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谦（1853年－1894年），清朝福建侯官县人，字益堂，北洋水师将领。福建船政学堂首届驾驶专业毕业生。方家兄弟四人，方伯谦居长，父亲是个私塾教师。1867年，十五岁的方伯谦考取福建船政学堂，从此开始学习海军。1877年—1880年，在英国学习驾驶军舰。

回国后，任济远号管带。1894年，朝鲜爆发起义，清廷派兵帮助平乱。7月25日，济远号在回国途中于丰岛海域遇日本袭击，在炮伤敌舰吉野后回到威海。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次日凌晨，方伯谦率济远回到旅顺。9月19日晨，方伯谦奉令前往三山岛拖回搁浅的广甲舰。由于广甲触礁严重，济远拖曳不动，只好在9月23日早晨将广甲官兵运至旅顺口。9月24日凌晨，方伯谦被清政府以怯战之罪处斩于旅顺黄金山脚下，时年42岁。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方伯谦（1854.1.14－1894.9.24），字益堂，祖籍福建侯官，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六岁入私塾读书，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入后学堂学习驾驶，十年（1871年）毕业后，与刘步蟾等同上“建威”练船实习，巡历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及渤海湾、辽东半岛各口岸。十三年（1874年），获五品功牌，充“伏波”舰正教习。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奉调入台，教练行营精兵。旋调任“长胜”舰大副。光绪元年（1875年），调入“扬武”舰，以千总留闽尽先补用。旋在台湾剿抚案内经沈葆桢奏保，擢守备，留闽尽先补用。光绪六年（1880）年留学期满回国。充任船政后学堂正教习，旋调练习舰教习，擢都司，仍留闽省尽先补用，并加参将衔。

光绪二年（1876年）冬，船政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欧洲考察，方伯谦入选。三年（1877年）启程赴英，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习驾驶理法。四年（1878年）毕业，派上军舰实习，先登英国东印度舰队旗舰“恩延甫”号（H.M.S.Emryafus），后应方伯谦自己要求，改登“士班德”号（H.M.S.Spartan），留学生洋监督斯恭塞格称其为“水师中聪明谙练之员”。

七年（1881年），调入北洋，委带“镇北”炮舰。翌年，先后调任“镇西”炮舰、“威远”练船管带。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方伯谦受命率“威远”留守旅顺，方伯谦请于险要处修筑炮台，并亲自监造。炮台建成，即名之为“威远”炮台。“威远”炮台虽较小，但费用低廉，开支仅数千两，当时颇受好评。时值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丁汝昌率舰队赴朝，方伯谦指挥“威远”随行，驻朝鲜马山浦。十一年（1885年）九月十九日，调任新购巡洋舰“济远”号管带，旋因援护朝鲜有功，经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保，升补游击，并赏戴花翎。

“济远”舰十四年（1888年），因功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同时，与林泰曾一起赴天津，会同周馥、罗丰禄等议订《北洋海军章程》。翌年初，李鸿章奏保方伯谦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仍充“济远”管带。十七年（1891年）五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图鲁”勇名。十八年（1892年）初，署缺三年期满，实授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

赴朝参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是月下旬，丁汝昌派“济远”、“超勇”二舰护送叶志超、聂士成军赴牙山，以“济远”方伯谦为队长。当时，朝鲜牙山、仁川等处，日本军舰及运兵船往来不绝，其所运之兵马、枪炮、弹药、水雷、旱雷、电线、浮桥等不可胜数。

日本当局之欲挑起衅端，昭然若揭，方伯谦见状，遂上书李鸿章，提出五条建议，其中与海战有关者二事：

一、“谓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未决裂前，宜速召聚一处，遇有变局以便调遣，若以数船分驻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顺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至收泊之处，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主张将北洋水势化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

二、“谓当速筹添战舰，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以我海军战舰无多，且皆旧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则彼自闻而震慑”。书方上，日本就挑起了战争。

先是，丁汝昌根据李鸿章的命令，又派“济远”、“广乙”等舰护送运兵船至牙山，以增援叶志超、聂士成军，以方伯谦为队长。六月二十二日晚，方伯谦获悉日本舰队将于第二日开到，遂令不堪作战的“威远”先行返航。六月二十三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护航任务，从牙山起碇返航。

上午7时，行至丰岛附近海面，发现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

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舰官兵进入战斗岗位，准备迎敌。

7时45分，日舰“吉野”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挑起了丰岛海战。在实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济远”、“广乙”二舰沉着作战，多次击中日舰。激战中，“广乙”船舵被击毁，伤亡惨重，力不能支，首先撤退。随后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驶避。日舰“吉野”从后追来，方伯谦下令挂白旗，后又令加挂日本海军旗。不久，运兵船“高升”和运输舰“操江”误入战场，与“济远”迎面驶过。日舰“浪速”转舵拦截“高升”，“秋津洲”回航追逐“操江”，“吉野”继续尾追“济远”，逼近至2500米处发炮猛击。“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顿时火起，船头低俯，不敢前进。

于中午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得以撤出战场。此次海战，中国军舰“广乙”搁浅自焚；运兵船“高升”被击沉，船上千余名中国官兵殉难；运输舰“操江”被日舰掳走。

回威海后，丁汝昌曾向“济远”管带方伯谦及舰上官兵详细询问作战情形。并于六月二十八日向李鸿章报称：方伯谦“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至于方伯谦在海战中的表现，褒贬不一。先是李鸿章于七月初六日致电丁汝昌，说“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接着，清廷又于七月十一日颁谕，以“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

黄海海战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午后，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海战中，北洋海军的两艘弱舰“超勇”、“扬威”先后中弹起火沉没、搁浅。战至下午3时30分，“致远”沉没，方伯谦即率“济远”逃出阵外。僚舰“广甲”见状，也随之逃跑。日本先锋队四舰转而围攻“经远”，将“经远”划出阵外击沉。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九日丑刻，“济远”首先回到旅顺，方伯谦报称“济远”“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相隔近4小时，舰队方返回。

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二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

同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翌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时年41岁。

被杀之谜

“济远”退回旅顺确未得到旗舰“定远”的首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战场“炮烟迷漫，各船难以分清”。据方伯谦自称，济远是因“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才驶回旅顺修理的。李鸿章认为所说“情有可疑”，丁汝昌查明所报不实，是否可信？值得注意的是，据1895年上海出版的《中倭战守始末记》一书载，济远舰管理炮务的德籍洋员哈富门辞职回国路过上海，住宿礼查客寓，沪上各国记者询问战事者甚多，当问到济远的损伤情况时，他作出了简短的回答，使我们弄清了三点：

（一）济远仅有两门大炮受损，15公分(厘米）尾炮1门“机器受损，不能运动”，21公分大炮1门“机器也已损坏，炮架不能运动”，并不是“炮均不能施放”。

（二）根本未提到“船头裂漏水”的事，可见乃是子虚乌有。

（三）指出“我船虽受伤，并无大碍”，并非伤重到不能继续作战的地步。所以，济远提前回旅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北洋水师的各舰舰速不一，却混编，“超勇”、“扬威”二舰未开战已形同脱队，结果一旦接战即陷入孤立，为日第一游击队集火击破。

第二、两舰队尚距6000米，清旗舰“定远”即以305毫米巨炮射击，不但无效，而且因舰桥年久失修，开炮时竟然震踏舰桥，指挥旗落地，司令官摔伤，北洋水师丧失统一指挥，因此乱阵。

第三、日军的本队、游击队夹击战术，以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舰编为游击队，横掠过北洋水师两巨舰，痛击其右翼各舰，击沉“超勇”、击败“扬威”后，迂回至清舰侧后，集火攻击致远、经远，因为此时北洋水师指挥系统失灵，各舰各自为战，在日军的灵活夹击战术下，前后不能相顾，导致阵形大乱。综合上述，北洋舰队阵形混乱，并非“济远”脱离队列所导致，方的此罪不能成立。

至于“济远”撞沉“扬威”之事：开战时“扬威”处北洋舰队阵列右翼最外端，“济远”列左翼最外端。“扬威”中弹起火后，被迫于2时23分左右向战场东北方向驶避救火，搁浅于大鹿岛附近，被“济远”撞沉后，管带林履中投海自尽。而“济远”最早是在“致远”沉没后即下午3时30分离开战场，即“扬威”离开战场一个多小时后才向西驶回旅顺基地。这里明摆着一个令人难解的问题：按北洋舰队的布阵来看，扬威位于右翼的阵脚，而济远则位于左翼的阵脚，两者相距差不多在4公里左右，是如何相撞的呢？何况济远是向西南的旅顺方向驶逃，又怎么能与扬威相遇呢？日方的记录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底。

《吉野舰记事》称：“济远、广甲向西北方向逃走。”坪井航三的海战报告更指出，它们“想要经过沿岸浅海逃走”。原来，济远为了避开日本舰群，并不是直接向西南驶逃，而是向西北浅海处绕行，从而撞到了已搁浅在那里的扬威。

历史争议

方伯谦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主要针对他在甲午战争时期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的表现：

（1）丰岛海战中他到底是逃跑还是诈降，期间有没有挂白旗以及日本军旗。

（2）丰岛海战中日舰“吉野”到底有没有被“济远”的尾炮击成重伤。

（3）黄海海战中，他是临阵脱逃还是确实所有火炮均已损坏，无法继续作战？

（4）为什么方氏后裔方俪祥会说是刘步蟾害死了方伯谦？我们一一分析和探讨。

1、甲午战争前的方伯谦

据史料记载，1871年方伯谦和同学们结束在船政学堂的理论功课，到练习舰学习，1874年毕业。毕业后被安排到船政水师“浮波”轮船做教官，同年又担任“长胜”轮船大副。1875年调入船政水师旗舰“扬武”做备用守备（相当于上尉），同年迎娶许家小姐，可谓刚踏入社会，便春风得意。

1877年，方伯谦作为第一批留学生到英国留学。驻英公使郭嵩焘称：初次见到这些留学生，除了严复之外，谈论最多，话语最多就是方伯谦。1880年，方伯谦毕业回国后，被去福建挑选人才的李鸿章看中，调至“镇西”蚊子船做舰长，随后历任“镇北”舰长，“威远”练习舰舰长，之后出任主力舰“济远号”舰长，1888年，和邓世昌等一起被封为副将，1891年，又和邓世昌一起，被授予“捷勇巴图鲁（蒙语勇士）”。可谓是官场得意。方伯谦从被调到北洋开始，就把家眷移居到天津，随后又在烟台，福州等地购置了房产，期间又在威海等地修建了寓所。1889年迎娶陈氏，1890年又迎娶上海葛氏。可谓情场得意。

方伯谦在官场，情场都很得意，爱情事业双丰收。这个和参军之后，仅仅回家3次的邓世昌，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军人，过度的热衷于享受，可以这么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军旅生涯的表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为以后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2、丰岛海战中的方伯谦

丰岛海战中，方伯谦作为队长，带领“济远”和“广乙”护送运兵船至朝鲜，途中与日本3艘主力巡洋舰发生海战，我们先看看方伯谦的描述：

方伯谦记录的济远号的航海日志：

上午四点起锚，同广乙开行。依山而行，方向不定。上午五点半，看见远处有烟。

上午七点，见倭船三艘前来。七点一刻站炮位，预备御敌

上午七点四十三分半，倭督船放一空炮。广乙即自行驶去

上午七点四十五分，倭三船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战到十点，彼此停战。

十点一刻，见操江前来，即旗告我船与倭开战，令其回去，操江见旗即刻转向，敌船一见操江，行缓故不及追赶也。

十一点，见倭督船又来追赶。十二点赶到，在我船之左。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并击毙倭提（提督）并官数十人。彼知难以抵敌，故挂我龙旗而奔。我船舵机已坏，故亦不追赶，定向回威。

从方伯谦的日志上看：广乙号一开战就自行驶去，给人感觉“广乙”作战不积极，而济远号孤军奋战的感觉。另外击毙日舰提督，击伤日舰并逼迫其悬挂龙旗而逃，给人很深的反败为胜的印象。舵机损坏，则解释了为什么没有追击的原因。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详细询问后，向朝廷做了汇报。上海《申报》等根据这方面的报告和消息，刻意写出文章，英雄化方伯谦。

可是之后出现了一连串铁证，证明方伯谦的报告存在极大的问题：

当时的英国运兵商船高升号，被日舰野蛮击沉，侥幸的是，当时的船长以及北洋水师洋员翰纳根等人遇救脱险，据翰纳根回忆：“……九点钟，我们看到最前面一只船，挂有日本旗，上面还有一面白旗招展。该船很快向我们开过来，经过我们时，它把旗降下一次，然后又升上去，以示敬意。”而高升号船长也是亲眼目睹：“……掠过一只军舰，它悬挂着日本海军旗，上面再有一面白旗，这就是中国军舰‘济远’号。”

操江号是一个轻型炮舰，甲午战争时期，主要作为运输舰使用，丰岛海战中被日本俘虏，当时船上洋员丹麦人米伦斯也被一同押往日本，8月14日，其在日本长崎关押地写了一封长信：“……二十三日早九点，见高升号轮船被日本大铁甲三号拦住，该船距离操江号约3英里。操江管带即行转舵驶回，向西约行一点钟之久，见济远兵船突由一岛之后傍岸驶出而行，与一日本兵船开炮互击……至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时，该船驶近操江，突改向西偏北二度由操江船头驶过，想离约半英里。济远悬挂白旗，白旗之下是日本军旗，舱面水手奔走仓皇……济远兵船原可帮助操江，乃并不相助，亦未悬旗通知……”

当时和济远号一起护航的，还有一只中国军舰广乙号，方伯谦的报告中称广乙号一开战，就自行离去，给人作战不积极的印象。方伯谦并称：“但见广乙交战，中敌两炮，船即歪斜，不知能保否”。1894年7月底，后勤要务盛宣怀接到一封英文信，在丰岛海战后首次得到“广乙”的消息。

来信中称“广乙”在作战中受伤，在朝鲜海滩停泊，10多名船员到达牙山，可能已经搭乘一个英国船返回了烟台。9月初，其管带林国祥终于现身，其报告称：“其时，济远在前，竟过倭船之侧，倭船并未扯旗请战，及广乙行至日船对面，该船忽开一炮，以击广乙，济远在前，见之并不回轮助战，即加煤烧足气炉，逃遁回华……”从一系列证据中看出，“济远”在开战后不久就逃离战场，期间悬挂了日本军旗和白旗，也没有相助其他中国舰船。

这里有几个疑点：

第一，方伯谦为什么要伪造报告？其实当时的状况，临阵逃脱，按照《北洋水师章程》，依照律条当斩（官员，兵丁临阵俱需勇往直前。如有回顾，畏缩，交头接耳者，皆斩），方伯谦为保全性命不得已伪造报告。

第二，方伯谦为什么会表现这么差强人意？贪生怕死？其实在开战之初，方伯谦表现尚可，但是在大副，二副相继战死之后，尤其大副的鲜血喷到了方伯谦，据说当时方伯谦表情大变，甚至躲到船舱不敢继续指挥，用尾炮攻击的行为，是水兵王国成自行组织的。

第三，李鸿章和丁汝昌当时为什么没有处罚方伯谦？这个主要由于当时的环境，当时北洋水师处境很微妙，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对立的清流保守派，常常借机生事，李鸿章对伪造报告一事不愿声张，就是怕清流保守派借机进行抨击，再加上李鸿章考虑用人之际，临阵斩大将于军不利，所以才饶了方伯谦。

3、丰岛海战中“吉野”号有没有重伤

既然方伯谦逃跑一事证据确凿，那么到底有没有炮击吉野，致其重伤呢？丰岛海战，爱国水兵王国成自发组织水手，用尾炮轰击“吉野”，传为美谈。方伯谦在报告中提到这一事宜。但是报告由于是伪造的，所以“吉野”当时是否重伤将沉，提督是否被击毙，这些疑问在随后的发展中才一一揭晓。

首先事发后，驻日公使汪凤藻汇报在日本汇报：“未言提督亡，吉野沉”。然后北洋水师发现，在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中的吉野号没有丝毫受过重创之后的迹象。直到看到当时日本的资料，才真像大白：日舰吉野舰长源要一有一份追击济远号的详细报告：“8时6分，以12节航速尾随济远……济远发射的一枚炮弹在我船首附近形成跳弹，打断一些信号索具。……济远号150毫米尾炮射出一颗铁弹（穿甲弹）……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坠入轮机舱……12时43分，我舰停止追击。”济远号洋员哈复门也承认：“吉野”是“小有损伤”。而“吉野”停止追击的原因，则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担心驶离战场太远，靠近北洋水师驻地太近，怕被援军埋伏。也有人说是当时水深越来越浅，“吉野”吃水太深，怕有搁浅的危险。还有人分析是担心另外两艘日舰面对3艘中国船，怕中国运兵船逃脱，所以回去支援去了。

人物归属

1.北洋水师

北洋大臣：李鸿章。提督：丁汝昌。总教习：琅威理、汉纳根。

2.铁甲舰

定远级（管带：刘步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巡洋舰

致远级（管带：邓世昌）·靖远舰（管带：叶祖圭）

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来远舰（管带：邱宝仁)

超勇舰（管带：黄建勋）·扬威舰（管带：林履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平远舰（管带：李和)

3.战役

丰岛海战·黄海海战

4.其他

船政学堂

人物故居

在中国近代海军名将中，甲午战争中被清廷处决的方伯谦肯定是一位历史上受争议的海军高级将领。

伯谦祖上是河南人，先辈随王审知入闽，先居于今天的闽侯上街庄前村，后搬入福州，住过白塔寺后的太平街，再搬入观巷。1885年方伯谦升任济远舰管带（舰长）时，从木柴商人刘寿作手中买下，重建后将全家搬进去。

方伯谦故居位于福州市鼓楼区朱紫坊河沿东端，建于清初，嘉庆至光绪间重修。坐南朝北，四面围墙，主要建筑三进。大门前面有照墙立于河沿，大门口是“明三暗五”门头房。入石框大门，三面环廊，廊下有天井。第一进厅堂面阔五间，进深七柱，抬梁式扛梁减柱木构架，双坡顶，木柱特大，石板平整，正面厅堂，两侧厢房，门扇、窗槛、花格皆楠木制成，雕刻精美。二进前厅正面挂有双龙贴金“诰封盒”。厅前后都有天井，天井两侧是披榭。第三进为双层楼房，上为藏书阁，下为课读的地方。东侧有花厅，原有鱼池，花圃已改建为住房。进与进之间有围墙相隔，过道以覆龟亭联接。

方伯谦的起居室，还陈列着他当年用过的的家具。这是一间宽大的长卧室，精雕细刻楠木门窗，嵌着白色大理石台面的紫檀木写字台，雕花的西式大铁床，精致的四斗橱，依然鲜亮的衣架和书架。房间的用品告诉人们，百多年前的故居主人是一位生活品位极高的人。这些老家具今天看过去依旧很时髦，方家人一直在用。

1894年9月23日，当清廷谕旨诛杀方伯谦的电报传到旅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手中时，丁汝昌即派亲兵抓走了方伯谦，他成了北洋水师副将中前所未有的囚犯。李鸿章于1894年9月24日晚上，下令将方伯谦从囚室带往黄金山麓斩首。

方伯谦死后，留下了一件血衣，并且保留至今，成为一件珍遗的历史文物。方伯谦的夫人、葛夫人曾想持血衣上京控诉。葛夫人对她的侄孙女方俪祥女士说：“那是你伯公的军衣，他是被刘步蟾害死的，你们要牢牢记着”。

前海军联欢社管理员黄道源、办事员杨树滋对郑练简等毕业生们说：“这套血军衣是“济远”方管带在指挥台指挥督战中被站立在他身旁的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这件血衣的陈列足可证明当时方伯谦管带并没有临阵畏缩，是英勇善战的”。

据方的后人回忆称，当年，方伯谦的棺木运回福州时，这件血衣放在“诰封盒”。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海军联欢社二楼的一个房间内，用作甲午海战陈列室中曾公开展览过。据说，解放后这些展品均被装箱北运，海军联欢社也被改为他用了。

新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一书指出，大陆解放后，联欢社原址开辟别用，编者曾询问知情者张序三将军，张序三将军说：大陆解放后，联欢社增加展出内容，作为华东军区新建海军学习、参观的基地，事后展品全部装箱，估计还存在某座军用仓库中。因此，一些人认为这件血衣还存在。

也有人说，在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诰封盒”被红卫兵所毁；当时他们还从阁楼上搜出方伯谦的沾血军服和马刀（指挥刀）。这件沾满血迹的军服，可是被人抄去后，至今下落不明。如果这珍珍遗的血衣在黑暗的文化大革中失掉，也只是中国在这段时间失去的万千祖先留下的文物和回忆的一小片段，对习惯善忘的许多中国人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方家二进大厅、在当年方伯谦卧室、在方家厨房，都挂着方伯谦的一张照片。这是后人根据方伯谦的照片请人绘画的。

由于方伯谦在历史上是一位有受议性的人物，因此不同的人对方伯谦的评价，自然是南辕北辙，无可厚非。让证据去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