政府的这些“祸国”建议很简单：与民争利。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作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称：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复灭。

冀朝鼎和共产党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周恩来与冀朝鼎

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作更多贡献。”

发行经过

货币发行

8月19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专题研究币制改革相关问题，并破例邀请不是国民党员的王云五到会做币改方案的说明。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明令在全国取消法币实行金圆券币制，限期兑换人民所有之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物价冻结

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其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蒋经国为副督导，实际掌握上海的经济情况。

金圆券发行的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意，也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在上海，蒋经国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以作杀一儆百。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罪入狱。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

流通崩溃

市场情况

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造成的结果是市场上有价无市。商人面对亏本的买卖，想尽方法保有货物，等待机会再图出售，市场上交易大幅减少，仅有的交易大都转往黑市进行。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后来也遇上阻力。蒋经国查封的其中一家公司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蒋经国因宋美龄的压力被迫放人，本人亦因此事辞职求去。物价管制最终失败，在11月1日全面撤销。翁内阁亦在11月3日辞职。

致命之处

金圆券政策失败的最致命处是发行限额没有得到严守。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国民党曾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金圆券发行一个月后，至9月底已发行到12亿元，至11月9日增加到19亿元，接近初订上限之数。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五倍，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

物价飞涨

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当1948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抢兑人潮。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二十四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面值一百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

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金圆券。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由于贬值太快，早上的物价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变。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钞票（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

停止发行

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人民政府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后销毁。

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曾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其价值已形同废纸，1949年7月3日，广州政府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改以银圆券取代，结束了金圆券的历史。

情况事例

台湾情况

当时，台湾省政府奉命依金圆券发行准备移交保管办法，将台糖公司总资产1亿2千万美元，划拨4,300万元，将台湾造纸总资产2,500万美元，划拨800万元，使台湾进一步被卷入中国大陆恶化的经济情势中。当时金圆券一元兑换台币1,835元也明显高估，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套汇的活动，使台湾面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压力，经济情况更趋恶化。

北大情况

1948年8月20日，北京大学秘书处通知全体教职员，北大遵照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即日起，会计出纳一律以金圆券为单位。又，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员薪给一律改发金圆券。

此后物价飞涨。10月17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学生自治会16日上书训导长，因公费“不足维持最低之伙食”，要求“公费全部配给面粉，副食费亦按官价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书处通告：“查公教人员9月份配备面粉，本校业向平市配委会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于25日至下月5日配发，请携私章、面袋一个、手续费、运费、出库费等共金圆3角，至庶务课领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停教宣言》：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难于安心工作”。“政府对于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

同日致函胡适校长“要求学校在1周内借支薪津二个月，以免冻馁。”在宣言上签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支援师长停教宣言》。

同日，教育部代电：奉行政院核定，学术研究补助费，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币500万元，副教授400万元，讲师300万元。助教200万元。自8月份起改发金圆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讲师10元，助教5元。

10月27日，教育部代电：各校教授电请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并增加学术研究补助费为金圆券100元

行政院1948年10月11日指令均应从缓议。同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也发表《停教宣言》：“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被冻结着，……我们和我们的眷属为饥寒所迫，不得日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谨此宣言。”

11月1日，北京大学沙滩四院的自费和半公费学生致校长函：“四院冷清清的整个在饥饿中，一天每人吃到3/10两油，一餐每人吃三块丝糕以及十几块苦味的萝卜。下月预算说：除2/3袋面粉（30斤）外，还要40多金圆券。面粉何日运来还遥遥无期，至于40多金圆券，那也更不是我们所能负担的。我们吃不饱饭，不能安心上课。万不得已，请校长立即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要求是：(一)给我们特种救济金，与全公费待遇相同。(二)特种救济金教育部未答复前，请学校暂垫。”

11月21日，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致胡适函：“同人们真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请校长向政府据理力争，从11月份起按实际物价指数发薪，以维持低到无可再低的生活。还请求学校设法立即每人借薪一月，分期扣还，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1月22日，胡适为职员生活问题致函教育部，提出：教职工役等自改行金圆券后，物价又复上涨，员工实感不支，请设法予以调整。

这时，解放军已重重包围文化古城北平市区，国民党政府妄图将一些知名教授学者送至南京。12月11日，教育部长陈雪屏自南京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发来电报，嘱立即组织第一项名单所列各院校有地位之教授、中研院院士、各院校馆行政负责人先走（去南京）。其中特别提出：“适师及师母必须先行，无论空军专机或航机先到，立即动身。”其余“一俟场可着陆，即派机来迎。”“大抵每机可坐40人，拟用四机分两批”，何人先走，“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发。”

12月14日，北大校长胡适给汤用彤教授、郑天挺秘书长留下便条：“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

12月15日，胡适离北平飞抵南京，同机有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一家。

北大师生员工在饥饿煎熬中盼望着北平的解放。

产生影响

金圆券的快速贬值及造成的恶性通胀，源自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国民党政府无视于财力的限制，继续维持战事。政府赤

字以印钞票支付，造成急剧的通胀。政府既不能自控通货的发行，只试图以违反市场规律的行政命令去维持物价和币值，最终引致金融混乱，市场崩溃。

受金圆券风暴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内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大资本家的财力和资源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亦不如乡间农民或无产阶级的无产可贬。在金圆券发行初期，他们或被迫、或出于信任政府，将累积所得的财产换成金圆券，在恶性通胀中所承受的损失最大，部分人因而变成一无所有。

国民党政府虽然因金圆券发行，搜得民间的数亿美元金银外汇，却失去了国内本来最应倾向于他们的阶层：城市人民的信任与支持。1948年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已节节失利，金圆券风暴令国民党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亦丧失殆尽。是造成整个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