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雄屏（1953年-）台湾著名电影学者，同时也是著名的电影评论人、电影制片人。任台湾电影中心主任、吉光电影公司董事长，并任教于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

人物简介

焦雄屏，1981年毕业于美国德州奥斯汀分校影视专业硕士学位。就读于UCLA博士班。1981年返台。任国立艺术学院专职讲师。为台湾新电影作了理论上的论述与介绍。

策划出版了《电影馆》丛书等，监制作品有《香港情怀》、《望乡》、《洞》、《十七岁的单车》等。1989年与邱戴安平合作创作电影剧本《阮玲玉》由关锦鹏执导搬上银幕。

个人履历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学士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广播电视电影硕士；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博士班候选人；

南昌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名誉院长。

主要作品

监制作品

《香港情怀》系列（许鞍华、关锦鹏导演）

纪录片《望乡》（徐小明）

1996年，创立吉光电影公司，监制《洞》（蔡明亮导演），纪录片《侯孝贤昼像》（奥利弗·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导演）

2000年，《十七岁的单车》、《爱你爱我》、《蓝色大门》（均与法国金字塔公司合作制片）

2001年，《命带追逐》（萧雅全导演）

2003年，《二弟》（王小帅导演）

2006年，《巧克力重击》

2007年，《色戒》（李安导演）

2012年《11朵鲜花》（王小帅导演）

纪录片《电影的天空》系列，《四季》（电视剧）

2009年 《听说》

2010年 《如梦》

个人经历

别人尊她为“台湾新电影的教母”，她不喜欢。可她在台湾电影、乃至整个华语电影史上的地位，却实在得不容人否认。仅就着书而言，她先后在台湾远流、麦田等出版社推出“电影馆”系列，这套书在台湾被视为电影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位“重量级人物”，在内地出版了她自己很看重的译着、“电影馆”系列之一《认识电影》。接受本报专访时，焦雄屏听说，许多人高估了她，自己干许多事，不过因为不太喜欢推辞事情。涉足翻译源于“倒霉的跑腿个性”焦雄屏说，不喜欢推辞事情，是自己最大的“缺点”。“事情到我身上，没人做，我能做的，我就会做。”她戏称之“倒霉的跑腿个性”。翻译美国路易斯·贾内梯的《认识电影》，便是如此。

“刚开始在台湾教学时，手边缺一本完整的电影教科书。于是我影印了这本英文版《认识电影》，在课堂中半教电影半教英文困难地上课。学生查字典查得痛苦，我也‘等待’得痛苦。这使我下决心一定要译出一部优良的教科书来。”没想到这本为了“告别影印教材”出版的书，成为了当年最受台湾欢迎的电影普及读物。此后该书不停再版，焦雄屏跟着原着更新的译本现已超过三个，“改动内容较最初超过四分之三，这样才能使书与年轻人之间保持亲近。”

没别人做她才做的事情，焦雄屏干得不少，出任2007年12月的台湾“金马奖”主席，也是如此。“四五月份了，还没有人要做主席。大家说，就只剩你了，你要不要做。我说我今年很忙，找别人吧。别人说，你看12月要颁奖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了。”

焦雄屏说，自己有四份工作———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任所长、做电影、写影评专栏，还有一份就是“金马奖”，但“这一份工作的量，就与四份工作相当”。其实，人家只要她一定做主席，并没人要她一定改革，可她干了。“既然这事到我身上，我就得做。我改革了评选方法，扩大了国际性。”有人非常不解，问她做什么胡金铨、杨德昌、李翰祥的回顾展呢，还为三个人出三本书，没有哪个电影节做这种事。焦雄屏也清楚，放一些旧电影，没人气没票房；出书没经费，后来钱还是她一路奔走“讨”来的。

这些别人看来的委屈，在她眼里很容易就“不成立”了。出书时，“我找到一个人，他不计较得失，默默地帮我编了三个月，从没跟我讨论过一次他的薪水。”说起本届回放的老电影，“有人跑来跟我说，真感激我们让他们认识了李翰祥、胡金铨等导演，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可能超过当代某些著名导演。可他们去世才十年，台湾热爱电影的、甚至‘金马奖’电影节的工作人员，都不认识他们了。”焦雄屏说“把我的名字弄小一点吧”

念及焦雄屏一而再、再而三“翻译”的辛苦，出版社在设计《认识电影》新书封面时，把译者的名字放得格外显眼。焦雄屏跟出版社说：“译者那么大，作者那么小，你们也太喧宾夺主了，把我弄小一点吧。”

她，担任过关锦鹏《阮玲玉》的编剧，是蔡明亮《洞》、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许鞍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诸多影片的监制；因为她的推介，《霸王别姬》、《孔雀》等众多华语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引发关注……但是，焦雄屏总是安于做聚光灯背后的人，总是喜欢把自己“弄小一点”，这是有缘由的。

刚到美国留学时，她念的本来是新闻。拿到广播电视电影硕士后，焦雄屏又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了电影的博士班。她的老朋友、北京电影学院黄式宪教授说，当年，焦雄屏去读电影的博士班，不去拿博士学位，这是勇气。在记者面前回忆起这些，焦雄屏说，“当时冥冥中觉得，台湾需要我，远远胜过美国需要一个博士。”

“在学校的电影课上，看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看得都快哭了———就为里面那种很东方的感觉。原来东方文化也是可以通过电影在西方独树一帜、赢得尊敬的。我就想，台湾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电影？”其实，好的片子早就有了，只不过，用焦雄屏自己的话来说，“当时对中国电影的认识非常浅薄”。以至于后来，焦雄屏再在电影银幕上“邂逅”老舍，她哭得陪自己看电影的人不知所措。

25岁开始，在美国念书的焦雄屏开始给台湾《联合报》写影评，她至今都记得第一篇是邮寄过去的。当时因为版面有限，一篇文章便能引起相当反响。一周一篇影评，使她“成名”了。1981年，焦雄屏以《联合报》专栏作者的身份回到台湾，她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我说电影好，电影就大卖，我稍微说一点电影不好，电影老板就恨不得自杀。看电影、写评论，本来是很个人的事情，跟写日记区别不大，当很个人的东西，一下子被奉为看电影的原则或戒律，就可怕了。”焦雄屏不喜欢这样影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