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冲突是指在许多情况下，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而同时追求内、外均衡两种目标的实现，将会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冲突。米德冲突（MeadeConflict），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即稳定通货，充分就业和实现经济增长，还须实现外部均衡，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相反﹐如果中国要减少正在高位运行的国际贸易顺差﹐就需要在国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会继续面临国内房地产、A股资本市场高温不退，流动性过剩﹑银行贷款难以控制，而加大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将对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而其它一些针对改变贸易顺差的宏观控制政策﹐在内需不足时期﹐都是难以实际奏效的。

基本内容

释义

米德冲突（MeadeConflict），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即稳定通货，充分就业和实现经济增长，还须实现外部均衡，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但如果独立实行一项政策，容易引起内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

后丁伯根发展了米德的观点，是以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以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实现外部均衡。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工具无法使用。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达到内外部同时均衡。

提出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于1951年在其名着《国际收支》中最早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这被称为“米德冲突”，即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在米德的分析中，内外均衡的冲突一般是指在固定汇率下，失业增加、经常账户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账户盈余这两种特定的内外经济状况组合。米德分析中的与开放经济特定运行区间相联系的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称为“狭义的内外均衡冲突”。

产生

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外均衡中的四大目标：外部均衡为国际收支均衡；内部均衡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

詹姆斯·米德（J·Meade）认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实现国际收支调节使之均衡的政策，由于固定汇率制度下，贬值和升值都受到极大限制，因而主要采用开支变更政策，开支变更对上述中个目标产生不同的政策效应。在国际收支逆差与通货膨胀并存时，减少总需求可以使二者均衡；在国际收支顺差与就业不足并存时，扩大总需求可以使二者相窜。但是，对于既有国际收支顺差又存在通货膨胀，或既有国际收支逆差又存在严重失业问题，就会发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使开支变更政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解决

米德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在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或经常项目逆差与国内失业并存的情况下。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可解决“米德冲突”。财政政策通常对国内经济的作用较大，而货币政策则对国际收支的作用较大，因此，应该分配给财政政策以稳定国内经济的任务，分配给货币政策以稳定国际收支的任务，或者根据国内经济与国际收支的不同情况，将二者适当地搭配，以同时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收支的均衡。

在中国

中国CPI指数2007年7月份创下1997年2月以来的新高，其中﹐肉类价格同比上涨45%，食品价格涨幅达到15.4%。表明，中国已进入标准的‘米德冲突’。美国经济学家米德提出的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一国如果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则必须同时使用支出调整和支出转换政策。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将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换句话，就中国的宏观经济来说﹐在中国通货膨胀和贸易顺差就像天平称的两头﹐官方的经济政策偏重任何一头﹐另一头都将跷起，经济平衡出现了问题。可以看到央行的宏观调控“组合拳”收效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中国经济陷入通胀与贸顺‘两难’境界

如果，中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紧缩政策﹐其后果将是国内需求减少﹐会促使更多的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到国际市场寻找出路﹐接踵而至的又是贸易顺差迭高不下﹐高额外汇存储难以避免。相反﹐如果中国要减少正在高位运行的国际贸易顺差﹐就需要在国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会继续面临国内房地产、A股资本市场高温不退，流动性过剩﹑银行贷款难以控制，而加大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将对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而其它一些针对改变贸易顺差的宏观控制政策﹐在内需不足时期﹐都是难以实际奏效的。

实行适度通胀，提高居民收入是有效途经

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冲突﹐产生的国际贸易顺差，可通过对外经济政策来解决。但是‘中国威胁论’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盛行﹐中国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一些发达国家不会轻易向中国出口。而一些低端的商品﹐他们会依旧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大量采购，会继续形成大量外汇储备，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另外，人民币升值压力，会进一步挤压商品的利润空间，促使商品竞争力下降。更突显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核心机构的美国﹐其美元在困境中频频贬值﹐财政和贸易赤字更是在高位徘徊﹐加上愈演愈烈的美国次级债危机，除了直接的影响世界经济，极可能会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即使有多国央行的出手，但世界经济发展并不容乐观，可能劣势难挽，甚至会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可以断定，美国人不会轻易去收缩国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此趋势是会影响中国的直接出口和国际贸易。

因此，对中国来说﹐与其在国际贸易顺差和通货膨胀两大困境中挣扎﹐不如两者择其轻﹐实行适度通胀﹐但前提是：改变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调整国民财富分配的政策和制度，特别是调整低工资政策；加大医疗、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部门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关注的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后顾之忧，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工待遇，减轻农民的负担；解决下岗人员再就业，大幅提高居民收入﹐使其高于通货膨胀涨幅。并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调整过度鼓励外资增长的政策，促进内外经济平衡从而有效调整中国国际贸易顺差过大的状况。

中国应付米德冲突的建议

为避免米德冲突，就需要为不同的目标制定相互独立且有效的政策工具，即满足所谓的丁伯根法则。但是“丁伯根法则”看上去在中国已经碰壁。至少，从而今情况来看，这个药方仍未使高烧不退的中国经济回春。

建议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或许，中国的这种经济政策冲突，可通过国际经济政策合作来解决。但是“中国威胁论”仍在全球流行，中国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不到万不得已西方绝不会允许中国进口。而中低端的消费品，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核心的美国，即使任由美元在风雨中飘摇，财政和贸易赤字都在历史高位，也绝不收缩国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对中国来说，与其在贸易顺差和通货膨胀两害中挣扎，不如两者择其轻，实行适度通胀，但前提是，改变倾向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大幅提高居民收入，使其高于通胀涨幅，从而彻底改变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