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董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新中国成立后，私塾逐渐消失。

定义

私塾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塾是东亚传统社会的教育机构，也叫私学、民学、书馆、私塾，或学堂；私塾大多由读书人、秀才等私人开办，由教书的人在自宅设立，入学者多系六岁至八岁孩童，由学生缴交束脩，富家门第则独力延师授课，或由乡井合赀开课，其教学宗旨主要是启蒙识字，读书内容多半与科考有关，包括四书，诗、书、易、和左传；年龄较大者，则读古文，习字，作诗文，修业年限视各人需要而定。

私塾通常教些人文的修养以及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学问，包括从以识字启蒙教育为主的三字经、千字文，人文基础以及考试必考的四书五经，生活修养方面的礼乐、以及能表现个人文学能力的诗文等等。

种类

私塾有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古代很少把“私”和“塾”两个字直接连起来使用。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等，这些字眼都带有几分文雅气或亲情味。私塾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义塾带有免费教育的性质，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族塾依靠族产支撑，属于宗族内部办学。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不招收外姓儿童。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这种私塾称为家塾。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过去，私塾多为蒙学程度，以自设馆为最多。塾师文化水平悬殊，他们当中既有像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源流发展

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

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隶经杂箸》甲编卷下）

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20世纪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从全国范围看，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这几段时间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

经馆受废科举的直接冲击，纷纷停闭。时间不长，社会上很少再有经馆，剩下的几乎都属于蒙馆。清末民初，义塾、族塾或者改办小学，或者停办。开办家塾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地方政府不便过问。自设馆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对象。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35年底，全国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经过改良的私塾称为改良私塾，办学介于新旧之间，是从传统私塾向近代小学过渡的教育机构。1915年，商务印书馆为改良私塾设计了一个课程表，其中有修身、国文、算术、读经、体操、游戏。国文、读经采取复式教学形式，其他课则私塾学生合上。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对全市私塾进行常识抽考，发现各塾平时对于常识课都不甚注意。其实，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这样的办学水平上：都开国文（后改为国语）课，不少加授算术；部分采用小学教科书，但没有完全放弃传统蒙学教材。国文、算术需要塾师加以讲解，改良私塾为此添置了黑板、粉笔。

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会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检点的地方：对私塾办学的特殊性缺乏考虑。私塾改良收效不大，农村的私塾还是以旧式私塾居多，鲜有改良者。每当私塾改良活动处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放松了对私塾的管理时，社会上就会冒出一批私塾来。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以及抗战期间，新开办的私塾比较多。中国古代有私人办学的传统，崇尚文化知识。遇到战乱，官学受到冲击，私学便趁机填补官学被破坏所造成的教育真空。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具体表现为私塾的反弹。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董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1949年夏秋间，江苏省仪征县对私塾的处理办法有：1.分区举行塾师甄别试验，合格者发给设塾准许证，不合格者劝其转业。2.组织塾师学习。3.组织少数塾师参加冬学研究会和冬学工作，成绩优良的帮助转为公办小学教师。这一年，仪征县有41名塾师转业，主要是回家务农。然而，受战争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无暇顾及整顿私塾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县还有私塾存在，多者达数百所；有些县私塾所剩无几，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了。教育部根据《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视为一种私立学校，当成了改造的对象。1949年12月，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一般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中国教育年鉴（49—81）》）逐步改造和突击消灭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暂时没有被完全取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办私立中小学：“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教育事业，以适应今后国家建设需要，本部已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同上）随后，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学，有的主动关门。到了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上在社会上绝迹了。

1964年9月，北京一处偷偷办学的私塾，被公安机关发现后取缔。私塾的主持人当时被定性为“非法开办私塾，宣扬封建礼教”。

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复苏。80年代初，湖南平江的农村悄然出现了私塾。老塾师朱执中在家中重操旧业，教授乡人读“四书五经”。朱执中让学生读老书、习诗文、练书法，教学因人而异，注重背诵和体悟，这些做法都没有超出传统私塾的范围。不过，朱执中不再体罚学生，比老私塾前进了一步。

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读经热”的升温，私塾补习班在社会上应时而生。2005年10月，张志义在苏州开设“菊斋私塾”，刻意追求古典情调。塾师身穿儒士长衫，室内悬挂孔子画像，儿童作揖打躬学习古代礼仪。张志义向学生讲授《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易经》、《老子》、《庄子》以及诗词韵文，中间穿插讲授古乐、书画、茶道。张志义是一个国学爱好者，“菊斋私塾”的办学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它与传统私塾的精神是一致的，尽管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教育方式

私塾乃中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学时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教材

中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教学方法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中国教育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对现代人说来，“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况这样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过虽说它那样古老，而其寿命却很长。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学习年限也颇自由，并未如远古规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还是那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包括穷乡僻壤的各种私塾。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这是极少数，只能教程度极低的蒙学，稍微高些就不成。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

教育方法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同时同读一种书的学生，教师也可以按他们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记忆力，理解力分别读不同数量、不同进度的内容。一般都以“句数”计算，即每天老师大体规定读多少句生书。当时读的书，都是没有标点的。老师教学生读生书时，用朱红毛笔点一短句，领读一遍，学生读一遍，到一完整句时，画一圈。如《论语》开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老师在“子曰”边点一小点，领读“子曰”，学生也跟“子曰”，然后点读“学而时习之”，然后圈读“不亦悦乎”，学生均跟着照读。这就是老师教学生读书，也就是所谓句、逗之学。一般人如此读书，皇子也如此读书。福格《听雨丛谈》记“尚书房”，“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可见皇子和民间读书情况是一致的。

意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2000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承，并驾齐驱，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勤苦耕耘，不懈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私塾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私塾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无可否认,私塾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及传承发挥过较大的作用，对于今天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教学方法改革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仍然具有现代价值。

古代私塾的教育是以自学为主教学为辅的，特别重视学习主动性的培养，是一种自主性的学习，老师只起指导作用，不同于现行的“灌输”式教育。以德为先，品德教育被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这与当下学校教育过多做来上课，平时要花大量的时间为生存而工作。不像现在的大中小学生，几乎都是脱产教育，学到的很多知识，根本与现实不挂边。

教学的灵活性和个性化。不同的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安排都是不一样的，比较个性化，没有固定不变的教学模式，教学的灵活性也有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教育的低成本，老师选择的多样性。一般是就近学习，学生跟随本村本乡的私塾先生学习，还可以几家合请一个先生来家里教学，学费相对于现在比较低。对于不喜欢的先生可以马上不跟他求学另请高明，不想现在的学校里的课程安排，学生几乎没有发言权，学校怎么安排课程和老师，学生就得听从，学校教育成了一种教育垄断，别无选择。教师得通过口碑建立威望。没有我们现在学校里的职称评定制度，老师的好坏水平高低在学生们的口碑里，不是上级来认定的，教师向学生和家长负责而不是向教育部门的领导们负责。

而私塾教育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个房子，有个桌子，再有个学究就可以开办。农村的私塾教育功能当然首先是把个别的农村孩子教成读书人，或者说是主要的功能则是教众多的农家子弟认识几个字。除此以外，私塾还存在着另一种功能，即与传统农村的生活状况紧密相连的。我们都说，传统的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礼俗既是农村日常活动，也是农村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但是，无论是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还是年节庆典的各色风俗活动，都离不开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参与其间，既要主持喊礼，又要从事各种文字事务。显然，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都要靠私塾这种旧教育，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对生活并没有特别紧要的关系，实际则不然，农村人不仅日常调解和叙事话语要依赖它，而且乡村组织的活动，农村人的风俗行为没了它也无法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