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1917年11月29日-1993年2月4日），满族，1917年11月29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内地相声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1929年，拜师严泽甫学习京剧。1935年，在鼓楼市场撂地卖艺，后来回到西单商场清唱滑稽二黄。1939年，开始给师父朱阔泉捧哏，在天桥新民茶社首次正式登台表演相声。1949年7月2日，列席参加中国文学艺术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首次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表演相声。1955年1月，侯宝林创作的相声《夜行记》获中国曲艺研究会颁发的“优秀曲艺作品奖”。1956年2月11日，参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节目《春节大联欢》。1960年7月22日，在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当选全国文联委员。1974年8月，由毛主席亲自提名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7月，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艺术研究工作。1982年4月，赴香港演出。1987年3月24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

1993年2月4日14点42分，侯宝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侯宝林创作、演出的相声发挥了讽刺艺术的作用，提高了相声在艺术中的地位。作品大多能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除创作和表演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相声名段以外，侯宝林还对相声和曲艺的源流、原理、规律和艺术技巧进行了理论研究。撰写和与人合作写了《相声表演艺术》《曲艺概论》《相声溯源》《戏剧杂谈》《醉酒》等专著。

人物经历

1917年11月29日，侯宝林出生于天津市。其家境并不富裕，5岁时被亲戚带到北京，送到一户侯姓人家做养子，其养父是一位厨师，但收入很微薄，所以年幼的侯宝林很早就体会到了社会的艰辛与人情的冷暖。

1922年春，由张全斌带至北平，送与其妹夫侯连达夫妇为义子，起名侯宝麟（曾用名侯世荣）。

1925年，在北平市立第二十七小学就读三个月（义学）。1926至，因养父失业，侯宝林被迫以捡煤核、卖报纸、拉水车、打粥要饭等方式，帮助家里维持生计。

1929年，在一个编制腿带的小作坊里学徒，后来拜师严泽甫学习京剧。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其间，师父在天桥三角市场与艺人“云里飞”搭班“撂地”卖艺。侯宝林白天随师父前往天桥，在师父与“云里飞”演出间隙表演京剧、滑稽二黄，夜晚背着有残疾的师兄和师父一起到妓院卖唱。1930年，因不堪忍受师父、师兄的虐待而逃跑，后被养父送回师父处，继续在天桥“撂地”演出。

1932年，养母张氏去世。家搬至福寿里21号。师父全家离京赴太原演出。侯宝林别师回家，因拖欠房租被赶出福寿里21号院，侯宝林只得借住班主李四家中。

1933年，侯宝林在西单商场马绍箴的戏班唱京戏。毗邻相声艺人高德明、朱阔泉、汤金澄等人的相声场子，一个偶然机会，开始单独表演相声，并拜相声艺人常宝臣为师。

1934年，因唱京戏又兼说相声，为班主所不容，受到排挤，无奈只得离开西单商场，重新又回到天桥与“云里飞”搭班唱京戏。1935年，在鼓楼市场撂地卖艺，后来回到西单商场清唱滑稽二黄。

1936年，在西单商场与周玉奎、刘醒民等搭档，清唱滑稽二黄。有空便去临近相声场子听高德明、朱阔泉、张杰尧、汤金澄、华子元等人说相声。

1937年，与郭启儒合作，在京津一带演出相声。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因社会动荡、娱乐业萧条，食不果腹，经朋友介绍在北京东城福寿斋纸店做短工，装订日历、月份牌。

1938年，再次转到天桥跟“云里飞”搭班，每晚与“云里飞”之子白全福，还有郭全宝、王宝童一起说相声。年底，白天清唱滑稽二黄，晚间同“云里飞”父子、王宝童、李宝祺在花市大街蒋家棚子说相声，后与李宝祺共拜在朱阔泉门下。

1939年，开始给师父朱阔泉捧哏，在天桥新民茶社首次正式登台表演相声。后由朱老师介绍，和师弟李宝祺一起到西单商场北场与高德光、高德亮、张少棠、戴少甫等同台演出。

1940年6月10日，应天津燕乐戏院邀请，与师叔郭启儒搭档签约去天津演出。同年，与京剧演员王雅兰相识。

1941年，尽管事业上蒸蒸日上，但日本铁蹄下的中国，战火连年，物价飞涨；妻子连秀贞有不良嗜好；资方以“合同”为借口，拒涨工资。侯宝林在生活上逐渐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1943年，除了在电台作节目，同时还在燕乐、大观园、天宝、玉茗春等几家戏园子赶场，逐渐跻身于天津有名的五档相声。

1944年3月20日，电台曾搞了一次津京连播（即两位演员分别在津、京两地通过电台同时播放），与张寿臣和说相声《俏皮话》。后和一个叫赵明（光裕）的大学生一起组织北艺剧社，演话剧《情天血泪》《上海繁华梦》《摩登夫人》《梁上君子》等。

1945年，在天津南市群英戏院演出。5月，应邀回到北平上海游艺社演出，担任“大轴”。8月，又回天津大观园演出一个月。9月底，回到北平上海游艺社。同时还在华生电台、中国电台、国华电台做商业广告。

1946年秋天，转到世界游艺社和升平游艺社演出两个季度。同时还在几家商业电台演出、报广告。年底，独资开办北艺广告社。同年，聘英文打字员朱先生学习英语会话，并将英语编入相声小段。1947年，在北平上海游艺社和商业电台演出，后在西单游艺社演出。

1948年，继续在西单游艺社和商业电台演出，偶尔走堂会，同时也自己作广告。

1949年7月2日，列席参加中国文学艺术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8月起，参加两期北平戏曲艺人讲习班学习。每逢一、三、五上课，听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艺人的道》《戏曲的前途》等专题讲座。同年秋，首次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表演相声。

1950年1月19日，为了适应解放后的新形势，遵循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在老舍等人的支持下，同孙玉奎、罗荣寿、高凤山等人一起组建“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创作了新相声：《婚姻与迷信》、《一贯道》（合作）、《二房东》（孙玉奎）等。同年，收徒贾振良、黄铁良。

1951年3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慰问团去朝鲜，任曲艺服务大队中队长。后改编为文工团，任副团长。曾在朝鲜战场自编过两段相声——《杜鲁门画像》《狗腿子李承晚》。写过一段韵文唱词《飞虎山》，可用太平歌词、大鼓、坠子、快板等不同曲调表演，还灌制了唱片《如此美国》。5月，回国后随慰问团西北分团，去西北五省宣传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演出，任曲艺大队长。10月23日，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列席委员、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同时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文代会代表。年底，去上海大光明电影制片厂，拍摄老舍电影《方珍珠》，在剧中饰演白二立。

1952年6月，与郭启儒共赴上海，临时参加上海北方曲艺团工作。同年，北京市文艺处组织成立北京市曲艺工作团，任总团长。同年，参与电影《方珍珠》的拍摄，在片中饰演相声演员白二立。

1953年前半年，在北京、天津、上海巡回演出。秋天，回到北京，与北京曲艺团合作，参加相声大会演出。秋末到年底，每天上午为东北军区辽西文工团的相声学员授课。同年，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之邀，创作并演播了生平唯一一段儿童相声《大中进步了》。

1954年春季，参加由中央组织的曲艺杂技团，奔赴西南，慰问修建川臧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2月13日，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相声《贼说话》，是该广播电台现存的侯宝林最早的录音。年底，应白凤鸣团长之邀，加入中央广播说唱团。同时，将学生刘祖法的听课笔记整理成册，约20万字。当时只发表了其中一些章节，剩余部分由中国曲艺研究会油印，发往各处征求意见。同年，改编由郎德沣等6人原著的相声《夜行记》。

1955年1月，《夜行记》获中国曲艺研究会颁发的“优秀曲艺作品奖”。春节期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临时演出。3月，成为合同演员。5月1日，正式加入说唱团。同年，为配合推广普通话，和学者吴晓玲合作，创作新相声《普通话与方言》。同年，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相声节目：《不宜动土》《卖包子》《捡金子》《交租子》。同年，在厦门大学讲课。

1956年2月11日，参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节目《春节大联欢》，并与郭启儒表演了相声《夜行记》。

1960年1月8日，文化部在北京举办了“全国曲艺优秀节目演出大会”，其表演的相声《美蒋劳军记》被评为“密切配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优秀节目。3月29日，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7月22日，在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当选全国文联委员。9月，为“职工业余曲艺训练班”辅导。此后赴山东烟台、济南、肥城等地巡回演出。11月，回忆整理44段解放后不曾公演和广播的传统相声，挖掘录制传统相声《卖马》，新相声《总统的鼻子》，还和马季合作录制了一段《降神会》。

1961年1月，在中央统战部、政协俱乐部的支持下，发起“笑话会”活动。4月，挖掘、整理《传统相声记录稿》四册，是一套当时仅供内部参考的重要资料。8月30日晚，中央电视台《笑的晚会》对外直播，与郭全宝合作表演相声《戏剧与方言》《阴阳五行》。12月，为贯彻中央“暂时困难时期，应丰富精神生活”的指示，应邀去天津参加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笑话晚会》。

1962年2月，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笑的晚会》上，与刘宝瑞、马季三人合演传统相声《扒马褂》。2月20日，随中央广播说唱团去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巡回演出，临上车前接到“小女咪咪病逝于北京儿童医院”的通知，强忍悲痛随团出发。3月23日，回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会后又归队继续巡回演出。9月，率领5人创作组一下唐山开滦煤矿，历时40天，写出5段表现新中国矿工生活和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相声：《给您道喜》《全家福》《侯大胆》《煤论》《选对象》。10月12日至26日，在开滦煤矿及唐山市演出20场。同年，收徒李文欣。

1963年3月，受聘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一名学生的特邀论文导师。4月，二下唐山。后又去烟台、文登、青岛、济南、徐州、开封、郑州、安阳等地巡回演出56场，慰问9场。7月，侯宝林随上海滑稽剧团赴京演出，为此举办了南北方曲艺学习、交流座谈会。9月，《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选》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相声25段。10月，为电台录制相声《戏迷》《改行》。11月17日，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同年，收徒胡必达。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侯宝林中断了创作，回到北京。不久后，就被隔离审查了，关在北京的原广播学院的灰楼里，每天刷厕所，铲煤，写十七年“反党”的交代材料，不准回家。10月，侯宝林被暂放回家。1973年，收徒丁广泉。

1974年4月16日，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广播剧场和郭全宝演出相声《种子迷》。6月，去北京针织总厂深入活动，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为时一个月。8月，由毛泽东亲自提名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月下旬，和郭全宝、许多、赵连甲、蔡兴林等人被派往胶东地区七、八个县深入生活，搞创作。

1975年1月13日，出席全国人大第四届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遵照中央领导的意见，为在湖南养病的毛泽东主席录制了《关公战秦琼》、《戏剧与方言》、《改行》等12段相声。

1976年1月，得知周恩来总理逝世消息，从大庆赶回北京参加追悼大会。7月，在北京参加全国曲艺调演，被选进老演员演出队，表演相声《采访记》。10月中，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慰问演出，同时在兵团战士中物色曲艺人才。10月底，在佳木斯市、应邀为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开办曲艺学习班。11月7日，为合江林管局林业工人演出三场。11月底，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庆祝粉碎‘四人帮’大型文艺演出”上，与郭全宝一起重登阔别10年的舞台，谢幕多达11次。1977年10月，赴京郊门头沟煤矿慰问演出。

1978年2月25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10月，赴江苏省江都县樊川镇采风，体验生活。与人合著歌颂财贸战线新人新事的段子《不挂“客满”牌》。同年，收徒贾继光。

1979年1月26，在首都体育馆演出相声《采访记》。3月，文革后创作和改编的相声《再生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3月23日，被任命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总团艺术指导。4月22日，从云南转到四川成都，慰问作战负伤的伤员。6月17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7月，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艺术研究工作。8月，为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班讲课。10月30日，在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1月，当选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同年，参加中央慰问团，赴云南慰问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广大指战员。

1980年2月26日，从这一天开始，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室派人协助，撰写《自传》。4月，与来访的日本关西大众艺术团的日本著名艺术家小笠原美都子，“漫才”大师人生幸朗，互相交流，切磋技艺。5月5日，主持中国曲协在北京召开的相声创作座谈会。6月13日，被北京大学聘为中国语言文学兼职教授。后应邀前往辽宁大学中文系讲学。7月，与北京大学教授汪景寿、南开大学教授薛宝琨、山东大学教授李万鹏合著的《曲艺概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8月29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并成为主席团成员。9月，赴丹东参加中国满族文学史编委会召开的学术年会。10月，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中国语言协会成立大会。

1981年1月4日，应日本艺术家、日中音乐交流协会会长小笠原美都子和大阪华侨总会理事郭光甲邀请，以团长身份，率领中国文艺友好访日考察团，在日本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东京、箱根等城市，进行了艺术考察、文化交流和友好访问。2月，被聘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历史文物咨询委员会委员。4月27日，在天津红桥区作了题为《我的艺术生活的报告》，回顾自己50年的舞台生涯，和新旧社会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4月，被华中工学院聘为兼职教授。6月7日，在北京语言协会召开的“汉语规范问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同月，以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身份，应邀到辽宁大学讲学，被辽宁大学中文系聘为兼职教授。10月，与人合著的《相声艺术论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1月29日，在北京参加了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同年，收徒韩宁。

1982年3月，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曲艺分卷编委会委员。3月30日，参加《科普创作》编辑部在北京召开的“科普曲艺座谈会”。4月，赴香港演出10天。之后在中山大学演讲。4月27日，在香港收美籍华人吴兆南为徒。4月，《侯宝林自传》（上）和《相声溯源》相继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6月下旬，在辽宁大学讲学。7月下旬，赴沈阳参加第三次满族文学史学术研讨会。11月25日，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并成为主席团成员。12月，应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侯宝林谈相声》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月13日，在中央电视台的“新春乐文艺晚会”上，将停演32年之久的相声演员反串京剧的表演形式，首次搬上荧屏，在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里扮演萧何。4月17日，艺术语言研究会正式成立，被推举为副会长。并为研究会捐款、捐物。5月4日，应北京中国语言文化学校的邀请，为该校的华侨学生讲授《中国的相声艺术》。5月，赴安徽合肥，参加全国语言协会第二届年会。6月4日，出席全国人大第六届一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

1984年1月，被河北大学聘为语言学、美学教授。2月8日，在陈云等同志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正式成立，侯宝林是主要发起人和筹建人之一。2月，为艺术语言研究会举办的讲座连续授课三次，总题目是：《相声语言艺术》。4月，在石家庄收徒康达夫、李如刚。5月14日，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6月21日，受聘担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6月25日，在青岛出席全国相声作品评比讨论会。7月8日，在青岛收徒师胜杰。12月11日，以艺术指导身份率中国曲艺说唱团赴美国访问，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曲艺国外正式演出。12月29日，中国曲艺说唱团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演出，飞抵香港。受香港联艺娱乐公司邀请，在香港演出8场。

1985年3月，赴昆明参加“喜剧创作研讨会”。3月26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同时还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意大利友好小组”成员。5月8日，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当时相声创作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如：讽刺人的生理缺陷，拿残疾人找乐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7月，被鹤壁矿物局授予“名誉矿工”称号。7月，赴昆明出席全国语言协会年会。并到大理、保山、德宏等少数民族地区采风。8月26日，应中国曲协云南分会之邀，参加云南省文联、云南省曲协、云南省剧协举办的茶话会，发表了题为《云南的曲艺队伍应该壮大》的讲话。9月，列宁格勒苏中友协副会长，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文学教研室副教授司格林访华，侯宝林与其进行了有益的学术交流与探讨。10月1日，侯宝林重返舞台。10月，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荣誉税务专管员”称号。

1986年1月，应安徽省阜阳市委、市政府邀请，参加该市建市十周年庆祝活动，并正式受聘为阜阳市文化顾问。1月15日，应黑龙江省财政厅邀请赴哈尔滨，为该省财政税务系统职工慰问演出，表演自己创作的相声《也有你一份》。3月24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4月17日，抵山西运城演出，为第十一届亚运会筹款。5月，被南桐矿物局授予“荣誉矿工”称号。6月，被兖州矿物局授予“荣誉矿工”称号。7月，在河南开封、焦作等地演出，收开封市相声演员金艺为徒。10月，《侯宝林自选相声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3月24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5月，为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捐款一万元。7月，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庆祝北京人民机器总厂建厂三十五周年大会上，被该厂授予“名誉员工”称号。9月，受聘为第十一届亚运会基金会理事。

1988年1月，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挖掘抢救传统相声艺术，自筹资金拍摄《侯宝林相声艺术》专辑。仅拍了《改行》《讲帝号》《猜谜语》三段，后因资金困难被迫终止。2月，与王朝闻、陈荒煤、吴晓玲、许嘉璐、方成等11人共同发起，倡议成立“中国笑的艺术研究会”。3月24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4月11日，为中国语言文化学校的华侨学生及外国留学生授课。4月，自筹资金拍摄《北京市声》，由于资金不足而中辍。8月，受聘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

1989年3月19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6月，荣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9月23日，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文艺晚会，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中南海的演出。

1990年2月10日，应河北省固安县有关部门邀请，率团赴河北，与当地农民共度元宵佳节。3月19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4月5日，任上海国际相声交流演出艺术总顾问，参加上海相声国际交流演播会。5月，到西安等地演出。10月，被山东省烟台市文化局聘为山东省烟台艺术学校名誉校长。

1991年3月26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代表团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如何才能依法征税纳税》的发言。4月1日，出席了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茶话会。会议期间，经由负责两会保健工作的医生检查，确诊患有胃癌。4月9日，施行全胃切除手术。

1992年3月20日，带病乘轮椅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开幕式。4月13日，接受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的专题采访。4月28日，接受中央新闻社采访录相一个多小时。5月14日下午，接受辽宁广播电台专访。5月16日，接受美国加州第五季传播公司专访，邀请赴美国领取由洛杉矶市政府颁发的终身艺术成就奖，因病未能成行。6月27日，入住中国康复研究中心。7月6日，完成《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一文。7月，香港方面邀请赴港参加世界华人大会，未能成行。8月24日，突发高烧。9月15日，CT结果证明肿瘤复发。10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病房，与前来探视的苏叔阳、李小光、侯耀文、冯巩等人畅谈相声历史、相声表演技巧、流派等问题。11月2日，由宣武医院外科作食道记忆合金导管扩张手术，手术失败。12月23日，向律师口述遗嘱，律师笔录；12月27日，在遗嘱上签字。12月26日，委托许嘉璐代笔文章《最后的话》。12月26日，委托律师就录音制品被侵权一事向法院起诉。

1993年1月5日，收到北京市人大会议通知，授权亲属请假。1月19日，医院向家属及有关单位发病危通知。1月20日，和匆忙从外地赶回北京的弟子马季长谈了一个多小时，内容都是关于相声表演的心得体会。1月23日，姜昆、李金斗等人前来探视，与姜昆谈相声的前景、春节晚会等问题。2月1日晚，异常兴奋，通宵未眠，嘱托家人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给观众、听众的《最后的话》。2月3日上午，陷入昏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于12点30分前来探视，代表党中央，对侯宝林一生作了重要评价，并和家属讨论后事安排。2月4日下午14时42分，侯宝林告别人世。当晚，中央电视台一频道向世人报道了这一消息。2月5日，《人民日报》载文：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逝世、尽毕生精力把艺术献给人民。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给侯宝林的家属表示哀悼，并向家属致以亲切慰问。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北京各界三千多人挥泪送别相声大师侯宝林。

个人生活

家人

1939年，侯宝林与连秀贞结婚，婚后不久，侯宝林就发现妻子吸食鸦片，连吓带气之下，他大病一场。连秀贞的不良嗜好使侯家的生活入不敷出，难以为继。1942年，连秀贞为他生下一子，名双安，不久夭折。1944年初两人离婚。

后来，侯宝林与家住天津忠树里一个厨师的女儿刘淑芳同居，生一子耀中、一女耀茹，可惜这段感情也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就宣告结束。

1946年春，侯宝林回天津演出，巧遇京剧演员王雅兰，两人曾是旧识，在相处中逐渐产生感情，并结为连理。王雅兰为侯宝林先后生下两男两女，两子为侯耀华和侯耀文，两女分别叫侯錱和侯咪咪，可惜的是侯咪咪在7岁的时候就因病离开了人世。

弟子

侯宝林的徒弟有：贾振良、黄铁良、杨紫阳、马季、胡必达、殷培田、贾冀光、丁广泉、康达夫、李如刚、吴兆南、于世猷、郝爱民、师胜杰。

主要作品

相声作品

出版书籍

参演电影

艺术特色

侯宝林的艺术风格清新洒脱，本色自然，寓庄于谐，化雅为俗。可令人笑得捧腹，却绝不哗众取宠。语言清晰、明快，动作自然、和谐。善于摹拟各种方言、市声和戏曲表演，被赞誉为“说唱臻化境”。另外，注重相声的知识性、趣味性和评论作用。侯宝林在相声艺术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侯宝林的名字是与相声紧密连在一起的。从他在创作和表演中，可以看出他对相声艺术结构和对与幽默艺术相关的四种关系：

真假与虚实

这里指的是真与假之间和虚与实之间的关系。

侯宝林在表演中，在真假、虚实的关系上，该真就十分的真，该假也假得自然可信。在《三棒鼓》里，描述北京老太太和剧场里“打钱”的人，几句话就表现得神形具备，表演也传神，有真实感。因为侯宝林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他所写所演的人物非常熟悉，能从中找出典型的思想和语言。在《关公战秦琼》里对早年剧场中混乱嘈杂的描述使人感到如身临其境，这都是来自生活，作集中的描绘。其中主体情节，显然虚构，而一般人对封建军阀的权重又无知则早有所闻，虚构是有现实根据，合乎实情的，所以可信。《夜行记》集中表现一个人的违章行为和无理取闹，情节显然是夸张和虚构的。但一开始此人已从话里显示出他缺乏教养和自私的某种小市民的性格，这种性格的人会干出这种种违章的事，说出这种话的夸张和虚构都有根据，有真实感，这才可信，表演有艺术效果。

侯宝林还借虚实之间的矛盾造成滑稽，从中揭示问题。例如《买佛龛》和《戏剧杂谈》，佛龛说是神，是虚的，实际是一张纸，却是实的；灶王说是一家之主（虚的），实际上做不了主。在舞台上可以抓出个门来（虚），坐车还得用腿走（实），这种虚拟如实的表演说出来都显出不协调的滑稽。这是用滑稽方式说明京剧的艺术特色。

另一方面，侯宝林在作品和表演中又以实传虚，在《歪三国》中，他以生活实感生动地表现出抽象（虚）的价值，说“侯批三国”等的价值。在《买佛龛》中，以虚构的故事反映生活中的实际，反过来说，又是用生活中的实际典型人物来表现抽象的，按一般说法也就是虚的（如说“务虚”）“迷信”思想。

总之，侯宝林在艺术上，真假、虚实的关系都掌握分寸得当，幽默效果发挥得好。

雅与俗

侯宝林的艺术思想旨在使相声雅俗共赏，能为最广大群众所接受。相声原是下层市民的艺术，是劳动人民和一般市民的娱乐形式，本来是低俗的技艺。后来经过多年不断的加工，有不少段子是从流传的笑话取材编的。这些笑话就有出于文人雅士的，这就使相声的内容添加了雅的成分。侯宝林在整理传统作品时，是取其俗中显雅的部分，不取雅而费解不易懂的部分。例如《对春联》有三个本子，既有同样内容，也有许多不同处。侯宝林在整理时所取的是：

1.作对联的规矩，即押韵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这在有的原本中是没有的。这样增添作品必要的知识性，使之易懂、通俗。还由此加以发挥，造成显示所扮演角色个性的幽默感。

2.取通俗易懂，尤其是有幽默感的对联如“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而不取听来费解的和欠雅的部分如“一大天中日月明良月为朗，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为柴”和“红粉佳人鬓边斜插一枝连叶嫩海棠，白面书生腰间倒挂半段带毛硬山药”。

3.另从清朝小石道人《嘻谈初录卷上》引用其中的“萝卜对”，增添雅而奇巧动人效果。

4.加一段把“上天言好事”错对成“下地醋歹炮”这十分有趣又讽刺的一节，使表演更精彩，内容更丰满。

5.去其中显得多余的许多对子。

经过这样合理的整理，使这个相声段子的艺术结构精练，条理清晰，对话交锋简捷利落，情节变化多，有文采也通俗，更觉幽默动人。

在表演中，他言行表情文雅有度，不造作，不故作舞台腔，显得自然得体，更不作庸俗的出洋相哗众取宠，表演处处显出艺术美感。

庄与谐

侯宝林寓庄于谐，用谐趣方式表现庄重内容。《关公战秦琼》和《改行》表现的是处境和相声艺人相近，也是他们所熟悉的人物。他们在封建势力压迫之下，不得不做他们不愿做的事。相声就通过这种矛盾编排喜剧性的情节，造成一组组滑稽产生逗笑的效果。内容是悲剧性的，也是庄重的，采用的艺术方法，其滑稽的产生，抓的主要是权势者本身或由他们的言行造成的矛盾，出他们的丑，例如皇上死了，曲解“驾崩”；硬说关公是阎锡山的部下；叫唐朝人打汉朝人之类。而出于劳动人民的滑稽，如老太太不买黄瓜，则是因为误会，其中毫无讥讽之意。这样就使人在看表演中笑声不断，却引起对艺人的同情及对封建统治者的嘲笑和卑视。在表演时，侯宝林也是以庄重的态度学艺人的唱腔和动态，唱得很像、很美，既表现出他对艺人的尊重，也加强了对封建势力的丑化。侯宝林的许多作品和表演，都有庄重的内容和主题，而表现手段却是滑稽的。他的表演处处郑重其事，用他的艺术打动人，不作低俗的逗笑姿态。

滑稽与幽默

关于幽默理论，侯宝林讲得少，但在实践中，却表现出他幽默的才能。从他整理的传统相声段子和他创作的相声作品以及他的表演，都是幽默性很强的。

侯宝林的幽默，表现最突出的是，善于在创作和表演进程中，随机抓住可能存在的矛盾造成滑稽，更重要的是，他在创作中都有明确的思想指引。在他艺术上成熟的作品中，基本都有明确的主题，其中的滑稽自然也会利于达意或利于传情，这滑稽之中便有它一定的内涵，不是简单地仅为逗人一笑的滑稽，这就是幽默。

造成滑稽主要的缘由是不协调、不相称。侯宝林知道这是一种规律性。他能用具体实例来解释，写成《规律》。其中所举的，多是差别更大，更为矛盾的事例，因滑稽更鲜明，一看表演就非笑不可。而且在说的情节过程中，抓机会制造一般人也不易想到的不协调的矛盾。例如在说到人坐下来时，两条腿搭起来，一上一下，把倒换着搭，套用工作人员的活动说法称之为“轮休”。在《关公战秦琼》里，把在剧场中扔“手巾把儿”编出“张飞骗马”“苏秦背剑”的花式名称。这些滑稽自有含义，又来得自然，显示出作者的敏慧和幽默感。在《改行》中，因“国服”禁红色，他借此推而广之，说卖红萝卜须用蓝套儿把它套上，连酒糟鼻子也得染蓝，造成荒谬出奇的滑稽。在《妙手成患》中，他巧妙地用一曲三折的手法把粗心大意的医生引出场。在《阴阳五行》中，同样运用这种十分幽默的技法引出演员甲扮演人物的身份和性格。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物甲是在借古代有关五行八卦的哲学思想为科学依据向乙胡说八道的人，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家的。

侯宝林是以滑稽手段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的，不是仅为逗笑而作的滑稽。在有些作品中，他也以滑稽表现自己的幽默感，使表演更添情趣，如在《戏剧杂谈》中讲妇女擦眼泪一段。借用日常语言中可能利用的矛盾来制造滑稽。一般语言中有这样的说法：婴儿哭了，人会风趣地说：“孩子提意见啦”。“提意见”是成人的语言，用在婴儿上，自然很不相称（这是矛盾），但人一听也明白话中的含义，虽矛盾而人能理解，便是亦有协调，这正是滑稽产生的条件。说“在半道儿等着”流下的眼泪，用的就是这种艺术手法。这种手法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可见到。

用巧也是产生滑稽感的一个条件。侯宝林也善于用巧。语意双关，语音谐韵，都属用巧之术，在侯宝林的作品中也常见，如《改行》中“作家”和“坐家”，“抗战”和“炕站”；《戏剧杂谈》中“君秋”和“素秋”，“秋波流慧”和“迎风流泪”等等。故意曲解也属于用巧，如《婚烟与迷信》中把“弄瓦”曲解为修理房子，把有特定含义的“糟糠”曲解为糟了的米糠。其实在用巧之中，同样是矛盾的运用。矛盾运用的方式多样。其中变化最多也很明显的是在《空城计》里，把“蹭儿戏”当成一个剧种，提名家不提姓，被赶出门说成送客，自夸之后又自认是“棒槌”，人排错了比成骨牌中的二板和么鹅，还有多次的重复技法和大转折造成出乎意料的矛盾。

相声艺术离不开滑稽。说是幽默的艺术，也就是以滑稽作为艺术手段。侯宝林创作和表演都滑稽，但他的滑稽都和所表现的内容、思想紧密相连，不是孤零零地仅只逗笑——即一般所称“外插花”的滑稽。不同于早年演出的传统相声中，一些毫无现实意义，仅为逗笑，趣味也低级的作品。所以，他的艺术使人深感其幽默，有美感，思之有余味，这是十分可贵的。

侯宝林的作品，艺术结构十分严谨，从头到尾像个小喜剧的一个场面，情节连贯，扮演人物有明显的性格特色。他善于利用这种喜剧性格制造滑稽，使表演笑声不断，却都不离题。从《夜行记》和《空城计》这两个段子可看出，在艺术结构中，都有前后互相照应的情节，显出剧情的连贯性，也产生更有趣的滑稽效果。而且在细节刻画上分外细腻，不仅使人物性格突出，情节进行也更生动。另外，侯宝林整理和他创作的相声里，垫话都是和作品的内容息息相关，在整个艺术结构中，是不可少的有机部分，表演出来，一环接一环，使情节很自然地展开，如一气呵成。专为逗笑而缺幽默感的滑稽，在他的作品中是罕见的。

人物评价

在侯宝林60年艺术生涯中，他潜心研究并发展相声艺术，把欢笑带给观众，他与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相声艺术家使这个艺术样式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峰。侯宝林还注重培养年轻演员，后来活跃在相声舞台的名家不少都是他的学生。

侯宝林被尊为相声界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大家。在他76年的人生历程中，奋斗不息，锐意革新，潜心创作，踏实研究，从而使相声成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可追寻可遵循、向全世界展示的重要艺术形式。（曲协主席姜昆评）

侯宝林虽然幼儿失学，但是他对学问对知识的认真态度，使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艺术家。（《乌蒙新报》评）

侯宝林辛勤努力、不懈奋斗，从一名旧社会“画锅撂地”的说唱艺人磨砺成为新中国的相声艺术家；他大胆革新、倡文明之风，让相声从瓦舍之间走上大雅之堂，走进千家万户，是新中国曲艺事业的重要奠基者和引领者；他以民为尊、为民求乐，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被百姓亲切地誉为“幽默大师”。（新华网评）

在旧时代，艺人社会地位卑下，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低级趣味和感官刺激换取温饱，所以旧相声中含有许多糟粕。侯宝林在当时的环境中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坚持不“荤”、不贫、不打、不骂，以趣味隽永的文明相声求生存求发展。在相声中学唱戏曲等称为“柳活”。侯宝林的相声大家公认以柳活见长。他天生一付好嗓子，有自幼学京剧打下的功底，学起来当然有优势。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坚持一点一滴积累，和一板一眼的磨练，功到自然成。（CCTV评）

后世纪念

2007年11月27日上午，位于北京市东四头条19号院的侯宝林故居正式揭牌。约50平方米的侯宝林故居内，四壁都刷成了白色。墙壁上大大小小镜框内的照片，记载了侯宝林从12岁在天桥学艺，到上世纪60年代与郭全宝、郭启儒、刘宝瑞等老一辈相声大师讨论相声的场景，其中还有侯宝林与妻子、儿女的合影，市民可免费参观。12月13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纪念侯宝林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

2018年1月19日，由河北省曲艺家协会主办，石家庄市群众艺术馆、洪顺曲艺社承办的石家庄市引进高雅艺术演出系列活动纪念侯宝林诞辰100周年暨洪顺曲艺社七周年庆典新年相声大会于当晚开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