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歌前身是“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鲁迅传》编写小组）”成员，于1972年按照周恩来大学文科复课的指示在上海成立，隶属于上海写作组。小组工作地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组长是华东师大（当时已并为上海师大）的教师陈孝全，副组长是复旦大学的教师吴欢章，主要成员还有原上海京剧院的高义龙、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共五人。其他成员还有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周献明、林琴书，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一纲，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江巨荣、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余秋雨，以及当时师大二附中的语文教师孙光萱。

编写组编出的主要教材是《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散文诗歌选》，署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师大教材编写组”。1973年2月，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工农兵学员，还编写过一本给少年儿童读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是非教材类，署名“石一歌”。“石一歌”是“十一个”成员的谐音。

基本简介

石一歌前身是“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鲁迅传》编写小组）”，于1972年按照周恩来大学文科复课的指示在上海成立，隶属于上海写作组。小组工作地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

成员信息

组长是华东师大（当时已并为上海师大）的教师陈孝全，副组长是复旦大学的教师吴欢章，主要成员还有原上海京剧院的高义龙、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共五人。其他成员还有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周献明、林琴书，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一纲，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江巨荣、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余秋雨，以及当时师大二附中的语文教师孙光萱。编写组编出的主要教材是《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散文诗歌选》，署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师大教材编写组”。1973年2月，这个教材编写组的工农兵学员，还编写过一本给少年儿童读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是非教材类，署名“石一歌”。“石一歌”是“十一个”成员的谐音。

与余秋雨

中国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是原教材编写组成立时的成员之一。有传闻说1972年时26岁的余秋雨是其中年纪最轻的成员；但是由于小组内有四名工农兵大学生，这种说法不可靠。据“石一歌”活跃成员孙光萱说，余秋雨曾建议将“石一歌”改为“石一戈”，未被该组组长陈孝全采纳。1973年2月署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是给少年儿童看的读物。余秋雨自述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石一歌”这个署名，而这本书的作者是小组内的几个工农兵大学生。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离开编写组。孙光萱认为他被调到康平路141号上海写作组本部，负责联系“石一歌”；但是余秋雨自述是被疑患肝炎前后，居住在康平路183号三楼，同一栋楼内还有其他复旦大学的教师，其后借病离开了上海到浙江奉化隐居读书。在上海写作组系统的清查档案里，存有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期间，即文革后期政治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内，上海写作组系统的全部会议记录，包括中央文件传达会、大批判动员会、选题策划会、务虚会四类，共有271次会议，不同的参加人员共计有467人，但是其中没有余秋雨的名字。1973年11月，余秋雨曾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但署名不是“石一歌”或者任何其它组织团体，而是“秋雨”。

余秋雨谈“石一歌”

“石一歌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组织。”“石一歌和我的关联就那么一点点。”

新京报：根据你在《借我一生》中的叙述，你与“石一歌”没多大的关系。

余秋雨：石一歌这个组本身就很好笑，现在报纸报道也搞错了。石一歌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组织。是为复旦编工农兵学员教材的，这个组可以说是在为小学生编教材。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文化只有小学水平。组长是华师大的，副组长是复旦的，因为我们学校太小，没有地位。这些复旦、华师大的老师，现在还是文学院院长，学报的主编，他们都是领导。我几个月写了一千字。如果石一歌开会，我进去非给他们赶出来不可。我就是在早期晃了一下，你小小的戏剧学院在这儿，能有什么鲁迅的课程？当时学校派了一个人去，一看很无聊，完全是为了小孩编什么东西，后来就回来了，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石一歌开过很多会，他们存在六年，我就在那儿呆了几个月。主要是讲我的两篇文章，讲鲁迅和胡适，这完全是我的署名，那个时候，我帮他们注释过几篇鲁迅的小说，《祥林嫂》等，署名是“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教材编写组”。

新京报：从你的书中来看，石一歌本身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余秋雨：石一歌和我的关联就那么一点点，而且是周恩来要求成立的，周恩来一直还是肯定的。另外，教材编写组有些人都没文化，你说这么些人不好也不对，他们现在也是普通的教师。

新京报：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余秋雨：是这样。我举个例子，我很清楚有三四个人在写文章骂我，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想对我好的人，如果我去拉关系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作为文人，我不能这么做吧。例如湖北的古远清，他早期对我的吹捧已经到了很少见的地步呀！他发表过大量吹捧我的文章，我都有证据的。他专门写了一本叫做《余秋雨论》的书，让我推荐给出版社，我说我不可能推荐写我的东西。还有北京的肖夏林，电话给我说“中国文人里我讨厌的是王朔，最佩服的就是你余秋雨”。我说王朔是我的朋友，是很好的作家，你刚刚从大学毕业，不要这样看问题，然后他就开始骂我！这个是国外的“破坏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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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中旬，正逢“四人帮”倒台，但是为顾及国际影响，被疑有政治问题的上海写作组主要领导朱永嘉仍然被命令按与日本先前的约定进行了友好访问。9月刚刚从奉化返回上海的余秋雨被指示以“石一歌成员”名义参加访问日本代表团，据余秋雨自述是同时担任监视团长朱永嘉的任务，并拟定朱永嘉发言稿。朱永嘉访问归来，在飞机场即被带走隔离审查，他回忆自己并不知道余秋雨当时有监视他的任务，并且他计划余秋雨随团出访是在“四人帮”倒台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余秋雨的散文集在国内外华人中广为流传之后，出现了指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要求余秋雨忏悔的声音。2000年4月孙光萱在《文学报》1134期上发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自称正式揭发余秋雨的过去。2004年8月，余秋雨在半自传形式的《借我一生》一书中，否认自己为“石一歌”成员。在《借我一生》中被化名“金牙齿”的孙光萱认为，余秋雨在书中避重就轻，回避事实。

此后余秋雨曾“出于幽默”，在全国媒体提出悬赏，如果有人能找出出自他手并署名“石一歌”的任何一篇、一段、一行或者一句文字，他情愿支付全年年薪并在全国媒体公开道歉，结果在持续了一年多的公开“悬赏”期间内并无人回应。