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文化是文化概念。在中国，现今流行圈子文化。在中国，同学讲同学圈子，朋友讲朋友圈子，战友讲战友圈子，官场讲官场圈子。

其一个个独特的“圈子”，所形成的“生态”环境，让人仿佛看到一个个纵横交错、五颜六色的或圆或扁或方或说不上形状的“圈子文化”在恣意地舞动，如风似雨俨雾，看不透，弄不明。

作用

30出头的卡车司机×某，驾驶着那辆装有50吨鸡蛋的大挂车行至杭宁高速公路德清段的时候，车胎突然爆裂，方向失控，一头翻倒在路边。鸡蛋，像一道黄色的瀑布，飞泻在4米深的路沟里。他仿佛从恶梦中惊醒，爬出驾驶室，看着满地的鸡蛋，急得直跺脚。

附近浙江德清武康镇的村民闻讯赶来，男女老少大约有五六十人，开始狂抢那些还不曾破损的鸡蛋。

司机拼命喊叫："求求你们了，别抢了！"可是，那些执着的全神贯注的手脚麻利的并且红了眼的"强盗们"，根本没有把他绝望的哀求当一回事。

可怜的无助的卡车司机，最终以这样一幅画面，定格在了那个阳光灿烂的背景下：一个满身污垢，蹲在地上，双手抱膝，失声痛哭的男人……

这些还算富足的村民们到底怎么了鳚是一种什么邪恶的力量在驱使着他们成了"强盗"？那几个鸡蛋值多少钱而人的灵魂和人格又值多少钱？

同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宁波孔浦有一对安徽夫妇的一个才两岁的儿子失踪了，当地100多人自发地加入了寻找队伍。后在民警的帮助下，小孩"失而复得"。

一边是"损人利己"，一边是"助人为乐"，这两件事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随着思索的"笋壳"被一片一片剥开，我发现，两者似乎又有某些联系。

整个村的"强盗们"，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强盗行径"，是被整个村的"圈子文化"所认可的。所以当他们撤离"4米路沟"后，他们会兴高采烈地交流此次"战役"的经验，一些战利品丰厚的"大盗"，自然成为群体崇拜的"偶像"和"明星"。

假设一下，倘若"强盗们"中也有小孩丢失，他们会不会自发地行动起来？大概会的。"强盗们"会"齐心协力地"，"自发地"、"不求回报地"四下寻找失踪者的。他们都在竭尽全力地维护着自己在圈子（团体）中的位置。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共识。这是"圈子文化"在起作用。

这也符合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除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需求外，还有一个"被认同和被尊重"的需求。因为人作为个体，最怕被圈子（团体）忽略和遗。

真善美和假丑恶，有时会成为一对孪生兄弟，同时在一个人的心灵中居住。人的复杂性也在于此。

这使人想起海南党校卖文凭这档子事。不说校方如何"见利忘义"，单说那拿了注水文凭的数千学生（其中大多是党政干部）如何"欣喜若狂"和"心安理得"。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文凭有问题吗？我想他们不会"低能"到这个程度。他们为了维护圈子内的既得利益，而彼此采取一种心照不宣的态度。"不拿白不拿，除非是傻瓜"–这是他们的"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使那么多的口口声声讲着"三个代表"的"正人君子"集体失语。"圈子文化"使得圈子中的"假丑恶"变得"事出有因"进而演变成"理解万岁"……

"圈子文化"的可怕之处，也在这里。

一个人做了坏事，可以说是他是"道德沦丧"，而就一个群体做了坏事，那就是"文化沦丧"。而"文化沦丧"的结果是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个区域的堕落。

传统

在今天，即使是最通西方政治学的中国学者，也没有过过真正的公共生活，不习惯妥协，不会求同存异，不自觉地追求零和博弈，划圈为战，也划圈为牢都说中国人窝里斗，柏杨先生当年给国人头上加上“丑陋”两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人的这种特别能战斗的习性。其实，更早一点，在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之初，我们的志士仁人也经常为国人的这种习性而懊恼颓丧，因此而出家做和尚的不知凡几。

窝里斗多半是因为派系。孔夫子说，君子群而不党。这里所谓的党是指阿党，以私利结合的一伙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是能找到一个个的小圈子，说话、做事，往往以小圈子为依据，想不斗都难。

中国人祖祖辈辈活在乡村世界。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个如洋葱头结构的圈圈里，圈圈有核心有边缘，每个人位置不同，说话的分量各异，多数人注定是要别人替他们说话的。不过，洋葱头里的每个人有一点是绝对一样的，那就是对圈子的依赖。

当人们还生活在农村的时候，由于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乡村里的公共生活，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但毕竟有人替他们说话，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包在家庭和家族的圈子里。可是一旦离开了乡村，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家庭的圈子不再能包住人们的活动，原来公共生活的情景无法再现，难免手足无措，于是复制类似的圈子，江湖上的结拜，行会里的师徒等等都属此类。

进入现代之后，城里的人似乎离中世纪很远了，离农村也很远了，但活动在潜意识里的暗流，却跟从前没有什么区别。

人们不拜把子磕头了，但不靠上个小圈子心里就不塌实，没有办法寄托自己的情感，甚至没法子给自己找乐。小圈子无形中成了家庭和家族结构的替代品，难免在行动中以小圈子为依托，动机和冲动，是非和曲直，全以小圈子为准。如果说过去的中国人，家庭具有价值观的意义，那么，现在的小圈子，也有半个价值观的分量。古代中国的乡村，虽然不能说没有公共生活，但在洋葱头的结构中，不可能是人人参与公共生活。洋葱头的核心人物乡绅和精英才可以参与议事，而且说话的分量各有不同，其他人只有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谓的labor(劳动)而没有action(行动)的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公共生活。

而在那个时代在乡村以外的生活场景，是一种非稳态的情景，属于无法用“礼”来约束和安排的生活情景，城市(包括集市)和江湖难分彼此，相互渗透，从来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社会。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商人已经不算是好人，而车、船、店、脚、牙，则跟黑社会没有多少的差别了(俗谚：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因此，在农村社会以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

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的介入下，中国的沿海都市总算有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但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将每个人都变成了单位人。一个个独立的单位，尽管处在非农村的场景里，但至少在外观上很像是乡村。在其中的人，也像农村人一样，彼此没有隐私空间，可以叽叽喳喳，但是跟过去的农村生活截然不同的是，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单位领导手上，人的行动，不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更重要的是，单位没有了过去农村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垂直与领导发生联系，没有过任何一种公共生活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每个人都会追求跟领导或者跟领导关系密切的人，套上某种关系，地缘、亲缘、业缘等等都成了现成的工具，而各个领导间的分化，则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系。实际上看起来派系间的争斗往往是无原则的，甚至像是乡下妇女间莫名其妙的闹剧，但事实上都有其利益争夺的背景，比如，高校资深教授之间，近乎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最早大多起源于建国后第一次职称评定。

在今天，即使是最通西方政治学的中国学者，也没有过过真正的公共生活，不习惯妥协，不会求同存异，不自觉地追求零和博弈，在学术讨论中，没有fairplay的风度，没有弄清问题的预设，甚至想把对方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帮腔是自己人，批评者必是敌人，其实，人们一直陷在祖先传下的圈子里而不自知，划圈为战，也划圈为牢。

职场

在职场中，男人容易抱成团，女人，特别是优秀的女人，则往往喜欢玩排挤。

排挤这档子事，其实在职场上很普遍。什么原因导致自己被排挤鳚又有什么招数可以避免排挤鳚

故事一：我真的很受伤

周为硕士毕业后,在一家事业机关工作。勤恳的周为得到了同事们的“青睐”———今天老孙师傅请她帮忙写一份总结,明天张大哥问她能不能抽出点时间做一套表格……可每次到了午饭时间,人们都说说笑笑结伴离开,仿佛没看到她一样。“或许是年龄有差距,所以跟他们缺少共同语言吧鳚”周为这样安慰自己。可在半年之后的岗位定级上,周为吃惊地看到自己排在办公室最末位。周为明白,自己被排挤了。

点评

办公室里总有一些人勤勤恳恳做了很多事情,却像读书时候的好学生一样,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甚至还因为其常常埋头苦干,很少讲话,而被认为特立独行,遭到排挤。

无辜型的被排挤者要做的是改变自己的形象,停止“我可以做任何工作”的路线。短时期内会让人对你有一点坏印象,希望时间稍长之后,大家会意识到自己行为上的失误。

故事二：求人不如求己

裴斐之所以加入这家公司的销售部,最主要的原因是同校同系的师姐在这个部门做经理。果然,头两年,裴斐干得顺风顺水,几乎一路绿灯地做到了主管的位置。世事难料,师姐被调到分公司任副总经理,新来的经理又是“空降兵”,上任第三天就对裴斐发了一顿火,起因是一笔500多元的发票,裴斐的手下没有写清时间、地点和宴请的对象,她就给签字了。裴斐心里明白: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

可裴斐没料到日子会这么难过,接二连三的小失误都让她成了靶子。很快,她成了“光杆司令”,手下的人都申请调到别的主管手下了。好在半年多后,在一次公开活动中,经理考虑欠周,负责此项工作的主管又缺乏经验,音响竟然临场失声。裴斐不慌不忙,从自己的车里取出手持喇叭,递给了表情焦急的副总裁。事后,裴斐被提拔为另一个部门的经理。

点评

“靠山”走了之后,新来的上司一定要杀一儆百,而这一个被“杀”掉的,大半会是以前的“红人”。这个时候往往做多错多。

出人头地型的人往往有一定才华,被排挤常常是因为缺少一个真正的表现机会。因此,委曲求全、等待机会、把握机会是最佳上策。

故事三：一盘散沙是最软弱的

丁灵被“猎头”挖到这家公司的市场部做经理。没想到竟然遭到非暴力的反抗行为———小A说某个活动做不了,因为媒体不感兴趣；小B说活动超支,总监那里会通不过；小C请假,说自己严重感冒……丁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总监秘书那里打听到,原来在自己调来前,小C很有可能被提拔为经理,现在部门的一切状况都是小C一手策划的。

丁灵找到小A:“你经验老到,如果再好好地搞几个大型活动,为自己增加一些资本,主管的位置就离你不远了。”几天之后,小A主动来找丁玲,表示自己会完成那一份工作,丁灵对小B讲的则是:“听说你准备要小孩,奶粉钱是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的。多完成一些工作吧!也好为将来做筹划。”小B听了,自然干劲十足。至于小C,丁灵以长期休病假、身体状况不适合现任工作为由,将她调到了别的部门。

点评

一般到一个新单位当头儿,总会遇到手下不怎么服管的问题。这几乎是所有新领导一定会遇到的。要处理好的确需要点领导才能:在排挤自己的小团队中增加点不安定的因素,让他们内讧,打散他们,自然就没有人排挤自己了。

故事四：我也不想排挤人

部门同事之间本来有些小摩擦,但当另一个部门的小韩借用到办公室之后,小摩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统一战线”般地冷落小韩。而冷落的原因也很简单：部门的领导和她所在部门的领导关系不好。于是,小韩的电话响了没人去接；有人问小韩在不在,我们都一致摇头说不清楚；偶尔大领导路过,看到小韩没在,我们还会淡淡地说:“常常看不到她啊!”……小韩其实是个好女孩,每次出差还给我们带小礼物或风味小吃,可人们真的没办法不排挤她啊!

点评

门派之争是职场排挤的一个重要原因。你是谁的人,决定了你的日子好不好过,这时,排挤与被排挤并不是性格那么简单的因素。

门派斗争型中的排挤者和被排挤者都是最不情愿也是最不稳定的,因为搞不好哪一天就会随着门派的改变而转变。

故事五：前男友成了罪魁祸首

世界有多小,苏妆以前并不知道。可当她知道自己的前男友成了同事刘丽丽的现任男友之后,她开始觉得无比郁闷。先是自己千辛万苦写好的报告无缘无故地从电脑上消失,然后是一手接待的客户竟然坚持要更换业务代表,最要命的是,月底上报的表格竟然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数字,被经理臭骂。让她吃惊的是,这一切都是刘丽丽做的手脚。刘丽丽甚至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要么我和他分手,要么你换个工作,否则我们要一直斗下去了!”

点评

当人成了排挤的驱动因素,这就成为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了私人恩怨,最好的办法是躲开这个人,调换另一个部门。如果不能,不妨反抗,收集相应的证据,向上级寻求帮助。

故事六：家境好又不是我的错

王青的家境不错,不但开车上班,还穿得很有品位,据说家里已经给她在单位附近的小区买于一套160平方米的房子。很多年轻的男同事喜欢围着王青转,可在分配销售小组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女同事愿意和王青一组；好不容易有了搭档,在有销售机会的时候,对方竟隐瞒起来不告诉王青,甚至王青发现并与她对质时,她还轻描淡写地说:“反正你家那么有钱,何必在乎这点小钱呢鳚”

点评

不仅工作突出会成为被排挤的原因,家境出众也可能引发排挤。

家境不错的被排挤者实在没有特别好的应对办法———总没人希望自己破产吧鳚所以还是打打亲民牌,多送些礼物,请大家吃吃饭,让大家对你树立慷慨大方的好印象吧。

专家忠告

在职场上混,少不了与人竞争,排挤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职场自然法则,上场就是要较量。

当自己被排挤时,首要任务不是大肆宣扬,仿佛天下人都对不起你；也不是暗地里做手脚。要知道排挤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够做到的；更不是一气之下跳槽离开就可以逃脱得了的。我们要做的是静静地观察与等待:观察排挤你的人员构成；分析他们的初衷———要知道,人们很少会排挤不相干的人。然后,安静等待翻身或者让排挤者彻底失效的机会。

当你也是排挤者中的一员时,不能舍弃做人的基本原则。可能你排挤别人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记得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才会给别人和自己都带来方便。

官场

什么是官场“圈子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些官员结党营私，为一己私利编织利益同盟。或是“官官相护”，一些官员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或是“山头主义”，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当成家臣;或是“官商勾结”，一些官员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经营方式虽然各异，但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是其共同本质。

对于“圈子文化”，中央的态度非常鲜明。“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听听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的话语，净化政治生态就必须破除“圈子文化”，共产党与山头主义势不两立！

其实，正常的人情交往未尝不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也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然而，以暗中勾结为手段，以私人利益为目的，不仅让正常交往变了质，也让党风政风变了味。官官相护的逻辑之下，任人唯亲、近亲繁殖、带病提拔势必蔚然成风；官商勾结的规则之下，损公肥私、中饱私囊、寻租腐败定然禁而难绝；山头主义的庇护之下，党同伐异、相互倾轧、朋党恶斗也将潜滋暗长。为了小圈子利益而出卖公共利益，这正是“圈子文化”的危害所在。

在圈子中寻求政治庇护、利益同盟与合作伙伴，有事可以共担风险，无事可以谋取利益，这种合纵连横、攻守同盟之术，恰是很多官员深藏心底的“官场秘籍”。然而，宋代欧阳修造就说过，“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这样的酒肉朋友、场上哥们，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同享富贵易、共当困苦难。“圈子文化”污染政治生态、败坏社会风气，更会充当贪污腐败的触媒。刘志军与丁书苗，还有罩着神秘色彩的所谓“石油帮”，哪一个最后得以善终？苦心经营小圈子，到头来养虎自噬，这是一种反讽，更是一种警醒。

在中国历史上，“朋党”兴起往往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唐朝晚期牛僧孺与李德裕的“牛李党争”，更是加速唐朝衰落的触媒。以古鉴今，为了正本清源、釜底抽薪，应该拿出雷霆手段，向任何形式的“圈子文化”说不！

观点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圈子”就是“社群”、“部落”、“团体”；从个人经验来说，“圈子”就是由志向、趣味、年龄甚至居住地点都比较相近的人自动形成的团体，这些团体常常会以饭局的形式展现在别人面前。圈子是在成功意识的支配下形成的，只要个体不在圈子里使坏，圈子就不会把个体排斥在外。但是，并非所有的圈子都能走向成功，因此，“选择圈子”比“进入圈子”更重要。圈子不能太大，太大了发言的机会就少。还有，一个圈子当中不能没有掌握话语权力的人物，但这样的人物也不能太多，否则一个圈子就会分化为多个圈子，导致个体在决定投奔哪个圈子时左右为难。

圈子自古就有，只不过在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中国社会处在一个特殊的封闭期，政治化状态取代一切，所以圈子就给淹没了。圈子在80年代后活跃起来，反映了非正式组织群体的多样化。任何一种特征，比如职业、品味、特长、个性、收入甚至年龄、性别，都可以组成为不同的圈子，以保持自身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不断地组成圈子，也不断地选择着圈子，营造适合自己的圈子，在圈子里寻找寄托。

圈子的增多与细化，跟社会本身的开放度和容忍度有关。现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各种吧，就是为各种圈子的生存需要提供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使得圈子与圈子之间至少在空间上避免了冲突。一个人可能同时存在几个圈子之中，圈子的多寡，反映出一个人人格面向的多寡。一般说来，一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越强，所涉足的圈子就越多。圈子也是一种社会资源，人们通常会通过自己的圈子里够得上的资源，再去寻找够不上的资源。然而，这并不就是说一个人所涉足的圈子就是越多越好，因为圈子的维持也需要你的付出，包括信息、金钱、时间、精力等。过多的圈子就像一张无形的网。为圈子而圈子，就好像一个头绪太多的网结，身心都处在一种五马分尸的状态。

要说社会上的圈子，建国前四川的袍哥、码头就是圈子。建国后，当局三令五申“不要拉小圈子”。当时“圈子”是贬义词，是拉帮结派的代称。现在的“圈子”是中性词，是港台文化渗入的时髦话。文化界叫文化圈，演艺界叫演艺圈。旧社会的圈子有行规帮规，现在的圈子也有约定俗成，游戏规则。圈子之内、圈子之间，因人际关系而结合，是社交利益的好渠道。有人精于此道，乐于此圈。

战国百家争鸣，魏晋建安七子，盛唐饮中八仙，清初扬州八怪，还有散文体裁的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都是流派文化，但习惯上不称“圈子”。五四以后的创造社、文学研究会、语丝派、新月派、太阳社、沉钟社……有的“为人生而艺术”，有的“为艺术而艺术”，有的走上十字街头，有的钻入象牙之塔。尽管各行其道，但也称为“圈子”。80年代思想解放，有文艺复兴之兆。改革派与守旧派有阵线之分，但也不像现在的“圈子”。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的圈子现象是个怪胎，是一场混战。除个别例子，大多数是无谓纠纷，小是小非，胡搅蛮缠。改革开放初期文坛论争是黄钟大吕，现在文坛吵架是瓦釜雷鸣。庸才骂人是时尚，不遭人骂是庸才。所谓“圈子文化”，弄得好是流派，弄得不好是宗派，极而言之成帮派。

“圈子”是交朋友的一种范围和形式。有一本儿书上说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一辈子能维持的朋友不超过几十个，圈子就是维持。

“圈”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一伙人为了混口饭吃而蜷缩在一起。以下提到的圈都应该念“juan”。

自有人群就有圈子，赵传有歌叫“找个帮来混”，江湖是人，人就是江湖，脆弱的人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形成一个个的圈子。

如今分得细而又细的文化圈、娱记圈等等，从功能上看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圈——娱乐圈。有着相似的生存状态的人群聚成一个圈自娱且娱人，每个圈中人都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合起来成为一种狭隘的社会群体。

这个群体有着自己的话语系统，即所谓黑语，也有一些不成立的行规。他们的存在对圈外人就是一种排斥。要想入圈，则必须“洗心革面”，所以大凡进入圈子的人都开始说谎。理想作为生活目标是一种很完美的形式，而一旦成为了生活方式，就会很糟糕。因为追求理想而入圈，并靠这种理想为生，就无异于进入了一种体制。

真正从事创作工作的人，应该努力维护个人的自由。而我对自由的理解就是快乐、简单，一旦入了圈，就没有了开放的空间，说话也变得口不对心，不由自主地会为着利益而改变很多，这便开始了不自由的生活。

早在解放前就有行业性的非组织机构被称为圈子，这种圈子里大都是艺人。80年代后期，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单位”的意识渐渐淡化，一批脱离了“单位”、“集体”的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组织了一个个松散的行业性的组织机构。这种机构起先是在娱乐界，慢慢的一些自由作家、撰稿人等也渐次形成了类似的圈子。

这些圈子有它约定俗成的行规，有一两个资历、才干过人的灵魂人物，但圈子内部很不规范，像一个小社会，只不过不具备一个社会应有的秩序。

个人终归是渺小的、自卑的，需要从整体中获取支持和帮助以求强大。人们不断组成一个又一个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细化的圈子。仅就文学圈里就可以从写作风格、写作方式、写作取向上分出几个大圈子；作家圈也会因为年龄、经历、性别而站出许多不同的队伍。

如今市场与圈子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圈子因为市场的需要而存在、发展；市场也会以圈中所提供的“权威”信息为标准找寻自身的需求。

圈子的地位也挺尴尬。民间的圈子因为兴趣、感情的因素自然形成，圈中人互相影响、刺激，共同提高，这样的圈子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作用。而受权力、利益驱使而形成的圈子，承载着很浓的码头意识、官办风气，使圈子的整个发展受到限制。

文学圈中举行的评奖活动，因为某些利益的干预，在用稿取向上就排斥了一批不属于他们圈中的人，这不但造成了他们圈中的自我封闭，也导致了一些真正优秀但非圈内作家对评奖的排斥。

圈子，用主流语言说就是“界”，比如文学界、新闻界、政界。只不过，这些界是有组织地形成的，而圈子则是自发形成的。

一个人如果自觉地把自己归于某一圈子，实际上就等于自我禁锢。而一个人要想活得更加充实、涉猎范围更加广泛，就必须打破圈子，实现跨界别行动。

人们总觉得圈子有多么神秘，跨界别行动有多么困难。其实，除了政治这个圈比较行规森严一点，往往是出来容易进去难，但是其他圈子，主要是看个人能动性。你想发展自己，你有这个能力，那就行动吧。除了你自己，别的没什么障碍。

人不一定非要在圈子里获得资源。

相比西方一些国家，中国的圈子还比较狭窄，它处于边缘地位、主流文化之外。而西方国家的“圈子”有些已成为主流文化，有的也与主流文化有着“大众媒体”这一可沟通的工具。中国的媒体基本上是官方“喉舌”，它不会过多地关注圈子的发展生息。尽管如此，圈子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因为现代社会的圈子概括起来就是当代文化圈，它的存在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必需。

圈子之间也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像音乐圈与舞蹈圈、美术圈与摇滚圈。圈中人都有着共同艺术实验的目标，一旦进入圈中，进入了一种彼此文化氛围中，一种共同的语境里，大家的交流和表达就会很直接、很真实、很纯粹。

当代艺术这个圈边缘性相对更强，因为强调的是完全个体化的劳动，圈中人在创作时很少或一般不会考虑经济等不相干因素的影响(效果)，他们更关注创作时的自由的状态和独特的感受。

圈子是走在时代前沿的生活先锋，不管什么社会，哪个时代，要想发展，都需要也必须有一批这样的艺术实验者。或许他们永远不能进入主流文化，但他们的存在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

现代社会机构越来越单元化。上班时与人交际是公事公办，下了班一回到家，大门一关，住了几年的邻居都几乎没打过什么照面。人们一方面希望隐私更加隐秘，一方面又渴望更广泛、更深刻的感情联系。圈子的出现恰好是一种补充。

大的圈子如广告圈、娱乐圈都是因为名誉组合成的，结构比较松散。小的圈子因为兴趣、利益等因素围成一团，这个圈子里有一个核心、纽带人物，这个人必定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可以说圈子大多都因为他，他的人格魅力不可小视。

中国人不比外国人，讲得更多的是感情，大家有一种很根本的抱团意识。“关系就是生产力”，有了熟人、好友、亲朋的关系，很多原本挠头甚至是不可能的事都会在处理的过程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早先一个人表示对另一个人最高度的信任和比较深厚的感情时，就是把这个人领到家中，吃一顿饭。如今家对一个人是最大的隐私所在，家是公开聚会越来越回避的地方。小圈子的活动几乎都会选在茶楼、饭馆、酒吧等地方。十几、几十人围坐在一起，饮饮茶、喝喝酒、聊聊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交流彼此获取的不同信息，既是一种放松，也是一种收益。小圈子是私人感情另一个发源滋生地。

说到大的圈子，娱乐圈算是最好的一个圈子。娱乐圈曝光最多，丑闻也多，所以透明度也最高，可以受到最大范围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