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语罕(1888—1948)，原名高超，号世素，安徽省寿县正阳关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就读。1907年毕业回国，到安庆从事秘密反清活动。1908年参加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与陈独秀结识。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出版《白话书信》五编，宣传社会主义思想。5月组织芜湖学社，创办《芜湖》半月刊。1923年参与组织成立芜湖劳工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因病逝世。

人物生平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与陈独秀结识。1912年赴山东青岛任教。1915年后在上海以写作谋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撰文。1916年秋，赴芜湖任省立第五中学学监兼授英语。在该校创办学生自治会，并创办商业夜校二所，支持蒋光慈、钱杏邮、李克农等组织安社。1919年发动学生联络芜湖各校掀起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学生爱国斗争，7月被解职。转任第二农业学校教员，积极推动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同年冬离校去上海。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重返芜湖五中任教。1921年初出版《白话书信》五篇，宣传社会主义思想。5月组织芜湖学社，创办《芜湖》半月刊。

加入中共

1921年1月，高语罕已成为中共早期建党骨干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他把在芜湖五中、工读学校等校的讲义编纂成《白话书信》，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与《尝试集》、《独秀文存》齐名，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大力作。次年8月，高语罕参加完中共“二大”，受党组织派遣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他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党的工作，与张申府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在《九死一生记》中，他回忆道：“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大家要聚餐一次，时常不离伴的，大概是叔隐、老郑、小房、朱德夫妇和我……史叔隐和孙炳文、朱德、章伯钧等之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皆经我一手包办。”

1923年春，参与组织成立芜湖劳工会8月与章伯钧等赴德国留学，入哥廷根大学深造。参加中共旅德支部组织的爱国反帝活动。1924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一大。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

1925年春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在平民女校任教。参加五卅运动，曾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8月被派到芜湖，指导国共合作后的安徽国民党省部门事务，并建立中共芜湖特别支部。同年12月被派到广州，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一度与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蒋介石并诬为“黄埔四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如黄埔军校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包括政治总教官、最后一任政治部主任熊雄和学员高国玖（其长子）、高贵玖（其次子）等，都在“清党”中被捕，被关押在广州南石头监狱。几天后，熊雄、高贵玖被执行枪决；过了两年多，高国玖才与张国屏、戴冠宇一起，期满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与姐姐高云玖（其女），都被反动派杀害。〕

1926年1月，作为安庆市国民党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中共出席会议代表的党团书记，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不久兼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同年冬到汉口，主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办的安徽党务干部学校。

1924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一大，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四川特派员，并任杨森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7月下旬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曾同廖乾吾等秘密会见叶剑英，获知汪精卫、张发奎召开庐山会议反共的阴谋。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随起义军南下广东受挫后，被前委派去香港进行联络工作。曾书面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昌起义情况，不久移居澳门。

1928年转去上海，参加中共春野书店支部活动，参与指导太阳社文艺工作。与陈独秀过从甚密，对陈独秀极表同情，思想逐渐靠拢。12月15日随陈独秀等签名发表八十一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参加托陈取消派活动。后到北平北京大学任教。1932年冬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他转移到香港任教兼卖文谋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陈独秀代言人的身份宣传抗日。1939年5月随陈定居四川江津，与陈合译《大英百科全书》。1942年5月陈独秀逝世，他帮助料理后事。此后移住陈铭枢家中，撰写古体诗。1945年撰写《九死一生》回忆录。1948年春在南京病故。

人物事迹

反清志士“五四”先驱

1888年，高语罕出生在寿县正阳关一个有名的汉学家家庭里。1905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07年归国，赴安庆从事秘密反清活动，曾参与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因“没有暴露身份，得以逃脱诛杀。”不久，佐助韩衍创办《安徽白话报》。辛亥革命时，他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并与陈独秀结识。1912年4月，青年军总监韩衍被刺杀，高语罕与王萧山冒险予以收殓、安葬。不久，即奔赴山东青岛，由高一涵推荐，在该地任教。

1914年底，高语罕转赴上海，以卖文为生，曾在余谷民主办的《神州日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青年军讲义疏笺》，阐扬韩衍《青年军讲义》的革命精神。1915—1916年，他在上海积极参与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并成为《青年杂志》的撰稿人之一。《青年杂志》第一卷上就曾连续发表过他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和《青年之敌》。第二卷《新青年》，又连载高语罕的“淮阴钓叟”为笔名所撰写的《青岛茹痛记》，深刻揭露了德、日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罪恶。

1916年秋，由刘希平推荐，高语罕赴安徽芜湖任省立五中学监，兼授英语。1917年秋，在省立五中实施教育新主张，创办了安徽省第一个学生自治会，由学生审查、管理学校财务，评论教师讲课能力，监督厨房。倡议创办了工读学校和平民夜校，前者吸收贫苦子弟入学，半工半读。黄埔一期生、著名北伐烈士曹渊即经高介绍入该校就读。后者吸收纱厂女工和人力车夫入学。1918年，高语罕又创办商业夜校两所，吸收芜湖商店店员、学徒及其子弟入学，教师由省立五中师生担任。高语罕曾亲自任教，编写教材，闻名于世的《白话书信》自此开始编写，并成为商业夜校的教材之一。是年，在高语罕的倡议主持下，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安社”在芜湖成立。安社标榜反对强权，反对专制，反对礼教，并编辑出版《自由之花》报，在省内外发行。史载：他所在的五中被称为“执安徽学生运动‘牛耳’的学校”。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活动。次日凌晨，高语罕即发动五中学生骨干到各校联络，并在校内外公开演讲。5月10日晚，高语罕又以芜湖全体学生名义致电北洋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力争归还青岛，并致电上海《申报》暨各省教育会、参议会、学联会以及广州军政府，呼吁声援支持；又致电本省各县商会、勤学会、各学校、农会，“嘱迅电力争”。次日，又在芜湖各校师生代表大会上发表组织国民大会的演讲。响应五四运动的热潮自此在芜湖高涨起来。6月8日，经高语罕教授的平民夜校和商业夜校学生骨干的奔走发动，芜湖商界全体罢市，工界全体罢工，以声援北京五四运动。芜湖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少数城市之一。是年7月，在安徽军务帮办马联甲的压迫下，高语罕被五中解聘，离开芜湖。在告别宴会上，高语罕以韩衍之话赠给送行师生：“我之道德完备，天地鬼神，皆来听命。道德苟有一丝一毫之可议，魑魅魍魉，于我皆有发言权。时势不艰难，人人皆善思而善处矣，安用吾辈为？时势愈历愈难，所以试吾手腕之愈伸愈大。自种之花，香之愈媚。自造之河山，保护之愈惨淡。”是年秋，高语罕被芜湖二农聘请，时值全国掀起赴欧勤工俭学活动热潮。经他奔走、推动，芜湖有不少学生赴法，其中以二农为多，如李慰农、尹宽、季苏等。因学潮事与亲军阀之二农校长吴光祖发生激烈冲突，高语罕于1919年寒假辞职离校，转赴上海。其间，与陈独秀联系密切。

早期入党传播马列

1920年，高语罕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芜湖劳动状况》，以“钓叟”为笔名在《少年世界》上发表连载文章《芜湖文化运动记》，以“素心”为笔名发表《芜湖教育观》。是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高语罕赴京，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李大钊和张申府介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张申府曾两次回忆：1920年，“北京第一个发展了张国焘，以后又发展了高语罕”。中共创建时期，“北京最早发展了张国焘…早期建党时，高语罕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刘伯垂、沈泽民、杨匏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接触频繁。”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于8月成立后，曾创办外国语学社，高语罕推荐芜湖省立五中学生蒋光慈、吴葆萼入学。以后，蒋、吴二人即赴俄留学。是年10月下旬，高语罕回芜，重新接受省立五中聘请，并先后推荐了董亦湘、沈泽民、郑太朴、时绍武、武可权等在该校任教。

这一时期，高语罕以通俗的文字、大众化的形式，向民众宣传“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等问题。1921年1月，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由上海亚东图书局出版。该书共分五编。第一编绪论，介绍书信的基本常识；第二编家庭书信；第三编社交书信；第四编工商书信；第五编论学书信。内容广泛，涉及社会政治、哲学伦理、恋爱婚姻、文教研究、社交经商等各个方面。它是高语罕“五四”以来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书中虽夹杂一些错误观念，但总的来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宣传了苏联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的《白话书信》，1921年初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与陈独秀《独秀文存》、胡适《尝试集》为当时最畅销三部书，虽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却再版39次，发行10余万册，唤醒了沉睡的民众，影晌了无数青年志士。省党史办评价：高语罕在《白话书信》的新史料给安徽现代革命斗争史增添了重要内容，也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安徽传播提供了重要资料，更使我们认识到皖省早期党员的活动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4月30日，在高语罕倡议下，《芜湖学生会旬刊》创刊。5月，以高语罕为首，组织了“芜湖学社”，并于5月15日创办了《芜湖》半月刊。高语罕曾在该刊发表《中等学校教授中国文学史底我见》、《学潮中的教育》和《省会门前的血》。6月2日，安庆爆发了一次为争取教育基金独立，反对军阀侵吞教育经费的斗争，史称“六二惨案”。高语罕曾领导芜湖师生积极声援，并与其他教育界著名人士发起组织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8月至10月，又率领芜湖学生骨干赴安庆参加推翻皖省三届省议会和驱逐省长李兆珍的斗争。约在10月下旬，高语罕赴上海，向周佛海推荐安庆学生宋伟年、唐道海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芜湖省立五中学生马章禄、夏揆如亦作为皖省代表。12月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高语罕的《青年底病根》。

1922年3月，芜湖人力车夫罢工。3月22日，芜湖劳工会成立，发表了宣言，影响颇大，此为高语罕前段时间工作之结果。是年上半年，高语罕赴上海，还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任教。在这里要提及的是：平民女校，是中共成立后不久，为了领导妇女运动，培养妇女干部，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学校。（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追求自由和革命真理的女青年，如高君曼、王剑虹、丁玲、王一知、钱希筠等，纷纷投奔女校学习。高语罕和陈望道、邵力子在其中教国文。上海大学则是上海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于右任等合作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高语罕和瞿秋白、安体诚、施存统、张太雷、彭述之等教社会学。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是一所革命的熔炉。当时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说。为党培养和造就了象秦邦宪、王稼祥、关向应、杨尚昆、阳翰森（邱清泉、康生、陈伯达、饶漱石也是学生）等一大批干部。

在平民女校教授的同时，进入外国语学社，习德文。1922年8月，高语罕与郑太朴、章伯钧等赴德国留学，进入哥廷根大学。是年，党中央曾指示旅欧的中共党员及其组织合并成立一个中共旅欧总支部。高语罕与郑太朴、张申府、章伯钧、朱德、孙炳文、廖焕星等编在德国支部里。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建党初期的情况：“在德国也组织了共产党，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据他自己在《九死一生记》中回忆，1922年在德国留学时他介绍朱德、章伯钧、孙炳文、史叔隐等加入共产党，后又介绍学生蒋光慈、阿英（钱杏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杰出代表，左翼作家）、李克农、曹渊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春，高语罕自德国留学归来，先赴北京与李大钊联系，后赴上海，至陈独秀处报到。8月20日晚抵芜湖，代表中央指导皖省国民党党部事务，指示芜湖青年团组织在现基础上成立共产党组织。为加强芜湖力量，又推荐张秋人到芜湖新民中学任英文教师。1926年4月，中共芜湖特支建立，直属中央领导。1925年9月，高赴安庆，指导省党部事务和安庆青年团组织，后回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

“黄埔四杰”起义南昌

1925年12月，高语罕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教授政治学概论。高语罕的讲课，语言生动，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富有逻辑性。高语罕一贯提倡白话文，早在20年代，由于他大力提倡白话文而颇享盛名，受到很多青年的敬重。到黄埔讲授政治学仍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很有风趣地说：“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写吧！”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类似这样的讲述，几乎每课都有些补叙。聂荣臻在《黄埔旧事》回顾军校经历时，曾多次赞誉他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和邓演达、恽代英、张治中被誉为“黄埔四杰”。她还是叶剑英的共产主义启蒙老师，在黄埔他和周恩来一样是张治中十分敬佩的人。12月27日，被安庆市国民党市党部选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26年1月16日，高语罕出席国民党“二大”，并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指定为我党出席“二大”的党团书记，并与汪兆铭、邵力子起草宣言，与张国焘、许卓然讲述国共合作之必要，与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十二人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不久，他还担任毛泽东广东农运讲习所政训主任。在黄埔军校举行的欢迎出席“二大”代表会上，高语罕提出纯洁革命阵容，分清敌我界线问题。他在发言中讲到：“我们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伪执政段祺瑞，尤其是要对任何反革命分子，作无情的斗争，更重要的是肃清在我们阵线以内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蒋介石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一样以对待段祺瑞的态度对待他，打倒他。”在其他的集会上，高也有类似“不仅要打倒北方的段祺瑞，而且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的说法。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以高的发言为共产党倒蒋活动事实之一，散发题名《校长宴会全体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的小册子，指斥高语罕、恽代英、邓演达、张治中为“黄埔四凶”，下令予以逮捕。后撤回成命。这一时期高语罕还在毛泽东的农讲所里，担任政治训练主任。1926年4月7日，汪精卫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朱其华。高语罕离广州去上海，在轮船泊至黄埔时做诗云：“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6月4日，陈独秀亦为此发表一封《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对蒋介石的指责予以驳斥。是年下半年，高语罕在上海介绍钱杏邨入党。

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不久，陈独秀由沪入汉，高语罕亦随行。安徽省临时党部由上海马浪路景盖里迁至汉口联堡里，并在武汉黄土坡设立安徽党务干部学校，高语罕任该校主要负责人，并在指导皖省省党部事务上，“起到很大的领导作用”。

1927年初，王明到武汉，请求高语罕在陈独秀处说项，让他担任中央委员，被陈独秀斥责。3月，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这是中国共产党办的第一种大型日报。蒋介石在安庆制造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和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高语罕在3月27日的报上发表了《反对与打倒》、《这叫做“亲善”》等的社论，出版《白话书信二集》和《现代的公民》，抨击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勾结、制造惨案的行为。4月份，国民党安徽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高语罕被增选为执行委员。会后，在高语罕指导下，揭露蒋介石反革命行径的《三·二三事变宣传提纲》刊行于世。“四·一二”政变当日，高语罕与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名发出讨蒋通电。不久任第二十军杨森部党代表兼四川党务特派员（党拟取四川，刘伯承、高语罕均为共产党员）。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凯旋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因张讨奉有功，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高语罕因与张发奎的关系较近，特聘高语罕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由沈雁冰接任总主笔）。此时，他还兼任第二方面军党团书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负责人，负责安徽省党部干部训练班。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高语罕出席大会。

“四·一二”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之后，高语罕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前召开了三次会议，史称“第一次九江会议”、“第二次九江会议”和“小船会议”。“第一、二次九江会议”明确提出在南昌独立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讨论了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7月24日，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7月下旬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的高语罕和贺龙、叶挺、叶剑英、廖乾吾五人来到九江市区的甘棠湖畔，租了一只小划子，装作游湖赏景的模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小船会议”，又称“小划子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叶贺部队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军事行动，保证了起义的主力部队顺利到达南昌，保护了军事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对保证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起了重要作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回忆，在阻挠南昌起义时，高语罕反对推迟起义时间。叶剑英晚年向肖克回忆南昌起义时的“小划子会议”，曾指出高语罕参与了这次武装起义的筹划事宜；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对他极为仇恨。他就是中共早期著名人物高语罕）起义当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高语罕和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等25人为委员。高语罕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秘书厅秘书，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宣言》。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南下途中，起义军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文告，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文告大多是高语罕起草的。高语罕先是随革命委员会行动，后又随十一军军部活动，发表了数篇文章。南下汕头后，周恩来、恽代英让高语罕等到香港接洽张发奎，但商谈无结果，他写了《高语罕给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初步分析了起义军南征失败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原因。

追随独秀九死一生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陈独秀被排除于中央领导之外。高语罕随陈独秀由武汉赴上海，处于闲居状态，被编入由钱杏邨、蒋光慈、李克农、严启文、李泽纯、宋季仁等组成的春野支部（春野书店），间或指导太阳社的文艺工作。期间，与陈独秀联系密切，思想开始倾向托洛茨基主义。1929年11月，在春野支部，被开除党籍。12月15日，陈独秀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是为托陈取消派纲领。高语罕名列其中。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由于内奸告密，于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家中被捕，托陈取消派因此被网罗殆尽。高语罕由上海逃亡香港，卖文度日，兼或授课。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陈独秀出狱，高语罕闻悉，由香港赴南京，与陈取得联系，以后一直以陈独秀的代言人称世。其间，蒋介石曾召见陈独秀、高语罕，委陈为“劳动部长”。陈断然拒绝相见；高语罕曾见蒋一面，被陈斥责。9月，随陈独秀去武汉。次年5月，又与陈独秀去重庆，定居江津县。

1938—1942年期间，高语罕闲居江津县，以卖文度日，经常在重庆《大公报》、《新民报》晚刊上发表诗文。高语罕目睹日本侵略，祖国山河破碎，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风风雨雨，转眼老矣，不禁感慨万千，写出了“苍茫倚剑独哀吟，偶泻天灵自吐吞。眼底战场应有我，那堪憔悴作诗人”的诗篇。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逝世，高语罕赴丧，并料理陈的后事。5月29日，写就《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一文，发表在《大公报》上，追忆陈独秀一生。并在以后，不断撰文评价陈独秀一生“对人类、对社会的功绩”，时论做此事的“只有他一人”。

陈独秀死后，高语罕主要寄居在陈铭德家中，生计艰难，以卖文为生，和张恨水等人常为《新民报》撰稿。1943—1946年，高语罕在重庆先后发表了大量的古体诗，《新民报》晚刊曾特辟《语罕近诗》专栏，刊载高的作品。多数为怀旧应酬之文，但不乏有歌颂抗战之作。如1944年4月11日发表的《我军克孟关》：“誓把倭奴战正酣，健儿勇往不知返。前方昨夜连传捷，报道我军克孟关”。又如《报传梅兰芳陷敌不屈死，果否不可知，诗以励之》：“登场粉墨缘何事，姹紫嫣红逐水流。果尔发眉阶下死（报载梅郎陷敌后即留须，以示不复登台），艺人应自有千秋。”1945—1946年，《新民报》晚刊重庆版和南京版连载高语罕的长篇回忆录《九死一生记》。期间，为谋生计，高还佐助其夫人王丽立行医，曾为人诊疗。1946年春，《新民报》社迁往南京，高语罕获陈铭德允诺，免费附搭该报专轮赴宁，住南京明瓦廊街一所简陋的房屋中，生活十分清苦。原安徽省立五中、二农学生王特华、丁廷洧、朱大猷、单长琦、温广汉等不时予以接济。1947年，高语罕贫病交加，于1948年春病故。死后，无以为殓，幸得原安徽二农学生王特华之力，方能安葬。墓碑由于右任题写，其墓在南京南门外花神庙旁（旧名花田），离《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墓很近。十年浩劫中被砸，但墓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