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即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原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王桂珍与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村合作医疗创始人覃祥官，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

历史背景

走进历史

20世纪80年代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导致合作医疗制度瓦解，1985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锐减至5%，至1989年，继续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仅占全国的4.8%。“赤脚医生”也因此失去了政治与经济的依托，部分转变为个体开业者。1985年月，卫生部宣布取消“赤脚医生”的名称，经考核合格者转为乡村医生（village doctor）。这一改变不仅是名称上的，而且也是实质上的。由于乡村医生被置于市场经济的格局中，他们更多地注重疾病治疗，而原来属于“赤脚医生”职责范围的计划免疫、爱国卫生、改水改厕等工作遭到严重削弱，农村基层卫生防疫网络基本瓦解了。

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和“赤脚医生”角色的转换，导致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陷入困境，农民失去了基本的医疗保障。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规划，颁布了《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以重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然而，新农合制度与乡村医生的医疗服务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协调，适应新农合的医疗消费层次和水平的服务体系尚待完善。许多乡村医生仍然处于上无拨款，下无补助，靠医疗业务收入发工资，其他均无保障的境况。此外，新农合主要是疾病诊治的费用补贴制度，而对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没有给予关注。

“赤脚医生”是中国在社会经济不发达情况下，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解决农村基本卫生保健问题的一次尝试。尽管这一尝试也曾受到种种批评，但随着农村经济体制转型后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突显，唤起了人们对“赤脚医生”的回忆。我们应当认真地检讨和反思“赤脚医生”制度的兴衰，汲取经验与教训。

详细背景

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使毛泽东极为不满。由于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65年，毛泽东终于发怒。可能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发怒，竟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

毛泽东曾多方解决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问题

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病根本治不起，只能挺着，小病或许能挺过去，要是得了大病，那就只能等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也曾采取过多种措施没法解决问题。但当时中国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生很少，政府很难一朝一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村中那些旧有的医生就有了存在的空间。这些旧医生中，不乏巫医神汉，跳大神的现象在中国农村也普遍存在。接生婆仍然在广大农村活动，落后的接生方式使许多农村妇女产后生病，婴儿死亡率很高。即便是那些稍有些医学知识的农村医生，水平也普通较低，致使医疗事故频频发生。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曾探索通过发展中医来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毛泽东就曾多次认为，中医需要器械不多，行动灵活方便，中药也不贵，农民抓得起，因此，发展中医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十分有利。1958年，毛泽东作出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是，培养大批中医需要时间，而且这些学成的中医大多也留在城市医院工作，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1965年6月26日讲话。这一天，毛泽东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时，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卫生部立即研究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办法。由于毛泽东这次发怒中作出的指示是在6月26日，因此，卫生部把毛泽东在这一天的指示称为“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催生中国“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催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了。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湖北省一个名叫覃祥官的“赤脚医生”发明的。当时，他是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医生。他通过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借鉴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办信用社摆脱高利贷的剥削、办供销合作社摆脱奸商剥削的经验，思考出了一种组织农民办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的思路，拿出了《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这个草案得到大队和公社的肯定和支持。为了将覃祥官的草案变为现实，乐园公社大力支持杜家村大队办卫生室。1966年8月10日，这个地处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卫生室挂牌了。

这个合作医疗的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缠身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同时，在覃祥官的带动下，卫生室全体人员着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给农民治病。他们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房。他们还自己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用来给当地农民治病。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四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同时，他们主动到农民中调查患病人员情况，努力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湖北省委对覃祥官的事迹和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宣传和推广。

就在毛泽东作出“‘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

中央对这个经验十分重视，派员对这个经验进行核实后，将反映这个经验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区农村，组织农民开了两次座谈会进行讨论。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四个字：“此件照办。”

毛泽东的批示，是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肯定。从此，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新生事物，并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了。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

“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合作医疗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上世纪60年代，农民有寻医问药的较好网络，包括在农村广泛分布的“赤脚医生”。80年代实行市场改革以后，毛泽东时期的制度被废除，赤脚医生消失了。

最早人物

原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王桂珍与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村合作医疗创始人覃祥官，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两位风云人物的人生轨迹有着相似之处。

2008年9月2日,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局一栋普通宿舍楼里,人称合作医疗“活档案”的退休干部倪兵万拿出自己收集、珍藏多年的历史资料,向笔者介绍了中国最早的两位“赤脚医生”。

两位“赤脚医生”的出现

倪兵万当时虽已74岁,但神清气爽,面色红润。从1958年至1994年退休,他一直都在长阳县卫生局工作,并历任医政股股长、县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是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发展变迁的历史见证人,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媒体都曾多次采访过他。

“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应该是长阳的覃祥官和上海的王桂珍”，倪兵万开宗明义地说。接着,他拿出3种权威资料作为佐证。

一是1968年12月20日,由长阳县革命委员会、长阳县人民武装部编印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一书,该书第六十五页中这样写道：“1961年,覃祥官开始跟着老医生徐谋书学医……”。

二是1975年12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出版的《“六·二六”光辉照乐园》一书，该书第一章第二节中这样写道：“1961年,在三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快30岁而又只读过3年小学的覃祥官,怀着为贫下中农去占领医疗阵地的雄心,开始学医……”

三是2006年4月,中央电视台5集系列电视专题片《赤脚医生》的解说词也多次这样描述：“1964年，覃祥官在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成为赤脚医生……”

“1965年,王桂珍在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成为赤脚医生……”

由“赤脚医生”成名的王桂珍

1968年第三期《红旗》杂志上,曾刊载了一篇关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介绍了王桂珍等人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先进事迹。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此文,也就是在这篇调查报告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从此,“赤脚医生”就成为半农半医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

当时,毛泽东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后，在文章的眉头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这个批示经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当年的中国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的热潮。还有人不顾路途遥远，自带干粮，千里迢迢从各地赶到江镇公社观摩学习，安静的江镇一下子热闹起来，王桂珍也被这种热潮渐渐推向了荣誉的巅峰。

1969年9月，从未离开过上海的王桂珍奉命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20岁生日庆典活动。1974年，王桂珍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参加了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这次会议之后，王桂珍的名气和影响越来越大。后来，拍摄的一部反映“赤脚医生”的电影，即以她为原型。

1978年，王桂珍到川沙县一家企业当了厂医。1987年落实政策，她通过医师考试进入镇卫生院工作。1999年退休之后,她与丈夫一起创办了浦东振兴印刷厂。由于夫妇二人都是非常实在的善良人,所以在当地人缘关系极好,为人处世更是有口皆碑,令人敬重。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

而覃祥官的人生轨迹也与王桂珍有许多相似之处。

1966年8月10日，由他领创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静悄悄地挂牌。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反映乐园公社创办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文中特别提到，杜家村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覃祥官是一位“忠心耿耿为人民”的“白求恩式的好医生”。一夜之间,覃祥官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随后,覃祥官多次出国访问作报告,介绍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4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并当选为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3年，60岁的覃祥官经原湖北省宜昌地委组织部同意,由长阳县委按副县级领导干部为他办了退休手续。如今，覃祥官和老伴在乐园乡下过着恬静、安详的田园生活。

新华社记者曾于1993年撰文在《半月谈》“内部版”上介绍覃祥官的历史功绩,并首次称他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2003年之后,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的再度兴起,人们又想起了其创始人覃祥官。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见证”,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湖北卫视“往事”、辽宁卫视“背景”等电视栏目记者都曾在笔者的陪同下,亲赴乐园专访过这位土家族传奇老人。

国家政策

“赤脚医生”待遇及养老问题应当解决，有法可依。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24号文件《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问题》，对“赤脚医生”明确界定为“他们同民办教师一样，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对此建议：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原则上给予相当于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并明确赤脚医生补助费的来源，其中一部分是由地方财政解决的。

显著特点

解放初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乡村大多都有赤脚医生。那个时代，国家贫穷，医科专家奇缺，一时培养不出那么多有医学方面专业的医生，只有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赤脚医生来应急所需。贫穷落后的年代，生病人也尤多，更需要赤脚医生的治病。因而，那个年代，在乡村里，赤脚医生就应运而生了。在乡村里，选拔赤脚医生，一般是从以下二条件来选的。一是从医学世家中挑选，二是从高中毕业生略懂医术病理中挑选。挑选出来后，集中到县卫生学校培训一年半载，结业后回到乡村算是赤脚医生了。乡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没受过系统的学习，医学，病理等知识是比较低的，大病、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赤脚医生能解决的问题，通常是一些头痛身热，擦损外伤等小病而已。虽说是小病，但能治理能解决，也大大方便了村民群众。一是他们没空到大医院去看病，二是到大医院看病交通也十分不便，三是到大医院看病费用高。因而，村民群众十分敬重赤脚医生，都认为他们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是救命恩人。

在乡村当赤脚医生很辛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首先，赤脚医生没有固定的薪金，有的只是每月拿大队一些补贴，有的只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这微薄的补贴和工分，根本上解决不了他们的生活，因而，他们白天还得赤着脚参加生产队劳动，夜晚还要挑灯自学医学知识。其次，由于贫穷落后，医疗设备十分简陋。除了一个药箱，几片普通的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别的就少得可怜。

尽管难苦，但那时的赤脚医生，还是尽职尽责，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的。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病人叫到，他们就会赴诊，就会认真地为病人看病打针服药。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陪着送去。赤脚医生治病收费不高，只收回成本钱，因为赤脚医生都拿了生产队的补贴。有的赤脚医生如果碰上困难户和五保户，就得倒贴成本费了。

乡村的赤脚医生，医术虽不高，但服务态度特别的好。他们常背着一个印有鸡蛋般大的红十字药箱，穿着白褂，挨家串户走访群众。尤其是流感时期或流脑时期，赤脚医生的责任更大更辛苦，他们不但走家串户发药，还得讲解预防知识，通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睡不上一次安稳觉。乡村里的小孩怕打针，赤脚医生便会千方百计哄小孩，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为他们唱歌，有时甚至买上一颗糖送给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落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这般一来，村里的小孩见了赤脚医生，既爱又怕，大都会缩进母亲的身后，伸出头来，怔怔地盯着赤脚医生身上的红十字药箱——那里面，既有糖果，更有针筒。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赤脚医生的医术虽没有大医院里的医生高明，但有时大医院里的医生治不了的病，赤脚医生反而治得了。赤脚医生治病，在乡民的眼里，确是高。但有时，也失水准。

相关报道

广州日报2008年1月16日刊登了《粤7位“赤脚医生”获卫生部表彰》一文后，一下子把很多读者的回忆拉回到了那个“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赤脚医生时代”。这种怀念甚至跨越了时空距离，延伸到了网络时代，网上开始出现怀念“赤脚医生”的风潮。许多网友都对小时候赤脚医生的救助之恩念念不忘。跟今天发达的医疗水平相比，当年农村的医疗条件可谓简陋之极，那人们为什么要怀念“赤脚医生”？

无可回避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们对医疗现状的无奈和不满。显然，跟过去相比，当下豪华的医疗模式不仅超出了农民或者贫民阶层的支付能力，也超出了普通人群常用病和多发病的治疗需要，形成了新的医疗资源浪费，而这种浪费却又是出于医疗机构的利益需要。过度治疗和重复治疗让患者苦不堪言，而“赤脚医生”最能满足当今贫民患者普遍的悬壶济世梦想。

相关影视

电影《红雨》

1968年，太行山区青山大队揭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社员们干劲冲天地在修建水库。小社员红雨看到山区缺医少药，严重影响了社员们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水库工程的进展。看到解放前在药铺当掌柜的孙天福至今还在卖假药，刁难社员，他决心当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这时，孙天福为了把握住全村的医疗大权，也提出要当赤脚医生。大队长一味相信孙天福，而大队党支部书记庆林和以石匠爷为代表的贫下中农，支持红雨当赤脚医生，送红雨进了赤脚医生训练班。红雨听了石匠爷讲述的解放前孩子看不起病惨死去的遭遇后，更坚定了当好赤脚医生的决心。影片1975年根据杨啸同名小说改编。

电影《春苗》

该片产生于“文革”后期。由于国内多年缺少新的故事片，它的推出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它将对“赤脚医生”这一“文革”中“新生事物”的歌颂与跟“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文革”时期艺术作品普遍具有的特点。影片对田春苗热忱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品质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但由于特走的意识形态的渗人，便使这个形象成为“文革”时期电影人物形象的突出代表。

社会评价

无可回避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们对医疗现状的无奈和不满。显然，跟过去相比，当下豪华的医疗模式不仅超出了农民或者贫民阶层的支付能力，也超出了普通人群常用病和多发病的治疗需要，形成了新的医疗资源浪费，而这种浪费却又是出于医疗机构的利益需要。过度治疗和重复治疗让患者苦不堪言，而“赤脚医生”最能满足当今贫民患者普遍的悬壶济世梦想。

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是真正为穷人服务的天使。赤脚医生虽然没有洁白的工作服，常常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但却有最真最纯最热的为人民服务之心。而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反观当今的医疗机构，缺少的正是这种平民意识。病房越来越豪华，收费越来越天文，大而无当的医疗体系使得医患矛盾越来越突出，早已淡出历史的“赤脚医生”又重回人们记忆也就不奇怪了。

“赤脚医生”模式即使在今天也还有其现实意义，洗去“赤脚医生”的历史印记和政治色彩，挖掘其价值内核，借鉴其普适性和组织模式，建立切合农民利益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赤脚医生”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也与有关政府正致力于构建平价医院的想法不谋而和。

“赤脚医生”在21世纪可以理解为国外的保健医师，他为群众提供的是24小时，即时的不需要排队的贴身医疗服务。普通的伤风、咳嗽、常见的外伤的时候，“赤脚医生”能够几分钟内为你提供医疗服务。和城市的医疗服务相比，等车、排队、缴费、3分钟看病、相比，“赤脚医生”制度值得今天的医改部门认真学习。

无论怎么说，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赤脚医生为人民群众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教育的发展，现在，乡村都建立了医院，医生都规范化了，赤脚医生，渐渐地被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取而代之了。这便是人类文明的又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