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它们都是对中国科学的关怀。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基本介绍

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成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

钱学森之问概述

问题来源

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简介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汉族，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争取下回到中国。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95年，经中宣部批准及钱学森本人同意，母校西安交通大学将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了馆名。2009年10月31日北京时间上午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学森的看法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回忆：30年前，父亲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提出基于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问题，提出知识密集型农产业的思考，学术界对这些理论反响不大，基本上无人关注无人践行，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才明白，自己不仅要提出理论，还要有意识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所以才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温家宝总理的意见

2010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大学，与同学们共度过“五四”青年节。一位学生向温总理提出了如何理解钱学森关于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温家宝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温家宝总理认为：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李约瑟之问

其实，相似于“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它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

国家就解决此问题的努力

2009年由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入选高校是国内16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这场“试验”，首先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学科开始。

人人应参与解答

解答“钱学森之问”，家庭、学校、社会、青年自身，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人人参与也是有责任感的国人之本分。

中小学应助学生充分发展

教育界特别是学校，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首要力量。

中小学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钱学森列出的对他影响最大的17人中，北师大附中的老师占了7位。中小学教师是培养发现人才的最前沿力量。而基础教育阶段最为人诟病的是学生负担过重，严重扼杀了学生发展兴趣、创新探究的天性。为此理应深入推进招生考试制度综合改革，注重培养学生感兴趣、拓展学生潜力，帮助每一位学生充分发展。

高校是培养未来精英阶梯

高校是培养未来精英的阶梯。而我国现今高校行政化过浓、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大学越建越大，但尚存在“见物不见人”等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围绕培养世界级杰出人才、立德树人的中心开展工作的思路，尚未完全厘清。目前我国正在加紧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必由之路。

家庭应培养孩子的好奇心

青年成才的路上，家庭的影响至关重要。天赋如同自然花木，要用来修剪，家庭教育不能只关乎温饱生存，还要给孩子滋养家国情怀，从小励志。让他们怀着理想和抱负，在对万物的好奇中，在不断探索中，在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中，学习成才，实现人生价值。

社会应营造容错试错氛围

而社会是创业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的外部生态。历史上但凡杰出人才的出现和成长，都有赖于宽容开放、鼓励创新的外部环境。当前社会还要改变人才评价标准，涵养容错试错土壤，让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呼吸新鲜活力的空气，在创业创新的大海里恣意游泳。

青年是社会进步的风向标

青年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风向标。唯有一流的青年，才有卓然之国家未来。“钱学森之问”其实更是在拷问青年人。唯有人才从现在的青年中不断涌现，才有高尖端乃至世界杰出人才的万丈高楼。青年要励志，要冲在破解“钱学森之问”的最前沿，真正痛“钱学森之问”之所痛，思“钱学森之问”之所思，要把回答好“钱学森之问”作为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把振兴国家和民族的重担切切实实地扛在肩上，唯有青年动员起来了，“钱学森之问”才能真正落到实地。

解答一：校长专家们的回答

据说温总理2006年拿这个问题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解答二：改变重钱不重人的社会风气

钱学森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学校里，关心科技发展的人已成少数—-没氛围；提得出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数—-没数量；关心的往往是创业问题并非科学研究—-没火候；社会现状，人人祈求安贫乐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创新—-没手段…………..总之，一般的，传统的，不打破常规的思维是绝不可能造就出像达芬奇，牛顿，冯·卡门，特斯拉，诺贝尔，爱因斯坦这种伟人的！

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财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

解答三：改革教育目标与体制

通过“钱学森之问”，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

一方面是教育目标。有学者围绕钱老之问，指出中西方教育目标的差异，是方向性的差异。身在儒释道文化圈的中国教育，强调伦理与知识，终极目标是君子；西方教育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形成了形式逻辑理论和实验验证科学的传统，强调真理与智慧，终极目标是思想家和科学家。布莱尼茨也曾言称，中国长于政治伦理道德，西方长于数学、自然科学。终极目的的不同将两种教育距离逐渐拉大。

另一方面是教育体制内部问题。是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教育学中有一种说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处于教育之外，教育培养可造就的社会主体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来，还有人才评估、管理与激励等诸多原因。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得到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解答四：大学去行政化

如今钱老先生虽故，而问题依然留在那里，如果不予以重视，相信再过若干年问题仍然不会自动解开。那么，作为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命运的宏大问题，钱学森之问总不能永远搁置吧？应该说，越早地直面越有利。那么，谁又能解决？如何解决？我想，仅凭安徽11名教授的信恐怕还是不行，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进行求解，让更多的专家、学者、教授乃至社会各界人士都参与进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对这个问题来一个“思维风暴”，最终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出来。

如果科研经费、学术教育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也按照各类重点和各类资质的行政级别化，就可能导致学术和项目评议的科研经费、市场营销等行政分配和学术职务行政化；因此，大学、科技机构与产业化市场等领域的去行政级别化可能是必由之路。

解答五：中国人没有科学头脑

李约瑟难题，换个角度提出也就是钱学森之问，欧洲能从中世纪的千年落后背景下创建近现代科技，为何近代落后的我国却不能急起直追，培养出自主创新型杰出人才，从而再度成为创造发明的强国呢？中国科技与产业的发展，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好比书法艺术，非常难以完全模仿名家笔迹，却完全可以在名家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流派，科学、经济、体制等模式也是如此；而且，唯有摆脱权威崇拜、人云亦云，才能领悟科技与产业的创新精神实质。

经常看到一些说法：西方的什么新科学、新东西一出来，就有人说我们的什么里就有，或者说西方古代的什么里有其实也是同一个问题的确没错，但错在方向，从古代东方、西方乃至世界挖掘或得到启发作了新用途或成为了新科学、新东西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我们为何做不到这点?

科学是近代诞生的有一定概念、范畴、方法、逻辑等的范式，（现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研究这个“科学”形成的学科，为什么科学没有诞生在古代欧洲，也没有诞生在近代中国，却诞生在了近代欧洲又是如何诞生了培根的科学方法论有哪些来源，比如，阿拉伯、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技术等科学史所称之思辩哲学的传统与实践经验的传统交融时诞生了科学的传统李约瑟难题其实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等著作中能找到答案。

那么钱学森之问，也就会是：我们发扬了哪些优良传统，又学会了西方哪些成就，从而产生更具有促进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的教育、科技与产业模式？

解答六：中小学体制的改革

硬件建设

学校硬件的标准化，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2010年，国家启动了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全年投入83亿元用于农村义务教育薄弱的学校改造。应进一步加快标准化建设，均衡配置校舍、设备、图书、体育场地等硬件。天津、河北等地提出，2012年每一所学校都将达到确定的基本标准。

双向流动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择校”实质上是“择师”。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在于师资力量的均衡配置。应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实行区域内中小学教师编制和工资待遇同一标准；城镇中小学教师评聘高级职务（职称），必须有在农村或薄弱学校的任教经历；配足配齐农村、薄弱学校合格教师，加大培训力度，组织教师到优质学校学习进修，提高教学水平。

规范升学入学

国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近入学，但有些学校为了争夺优秀生源和自身利益，在招生过程中不按章办事，给择校制造了空间。应按照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学校分布情况，科学划定学校服务范围，合理分配招生名额，通过规范升学入学，不给择校留机会。禁止公办学校开设“实验班”、“占坑班”，杜绝以任何名义收取择校费，切断录取择校生与获得利益的联系。

解答七：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古代儒家时代是知识进入官场，非儒时代的问题是行政进入大学；因此，大学的去行政化教育和教育的孔子学院世界化就是发展的趋势。有社会责任、理想信仰和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围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古代中国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学的文官）入仕途体制，欧洲近现代化形成了以技术发明而成为企业家的知识产权体制。关键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创新型和德才兼备人才设立客观的科学的人才评估体系，依据曾邦哲的观点是科技、教育和产业的高效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为一切创新之根本所在，以及：

精神文化建设

建立“以人为本”民族精神传统讲堂，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重视创造能力的人本身，还不只是看重人创造的财富，人是本物是末，这样才能真正将创新人才和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

德才兼备教育

欧洲从儒家科举制学会了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我们也可建立欧洲的命题型、思考型、实践型考试和研究生独立研究能力培养制度，以及知识原创型教授考核、教授自己课题成果的授课等教育模式。

解答八：孵化器建设

建立创业园的公用研究开发中心，提供有创新课题与项目的科学家开发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实验室平台、资料检索平台等，从而增加创业的成功率，形成发明家型企业家模式，以制度化或税收政策促使投资者将资金投入货真价实的高科技开发项目。

其中学术道德的监督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健全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创新型科技项目指南、公平竞争机制与客观评估系统等都是影响创新的极为重要方面，科技的进步应该以先进、优先、新颖以及其对学科、技术领域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范围与久远来衡量，不能只是以头衔、职位、奖项和刊物、等级、权威等来衡量；因为，科技与产业的进步总是在推翻旧权威建立新权威的创新过程中发展。

企业以专利技术为发展机制，以设立科研基金为税收优惠；因为只有公开的技术才能促进技术进步与带动产业经济持续发展。高科技企业的评估又应该以前沿尖端技术为依据；因为，传统产业、传统科技也有专利技术，只有最新的技术领域才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实力的发展方向。

科学创新、专利技术发明费力、费钱、费时，唯有有效而有力地保护创新的体制健全，才能形成科学创新与技术发明的环境。同样，只有鼓励而有利于生产优质产品的监督体制健全，才能形成创新型高科技产业。如果金钱在商业贸易或事务流通的交易过程比在第一线的生产与创新更能得到利益的话，就很难促进创新；然而，只有创新与发明的发达程度才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真正财富与实力所在，对科学创新、技术发明型人才与机构的落在实处的支持与利益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另外一些专家提出，人才培养的基础在于教育，只有给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最公平的教育，才是出人才的教育。虽然学生的天赋、兴趣、爱好各不相同，但当前围绕着升学指挥棒，很多学校提供的还是“千人一面”的教育，这妨碍了素质教育的落实，也是对学生的一种不公平，妨碍了他们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解答九：大学应去功利化

2010年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听取我国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界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时，提出“大学功利化是要命问题”。商品经济是社会的经济进步与发展驱动力，但如果一切都是商业化或全民经商，经商以生意或贸易一级又一级代理，商业又以炒作模式运作炒股份、炒楼房、炒文字和做秀、选美、喧哗等，就会导致本末倒置，商品经济首要是商品，商品是为人所用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科技巨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生产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价值。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本质是创新，缺乏自主创新就缺乏经济核心竞争力，创新必须有发明家，发明缺乏资金和时间投入难以创新，投资家、商业家如继续是以炒作的模式经营，企业家依然不以新产品高质量为发展，就可能导致整体经济与环境的危机。

当代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职业生涯、实验室成为一种论文生产的工厂。如俄国格里戈里·佩雷尔曼解决庞加莱猜想那样不求名、不求利的科学家已经非常罕见；然而，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则是一种事业与理想乃至追求真理的信仰，才有哥白尼、伽利略、拉瓦锡等为科学献身，才有牛顿、卡文迪许,德布罗意，莱布尼茨等人终身娶了科学，也才有普郎克亲身去邀请专利局小职员爱因斯坦到柏林大学完成相对论的伯乐，才有孟德尔牧师在修道院做豌豆杂交实验，才有达尔文与华莱士发表进化论的佳话，以及许多有钱人将自己的财富用于科学研究，或如诺贝尔那样将财富用来奖励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也有居里夫妇那样不求名誉与财富在实验室过艰辛的生活的科学家，等等。科学尊重的是知识，科学尊重的是创新！在建立创新型国家时期，尤其必须尊重科学的知识创新。只有原创的知识和发明的技术才是创新，后来的（无论什么刊物或什么权威）都不是，原创与复制是根本不同的概念，科学的本质是知识的创新。权威刊物或品牌产品，依据的是其诚信度、高质量为标准；然而，仍然依据的是论文内容的知识创新、时间次序和或者产品本身的质量、优势等实质。比如，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将论文直接贴在互联网上，原始创新的论文、创新的技术发明，无论发表在什么刊物或发表论文与申请专利的人是谁没有任何关系。唯一重要的看是否原始创新，还不是复制（包括，各种形式的翻译或剪辑）在什么品牌刊物或是否什么权威人物等，关键是客观证据与事实求是。如果相反之，将面临如何评价整个人类各民族几千年以来的创造与发明呢？科学的特征是探索真理和发现事实，知识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是科学之实质，科学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跨越宗教、跨越语言、跨越权威、跨越权利，唯一的标准就是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如果陷入各种利益、功利、名誉和地位等级和奖励追逐等，就可能危害人类科学创新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实质，近代科学的探索精神在20世纪以来的功利化、名利化等，然后成为职业化、权利等级化等导致全球的科学社会变迁，这种国际性的变化也是导致创新能力衰退的原因，唯有建立一种新模式的科学精神和创新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全人类现状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布鲁诺、哥白尼等科学家的真理探索精神是导致近代科学诞生的关键，科学没有权威、没有顶峰，有的是无穷尽地探索。科学权威的带头和评审作用是以其专业知识、研究经历和才能智慧等为基础，但以论点、论据、事实和对事物的判断为依据，还不是以权威的身份或地位为依据，因而成为科学界的领头人物推动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古代、近代科学家和现代民间科学家，由于是对科学爱好不是以利益或权位为主，具有创造和献身精神，但在现代科技精细复杂化时代，民间科学家缺乏严格的训练和规范的方法、精密的仪器等，往往容易导致错误的理论或研究；然而，中国受到了良好教育又具备精良仪器装备的科学家，为何又陷入亦步亦趋、人云亦云，乃至对于科学的创新，没有国际发展的范本或权威为依据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境地呢？科学与非科学、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似乎陷入了反复辩论与相互悖理的拉锯状态。

解答十：科学与民主不可分割

“钱学森之问”，既是一个“科学之问”、“教育之问”，实际上，更是一个“体制之问”、“历史之问”。它的科学求解，确实关乎国家未来长远的兴衰发展。

在一次专题研讨“钱学森之问”的小型学术会上，3位并列而坐的老学者，各用了一个关键词，来表达自己对“钱问”出路的见解。84岁的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陈耀松说“要靠民主”；紧接着，88岁的力学家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之后不久，即2013年1月，他获得了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接着，95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备享盛名的李佩教授说“要能争论”。

解答十一：科学与艺术及各艺术门类间融合

中国教育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它不是一个开发式的教育模式。比如从幼儿园到高考，一直教你背东西、念东西，更多的是让你把现有的东西记住，并没教你怎么去开发、推翻，并创造出新东西。科学家和艺术家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都是要力图推翻前人的结论。否则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已有的东西不需要我们再去重复做。我们一直希望，在整个教学体系设置中，尽可能改变国内现有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还是那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自2017年始，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中心执行主任朱伟和同事们开展了一项“破壁试验”，通过推进科学与艺术、各艺术门类之间的深度融合，希望能够回答“钱学森之问”，培养出具有创造性的杰出人才，推动科学创新和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双翼齐飞”。

钱学森之问是“明知故问”

“钱学森之问”并没有那么“艰深。其实钱老自己是知道答案的，而且答案就在题干中。钱学森之问，实乃明知故问！只不过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来的钱学森，多年来的历练，他的表达方式也变得委婉了，而且时机选择在大渐弥留之际。

钱学森之问著作

《探究钱学森之问——科技创新人才智能分析》，薛昱等著，科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石毓智著，科学出版社，2012年；

《答钱学森之问》，罗利建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

《探索剑桥:试答钱学森之问》，温景嵩著，2011年；

《破解“钱学森之问”》，崔卫国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

《中国教育怎么了：求解“钱学森之问”》，庞跃辉、史银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

与“钱理群之忧”

近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一直存在着两个未解的疑团：

一个是“钱学森之问”；

另一个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在2008年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回答采访者时，道出的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以称为“钱理群之忧”。科学史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通识教育——是学生全部教育中使其首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部分——可弥合“两种文化”的分裂，也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也许是解决“钱理群之忧”的方向。

通识教育中除传统文科以外的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学、科技美学等等，还有数学、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等课程，就是想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把学生培养成同时具有道德理性与科学理性，具备对真、善、美的认识和践行能力、名副其实的现代公民。

“钱学森之问”与“钱理群之忧”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现行学校教育中所真实存在的关键问题，一个涉及顶尖人才的培养，另一个则涉及更加广泛的公民精英的培养，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解答十二：大成智慧教育理念

2021年4月29日，第十一期钱学森论坛深度会议在西安召开。

本次会议旨在聚焦新时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深入研讨钱学森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理念”，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遵循文明兴盛的规律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优势互补、全面互鉴、双向互动、和平共进、多元共荣的教育生态，以期解答“钱学森之问”与“民族复兴之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